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吉宁，环保部长的故事与挑战

陈吉宁

年轻的部长

2015年3月1日，“两会”政治季即将拉开序幕，陈吉宁第一次以环保部部长的身份召开了新闻界座谈会，征求新闻界对于当前环境形势的看法。座谈会没有设主席台，身着灰色休闲西服的陈吉宁与参会的记者们面对面坐着，一边听取记者说法，一边在本子上记录着。和他所担任的职位相比，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政治素人”着实显得有些年轻。他生于1964年，是1949年后清华最年轻的校长。“十八大”之后，25个部委的新一届掌门人平均年龄60.8岁，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比陈吉宁大7岁。

“年轻”也是清华学生对这位刚离任校长最深刻的印象。他总是骑辆像80年代的“破自行车”，笑眯眯地穿过校园。穿着印有“清华大学”字样的纪念衫，出现在学校2015年的元旦晚会上，用和缓但抑扬顿挫的语气在晚会上致辞，并以调侃节目中逗趣之处的方式，为自己的元旦致辞暖场。在大学生最热门的社交工具人人网上，甚至还有一个疑似他的账号。一张他穿着白T恤、休闲短裤、懒汉凉鞋，坐在商场女装店门口的椅子上看着手机等待夫人逛街的照片，曾是人人网上的热门图片。当本刊记者就对陈吉宁的印象采访清华学生时，得到的回答大多是因“年轻”而衍生的亲近感。学生们评价他“没有架子”、“和蔼”，甚至还带点理工男的“不羁”。

但对陈吉宁所即将担起的重任来说，“年轻”还代表着更复杂的含义。“环境保护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生物、化学、气象学等多学科基础知识都要涉猎，缺少某一方面的知识，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深度一定不够。”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王洪臣对本刊记者说，“但我国环境领域的资深学者，很多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在交流过程中，你就能听出他的知识体系不完整。”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老教授王占生是陈吉宁入读清华时给排水专业的老师，也是我国净水行业资历最深的学者，他的求学经历便能说明所处年代对知识结构的影响。王占生是“文革”前的大学生，1953年从清华土木系毕业，后到苏联列宁格勒建工学院留学，专业都是给水排水。“那时候还没有环保专业，我们像苏联一样，从土建、市政建设方面来设置学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严重的环境问题，更多的是市政建设的问题。城市建设没有自来水不行，所以给排水很重要。”

2012年2月20日，清华大学举行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宣布陈吉宁任清华大学校长

随着上世纪70年代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环境不再是为城市建设服务的附属品，渐渐成为独立的问题。到70年代，污染问题在中国初露端倪，国务院成立了三废（废物、废水、废气）办公室。“有一次清华校长刘达去全国人大开会，听到大家反映环保问题，回到清华后，就询问学校是不是有相关专业。我们告诉他有给水排水、暖气通风两个专业，一个跟水污染接近，一个跟气污染接近。他当时就说，要办这方面的专业，需要人。所以1977年，‘文革’之后第一次招生，我们就招了一批学生，学习环境工程专业。”

这是中国环境工程教育史上的一次进步。“我们叫环境工程后，名称就统一了。当时教育部成立了教材编写委员会，环境工程就委托我们来做。我记得1984年，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小组，去国外考察各国在环保上怎么设置专业、培养学生。我也参加了这个小组，主要到了德国的大城市，考察他们的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和学校。”

1981年，当17岁的陈吉宁以531分的高考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环境工程专业时，他所接受的教育已经与他的老师有着很大的差异。虽然师资力量主要来自原来的给水排水专业，但环境科学的完整教育已经粗具雏形。学科涉及的不只是水的问题，还关涉大气、土壤等自然要素。学给排水、化工出身的老教师们，被分配到了固体废弃物、大气、给排水三个小组。“‘文革’后学环境工程的学生，知识结构才算基本完整。”王洪臣对本刊记者说。

在英国

1988年，从环境工程系研究生毕业的陈吉宁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他最初就读于布鲁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第二年7月，转学到了帝国理工学院土木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生导师布鲁斯·贝克（M.Bruce Beck）向本刊回忆，陈吉宁之所以主动投奔到自己门下，是因为读了贝克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环境系统分析和预测的论文，很感兴趣。陈吉宁在帝国理工大学期间的研究主题就是环境系统分析与控制，这个方向也成为他未来20多年学术研究的主轴。

