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之患

刚刚过去的7月，全球主要经济体很少正面消息，日本第二季度负增长，系2011年以来最坏的数据；德国萎缩0.2%，为2012年以来首次下跌；法国第二季度GDP持平，为连续第二个季度停滞；澳大利亚7月份失业率激增至6.4%，创下自2002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唯一的亮点来自美国，二季度增速达到4.0%，远超预期，但那是在一季度极寒天气大幅回落后的赶进度。全球经济放缓来自两个因素，第一是中国经济转型，第二是发达经济体潜在增长率回落。

日本一季度在消费税增税前的突击消费带动下，GDP出现了年率6.1%的高增长，第二季度却因为提前消费的消失，急转为减少6.8%。日本早在2013年第四季度经济就略有萎缩，这意味着一年间日本经济规模几乎没有变化。安倍的三支箭，削弱了日元，提升了国内的通胀预期，却误算了当今制造业的构造变化，并没有很多企业迁回日本本土。倒是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国内的火力发电站燃料需求量急速增加，导致日本的贸易进口额大增。随着日元不断贬值，贸易条件也随之出现恶化，截至今年第一季度的近五个季度，日本的贸易损失扩大了三倍，主要都是受汇率的影响。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日本不得不调高了消费税，国内需求进一步遭挤压。安倍经济学显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欧元区的火车头德国一季度环比增长0.8%，增速创下近3年以来的新高，但二季度就回落0.2%。表面看制裁俄罗斯，德国恐伤及了自身，实质却是这个人口结构高度老龄化的国家，有着和日本类似的麻烦，物价越来越低，消费增长乏力。靠着高品质的制造业，德国在东欧和中国两大市场找到了爆发式的增长点，可随着制造业产业结构向着智能化升级，未来的优势很可能让位给美国。货币政策不能独立于欧元区之外，当南部国家陷入困境产业时，反而因健康的财政状况而吸引了资金和人才，成为欧元区增长引擎。如今债务危机缓解，欧元区整体经济复苏趋于停滞的问题却越来越明显，并正在蔓延到核心国家。数据显示，德国的工厂订单和经济景气指数都大幅下滑，经济正在失去增长动能。

西方经济的希望被寄托在了美国，无论电动汽车还是智能手机，美国制造都拥有首屈一指的产品。但整体而言，美国的增长潜力也大不如前了。上世纪90年代，在“新经济”的感召下，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都在大幅飙升，一方面移民滚滚而来，美国失业率低于4%；另一方面生产力随着计算机在各产业的渗透而提升，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美国彼时的潜在经济增速超过了3%。“新经济”没能一直延续下来，2008～2009年以来的经济复苏是“二战”以来最为疲软的，劳动力根本没有增长，而劳动力每小时产出却下降了。鉴于货币刺激空间将耗尽，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指出，随着劳动参与率和生产效率增速的下滑，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从2.5%下降到2%左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美国经济增速预期由此前的2.8%大幅下调至2.0%。

无论日本、德国还是美国，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当中国经济以两位数增长，其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增速创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增量。这个增量表现为出口，是美国劳动力和生产率增长的“两高”中的通胀率的“一低”；当这个巨大的体量表现为需求，则是发达国家高技术和原材料的旺盛出口。当中国经济趋于平衡，增速下了台阶，一个市场大扩张的窗口关闭了。这方面，澳大利亚遭遇到的挫折最为明显，7月失业率意外上升至6.4%，20年的经济神话破灭了。 增长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