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安思远

( 安思远藏品 :《岩石上的女孩》 )

1979年的冬天，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worth，1929〜2014）来到了北京，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大陆，这一年他50岁。在老朋友黑洪禄的陪同下，一起到了北京、西安、上海，购买了不少艺术品，石鲁的绘画收藏也是在这一次行程中开始的。安思远对上海和平饭店的爵士乐队颇有兴趣，以致在日后的聊天中常常提及。早在1949年的时候，安思远曾希望经香港进入内地，只因当时特殊的时局，他只是通过罗湖桥去了广东一趟，当天往返，没能多待。

安思远是一个美国人，祖辈是新英格兰移民。父亲是著名牙科医生，母亲是歌剧演员。虽然父母对中国文化并无浓厚的兴趣，但安思远还是对收藏中国邮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被问及原委的时候，他回答：“这些邮票是最迷人的，也是最便宜的。”安思远常常流连二手商店，寻找可以转卖给古玩商的物品，这为他发现鼻烟壶提供了契机。

上世纪40年代末，安思远从二手店所购买的物品中有一件中国花瓶，一直被他珍藏着。当时安思远认为这是一件明代的作品，并请著名的中国艺术品商人弗兰克·斯托纳（Frank Stoner）帮他看看，有着数十年艺术品交易经验的斯托纳听到花瓶的来源后，对安思远的判断提出了质疑，但安思远非常坚定自己的判断。于是斯托纳建议他将花瓶拿给爱丽丝·庞耐（Alice Boney，1901〜1988）鉴定。

庞耐是与卢芹斋（C.T.Loo）、戴润斋（J.T.Tai）等人同时代齐名的纽约重量级古董商，可以说她是美国第二代中国通的关键人物。曾有人评价说：“因为庞耐的出现，美国才能以不到50年的时间，了解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也许这话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在国际艺术收藏界，谈到庞耐是众人皆知。尤其是她在东方、中国美术上的专长，获得许多晚辈的尊敬与佩服。

庞耐看到这件花瓶后，赞同了安思远的观点，并被他的坚定所吸引。在这个行业中，很多人会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而失去最好的机会。安思远得到了庞耐的赏识，这让他有机会去了解中国陶瓷、家具和绘画等，以及日本、印度、泰国等亚洲艺术，自此，长达50年的友谊和专业合作开始了。庞耐还为安思远引荐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馆长艾伦·普里斯特（Alan Priest），他是西方研究亚洲艺术的先驱人物之一。看似不经意的每一步，实则为安思远的今后发展埋下了伏笔。

( 《山峰》 )

安思远与庞耐结缘时，他才19岁，还没拿到高中文凭。庞耐为他介绍了耶鲁大学王方宇教授，教授他中文及指导晚清书画研究。王方宇（1913〜1997）生于北京，1936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教育系。1944年负笈美国，1955至1965年在耶鲁大学任教；70年代任美国西东大学亚洲学系主任。王方宇发现这个年轻人在课堂上总是一副思绪万千的样子，于是便有了“安思远”之称。王方宇在教授安思远中国艺术知识的同时，还教他为人为商之道。而庞耐则给予安思远资金和渠道支持，让安思远有更多机会了解亚洲艺术。遗憾的是安思远最终也没能学会中文。

1960年，安思远和古董商詹姆斯·高德合伙在纽约开了安思远高德画廊，经营英国家具、工艺品以及亚洲艺术品。1971年，安思远的第一本有关中国家具的著作《中国家具：明及清初硬木实例》问世，在整个西方掀起了中国家具收藏热，这本书也自然成为收藏家的指南及学者必备书。随后又于1986年出版了《中国现代书法绘画》（三卷本），图文并茂的三大册书本身也成了收藏品。他曾说：“有幸在此之前认识了许多人——传教士、外交官、学者、博物馆馆长等，这些人从中国带回了精美的明清家具。”1951年美国颁布禁止贸易令，终止了所有中国物品的进口。同时中国也停止签发外贸执照，甚至禁止个人财务外流。安思远曾回忆说，这些外交举动的结果，冻结和封锁了有关中国物品和知识，随后的数十年中，无法获得新的明清家具资料。

( 《芍药花》 )

