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光：电视时代的开创者

( 中央电视台前台长杨伟光（摄于2013年） )

改革：进入电视时代

9月20日晚，杨伟光在协和医院去世。当晚，白岩松正在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主持校庆60周年的晚会，间歇时候收到了短信。他告诉本刊，晚会的现场非常嘈杂，可是看到短信的一瞬间，仿佛所有声音都没有了。这种心境，他只有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才有，当时他在广州出差，得知消息后立刻去深圳献了花，感慨改革开放给他这一代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大时代的背景。而杨伟光，则为他们电视梦想的实现铺设了铁轨。“我发短信给孙玉胜，告诉他杨台走了，他回了一句：我们的恩人。”白岩松说，没有杨伟光，就没有他们这批电视人的今天。

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电视媒介地位在杨伟光到央视做台长之前并不存在。上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之前，在中国影响力巨大的媒体是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是传播重大新闻事件、政府动态的权威节目。杨伟光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80年代中期，已经做到了主管新闻的副台长。

那也是一个电视崛起的时代，随着电视机普及，电视承担了家庭娱乐的主要工具，已经办过几届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成了全国观众一年中期待的重头戏。1985年的春晚，因为播出效果不佳，每天都能接到全国各地观众写来的批评信，中宣部决定把杨伟光从强势的广播电台调到中央电视台加强业务领导。

有着丰富行业经验的杨伟光把在央视施展拳脚的着眼点放在了新闻上。同样从广播电台调入电视台工作的白岩松向本刊解释，在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电视在晚会、“综艺大观”和重大体育赛事上的优势已经很明显，可还未到达最重要媒体的地位，因为新闻报道方面很弱，客观原因是技术的局限。前央视著名编导、“新闻调查”制片人夏骏告诉本刊，到80年代中期，央视的新闻是用胶片拍的，从拍摄、冲洗、晾干到剪辑，最快的周期也要一两天，竞争不过广播新闻，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胶片转为磁带，电视新闻开始有了发展的可能。杨伟光加强了“新闻联播”的时效性和信息量，到80年代末，“新闻联播”已经成为第一时间发布重大新闻的平台、解读中国政治生活的晴雨表。

( 2004年，第五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湖南广电中心举行，杨伟光（左二）为获奖电视作品代表颁奖 )

大刀阔斧的电视改革在90年代到来。1992年，当时主管宣传的丁关根提出新闻媒体要抓热点问题，这就意味着要涉及批评不正之风、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问题。1993年春天，杨伟光从各部门抽调了7个年轻人组成筹备组，当时只有一个粗略的概念，每天用40分钟的节目来反映热点问题。杨伟光曾经在与博士生的对谈里回忆，反映问题的风险很大，内容太敏感，领导和观众能不能接受，他当时并没有把握，所以，他把新节目的播出时间放在了早上7点钟。因为央视原来早上8点才开始有节目，7点钟是中国人习惯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的时段。“我不希望这个节目一开播就有很多人看，心里没底嘛，很多人看要是出问题，影响太大，还是先试验一段时间。”白岩松告诉本刊，这是杨伟光一贯在工作上的谋略：既有新闻理想，也能想出可实现的方法。

杨伟光从20多个备选里挑中了“东方时空”作为新栏目的名字，“东方”象征着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时”有一种历史感和纵深感，“空”是一种宏大、宽广的感觉。在西方电视史上，这种早间电视新闻杂志的节目形态已经很成熟了，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现在说的这些如何设计节目、迎合观众，在当时根本就没有，那是一个没有形成规则的时代，我们不是为观众做节目，是为我们的梦想做，为我们期待中的电视应该有的样子做。”白岩松说。

(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

以社会热点为目标的“东方时空”成了电视新闻类节目的试验田。杨伟光曾回忆，“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生活空间”一开始的设想是介绍旅游点，他不同意，建议要讲老百姓的故事，讲普通人的生活、困惑、奋斗和理想。制片人陈虻就把节目定位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杨伟光觉得点子很好，当时奖励给他600元奖金。白岩松告诉本刊，按照电视专业来讲，这是一个平视的理念，却带来了全新的语态。电视里的语言于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八股文，也不是街谈巷议的俗语，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平等、包容的语言。