以有效的数学模型来分析预测环境问题，是随着环境压力增大和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工具。20世纪70年代，这些工具首次在国际上被应用于解决河水水质方面的环境问题。其时，工业革命已经结束了100余年，欧美国家经过了一轮严重的环境污染的洗礼。英国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水环境问题，20世纪中期，以伦敦烟雾事件为代表，大气污染凸显出来。经过数十年的治理，到70年代，环境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改善。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都在寻求一种更精细的环境监测和预测的方法。受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推动，环境系统分析应运而生。

在英国求学期间，陈吉宁运用新的分析工具，参与了相当广泛的课题。“陈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对污水生物处理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建模和实时控制。这项研究具有普遍适用性，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美国、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与此有关联。很大程度上基于陈的博士论文所做的研究，我能够举荐他在1992到1994年以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的身份继续在帝国理工学院深造。在这期间，陈的研究范围有了实质性的拓展，包含我自身也在从事的环境系统分析和控制的所有领域。”布鲁斯·贝克对本刊记者回忆，“他的博士后身份让他能够在‘生态城市’（如今我称之为‘城市美化环境’）的供水和排污基础设施方面做出技术性的前瞻和创新，并在增进对城市肌体新陈代谢的理解和进行严谨的计算机分析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生态城市”不仅仅是一个有关科学的项目，更是人类希望在科技帮助下实现的一种美好的生活哲学。城市不再只是个大量能源的消耗体，而是可以将消耗转化为资源的可持续生命体。“陈吉宁的研究是对水、能源、碳、氮和磷等进入城市，在其中转化并最终排出城市的方式进行分析。这一‘整体系统视角’至关重要，因为它在这些物质和能源进入社会生活和经济中时将其视为预消耗资源，并在它们排出城市进入周围环境后被看作消耗后资源——是可以被恢复的资源，而不是废物或是污染物。因此从整体系统视角出发，清洁技术创新能够改变城市肌体的新陈代谢，使之在未来向环保可持续方向发展。这就是陈吉宁一直致力其中的工作。但是此业并非他一人之力一生之时便可完成。”

在与他共事过的同事和导师眼里，陈吉宁在英国求学期间表现出了不凡的专业能力。“他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一个可以用他强大的数学建模和分析能力解决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年轻研究者。”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荣休教授惠特（Howard Wheater）对本刊记者说。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共同参与了一个迄今仍然重大的议题——关于放射性废弃物深层地下处置方案的安全评估。不仅如此，他的研究还表现出了最为重要的原创和前瞻性。“在陈的研究中，他承担了细节性和具体性的工作，包括对时间序列分析的数据统计和工业程序控制，信号和信息处理以及做出预测。简言之，人们可能觉得他20世纪90年代的论文研究已经论述了我们如今在基础设施管理和环保可持续的清洁技术创新方面所称道的智能技术。当然我是在很晚之后（大约2010年或是2011年）才察觉的。”布鲁斯·贝克对本刊记者说。

在英国求学期间的物质生活并不宽裕，但陈吉宁并不对外讲述生活的艰难，甚至他的导师都不知道他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伦敦开始学术研究时，忍受着非常严酷的物质环境。但我是后来才得知那些震撼我的具体细节。陈吉宁总是用阳光的心态和一种合适的谦逊来对待自己的境遇。”布鲁斯·贝克对本刊记者说。“陈吉宁是个强壮、善于思考、外向型的人，对家庭很重视。他妻子也在伦敦我的组里工作，她博士研究的是放射性核素的植物摄取。陈是一个独立思考者，接到问题之后就会寻找创新型解决方案。我觉得他有能力在一所顶尖的欧洲或北美大学中取得学术生涯的成功，但是他决定回到中国做学术。”惠特教授对本刊记者说。

环境战争

陈吉宁上任环保部长的第一天，就让有关司局列出了2014年大气污染治理、雾霾治理的工作单。他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念出了这个很长的单子：“去年，实际新增电力行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分别为1.3亿、2.6亿、2.4亿千瓦，脱硫脱硝装机容量占比达到95%和82%；3.6万平方米钢铁烧结机新增烟气脱硫设施，占比达81%；6.5亿吨水泥熟料产能新型干法生产线新建脱硝设施，占比达83%；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600余万辆，超过过去3年的总和；淘汰燃煤小锅炉5.5万台，各地煤改气工程新增用气量25亿立方米。各地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违法犯罪案件2080件，是过去10年总和的两倍。我看了这个单子以后感到，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用这么大的工程和投入治理雾霾，我们是在用硬措施、硬任务来应对硬挑战。”