1971年《中国家具：明及清初硬木实例》的出版，恰逢中美贸易禁令取消，这也是中美间长久以来通商及学术交流沉寂状态的终端。1972年的《上海公报》中，中美同意在科学技术、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等方面共同努力。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80年代初期，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化，通商和学术交流随之重新开始。安思远因此书的出版及珍藏各种明式家具而闻名。

1981年安思远大胆购藏了1500件印度艺术品，其中半数很快出售，他也成为最具权威的国际亚洲艺术古董商。安思远的收藏和经营理念很有意思，他通常会将一批艺术品整体购买下来，将其中约三分之一左右的精品自己收藏；再将其中的三分之二按原整体的购入价陆续卖出。所以他的大部分藏品几乎都是没有成本的，当再出售那些藏品时，所获得的就是“净利润”。

( 《松树》 )

在外人看来，安思远在购买和出售的时候果断、大胆。在他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公寓内，有一块精美的地毯，这张地毯曾铺在紫禁城皇帝的住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它从皇宫流出，几十年之后到了一位美国飞行员的手里。这位飞行员开着单引擎的飞机进入中国提供货物空运服务，他的一位客户为了感谢他一次特别的运输，将这块宫廷地毯送出。飞行员将地毯卖给了安思远，可没有人会想到安思远把这样一块地毯摆出来使用供人参观。

事实上，早在1952年，安思远买进了他的第一方铜镜。那是一个没有人对铜镜感兴趣的时代，价格也因此很具吸引力。安思远凭借自己的判断，认为铜镜的工艺相当精致，小巧的体积便于收藏和研究，因此买进不少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铜镜。铜镜在拥有功能性的同时，其抽象的几何图案或优美的人物造型令人叹为观止。虽然那时的参考资料和书籍非常少，但是安思远仍然被铜镜独一无二的品质和美感所吸引。在收藏之初，安思远一定很难理解中国一千多年前，盛唐的皇帝太宗李世民说出的一段流传千古的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文化总是蕴含哲理，铜镜被赋予了观今鉴古的能力。理解这些对西方人来说，不是易事。

( 安思远藏品 :《树》 )

关于铜镜之美的精髓，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在《古镜图录》中有过精辟的解读：“古刻划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莫镜若也。”中国古铜镜随历史社会的发展而各有不同形态、纹饰、铭文、内蕴、技艺等，各具特色。安思远有一方唐代犀牛花卉纹葵花镜，犀牛对视，衬以工整的折枝花草，翎毛昆虫，中国自古以来视犀牛为神物。纹饰中有一别开生面的元素：抛光镜面刻有一尊持钵端坐于莲花座上的观音。

在安思远所藏的铜镜中，主要有60年代收入的白威廉（A.W.Bahr，1877〜1957）和庞耐的收藏，以及80年代末期于香港的购买。安思远与白威廉很熟，有60多年的交情。白威廉1877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1910年之前他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平时喜爱中国艺术，对古玉、陶瓷及绘画有所收藏，曾任上海英国皇家亚洲社中国北方分社（简称亚洲文会）秘书长。皇家亚洲学会成立于1788年，是英国研究亚洲的大本营。

白威廉一家1915年迁居美国，正式踏入了艺术领域。安思远回忆道：“白威廉去世后，他的女儿埃德娜（Edna）于1959年将他的藏品移至离我住所不远的一栋房子中，然后我帮埃德娜整理了囊括各种类别的收藏，其中云集了不少珍罕佳作。”

安思远有一面战国晚期的三山纹铜镜，是白威廉的旧藏。主题纹饰是三山和三兽相间环列，一兽似犬，作前视状，竖耳垂尾；两兽似鹿，作回首屈肢状，形态生动，以羽纹为地纹。山字纹是战国铜镜的特色纹饰，除三山纹镜外，还有四山、五山、六山字纹镜。在1937年前后，学者高本汉与梅原末治就此件铜镜还曾有过一番来源之辩。

2012年春天，安思远将自己珍藏的70面铜镜交予纽约佳士得进行拍卖。这些铜镜跨越1800年，上至战国，下至明代，无一不见证了华夏民族的辉煌成就。前弗利尔及赛克勒美术馆馆长罗覃感言：“安思远收藏中国铜镜始于60年前，遥想当年，若要为早期作品断代，或划分诸多藏品的地域风格，可以参考的中日或西方文献实在寥寥可数，铜镜的收藏也无人问津。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随着东西方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发表，我们不得不钦佩安思远鉴藏这批中国铜镜的超凡眼光。”