白岩松说，“东方时空”也让中国电视出现了主持人这个职业。中央电视台从前只有念稿子的播音员，他们端庄、严肃、字正腔圆，声音同画面是两个系统。而“东方时空”的主持人平易近人，强调现场采访，由采访对象自己来讲述，增加了现场感，拉近了观众的距离。白岩松本来是以策划的身份进入“东方时空”的，一次策划会上他不满主持人的提问方式：“我说：‘你们还好意思做这样的节目，要是我早就跳楼了。’他们就让我做了主持人。”白岩松告诉本刊，他一直觉得自己是杨伟光的作品，因为“东方时空”的实验性质和它的开放、宽松，才让自己这样不符合传统播音员标准的人成为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杨伟光曾经回忆，“东方时空”的主持人模式成功后，中央电视台全部栏目都要选出适合栏目特色的主持人。到1994年，中央电视台300多个栏目都有了主持人，主持人加采访改变了中国电视的内容和形式，电视变得好看和丰富了。

“焦点访谈”：“睁着的眼睛”

“东方时空”在早上冷清的时间里演练了一年多，关注社会热点的栏目终于落了地。敬一丹告诉本刊，“东方时空”像一个孵化器，既赢得了观众认可，也培养了一批素质过硬的业务人才。杨伟光于是终于有了直面社会热点问题的把握，提出在晚上的黄金时间要办一个类似于“东方时空”子栏目“焦点时刻”，杨伟光曾经在文章里回忆，把舆论监督社会热点放在黄金时间，难度很大，风险也大，可是如果把握得好，轰动效应也很大。

如何把握？他后来曾经从方向到方法进行过总结。选题一定是领导和群众都关心的，普遍存在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揭露不能解决的问题，各部门置若罔闻，群众有意见。报道一定要真实，态度要与人为善，要跟踪改进的结果，批评报道不要一段时间过于集中在一个省，中央在北京开会时，书记、省长都在，不要点评批评一个省的问题。时任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也在“焦点访谈”的筹备会上强调，栏目的定位是：“尽管我们是做舆论监督的，但是我们的位置要摆得非常正，我们不能以在野党的位置来看待监督出来的问题，向政府发难；也不能像粤菜流行的‘生猛’海鲜，搞得那么‘生猛’，过把瘾就死。要本着一种建设者的思维，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帮助政府来工作，绝不是添乱。”

这样一档新栏目非常有吸引力。敬一丹告诉本刊，孙玉胜很快就打电话邀请她加入其中。孙玉胜是她在经济部的同事，稳重而有创见，这个电话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她对新栏目也很感兴趣，在国家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出一档日播的舆论监督节目，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度。

陈耀文也是“焦点访谈”的元老，他告诉本刊，他是被“东方时空”的气质所吸引到北京的，大部分的时间在出差，有时候也挤在中央电视台20楼男厕所对面的“焦点时刻”办公室里办公。那时候的改革就像一股清新的风，和从前熟悉的部队黑板报式的宣传完全不一样。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正式播出，第一期就是非常有时效性的选题“行情看好——94国债发行第一天”，当晚就播出上午采访到的国债发行情况。陈耀文参与了第一期节目的制作，他告诉本刊，这期节目是杨伟光亲自审的，当时他提出的意见是，既然是有时效性的新闻，为什么不把当天的情况反映出来呢？官员在节目中说得太多，应该删掉。意见提出时已经是17:20，离播出时间只剩下两个多小时。新闻评论部面临巨大的压力，争分夺秒地行动起来，陈耀文把发行国债历史的部分拿掉，总共有6分钟，几乎是节目的一半。他们用最短的时间里从剩余的重要素材里又把节目“抻”长。

节目得到了好评，《人民日报》在1994年4月2日的“今日谈”栏目中，发表署名文章，题目叫《“焦点访谈”开了好头》。“焦点访谈”于是很快走上正规，成为很多人第二天上班一定会谈论的话题。

1994年的最后一天，敬一丹在经济频道主持年底的特别节目。第二天，1995年的元旦，她主持了当天的“焦点访谈”。她说，“焦点访谈”给她一种前沿的感觉。“我们的LOGO是一个睁着的眼睛，这是很有意味的，媒体就像是一个睁着的眼睛看着这个社会的变化，人们在这个睁着的眼睛的注视下就会有更多的文明、约束。”