实际上，在某一年中对某一项污染所投入的资金和人力，还不过是中国几十年环境战争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上世纪90年代末，陈吉宁回到中国时，国内环境治理的主战场是水体——这正是他所学的专业。在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史上，对水的治理通常都放在第一位，一是因为水体污染在外观上最容易凸显，另一个原因则是从治理的现实成本考虑。清华大学教授王占生记得，1984年去德国访问时，考察当地的电厂污染物治理情况：“他们实事求是地说，因为没钱，当时只有一两个厂的废气是完全治理的。但所有电厂的废水已经都处理了，因为废水治理的成本比废气低。废气治理要脱硫、处理氮氧化物，要花好多钱。当时我就算过了，盖一座发电厂，大概要有四分之一的经费用于废气处理。上海就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治理废气，后来还是决定留着以后治吧。”

“水专项”是中国水污染治理的一场大会战。2006至2020年的“十一五”及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有16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其中一个就是“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重大专项又分为五个主题：城市、河流、湖泊、政策、监控预警。陈吉宁是总体组的副总师，也是城市主题的专家组组长。能在回国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在举国之力进行的一个水治理工程中担当如此重任，与他的环境系统分析专业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王洪臣也是“水专项”城市组的专家之一，他说：“城市组由十几位专家组成，经常要坐在一起开会布局做什么，规划出拟开展的研究课题。作为组长肯定要对污染治理有很强的把握能力。”

在进入大学做研究之前，王洪臣在北京市政的水务领域工作了20多年，对城市用水的保护理论和经济成本都体会颇深。“污染治理就像一艘大油轮，在海里洒了一船油。首先撇浮油，用机器把油吸走，这是一个管理问题，需要严格的法律，还需要管理者的智慧。比如要关闭污染企业，牵扯的因素很多，难度很大。但即便浮油撇完了之后，水和油融合的乳化层，更是个难点，只要有乳化层的存在，氧气透不过去，海洋生物就得死。解决这个难点，又是个科学技术问题。”王洪臣对本刊记者说，“所以我认为领导得由专家来当，但不是一般的专家，不是只了解自己领域问题的专家，而应当是综合的专家。”

在英国求学期间，陈吉宁曾得到过非常严格的综合思考的训练。他所学的环境系统分析，其本质就是一种系统思维的科学——能够采用一些来自不同行业与不同部门的观点，不断对既定问题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他在上世纪90年代的海外求学过程中，在导师布鲁斯·贝克的带领下，参与了众多此类项目。“1992年，在加拿大国家水资源环境研究所、荷兰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研究院以及位于奥地利拉克森堡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协会的资金支持下，我发起了‘预警环境变化国际任务’。陈是这一项目的核心参与者。这一项目持续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并出版了《宣言：关于环境的预见和模型》一书，陈对此书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自然而然，这些经历为陈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理解计算模型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专业技能，另外，还有利于他在技术上很好地把握在科学―政策―社会三个界面上如何去处理重要的政治交流和决策背景下这种模型的不确定性。”布鲁斯·贝克对本刊记者回忆。

1993年，布鲁斯·贝克离开帝国理工大学前往美国佐治亚大学任职后，曾邀请陈吉宁前往佐治亚州的雅典市与他合作一个项目——评估利用计算机模型作为环境政策转型和实施的理论基础的可信度。“这一研究是我为雅典市美国环保机构的研究和发展办公室所做的。研究在多媒体模型中进行操作，能在空气、云、地上地下追踪污染物的运动，并估计这些污染物对于人类和生态健康的负面影响。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是双重的：首先，陈吉宁对于污染的三个范围（空气、水和土地）以及三者相互之间的影响非常熟悉，因而不可能偏袒其中一方而损害另两方；第二，这一工作将会巩固他在环境问题上（以及与经济的交互影响上）广泛的、跨学科的以及多领域的系统视角。”

专业性是陈吉宁作为新环保部长得到业界一致认可的特点。环保事关技术、资金、意识和对不同利益方的判断和说服。“他的优势在于他懂环保，知道其中什么是管理问题，什么是技术问题，懂得污染才懂得治理，懂得要资金。什么工程要多少成本，不搞这个工程不治理这条河就不行，首先要懂行才能讲清楚道理啊。”王占生对本刊记者说。

