借鉴新加坡

1978年11月12日，李光耀在新加坡迎接来访的邓小平

邓小平出访与新加坡经验

尼克松访华之后，李光耀才首次向中国政府打开了大门，批准中国的乒乓球队到新加坡进行访问。在此之前，中国的两次访新请求都遭到他的拒绝，一次是杂技团演出，一次是北京的商贸团访问，李光耀觉得没有必要第三次拒绝中国了。

但李光耀去现场看了一场比赛后却大为生气：“大多数观众在嘲笑本国队伍，同时又高呼毛主席语录。”这是最令他头疼的事，东南亚诸国都忌惮中国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支持和它对本国华人的影响力，尤其是3/4人口都是华人的新加坡，总是最常遭到印尼等国的怀疑。来自邻国的敌意是这个人口只有200多万的城市国家时常要考虑的问题。

当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便直言不讳地说，尽管邓小平东南亚之行的目的是来争取各国的支持，阻止越南和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但东南亚国家却认为中国才是主要的威胁来源，因为这里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却有海外华人，中国政府不断向东南亚人民做政治广播，鼓励他们进行武装起义，甚至号召他们回国参加四化建设。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当时的反应：

1965年，李光耀视察新加坡郊外一处低收入者居住房的建设情况

邓的表情和肢体语言都显示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说得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告，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注：东盟）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国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

两年后，泰国和马来西亚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果然终止了。李光耀称赞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领导人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他只有五英尺高，但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邓小平同样赞赏李光耀在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他告诉李光耀，58年前，他在前往法国马赛工作学习的途中曾经到过新加坡，当时“一战”结束不久，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次到访他目睹了新加坡发生的巨变，他向李光耀表示祝贺。李光耀对他说，新加坡只是一个200多万人口的小国。“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上海，我也可以使上海发生同样快的变化。可是中国太大了！”邓小平感叹地说。

在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考察了新加坡最大的新兴工业园区裕廊镇和新加坡实施公共住房计划的情况。裕廊镇管理局主任郑章远向邓小平介绍说，这片占地5000多公顷的工业区在16年前还是一片荒地和沼泽。新加坡是世界海路运输交通的重要中心，对外贸易是新加坡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这些年来，新加坡也一直在发展制造业，已在裕廊镇建立了三家大型炼油厂，加工提炼来自中东的原油，还建了几座用进口废钢作原料的钢厂以及卡车装配厂、造船厂、石油化工厂、鱼类加工厂，并完成了一些房屋建筑工程。

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局长范德安告诉邓小平，新加坡政府在1959年开始执政时，就对当时严重的住房问题予以优先注意，在1960～1975年的三个房屋建筑五年计划完成时，共计有80多万人住进了公共住房，到1985年下一个房屋建筑五年计划完成时，总人口的75%将会全部住进公房内。现在新加坡每年完成的建筑面积有300多万平方米，其中2/3是10层到20层的公共住房大楼，水电和煤气的每月开支通常占一个家庭收入的5%～10%。邓小平听到共计有3万名技术人员和工人从事住房建筑时说：“这个数字不大。你们建筑业机械化程度高。”

但原本参观公共住房的环节因故取消，随行翻译施燕华曾回忆说，邓小平有点失望，只能到住房和发展局办公大楼顶上瞭望新建的住房。临回国前，施燕华突然接到警卫通知，邓小平要看看她住在总统府宾馆小楼的房间。“我的房间不大，呈方形，带洗澡间，与国内当时的标准相比，洗澡间不算小。邓小平站在房间中心环顾四周，包括窗户的朝向，然后进了洗澡间。‘视察’完毕，他说了一句：‘不错！’扬长而去。”

出发去机场前，邓小平接见了中国驻新加坡机构的负责人，讲话中说，路子要走宽一点，要实事求是。“本来长得很丑，为什么要装美人呢？”他提到北京前门一带的住房，说：“北京在前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来看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施燕华说：“我顿时醒悟，原来邓小平未能看到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把参观国宾馆内的各个房间作为弥补，我这个小翻译的房间因而成为他调研的对象，‘学人家是怎么搞的’。通过对比，他体会到我们同新加坡在这方面的差距，提出要多到外面看看。”