“东方时空”之后，“焦点访谈”也成了实现新闻理想之地，因为它直面社会问题，甚至还有知识分子参与推动社会进程的成就感。“焦点访谈”为中央电视台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不但在电视观众中树立了权威性，每天收到观众来信200多封，也被政府高层所重视，两届总理都为节目题词，1997年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对节目的批示有63次，1998年达到了73次。可是这些荣耀的背后，是杨伟光要平衡和处理的麻烦。方宏进告诉本刊记者，“焦点访谈”曝光的地方、单位，不乏跟央视相关联的。曾经在节目里批评过一个公用事业单位，对方就威胁要把它提供的这个公共资源给中央电视台断掉，那样电视台就瘫痪了。这些事情都要杨台出面去协调，节目要做，关系还要处理好。到他退休的时候，包括被曝光的省份，都觉得他很公正。另一方面杨伟光又从业务上鼓励记者，他让记者们要抓紧时间，只要新闻素材真实可靠，就要赶快报出来。“领导胆子大，让年轻人去冲，并不难。但是让年轻人冲的同时，还能保护，这是最难的事情。否则冲几天，就折掉了。”方宏进告诉本刊。

新闻调查：最长的深度报道

“焦点访谈”成功后，1996年杨伟光又提出做一档深度报道的电视新闻栏目。夏骏告诉本刊，当时央视已经提出了要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台的目标，而在新闻方面，就需要一档华莱士主持的那种“60分钟”的栏目，用一小时来详细报道一周发生的最重大的新闻事件。“‘新闻联播’是告诉观众出事儿了，‘焦点访谈’用13分钟告诉观众出了什么事儿，而新栏目要用60分钟说清楚，为什么会出事儿，怎么解决。”夏骏告诉本刊，有了这三个栏目，杨伟光的新闻改革才算布局完整。

这个后来被命名为“新闻调查”的栏目对操作者的分析力、知识面和业务水平要求非常高，是当时新闻栏目的最前沿，因此吸引了一批有新闻理想又有才华的电视人加入，夏骏是其中之一。夏骏曾是《黄河》和《河殇》的编导，90年代初期，他花了5年时间走遍中国的贫困地区拍纪录片，“新闻调查”筹办的时候，觉得是回电视台的时候了。“我想回到一线，最重要和敏感的新闻栏目里去，如果是一般的台长，因为我的经历，可能就安排去社教中心了，可杨台听说后，只讲了四个字，早该如此。”夏骏告诉本刊，他于是顺利参与了“新闻调查”的筹备，还很快当上了这个栏目的制片人。

第一期《宏志班》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用双机拍摄，有主持人现场采访、现场评论，对事件进行多角度分析，调查层层推进。当时电视台晚上21点到22点的黄金时间里，周六、周日必须是娱乐节目，周一到周五是知识、人文和新闻节目。而周五晚上因为第二天不上班，观众更加集中，是黄金时间中的黄金时间。夏骏告诉本刊，杨伟光创立了黄金时段节目竞标制度，由编委们投票来决定什么栏目安排在最好的时段。他作为编导的《宏志班》脱颖而出，为“新闻调查”争取到了周五晚上的黄金时间。

“新闻调查”很快就进入到中国改革的进程里，捕捉前沿话题，既有举国关注的铁路提速这样的改革事件，也有淮河污染这种关系民生的大问题。“特别的新闻事件，我就事先剪一个30秒的预告片，找副台长，请他在‘新闻联播’里插个预告，观众们觉得这是个重大的事情，晚上得等着看，收视率就上去了。”夏骏说。

“新闻调查”同“焦点访谈”一样成了影响力巨大的栏目。夏骏告诉本刊，当时的政府高层跟电视台已经形成一种互动关系，1998年“两会”期间，朱镕基总理的政府改革受到极大关注，“新闻调查”做了一期《跨世纪政府》的节目。“当时已经准备改革了，可是外界还没有形成规范的传播，我们希望可以由总理亲自来把关。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他上午刚在答记者问的环节说了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那段话，下午连衣服都没有换，就审这个片子。看完片子后，他花了两小时跟我们座谈，像个教授一样给我们解释他的改革。”夏骏说。