国际性

清华环境学院大楼是一栋外形非常特别的建筑，建筑两侧伸展着宽大的支架，很有些科幻气质，与清华校园中常见的色调沉稳、造型简洁庄重的大楼颇为不同。大楼正面的宝蓝色墙体用30平方米的单晶硅光电玻璃建成，这是一种能发电的玻璃，可以把太阳光转化为可被人们利用的电能。光电玻璃位于结构夹层外侧，不影响采光，同时与双层皮幕墙组成光电幕墙。光电幕墙的电能是一种净能源，发电过程无废气、无噪音，也不会污染环境，是一种“绿色幕墙”。因为这些特殊的材质和设计，与同等规模的使用燃煤锅炉供热、使用火力发电的建筑相比，清华大学环境节能楼每年将减排二氧化碳1200吨、二氧化硫5吨。

中意楼是清华环境工程学院建设中可圈可点的一笔，也是清华学院的教师们在评价陈吉宁时，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大楼建成时，全国高校的环境学院只有清华才有独立大楼，是当时办公条件最好的地方。”王占生对本刊记者说。这栋楼房不仅是陈吉宁学院建设的标记，也代表着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个时代特点。大楼建于2002年，是中国科技部与意大利环境与领土部在环境领域的合作项目之一。国务院参事石定环时任中国科技部秘书长，是中意环境科技合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他告诉本刊记者，环境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问题，国际间的合作非常普遍，而中国又是近年来国际关注最集中的国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河流是流动的，空气也是流动的。如果中国的污染排放不能得到控制，国外的环保工作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的环境治理被纳入国际视野中，不仅带来资金和技术，也会带来国际标准与中国现实的尴尬裂缝。2011年10月，北京出现了持续性的雾霾天气，但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最严重的地方也仅为“轻度污染”。而美国驻华使馆开始在其官方网站和推特账号“Beijing Air”中发布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每隔一小时，位于朝阳区大使馆内的大气颗粒探测器就会自动送出它监测到的实时数据，包括空气质量指数（AQI）、PM2.5细颗粒物浓度和臭氧浓度三项指数。美国大使馆自测的空气质量指数反复跃升至200以上，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非常不健康”、“危险”级别。

数据差异源于标准不同。美国的AQI指标是综合PM2.5、PM10、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臭氧和二氧化氮的浓度计算出来的，而中国当时通用的标准只考虑了PM10、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对两种不同标准下迥异的监测结果，环保部一开始表示美国使馆是在“干涉内政”，并批评这种舆论是“暖风熏得游人醉，莫把中国当美国”。但公众反响却与环保部的态度大相径庭。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的细颗粒物PM2.5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争论，其中包括对中国环境监测水平和空气质量标准的质疑。“雾霾事件中，美国使馆对数据的公布，让中国政府感觉有些被动。”石定环对本刊记者说。在公众压力下，11月，环保部公布了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增设PM2.5年均、日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浓度限值。新标准于当年底开始实施。

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国际性，并具备和国际对话的能力，是新的环保部必须具备的功能。陈吉宁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私人情谊，他都和国际环境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1998年陈吉宁回到清华大学后我们之间的联系仍旧继续。”布鲁斯·贝克对本刊记者回忆，“我深知他的进步，从环境学院晋升至清华大学的校长。对于他这些年来在环境学院的环境系统研究组所展开的广泛的研究我也是耳熟能详。他带领的清华环境系统研究组的研究覆盖面很广：能源系统分析、气候变化、地区经济环境发展、水资源及空气污染控制、清洁技术创新以及生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些研究项目的广泛性让我想起了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协会。”

在完善清华环境学院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他曾邀请导师和同事加入研究团队。惠特教授告诉本刊记者：“我在帝国大学的小组和清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有交换合作和共同研究项目，是关于中国北方淮河水质治理的项目。陈吉宁还邀请我去清华大学和他的研究小组参观。”布鲁斯·贝克也接到了陈吉宁的邀请。“大约是在2000年，陈吉宁问我愿不愿意在清华任职，然而我的一些情况让我无法成行。2010年，我参加了环境学院的国际（百年）观察，在2010到2013年间，我共花了3个月时间与陈吉宁的多名研究生一起工作。其中有一些合作是对正在进行中项目的联合研究，例如，对苏州饭店消费后资源进行油回收的智能系统。我还担任清华环境学院亚太地区水安全中心的特别顾问。该中心是陈教授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于2011年建立的。总之，自陈吉宁回国后我与他的继续交往让我一再感受到他的杰出才能，正如25年前他刚到帝国理工大学时给我的第一印象。”