李光耀料想到这次出访会给邓小平内心造成极大的触动。他曾回忆道：“当机舱门关上后，我对我的同事们说，回去后他的部下一定会受到责备，他见到的新加坡是他之前在看报告时从未提到过的。”邓小平回国几星期后，李光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介绍新加坡的文章。“新加坡被描述成一个在绿化、公房和旅游业上都值得学习的花园城市，我们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在出访新加坡前，邓小平先是访问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单从《人民日报》在这段时期对三国的报道频次和内容上即可印证出邓小平对新加坡印象最为深刻。有关新加坡的单独报道共有7篇，介绍了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公共住房、工业、旅游业、环境卫生等等，而对马来西亚的介绍只有4篇，泰国的只有3篇，内容关于橡胶、椰树、灌溉、大象等等。

邓小平回国时，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4天。10月底他从日本访问回国后，曾同胡乔木谈了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当时他亲自确定了主题：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但他从东南亚三国访问回来之后发现，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成为共识，原本准备的闭幕会发言稿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新的讲话稿要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作为主题。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人在家中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谈了很多意见。这次谈话，胡乔木有一个记录，用圆珠笔记在文稿的最后一页上，字很小，这份手迹后来发表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上。邓小平谈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提到工人工资和农民收入，还有工人的住房，他特别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币有权买房产，5间房子，70平方米，花半年工资。那里的房租=工资×15%（欧美日的1/3），可见这次出访对邓小平设计未来思路产生了具体而深刻的影响，而他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邓小平访新时李光耀曾有点“激将”式地说：“新加坡的华人都是从中国大陆广东、福建来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后代，打工仔的后代。你们中国大陆都是留守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状元的后代在那里开枝散叶，你们的素质更高，没有什么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做不到，或者不能做得更好。”学者傅高义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曾经告诉他，邓小平看到新加坡的面貌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惊叹于新加坡的发展水平，意识到这一定是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对本刊分析：“邓小平之前刚刚访问了日本，前几个月谷牧带队还访问了欧洲，如果我们比欧洲和日本差，心理上还能够接受一些，但像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这些被传统的中国视为‘南蛮’的地方，现在发展得远比中国还好，他就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这是体制的问题，这大大增加了他改革的意识和决心。”

吕元礼说：“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借鉴了很多来自新加坡的经验。和日本相比，新加坡的开放程度更高，大量引进外资，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把引进外资看成新的殖民主义，但李光耀说过，他没有办法，只能接受剥削，因为他们生存不下去，结果在全面开放的过程中获得了收益和经验。”

邓小平对新加坡利用外资带动经济迅速发展印象深刻，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992年“南巡”时，他又针对有些人说发展“三资”企业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其思想仍然是上述新加坡经验的发扬光大：“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律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说：“20年之后，广东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方面都应该追上亚洲四小龙。在这些方面中国应该比这些地区做得更好。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邓小平的讲话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学习新加坡热”，许多代表团前往新加坡进行考察学习，仅在1992年，就有400个代表团去到新加坡。他们想更好地了解，新加坡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是如何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的。

吕元礼说，邓小平对新加坡经验的借鉴可以用李光耀的一段话来解释。1974年李光耀与印度总理讲：“我自认为对中国人的心理有特殊洞察力，中国人聪明、务实、勤劳，你别看中国现在经济差得出奇，但是第一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二有信得过的官僚，第三有市场经济同时以社会为依归，搞市场经济同时强调社会第一、个人第二，而不像美国一样强调个人第一。依靠这三条，中国大陆不仅可以和新加坡、香港地区这样的地方竞争，它甚至可以和日本竞争。这样的时候不远了。”吕元礼说：“李光耀认为，在毛泽东以后，中国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果然中国从1978年开始经济腾飞，而且中国目前来说，遵照的就是李光耀当时说的这三点。为什么李光耀会有这样的观点呢？因为他自己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建设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党领导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台湾地区、韩国都是在这个时期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

打包移植：苏州工业园

1978年邓小平访新时曾震惊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裕廊镇工业区的形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园的创始人、主管新加坡经济的副总理吴庆瑞专程陪同邓小平考察，向他详细介绍了工业园的基础建设、引进外资、科学技术、优惠政策等。吴庆瑞是新加坡著名的经济学家，为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邀请他于1979年访华期间，得知他因年事已高准备请辞总理之位后，邓又邀请他来中国担任国务院的经济顾问，协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协助东部城市的经济开发区建设。

吴庆瑞成为中国经济顾问，直接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经验传递给了中国。首先是吸引外资，中国前驻新加坡大使张青曾回忆，吴庆瑞通过与新加坡外商的接触了解到，他们对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抱怨甚多，指责中方不敞开国内市场，要多数产品外销，在中国销售有限，这会减弱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吴庆瑞曾对中国领导人说：“外商确实想占领中国这个大市场，你们永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是新加坡的经验。但是，中国一定要开发国内市场，认真选择合适的项目。引进外资的重点应放在出口和高科技产业这两个方面。中国吸引外资，但不能坐在国内等待外商，而应尽快走出去与国际接轨，猎取信息，挑选项目。中国可以在发达国家的重要城市设立办事机构，成为同外商接触联系的窗口，可以无偿向他们提供咨询服务，疏通渠道，解决疑虑。”

