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思想碰撞”的现场

思想者的“聚变”

纵观今年的“思想·广场”，不难发现其主题设置上的庞杂性。比如诗人西川以古喻今，在《汉语·思想·战国诸子》的框架下，谈如何用过去经验来破解当下的写作困境；哲学家陈嘉映讲《西方美德观念的演变》，从古希腊的美德谈及当代社会的德行坚守；哲学家赵汀阳和当代艺术家汪建伟在哲学层面对话《必然性和可能性》，探究一切悲喜成败；诗人多多和王家新讨论《策兰与中国当代诗歌》；作曲家田艺苗谈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音乐》；北大传播系教授刘德寰基于互联网大环境，讲《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的变革、机会与风险……这些主题有意将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各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引入一个多人共享的广场空间中，在打破界限的空间里，推行一次思想碰撞。

一切互动都得益于“广场”的设定，“广场”是“思想汇集”的方式。

诗人欧阳江河把这种“思想·广场”的概念比作一个“虚拟现实”。“我们在‘思想·广场’上散步，相当于康德所说的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一是道德法则，一个是头上的星空。‘思想·广场’既是道德法则，也是头上的星空，我们在这里散步，既是思想、词语的散步，也是生命的散步。”

走进每一个现场，参与者可以自由提问。比如学者尚杰在《记忆与时间》的讲座中，一上来就让观众谈自己对记忆和时间的理解，在主讲人与听众的对话中完成思考。作曲家田艺苗在讲座前还担心，因为现当代音乐的爱好者毕竟是少数。“我就一边放音乐一边讲，比如谭盾的《鬼戏》、《愁空山》，然后问大家听到了什么。我坐在沙发上，有一个客厅式的交流，我讲得也轻松、随性。现场互动、交流碰撞，会激发一些新想法。”

这种自由的“思想行走”，使得主题选择没有过多去屈就听众，“不要求人人都能听懂，思想要有尊严，严肃的思想并不是迎合听众，而是有能力去创造听众”。这是我们的想法。“因为一个思想家的讲述，正是要提出被掩盖的问题。”作为“思想·广场”的嘉宾，诗人王家新今年第二次应邀参加，在他看来，“‘思想·广场’对真理、知识抱有一种热情，不像消费时代沉迷于物质，实质性的思想、文化、艺术、哲学、诗歌的交流是极其纯粹而有价值的”。

在问题的设定上，也在尝试打破主讲人身上的标签，展现思想的多层次。比如翟文喆是法学学者，这一次在“思想·广场”上却用一张地图讲述法国启蒙运动。艺术家兼策展人邱志杰被邀请来做一场《文化杂食现实》的讲座。人类学家王铭铭在个人研究领域从来都没有使用过“边疆研究”这个概念，但还因其边疆田野调查经验，被请来跟大家一起厘清《边疆的形成》。王铭铭带来了两位年轻学者：民族理论、建设学者关凯和古诗制度、草原文化研究者郑少雄，他们带来了关于边疆的多维度解读。“思想·广场”上所有的讲座、对谈的学者以及参加者，都是“与”以及“在一起”的关系。

比如赵汀阳和汪建伟，作为老朋友，一个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一个是当代艺术领域的实践者，他们被放在一起讨论哲学命题——可能性与必然性。一开始各说各的，赵汀阳侧重从西方哲学来阐述必然性，“人的意志可以创造一种可信的、可靠的，永远都可以依赖的必然性”。而汪建伟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时，想把这个“可能性”改成“偶然性”，阐述一个选择性问题，他借用自己的艺术创作，比如2010年举办的“黄灯”展览，把介于红灯和绿灯之间的黄灯，比作设定了潜能的时间，指出一个事物做出的行动，实际上仍然保留了另一种行动的能力，汪建伟因此关注是事物的多种“可能性”。两人最后在观众关于“必然性是结果还是过程”的提问中碰撞了。

同样是讨论摄影，在《你还在摄影吗？——重新理解摄影》的议题中，吴毅强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摄影，冯原则从更广阔的社会范畴来看摄影，最后同样在一位专程从成都飞来的听者“摄影到最后是表现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结合”的观点中融合了。

有时候，不光是嘉宾的差异性，主题本身就是对比。《双园八比》采取三人论坛的形式，三位嘉宾都是高校的建筑学学者，董豫赣来自北大，童明来自同济大学，葛明来自东南大学，三个人分别从三个角度，对两座园林——无锡寄畅园和北京谐趣园的优劣做比较。这比较又来自八个角度：从山水诗的诗法、山水画的形法，以位置对偶、掇山高下、理水远近、林木藏露、滩桥气势、错综断续、居游动静、古今赏析来阐明中国人如何将诗情画意寄托在日常生活里的造园法则。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园林？童明认为，因为承载着造园的整个生态失去了，能够承载着我们对于造园过程中非常高度的敏锐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造园这件事情在今天仍然是活着的，这个必要性并不是一个外表性的传承，而是内涵性的延续。我们如何去反思这一件事，在造园中，人工世界如何建立好与对应物自然生动的娓娓对话关系。

同样都是以汉语为题，也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进入方式。汉学家顾彬和欧阳江河以《受伤的汉语》为题，讨论语言在现代进程中的一系列流变。在欧阳江河看来，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它不仅是传达我们肉体生命状况的工具，还是各种信息的携带者、传递者、呈现者。语言经过现代性转型，包括革命、商业大潮、东西方融合、网络虚拟方式等的转折和渗透，呈现出了一种伤痛。尽管顾彬认为谈论“受伤的汉语”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颇具争议的敏感题目，但这个中德两国母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而西川则回顾历史，在《汉语·思想·战国诸子》的框架下，拿战国诸子作参照，拎出现代汉语写作存在的问题。在西川看来，“问题意识”对于思想者来说非常重要，但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这种问题意识所带来的“主力天下”的力量感慢慢丧失了。虽然切入角度不一样，但落脚点都落在了对当今汉语的关照上。

