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俺老孙七十二变

引爆关注的，为何又是“悟空”？

回首数一数，1961年，他是“国产动画之光”里勇猛矫健的少年；1986年，他是电视荧屏上有情有义的行者；1995年，他带着无厘头的戏谑闯入无数人的影像青春；2000年，他在网络小说中成为传主，反抗天地秩序；2015年，他是动画大片里的“中年大叔”，重燃人们对国产动画的希望；2024年，他是国产3A游戏里的灵魂人物，带领中外“天命人”降妖除魔。悟空已反复成为文化爆款，陪伴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

“我们一直强调文艺的时代精神，但孙悟空却从不过时，这是颇为神奇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惠元用将近20万字的著作《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三联书店，2024年再版）系统梳理了近一个世纪间孙悟空的形象变迁。在游戏《黑神话：悟空》引发热潮之际，《环球人物》记者邀请他共同重温孙悟空的故事，并从“七十二变”的前世今生里，一窥现代中国的诸多变革。

60年代，“探民族风格之路”

1959年底，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大闹天宫》摄制组，严定宪担任原画组组长。时年23岁的他已参与过4部动画片的制作，包括“探民族风格之路，敲喜剧样式之门”的先驱之作《骄傲的将军》。

在严定宪接过孙悟空形象绘制的重任之前，同事们已经设计过3个版本，导演万籁鸣都不太满意。严定宪反复研读《西游记》原著，终于画出那版家喻户晓的孙悟空：他拥有接近真人的身形，穿着威风凛凛的黄色上衣、虎皮短裙、大红裤子和黑色长靴，兼具猴性、神性与人性。

孙悟空的脸则脱胎于京剧脸谱，一看就是来自中国。为了让孙悟空动起来，严定宪去请教被誉为“南猴王”的戏曲演员郑法祥，学习猴戏的经典动作，比如站立时要耸着肩、端着手、缩着脖子。

1961年，《大闹天宫》上集问世，好评如潮。严定宪生前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动画片本来就是舶来品，中国人应该怎么搞？我们不应该像美国人一样，单纯把这个当成一种娱乐趣味，一味搞笑，而是应当搞出艺术性，搞出意境。”

《环球人物》：作为中国动画史上的里程碑，《大闹天宫》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您对其中的哪些细节印象深刻？

白惠元：首先是造型上的民族化探索。20世纪40年代，万籁鸣导演了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孙悟空形象明显借鉴了迪士尼的“橡皮管”风格，头大身小，头身比例为1：2左右，更像米老鼠。到了《大闹天宫》，孙悟空的造型更具民族特色，身体有所“发育”，线条更具弧线感，突出其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的少年动态。

其次是影片的第一句台词：“孩儿们，操练起来！”随着孙悟空在花果山喊出这句话，画面转入猴子猴孙挥舞兵器组成的军事武装方阵，传达出“保家卫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这个开头为全片奠定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基调：“花果山”就是中国的隐喻。

《环球人物》：在影片中，面对天庭的招安，孙悟空却质问：“谁要他封？”您怎么看待这一情节设置？

白惠元：花果山对天庭的拒绝正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的心境表达和国际姿态——新中国被资本主义阵营孤立，同时也反对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大国霸权，中国坚定地走上独立自主之路。

《环球人物》：是否可以说，从《大闹天宫》开始，孙悟空这一神话里的英雄，有了更多现实的意义？

白惠元：是的，社会主义文化有力建构了孙悟空形象的反抗性。《大闹天宫》上下集采取相近的结尾定格镜头——孙悟空面带笑容仰望天空，周围环绕着高举手臂的群猴，那是专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庆典，是人民对新中国的自信与期许。

80年代，“敢问路在何方”

1981年，中央电视台委派导演杨洁筹拍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的造型怎么做？戏曲界的老艺术家认为，孙悟空还是要按戏剧舞台上的办法勾绘脸谱。但杨洁有不同想法，她认为“美猴王”就得美一点，于是前往北京电影制片厂（1999年并入中国电影集团），找到化装师王希钟。

王希钟与杨洁一拍即合。在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他用上了绢纱粘双眼皮、硫化乳胶塑形等绝技。孙悟空的鼻子要像人，因为猴鼻子不太美观；嘴巴要像猴，突出“毛脸雷公嘴”的特点……1986年版《西游记》首播收视率达89.4%，重播次数超过3000次，成为全球重播率最高的电视剧。其中的孙悟空，成为难以逾越的经典。

《环球人物》：“美猴王”成为86版孙悟空形象的代名词。在您看来，为什么“美猴王”之“美”不是单纯的审美范畴，而是一个社会化议题？

白惠元：“美猴王”之“美”，是导演杨洁进行艺术再创作的理念之一。这一版本在化装扮相上有了重大创新，彻底去掉戏曲脸谱，明确淡化舞台痕迹，追求更为生活化的表演方式。孙悟空的表情细节也就更接近于“人”，更易被审美化。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人道主义思潮兴起，中国社会掀起对于“美”及“美学”的空前关注。美猴王之“美”恰恰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感性氛围，折射出民众对于“新时期”英雄的想象方式。