苏州工业园区鸟瞰图（摄于2005年）

吴庆瑞坦率地说，他在与沿海经济特区负责人的接触中，感到他们不太懂经济战略：“他们向我介绍的经济情况不太准确，一些具体数字也讲不清楚，很少人提出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我走访时，他们高兴地带我游山玩水，但不能同我就经济状况深入交换意见。搞经济不是搞政治，搞外交也不能像打太极拳，我建议国务院选拔优质人才，更换某些城市和特区的负责人，这对当地经济和吸引外资有重要作用。”

在之后几年开工的苏州工业园项目中，吴庆瑞创办裕廊镇工业园的经验更是直接移植到了国内。裕廊集团是新加坡贸工部下属的官方机构，是新加坡最大的工业地产发展商，它的全资子公司裕廊国际在1994年与苏州市政府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项目，在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新城区的规划和建设，该项目建立了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由两国副总理共同担任主席。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学术主任黄朝翰与吴庆瑞非常熟悉，也曾对苏州工业园进行过为期两年的研究，他回忆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大力支持这个项目时说：“在邓小平赞同新加坡模式后不久，来自不同层次的几百个中国代表团陆续来到新加坡考察和研究，比如公共房产、劳动政策、中央公积金制度、港口和机场的管理、裕廊工业园的发展等等。很快，新加坡的领导们就明白了，一个国家的发展经验不可能靠一次参访或者特别的观察就可以学到手。这些经验在输出之前，必须系统包装，这种观念造就了新加坡软件计划的出笼，它也被认为是新加坡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及其背后基本制度结构和运行理念的总结。软件计划输出的途径就是通过参与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来实现，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的专业经验主要集中在裕廊工业园的发展上，把二者结合起来，成为双方官员的共同目标。”

城市规划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国家管理体制和政策的影响，新加坡的规划理念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接受，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国在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的管理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因国有土地占很大比重，政府可以通过出售土地来管和促进发展，中国也可以像新加坡那样，政府利用不同类型的工业园为产业提供发展的平台，有计划地组织和吸引各类跨国企业的投资。

在园区开发的初期，新加坡派出了在城市规划、工业区开发和住宅建设方面的三家权威机构组成的规划团队，代表新方主持园区的总体规划，这完全不同于国内大部分开发区由一家规划设计院总体负责的惯例。新加坡很多公共工程都要受“硬性预算限制”，也就是需要通过市场的赢利检验，来保证它们可以有限运转。“这种市场原则对苏州工业园尤其重要，因为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工业开发计划。从一开始苏州工业园就有私有经济的参与，来加强它的商业化的可行性。”黄朝翰说，但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启动国有企业改革，“所谓‘硬性预算限制’的观念对中国官员来说基本是陌生的，他们认为，大型的公共项目不是靠纯粹的市场力量来推动的。因此新加坡政府很难在苏州兜售其市场原理。但随着这些年经验的获得，苏州当地政府已经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苏州工业园的运作需要坚持严格的市场原则，当地政府的责任就是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苏州工业园的另一个考验是来自双方执行层面的争执。黄朝翰说：“一开始新加坡很重视‘从上而下’的方式，设想如果北京和新加坡都一起看好这个工程，就不会有太大的执行障碍。但中国政府分为五层，新加坡似乎高估了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影响力和意愿，也低估了苏州政府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度。北京并没有以中央政府自居而直接干预摩擦和争端，而这些最好是由苏州当地官员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的。”

但这些在建设中的磕磕碰碰并没有影响苏州工业园的发展。2001年，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公司开始扭亏为盈。由于率先投资高新技术，苏州工业园因此获得了金字招牌，也成了吸引优质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磁铁。到2008年为止，苏州工业园已经吸引了3300多家外资投资公司，包括财富500强中的77家企业，累计合同金额达到了280亿美元，到2006年底，已经使用的外资达到了120亿美元。2007年，苏州工业园的GDP贡献是840亿元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了24%。而目前裕廊国际作为一家具有开发经验的规划咨询公司，已经在国内开展了更多可行性研究、产业定位、规划设计和建造等产品服务，将新加坡的城市规划经验运用到全国各地。

（感谢实习生郭木容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建设邓小平南方谈话经济经济学新加坡经济借鉴发展李光耀时政新加坡经验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