在谈论汉语的讲座中，总是不可避免会提及诗歌。虽然对于诗歌的探讨在文化节上通常会被归入冷门，但是“思想·广场”的现场让王家新感到吃惊，“像策兰这样一样的诗人，讲座现场居然也来了不少人”。作为一名视翻译为一种“生命的辨认”译者，王家新与狂热的“策兰迷”多多给大家带来了一次《策兰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对话。多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现代诗歌的探索者之一，他在40多年的写作经验基础上讲述策兰带给自己的影响，并进而反观当代诗歌。他称策兰的诗歌为“最低限度的写作”，或者叫“极简的诗歌”。他认为，策兰建立了一个“场”，不只是一种人性的写作，而是强调一种陌生的、不可言说的语言的源头和终结。诗人因此同时也是预言家、先知，以至于得出了我们这个时代，诗人早已不是这样的角色的遗憾。“诗歌是从哲学结束的地方开始，这就是尊严，这是思想，我们的认知、知性层次无力到达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诗歌应该去的地方。”

主题的多样性

也许听众会简单地把这两天的密集活动，当成是一个庞杂多元的“思想拼盘”，那就忽略了“思想·广场”的有机性。议题设置看似庞杂，却有脉络可循。

就历史维度而言，史学研究者李孝迁和曹刚华搭档，谈论一个庞大的主题——《进化论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李孝迁说，就史学而论，中国传统史学一向认为把事情记录下来就是历史，但他借用一本20世纪初对中国史学界影响较大的书《史学原论》里的观点，认为“一定要有进化现象的东西才叫历史，没有进化的，单独的、孤立的事实不在历史的范围内。有发达，无生长、无进化的绝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虽然西方学界所提出的“社会进化图式”并不一定完全被中国学者所采纳，但它所隐含的一种观看历史的思维方式却被许多人所接受。

除了广义上的史学研究法的讨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潘振平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探讨了《新修清史以什么标准为人物立传》，从个案层面来剖析历史研究者如何在“写什么”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把清史传记当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人作品的汇集”。历史学者吴思则更加直接，他在《官家主义：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的题目下，谈“官家主义”的由来和弊病。三场都是与历史相关，却各自有切入点。

除了纵向历史领域的讲述，活动也涉及横向地域边界的话题。王铭铭被邀讨论《边疆的形成》——什么是边疆？边疆常被理解为“接近国界的疆土”，而那些地方演绎着很多分界、跨界、封闭与交流的辩证，常被忽视。翟文喆也讨论地域，只不过他带着地图让大家看启蒙运动，讲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在18世纪启蒙运动前后的生活轨迹和思想轨迹，他说：“任何的思想家首先是居第的人，他说的话、写的书都与他具体的时代、地理、气候等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翟文喆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法。

有从地理上的界定，也有对当代艺术边界和地形的敲定。艺术理论学者陆兴华讲《重勘中国当代艺术的十二个坐标》，希望从近60年里政治和艺术的关系说起，重新定位1955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找寻中国政治和艺术第一次能够相互摆平的点：一个青年艺术家和来自于政府、来自于艺术政策之间如何平衡。

在以观念性讲演为主体的“思想·广场”里，也有不少实践者的实验现场。吸引观众最多的，大概是文慧名为《身体语言剧场－身体－记忆－重构》的现场。她借一个赋予的空间探索一种可能性：“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空间，每个人走进来，用自己的身体来创造，你用身体交流，也是思想的交流，精神的交流。”于是诞生了一个用脸、身体部位写字，用不同参与者的身体来搭建建筑的“身体广场”。文慧把身体看成记忆的博物馆，因为身体不会撒谎，用一种真实的面对面交流，去尝试唤醒身体的可能性。

曹曦的戏剧工作坊也打破表演的限制，《从餐桌到宇宙——戏剧作为现实的工具》邀请观众参与，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忽略的小事，来创建一个想象和现实之间微妙的场，探讨戏剧的真真假假。“人类有意识，所以才创建了戏剧这样应对现实的工具，于是宇宙中只有人类才追求理解和理性，于是餐桌上的事件看起来也会联系到宇宙的事件。”

在尤伦斯剧场全天等待观者的是建筑师武昕的建筑装置——“空间，公共性与私密性”。与本次“思想·广场”主题相呼应，武昕的作品将希腊人的公共生活空间——一个类似的广场（Agora）搬到了现场。由玻璃作墙，围合空间，搭建被法院、议会等公共建筑包围的公共空间。地面上，铺上罗马斗兽场、墨索里尼挥过手的阳台、成都的老茶馆等建筑图示，暗示“缺位的公共生活：原来在此举行的争辩哲学、买卖货品，交换信息活动，现在转移到了私人空间里动动鼠标完成了，而个人的情绪、晚餐的菜式、隐秘的情事都通过网络暴露在大众视野之下”。武昕的理念是，网络发达，我们的公共和私人空间不停转换。“让我们得以与遥远的友人们保持联系和沟通的同时，也减少了在物理世界里的公共生活，甚至剥夺了我们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以眼睛和声音的力量，影响甚至控制我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思想和行动。”

（致谢本次活动的官方合作伙伴：玛莎拉蒂中国）

9月20日，德国文学评论家、教授顾彬（右）与诗人欧阳江河在第二届“思想·广场”做题为《受伤的汉语》的对话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尚杰的《记忆与时间》讲座在与听众的对话中完成  

“思想·广场”展示的建筑师武昕的建筑装置“空间，公共性与私密性” 文学汪建伟艺术王家新文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