不仅将国外的环境学术力量引入到国内的研究项目中，陈吉宁个人在国际学界也有颇高的地位。布鲁斯·贝克告诉本刊记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陈吉宁逐步扩大了他在国际环境事务以及国际关于环境管理技术和政策方面的参与度。他主持了2004年管理水质量的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估国际论坛，并且成为2006年国际水协会北京世界水大会项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这在水协会的成员里面也是绝无仅有的身份。”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舆论期望环保部在执法中“长出牙齿”，成为一个能解决复杂矛盾的强势部门时，环保部长的重任却最终落在了这个颇具学者气、容貌和性格都显得温和的人身上的原因。“因为环保问题的国际性，现在中国可能更需要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来担当环保部长的重任。”石定环对本刊记者说。

到2030年

自陈吉宁履新后，很多与他共事过的学界人士都在关注着他的言行。“我也注意了陈校长当部长之后有限的几次言论，关注到他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要严格执行新环保法，他要强化这个。第二件事，他提出要建立一个公众微信平台。我觉得这都是从本质上推进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方式，唤起公众的环保意识，社会达成共识之后才能推动顶层设计，有了顶层设计之后具体的行政部门再进行行政管理。如果没有顶层意志的支持，环保部门的行政管理和执法就会很困难。”

但不管履新后的言行如何让人抱有期望，一个难以回避的严峻事实是，作为一个尚未完成工业革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几乎达到了人类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峰值。陈吉宁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讲到了中国环境的严重性：“从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不讲体量、只从人口密度和工业化带来的单位土地面积排放量来讲，这是一个环境排污强度，我们现在已经超过历史上最高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日本，超过他们2～3倍。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个过程还要持续相当长时间。“我们对国际的承诺是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的排放峰值，然后就要逐年减少排放量。”石定环对本刊记者说。即便能兑现这个承诺，从今往后到2030年的15年间，依然是中国环境压力日渐增大的阶段。陈吉宁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挑战，他在对外讲话中如此描述前路艰难：“2030年之前我们想把环境压力减下去很难，这是发展阶段决定的，这是发展过程、人口决定的，这种高的环境压力会持续到2030甚至2040年……”

惠特认为陈吉宁未来的工作实质是“是否有勇气做出艰难的决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压力下，中国想保持一个健康的环境要面临很多挑战。我的兴趣点是水，水安全是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中国在水量和水质上，以及保护中国人民免受洪水和干旱侵害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需要仔细规划反复衡量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保护的需求。关键是要有健全的环境检测、对问题的科学理解，和有据可循的政策。然而，最后还是要有艰难的政治选择。”

如果把现在的严峻局面与他在英国求学时所做的那些广泛且极具前瞻性的课题联系起来，他的老师布鲁斯·贝克对前路的看法却并不悲观。他提到了“循环经济”——这是陈吉宁曾经致力研究的课题。布鲁斯·贝克认为他现在有机会来试着在严峻的局面下实践这个近似环境乌托邦的想法。“让我说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是或者应该是中国和中国环境的重点。循环经济，尤其是在城市与工业代谢方面，是完全与我和陈吉宁的系统观点相一致的。举例来说，在英国，或者是在美国，人们花费了150年时间将环境恢复到他们所习惯的工业革命前状态。为纠正他们过去在环境方面所犯的错误，这些国家经过了几个阶段：控制致病性污染，然后从过量的可降解有机污染物入手来降低总污染，然后是水体污染的治理，最后是不可生物降解的有毒物质污染。现在则要预防未来的疾病、避免不可持续的环境以及气候变化。中国目前正面临所有这些阶段环境问题的挑战，且都集中到近1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不需要进入欧洲与北美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那种深度的技术与社会封锁模式。中国很可能超越他们，因为中国有能力解决这种问题。”

布鲁斯·贝克还记得，在1993到1994年，他邀请陈吉宁去美国参与他的项目时，他们曾在佐治亚州的雅典城有过很多次谈话。“我不记得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但是我依然记得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看起来不受关注感到困惑和惊愕。现在看到陈吉宁的工作所受到的关注，与当时形成巨大的对比，真是一种莫大的满足。”

（感谢记者付晓英，实习记者王紫祎对本文的帮助） 故事挑战清华研究生部长环境专业系统分析陈吉宁环保环境污染治理理论环境保护清华大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