同“焦点访谈”一样，“新闻调查”的舆论监督类节目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新闻调查进入到深入分析的层面把握很不容易，要让政府和老百姓都接受，就得有一个度。杨台的高明在于，他的新闻理想是成熟的，有判断也有分寸。舆论监督的选题都是要改革的对象，有问题可以报，前面说问题，后面说如何解决问题，着眼点在如何推动上。他给‘新闻调查’定的调子就是要回答怎么办，超前于社会发展半步，往改良的方向走。”夏骏告诉本刊。

更多的舆论监督选题面临的是说情。“新闻调查”做过一期《透视运城渗灌工程》，当地用假工程骗了数亿元的政府补贴。“这个如果播出后，来说情的人太多了，片子压了好几个月才播出。当地的书记就站在马路边给我打电话，要见一面，可片子做完了，栏目的工作就完成了。报选题是副台长签字的，他说做，我们就得进入操作流程，播不播出也不是我来决定的，可想而知杨台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夏骏告诉本刊，舆论监督的题目时常有，来说情的麻烦就多，影响到央视跟地方政府的关系，有时候也驳过部委的面子。杨伟光的坚持损伤了自己的人脉资源，可他站在国家级媒体要做什么的角度思考问题，超越了对“乌纱帽”和收视率的追逐。

舞台：吸纳年轻人

杨伟光的改革不但创造了许多中国电视新的节目形态，也为有激情和理想的年轻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白岩松告诉本刊，他内心真正认同自己是“东方时空”一分子是在开播100期的时候，他因为在青藏高原采访流动电影放映员赵克清而获得了最佳节目主持人奖。“这个奖不是央视的惯例，就是我们‘东方时空’的年轻人自己折腾的，当时是在梅地亚，杨台带着台领导都来了，玩命支持我们。他那天特别高兴，去自己办公室给我们拿奖品。一个刚开播100期的小栏目，台长跟我们能玩到一起去，我就觉得原来我们真是央视的人啊，那一天才有了归属感。”白岩松说。

“东方时空”开创的主持人模式很受杨伟光的重视。“电视是一个主持人媒体，这个概念最早是杨台认识到的。在他的时代，白岩松、崔永元、杨澜、倪萍很多不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主持人涌现出来。”方静说。杨伟光的女儿杨平也向本刊回忆，父亲生前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如果主持人的表现很好、造型很好，他看完后就会打电话表扬。

方静也是因为受到杨伟光的赏识而留在央视工作的。她告诉本刊，1994年她还是央视的一个实习生，偶然得到了一个用英语采访的机会，这期节目被杨伟光看到了，觉得学播音的女孩子英语这么好，是个人才，就留在了央视工作。当时，央视的海外中心刚成立，要挑选“中国新闻”的主持人，大家都关注什么人才能坐在这个位子上代表中国形象。方静告诉本刊，候选人里有的更漂亮，有的更熟练，可杨伟光看完录像决定用她这个刚入职时间不长的年轻姑娘。“我们部门领导和我说过，如果不是杨台，别人可能就不会选我了。杨台有自己看人的标准。”方静说。

方静说她很有个性，她更喜欢采访，当时的新闻播音员都是短头发，她就以不想把头发剪短为借口，想留下做记者。部门领导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杨伟光，杨伟光并不在意这些成规，说：“头发长短跟新闻有什么相干？”方静告诉本刊，杨伟光一贯的态度是，凡有本事的人都有性格，所以要做事就要对他们宽容些。“当时，我们认定了一条，在这个地方，只要你好好干，你就有光明的前程，部门里的关系非常简单。”方静说。

许多年轻人都通过杨伟光的制度改革获得了进入央视工作的机会。夏骏告诉本刊，他1986年毕业分配到央视时工作证是601号，除去技术、后勤、司机，电视业务人员更少了，可是1996年他回到央视业务一线时，已经有了几千人的规模，全是杨伟光发展来的。杨伟光曾经回忆，“东方时空”是个现场采访的栏目，需要人手，可上级部门并不批编制，他就提出了变通的方法，名额由上级批，工资由电视台自己解决，争取到了300个名额，由央视自己招聘。这一批300人后来对央视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白岩松在许多场合都把那个时代的央视形容成“延安”，他告诉本刊，21年过去了，当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一大帮类似的人聚在一起做事，一起住在地下室里，今天来明天走，互相拍桌子只为把电视做好，很有锐气。央视当时的氛围点燃了他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激情。