1985年安思远捐赠给弗利尔美术馆260件中国近现代书法作品，一件13〜14世纪印度铜牛像；捐赠部分珍藏给耶鲁大学博物馆，以答谢恩师爱丽丝·贝尼。1986年捐赠“安思远珍藏系列”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当中汇集471件作品，这些艺术品成为西方艺术馆最大型的现代中国画馆藏。他也因此荣任美国国家税务局艺术品捐赠审核委员会的五名顾问之一，其他四位皆为各大博物馆的专家或馆长。当然这也与安思远无婚姻无子女有关，更能客观公正地评估。

对于中国人来说，“安思远”这个名字被人熟知，应该是2003年以450万美元价格出售宋拓王羲之《淳化阁帖》四卷给上海博物馆，轰动一时。《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古代书法丛帖，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下旨编选内府所藏历代帝王、名臣、书家等墨迹镌刻而成，共集108人的420帖，分作10卷。可惜，历经千余年的各种劫难，北宋拓《淳化阁帖》善本流传至今已凤毛麟角。

1994至1995年，安思远先后在纽约佳士得分别以8.96万美元和20.25万美元拍得《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最善本”。当拍卖《淳化阁帖》第四卷时，估价8万至10万美元。《淳化阁帖》第四卷为香港著名藏家李启严所藏。1995年所拍的第六、七、八三卷来自台湾地区收藏家吴朴新的思学斋。他收藏的其他碑帖精品包括：宋拓《怀仁〈圣教序〉》、宋拓《怀素草书〈千字文〉》、水拓本《瘗鹤铭》、明拓《天发神谶碑》、明拓《礼器碑》、未断本《曹全碑》、旧拓《石鼓文》等。

安思远懂得品质，有着辨识精品的眼力和乐意冒险的精神，成就了他令人羡慕的事业和令人惊艳的收藏。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安思远一直受遗传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困扰，痛苦难忍时，以酒减压，却被外界传为酗酒。一生阅人历事无数的老人，对此传闻，不过一笑了之。如今斯人已去，留下的是大量待安置的文物和未完的故事。安思远铜镜珍藏

战国 镶嵌绿松石三活环镀银铜镜

《考工记·六齐》说：“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金即是铜，“齐”同“剂”，说铜与锡有六种配比，可用来制作六种不同性能的器物。《考工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这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关于铜镜及其他青铜器合金配比的最早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是由稚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的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

隋 局部鎏金四神纹方铜镜

隋代的铜镜，品种不多，主要以十二生肖镜及四神镜为主，有时更二合为一，但这两种镜式，其实仍有很重的汉镜味道，例如镜边的纹饰及规矩纹的影子。隋镜最重要的革新，是把汉代的篆书铭文，改为楷书铭文，而内容是诗句。隋镜比南北朝的镜大，并且厚重，这个方向在唐代再发扬光大，这也证明隋唐社会物质丰富、社会繁荣。

西汉 多乳兽鸟纹铭文镀银铜镜

自西汉晚期王莽至东汉早期，出现了四乳禽兽纹、多乳禽兽、四神规矩纹等，这期间主要产自浙江绍兴的画像镜、半圆方枚神兽镜是其中佼佼者，其工艺以高浮雕为主，刻画极为精细、纹饰内涵丰富，多有铭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之后还有连弧纹、变形四叶纹、龙虎纹和夔凤纹等，纪年铭文亦开始流行。

宋 练形神治铭海兽葡萄纹铜镜

两宋是铜镜由盛向衰的转折时期，整体的工艺水平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当中部分原因跟当时“存天理，去人欲”的社会风气有关，这使自由的艺术思想受到窒碍；加上宋代经济发达，大量铜被采用铸币之用，也间接使铜镜的发展受到影响。这时的镜形制则呈多样化的发展，除延续了唐代的菱花形、葵花形外，长方形、钟形、盾形、心形、鼎炉形、手柄镜等花样繁多。比较流行的纹饰有缠枝花草、双龙、双凤、神仙人物、八卦等，素镜和带有商标铭文的铜镜占有很大的比重，整体呈现的是素雅纤秀的风格。 曾经淳化阁帖安思远汉代铜镜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