《环球人物》：86版《西游记》的另一创新是走遍中国进行实景拍摄。这种实景构建了怎样的民族—国家想象？

白惠元：取景地遍布中国大江南北，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艺术创作方式。如杨洁导演所言，名山大川、古典园林、佛刹道观都被摄入剧中，让“游”成为主线。这是一种“风景民族主义”策略。86版《西游记》通过电视剧里的4A、5A级景区，在“客厅”与公众、家庭和民族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召唤出民众对祖国的文化认同。

《环球人物》：1986年秋季，电视剧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被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艺宣传材料。它何以成为时代的旋律？

白惠元：把《西游记》的故事主题解读为“寻路”，正是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据词作者阎肃回忆，他先是写出了前半段，却感到缺乏深度，于是闭门细细思考。一旁的儿子说，他在地上走出了一条道。这才使他想起了鲁迅小说《故乡》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意境正好与取经故事相符，于是，他写出了“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的结句。

这两句话可谓凝结了整部剧的核心精神，成为“摸着石头过河”在大众文化场域内的再现。所谓“路在脚下”，再一次确认了“中国”的主体性与特殊性。在那个历史节点上，中国急切地需要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之路。

世纪之交，当古典遇上“网络一代”

1995年，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和《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红遍内地。“我猜中了开头，可是猜不着这结局”“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等经典台词，至今仍以各种形式在网上流传。

一名80后“星迷”这样写道：“《大话西游》看第一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看第二遍会大笑不止，看第三遍会泪流满面，看到第四遍时，会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和无奈，可又说不出来。”

内地观众为《大话西游》赋予的丰富内涵，甚至超过了主创的预期。编剧、导演刘镇伟就曾坦言：“他们解读以后，（这部电影）才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经典电影。这个光环是他们扣在我的头上。”

《环球人物》：《大话西游》催生了一股蔚为壮观的“大话文化”，包括孙悟空在内，一切传统似乎都可以被颠覆。您怎么看这种颠覆？

白惠元：在此之前，孙悟空的形象一直都是很“重”的，被赋予很多意义；到了这里，他变得“轻”了起来。作为“准网络时代”的文艺作品，《大话西游》解构了各种崇高的表述，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孙悟空变成了至尊宝，是一个苟且偷生的山贼。

这种“反英雄”的、用戏谑对抗严肃的“大话文化”，可以视作“网络一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它最初上映时反响平平，是大学生们在高校网络论坛上自发展开的“贴台词运动”让它彻底流行起来。从落魄的至尊宝到皈依的孙悟空，这种嬗变承载着90年代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心事。

《环球人物》：《大话西游》之后，2000年开始连载的网络小说《悟空传》引发了新一轮的悟空热潮，被一代人奉为网络经典。您认为它的影响力从何而来？

白惠元：《悟空传》这部小说将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归于青春叛逆，指出人终将走上“取经之路”，走向成熟，但也希望激励读者在无聊的取经路上重拾大闹天宫的激情。这种“成长”的世界观与“老男孩”式的自我激励，是《悟空传》与《西游记》的根本差异，也是当代中国青春文化的征候之一。

新世纪初期，复兴路上的自我期许

2014年的一个冬日，制片人路伟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信息，为《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下简称《大圣归来》）众筹发行宣传经费。

当时，这部电影已进入了制作的第七个年头。它讲述的是不一样的西游故事：小和尚江流儿偶然救出了被压五行山下500年的孙悟空，他法力全无、手戴铁铐，只盼遁世、不敢梦想，但江流儿坚信他就是齐天大圣。

次年7月，《大圣归来》剧烈地搅动了中国大银幕。它不但刷爆社交媒体，还催生了一个新词“自来水”——因为喜爱，网友们自发成为电影的宣传者。

路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更希望《大圣归来》是一个符号：“让更多的人在动画电影这条路上，走得更加轻松一点、开心一点，也更远一点。”

《环球人物》：《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少年感十足，但到了《大圣归来》，他成了一位“中年大叔”。您怎么看待这种演变？

白惠元：在原著《西游记》第三回中，孙悟空将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中勾去，自此，他的生命便与时间无关了，是无法感知青春或衰老的。因此，将“年龄”与“时间”铭刻于孙悟空的身体形态，本就是一种现代性改写。

在《大闹天宫》等前作的基础上，《大圣归来》对孙悟空的艺术形象进行了再创作。孙悟空首次被置于“父亲”的位置，唐僧变成了儿童江流儿，师徒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

《环球人物》：“中年悟空”切中了怎样的时代精神？

白惠元：如果说《大闹天宫》的少年悟空体现了新中国的革命乐观主义，那么《大圣归来》的中年悟空则是中国在复兴路上的自我期许——从稳定应对世界金融海啸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迫切需要从主体性出发，在世界舞台上讲出自己的“故事”。中年悟空历尽沧桑，最终挣脱镣铐、恢复神力，重新成为英雄。他又一次触动时代众生的情绪，彰显着空前的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