夏骏说：“当时到栏目来是很简单的，做两期片子觉得可以，就填表发工作证干活儿了。评论部有百分之十几是我这样有编制的老员工，其他都是台里招聘的新人。我们这百分之十几的老员工就放弃了台里的福利，就像战场上的独立团，大家并肩往前冲。”夏骏说，央视当时吸引全国各地有事业心、有文化理想的精英，对这样的人不是依靠发奖金来满足的，而是事业成就感和业务榜样的力量。

杨伟光的工作方法是只管大事，不抠细节。白岩松告诉本刊，香港回归的72小时直播因为没有经验，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大家憋着劲儿要在三峡大坝截流的直播里找回来，那次截流仪式国家领导人都在现场，场面很大，是央视新闻进入直播时代的第二场挑战。“我跟方宏进吃早饭的时候，杨台进来跟我们坐一桌，我就问他有什么嘱咐，他让我们随便说。在这样一个忐忑不安的心情下，他笑眯眯地说了这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所以我出书的时候，特别选了那天穿着工作服跟他在船上合影的照片。”

这种开放的土壤激发出创造力，敬一丹告诉本刊，那个时代创新成了中央电视台的一种文化。“有一天孙玉胜说，我们还能做出什么新的节目形态呢？当时我们评论部的节目，出一个成一个，美誉度很高，我还心里很享受我们这个团队所创造的成绩。但孙玉胜的脑子里还在想，我们还有什么节目形态。中层的创新成了常态，这是和上层搭建的平台相关的，杨台所营造的是一种积极的土壤。”

广告投标：大台风范的经济基础

2003年中央电视台派了9名记者带着微型数字设备奔赴伊拉克，报道伊拉克局势，到了现场才发现，全世界的同行里设备最先进的两家电视台，一个是CNN，一个就是CCTV。而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在设备上的投入已经显出了惊人的实力，1996年央视花了8亿元购买设备，全球有4辆最先进的转播车，央视就有两辆。

这种大手笔背后，是央视广告的迅猛增长，而财富累积，都是从杨伟光上任之后开始的。

1992年，杨伟光刚刚当上台长这一年，央视全年的广告收益只有5.6亿元。这个数字完全不能支撑央视的行政支出，必须靠财政部拨款才能补足差额。原中央电视台广告部主任谭希松回忆，当时中央电视台只有一套综合频道、二套经济频道，和只覆盖北京地区的三套。广告份额不仅达不到全天节目总时长15%的上限，现在看起来简直少得可怜：夜里零点后没有广告，白天也靠大量的“请您欣赏”风光片填补，企业客户只认19点到22点的时段，而且大多集中在央视一套。

改革从5秒钟的尝试开始。1994年“天气预报”中首先插播了5秒钟标版广告，第一个投放的企业孔府宴酒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新闻联播”后、天气预报前的这个短暂时段，被发掘成中央电视台的财富来源。

杨伟光并不冒进，他最初设定了30秒钟的广告时间，打算如果社会反应太强烈就赶紧去掉，没想到观众很快接受了这个变化，此后广告时长又增加到了1分钟。在当时，新闻联播的收视率高达48%，谭希松告诉本刊，这个时段至今都是广告的黄金时间。

当年底，要招标1995年的广告时，各种企业纷纷找上门来，5秒一个广告，1分钟只能容纳12个，谭希松手里收到的条子就有二三十条。“有人说这个企业是国家扶持的，你们帮帮他们；有的说我们公司有背景，找我是一半诱惑一半要挟。手里这些条子都是级别很高的领导批的，我们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谁也得罪不起，最后就干脆决定招标。”

杨伟光很快就批准了招标的申请，并叮嘱谭希松，一定要处理好招标后的细节：招标是暗标，大家争抢的同样是5秒钟，1分钟内广告费相差太多，很容易让企业感到不平衡。谭希松于是想了一个处理办法：“比如出价最高是3000万，我们去减价格最低的1000万，中间多出的2000万，我们给他送其他时段等值的广告。这样不光能全天立体、全方位地推荐他们的产品，同时我们白天的空余广告时段又利用起来了。”

1994年11月，央视广告部首届竞标会中，13个标板全部售出，总金额达到36亿元。孔府宴酒以3079万元夺得“标王”。1995年，孔府宴酒的营业额从1.7亿元飙升至12亿元，跨入全国白酒行业三强。此后，央视广告招标会一直持续至今，每年的“标王”都会成为社会话题。

