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克戈达尔

“你的意思是你想要改变观众？”

“不。我在试图改变世界。”

1968年的一次专访中，面对记者的犀利提问，38岁的戈达尔回答得干脆又坚定。

2014年的第67届戛纳电影节上，《再见，语言》引得整座小城争睹为快，《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说：“戈达尔的70分钟电影，把整个电影大厅的2300名观众悬浮在半空中。”——带着辛辣嘲讽意味的3D电影形式，令人头晕脑涨的凌乱剧情，在马桶上手拉手的试图用排泄取代交流的夫妻，眼神宛若洞世的狗，还有毫不合时宜的歌唱。如美国著名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说：“拼贴原则是20世纪所有艺术的中心原则。”显然，对20世纪艺术家戈达尔而言，这是最驾轻就熟的手法，不乏诙谐地玩笑几笔，便有荒诞喧嚣又寂寞疏离的现代家庭图景。

走过近半个世纪电影生涯的戈达尔或许早没有了当年和记者针锋相对的兴趣，他缺席了整届电影节。可是当晚整座电影宫里除了雷动的掌声，还有“戈达尔万岁”的欢呼。戛纳电影节给出了“评审团大奖”，第二天全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文化新闻中遍是戈达尔的名字，甚至很多类似“电影院没有上帝，只有戈达尔”这样热情洋溢的句子。

( 戈达尔导演的电影《女人就是女人》剧照 )

或者戈达尔真的已经改变了世界。1960年，以导演身份初涉影坛的戈达尔曾发出掷地有声的电影风格之辩，而尤其令人动容的是，走过50年后，仍不改初衷。“电影究竟是始于哪里呢？电影开始于风格，什么是真正的风格？但其实我也说无风格是思想的自我证明，是黑格尔所谓的自由之意。有一回罗伯托罗塞里尼为卓别林的《纽约之王》辩护说，这是一部自由之人的作品，这正是我想说的，电影的全部意义在于，解放人民！”

让-吕克戈达尔1930年12月3日生于巴黎，幼年移居瑞士，高中时回到巴黎，在索邦大学获得了人类学、艺术史以及音乐史硕士学位。戈达尔的电影生涯起点是《电影手册》的影评人，与特吕弗、侯麦、雅克里维特和夏布洛尔并称“手册派五虎将”——这些成长于战后的年轻人，分享着相似的人生，电影资料馆里度过躁动青春期，对于政治、爱情以及权威的轻蔑与不信，以及在当时盛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的种种幻灭虚无倾向，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将电影当作安顿身心的圣殿。

1959年戈达尔拍摄完成第一部故事片《精疲力竭》，来自影评人的丰富电影经验不但没有成为他自我表达的负累，反而促成了一次电影革命的迸发。戈达尔镜头里的年轻男女们身陷爱情，却又散漫，游移，甚至是有些漫无目的，米歇尔的逃亡因为爱情失去方向，而女孩背叛了爱情却又面对米歇尔的死亡怅然悲伤。《精疲力竭》给法国电影新浪潮带来了跳切，这个最戈达尔式的、最经典也最饱受争议的电影语言——在不改变拍摄方位的情况下，去掉一个联系动作中的一部分，把两个有一定断裂性的镜头突兀地组接在一起，使得影片常常从一个场景骤然跳跃到另一个场景，而事先没有任何暗示。

戈达尔提出“电影就是美妙24格的真实”这样的著名的口号，试图为自己的叛逆行为辩解。在他看来，经典好莱坞电影营造的是一种将艺术和生活区隔开的虚假的银幕世界，而当社会现实已经变得毫无连贯可言，用巧妙情节和精心策划结局的银幕故事简直是离奇荒诞。

事实上1968年的“五月风暴”前，法国政治思想及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激烈的动荡和分裂，《精疲力竭》显然不是为了革命电影本身，但某种程度上，仅此一片，戈达尔用电影“解放人民”的理想便初战告捷，一如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曾为戈达尔和他的电影奔走疾呼：“今天的艺术就是让-吕克戈达尔的艺术，因为除了戈达尔就再也无人能够更好地描写混乱的社会了。”

很快，戈达尔在欧莱雅和高露洁的广告画中看上了一个女孩。通过电报，他将女孩叫到办公室，他告诉女孩自己有一小角色给她，但是必须先把衣服脱了，女孩拒绝并摔门而去。但戈达尔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这个姑娘。于是几个月后，这个名叫安娜卡里娜的女孩又收到戈达尔的电报，这次他真的准备好了剧本，并且是一部政治电影。“可我对政治一无所知。”卡里娜忧心忡忡地说，“我要脱衣服吗？”“完全不用！”

后来这部不用脱衣服的政治电影就是《小兵》，沿袭了《精疲力竭》的侦探故事构架，却揭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伤疤——当时整个法国知识分子界最痛楚的政治事件。并且戈达尔用电影所讲的政治也是毫不含糊地立场鲜明，仅用两个卧室场景即完整透彻地阐释清楚了“左”“右”之间的无政府主义政治理念。因为涉及极其敏感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小兵》曾被禁4年，但戈达尔已充分彰显了自己有如天才般的创造力和控制力。

就在《小兵》片场，当着卡里娜男朋友的面，戈达尔用塞纸条的方式抢到了姑娘。卡里娜于是成为戈达尔的第一任妻子，也成为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小兵》（1960）之后，《女人就是女人》（1961）和《随心所欲》（1962）无不塑造了法国影史上的经典女性形象。

“拍电影你所需要的仅仅是女人和枪。”在新浪潮影史中，这句话虽无出处却被奉为经典，并且人们总是把它和戈达尔联系在一起。戈达尔的第二位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早在结识戈达尔前便曾与布列松合作经典之作《驴子巴特萨》（1966），是法国影坛备受瞩目的年轻女演员，而她却因《狂人皮埃罗》（1965）和《男性女性》（1966）被戈达尔的才华所吸引，继而成为他的学生和妻子，《中国姑娘》（1967）、《一加一》（1969）、《一切安好》（1972）、《一部美国电影》（1968）等便成为这段璀璨爱情的最好记录。

在电影商业和电影艺术之间，戈达尔也有其独到的电影成功哲学，他认为女人身体作为商品交换价值，是一支投向后现代社会的金枪，有足够强烈的穿透力去震撼、分裂和冲击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顽固腐朽。但他也坦言：“对大部分电影工作人员而言，考虑到观众的需求不过是一个大骗局罢了，还不如坦白直说，我应该试着去吸引更多的观众，好让我赚到更多的钱。要想正常的生活就得正常地拍电影，也就是说，拍一些大家都喜欢的电影。”（ 戈达尔吕克小兵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