电视剧广告是又一个创新。此前的广告都是在电视剧之前的5分钟，谭希松和同事们首创了在片头和正片之间，夹60秒广告的模式。这个尝试要与影视部一起合作，杨伟光很快就批准支持，片头后标注“×××特约播映”、“×××赞助播映”的广告位变成了一个新热点，当年《唐明皇》片头后的广告1秒钟1万块钱，杨伟光也很怀疑能不能卖得出去，结果最后全部售出。谭希松记得，《水浒传》、《雍正王朝》、《邓小平》等片子都是那些年的营收热点。“这些片子投资巨大，都是不计血本拍的，效果非常精细，最后也得到了应有的市场回报。”

谭希松评价，杨伟光对经营“不是很有头脑，是非常有头脑”，只要符合市场规律，不出格，他对部门的改革都很放手，因此也抓住了市场经济转变的先机。另一个原因，是杨伟光非常重视节目质量，搞了很多新闻节目创新，这些优质节目也带动了广告销售。“东方时空”刚播出的时候，早上本是广告的垃圾时间，15秒广告卖300块钱，30秒卖500块钱，交给哪个广告公司都不愿意代理，最后只有让台里自己的公司接管了。结果不到三个月，广告公司反而跑过来找谭希松——5分钟的广告完全不够卖了。广告部于是决定调价，结果一年内调了5次价。到第二年，“东方时空”全年广告收入达到了6400万元，完全够自己的制作费用。

在杨伟光上任的第二年，广告收入就开始一路走高，央视很快就实现了自给自足。谭希松的回忆中充满了骄傲：“有钱后买卫星转播车，买设备。1997年香港回归，我们租了500平方米演播室，都是一流的数字设备，中央电视台的大牌子一竖，快速走到了传播业的前列。”

黄金时间的娱乐：那些经典电视剧

在每天的黄金时间里，除了新闻栏目，电视剧也让我们至今还有深刻印象。

杨伟光上任的时候，电视剧的产出量远远达不到正常播放的需求。中央电视台前任副总编辑张华山告诉本刊，他当时是央视影视部主任，杨台要他们跟各地的制作单位合作，把飞天奖的获奖作品拿到央视来首播有奖励，或者从节目刚开始制作就投资加入，先提供1/3制作经费，之后拍摄时再提供1/3经费，等过审后再给最后1/3的费用，整部剧的剧本创作、组建编导、灯光音乐美术团队等都双方共同参与。而且杨伟光规定，电视剧播出后，收益按照投资比例，先还对方的成本，再按盈利分成，以保证满足合作方的权益。

这种合作模式的第一年，全部飞天奖的获奖节目都在央视上首播。杨伟光年底给整个部门都发了奖，普通员工400元人民币，领导800元，张华山至今清晰记得这笔奖金的金额：“这个尝试让央视有米下锅，杨伟光的政策功不可没。”

虽然每年的电视剧资源丰富，可对于优质的电视剧，他依旧抓得很紧，丝毫不让。1992年，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录制了《爱你没商量》，当时北京电视台和央视都在争夺这部剧。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归北京市直属管辖，但央视能出的价格高，在激烈竞争中，广电部长、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都被搬了出来。杨伟光“像打仗一样指挥布局”，让张华山一定要拿到首播权。最后双方选择市场化竞争手段，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的高价买下此剧，放在黄金时间播出，取得极大反响。

除了满足观众的娱乐，电视剧带来的经营效益也是杨伟光的重要考量。在1994年之前，国产电视剧只在国内播映，一般央视播完就到此为止了。国内其他电视台有时会跟央视买剧，但价格低得咂舌：纪录片每分钟10块钱，电视剧每分钟30～50块钱，在海外干脆没有销售，一般都是免费赠送给越南等国。“杨台觉得，赠送别人是不会要的，一定要卖。”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节目代理部营销总监程春丽告诉我们，当时杨伟光提出节目要走出去，要形成拳头产品，卫星覆盖海外、录像带在大中华区的发行和收视普及，覆盖到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

从《三国演义》开始，并在90年代中期出口得最好，产量最高。杨伟光牵头把国内36个电视台结合起来，成立了中国电视节目外销联合体。程春丽和同事们当时跟美国合作，节目进入美国四大电视网，代理商作为条件把四大网的节目也引进央视。当时最知名的是与正大集团的合作，在“正大综艺”栏目里，那些海外风光、猜猜看等片段，变成了一代人每周日下午新鲜、惊奇的回忆。

在1997、1998年，央视在海外VCD的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当年国内出口的节目90%都是央视的，每年卖六七百部集作品。“像《三国演义》这些年在国外加起来，能达到每集八九万美元的收入，而且一直源源不断。美国当时每周必须保证供应12部集，一集收入是500～800美元。而且后来我们设定了分成，代理公司先付给我们保底，比如全美卖到了10万套，大家平了本钱，如果卖到20万套，我们再继续就利润分成。”程春丽认为，当年的海外销售，和急速增长的广告一起，共同反哺了央视。

当年海外推广的成功，也推动了电视剧精品战略，古装大剧的成本很高，央视的真景都在无锡、涿州等基地拍摄，影视基地之后开发旅游，又变成了一整套的文化产业。张华山觉得，杨台是个高瞻远瞩的人，央视高收视的播出平台，利用价格优势，缔造出了一个很辉煌的电视剧时代。

最后的欢乐：《家有儿女》

“他讲到在央视做的事，会很兴奋。”《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作者刘世英告诉本刊。在采访的过程中，他感觉到，杨伟光谈及央视的改革和成绩是欣慰的。“我想他遗憾的地方是没有干够，1999年他从央视退休，虽然他已经延期了三年，但他还是觉得太突然了，如果再给他一些时间，他会做得更好。”

杨伟光曾说，要把更多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以文字为载体的作品转化为影视作品，制作出代表中国从而走向世界的精品影视作品，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中华文化传播得更广泛、更长久。2006年，杨伟光成立了天地人传媒公司，主要做电视剧。天地人传媒公司电视剧部主任王旭东告诉本刊，杨伟光在退休之后并没有进入休息状态，只要没有客人，他都在办公室工作。他有宏大的愿望，希望打造像华纳、迪斯尼、维尔康姆那样的跨国文化公司，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把中国推向世界。

“他总是说，要集中精力办几件大事。他一直醉心于两类电视剧，一类是历史题材；一类是家庭题材的；他还是以台长的思维来经营公司的，认为‘伴餐时间’里应该有适合于家庭观看的节目，在《我爱我家》之后这种家庭情景喜剧非常少。”杨伟光留给电视观众最后的欢乐就是情景喜剧《家有儿女》。

筹拍前，很多人说情景喜剧没有市场，不挣钱，但是女儿杨平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有悲观的情绪，他总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心态总是积极向上的，他说，拍好了为什么会没市场呢？”杨伟光对《家有儿女》提出了几个原则：“他希望作品要寓教于乐，形式要生动，不应该是生硬死板的，他说要允许孩子犯错误，连大人都没有完美的，更不要说孩子，他希望作品能够让人有所回味，讲一些道理。”

王旭东说，《家有儿女》6000万字的剧本，每一集都是杨伟光亲自看过的，有两三年，他天天都在看剧本，他的视力不好，技术部的同事帮他下载了一个语音软件，可以将剧本诵读出来，他的眼睛解放了，就坐在办公室里听剧本，有时候他会调整软件的语速，觉得电脑里发出的声音很有意思。

杨伟光对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他掀起了中央电视台的辉煌时代，在互联网时代来临前退休，但是对于互联网的兴趣很浓厚，王旭东说，他的书桌上一直摆着一个裁纸刀用来裁开信件，但他很早就开始用E-mail，有时候碰到一些老朋友还会主动问他们的邮箱。“我当时联系新浪网做《家有儿女》推广的时候，会把策划好的网页给他看，他都会提出意见。”

刘世英和杨伟光认识的原因是一本写分众传媒的书。“他对新媒体很感兴趣，也很关注互联网新兴企业，他还曾经打电话给我，建议我去写写这些公司的成功案例。”

方静说：“我相信，如果他来做新媒体一定做得好，他对大趋势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而且思想非常开放，对于新事物跟踪的能力非常强。”

（实习生王紫祎、祝童对本文亦有贡献） 焦点访谈夏骏杨伟光东方时空时代家有儿女电视综艺节目新闻调查开创者中央电视台白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