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夷制夷”与全球殖民，不对称的外交
作者：吴琪
1894年11月，日军在牙山战役取胜后，列队通过建在汉城附近的凯旋门（《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俄国的渴望
“我乘火车经过天津时，访问了李鸿章。他告我一项重要消息。朝鲜形势现极严重……李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请我将中国的请求转知帝国政府，中国希望俄国出面调停此事，以迫使日本立即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退军队。李声称：中国政府认为俄国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俄国有出面调停的特殊权利。他恳切地促我将中国的要求电知阁下，以期我国能促使日本立即从朝鲜撤兵，并且中国方面也郑重地允诺同时撤兵……”
1894年6月20日，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回国休假的途中，访晤了李鸿章。喀西尼对于李鸿章请求俄国干涉中日的朝鲜之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两天后便向圣彼得堡的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发出了以上电报。
当朝鲜东学党起义时，欧美各国并未怎样注意，及见中日相继出兵，才感到惊异。在西方看来，一般认为这场战争是因为两个国家为了争夺一块争执已久的地盘而大打出手——朝鲜被迫卷入进来，成了两国之间争持的焦点。
外交大臣吉尔斯也赞同俄国进行干预：“我国出面调停，将增加我国在远东之势力，而且必须防止英国干预此事的可能。”沙皇表示同意，第二天就电令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向日本政府提出劝告。
日本官员身穿新制服（摄于1866年）
希特罗渥于6月25日会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日本表达了沙皇的强硬态度，但是陆奥采取了拖延的手法，表示“日本政府决不作进攻性之挑战”。希特罗渥便在5天后发来一个措辞严厉的照会。这时候的日本，在欧美强国眼里还是个“东方的弹丸小国”，并不引人注目。美国人于1854年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英国、俄国、荷兰等强国也与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亲善条约，进行通商。但是作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资源贫瘠，市场有限，并没有引发西方国家太多的关注。
在西方看来，此时日本与清朝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都被西方势力被迫打开通商大门，随后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但是后者的诱惑力要大得多：迅速工业化的少数欧美强国，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产生了大萧条时代的“生产过剩”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可以用大规模的外销予以解决。“商人永远希望能填满拥有庞大潜在顾客的世界贸易空白区，因此他们自然而然会不断找寻这些未经开发的地区：中国是售货员始终想要猎获的地区（如果它的3亿人口每人买一盒白铁大头钉，那么将会有多大的利润啊）。”
英国前首相罗斯伯里（1894～1895）
当中日在朝鲜的冲突变得严峻起来时，李鸿章希望用“以夷制夷”的方法，利用俄国和英国在远东竞争中的矛盾来获得帮助。在请求俄国干涉之前的1894年6月上旬，当英国公使欧格讷路过天津时，李鸿章便请英国劝告日本从朝鲜撤兵。欧格讷口头上答应转告英国政府，嘱驻日公使将此意转至日本政府，但态度并不积极。
中日争夺的焦点是朝鲜，英国或俄国采取什么态度和行动，源自朝鲜对他们各自意味着什么。根据时任英国皇家陆军上尉亚瑟·李的观察，朝鲜在远东的地理意义有如欧洲的比利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在远东地区屡遭战火蹂躏。如果拿比利时的命运和朝鲜的命运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世人对于远东地区的这一国家是多么冷漠。但这两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两个国家背后所影响的利益已经越来越大；英国与俄国分别在世界的东西两极粉墨登场，这两个国家对朝鲜倾注的焦虑甚至要比朝鲜的近邻——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关注还要强烈。”
19世纪末，俄罗斯哥萨克骑兵进入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庄（《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英国在远东具有最大的商业利益，但它与闭关锁国的朝鲜并无什么经济来往，看来中日两国的争斗对它来说并无不妥。而野心勃勃的俄国千方百计地想从温暖的南方获得一个能常年运作、四季无冰的港口。朝鲜是一个看上去唾手可得的选择。所以至少从表面上看，俄国对朝鲜更为在意。
俄国与朝鲜接壤，并早对朝鲜有垂涎之意，只是力不从心罢了。早在1888年4月，俄国有关方面即对朝鲜问题进行过商讨。首先讨论的是俄国占领朝鲜的可能性，结论是否定的。因为：一、朝鲜非常贫穷，不能成为俄国有利可图的商业市场；二、离俄国的“足够武力的中心太远”，鞭长莫及；三、会破坏同中、英两国的关系，在外交上造成困难。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虽然存在困难，俄国对于在远东寻求利益的想法十分坚定。俄罗斯虽然横跨欧亚两大陆，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港口或燃料煤补给站可以帮助它在喀琅施塔得（Cronstadt，俄罗斯在芬兰湾的重要军港，东距圣彼得堡29公里）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畅行无阻，因为这两大基地之间的空间跨度达1.2万多英里。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哪个友好的邻国愿意在中途为它的舰队提供煤炭作燃料，俄国则无法把战舰从其领土的最西端派往其太平洋沿岸的驻地。
1889年的一次经历，让俄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一年，海军上将纳基莫夫奉命前往太平洋实施支援任务，途中不得不在非洲好望角迁延数周，因为俄军的合同商拒绝以低于8英镑/吨的价格把燃料煤出售给俄国海军。俄方虽然提出了抗议，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因为如果它不想继续无助地困在南非这家英国殖民地的港口内的话，它就别无选择。一旦战争来临，毋庸置疑，这类燃料煤的供应价格更是可想而知。只要俄国向远东地区派遣支援舰队，屁股后面总会跟着一支庞大的燃料煤运输船队。俄国仍然一直在寻求（在南方）获得一处燃料煤中途补给站，但这种努力一直处于徒劳状态。到目前为止，符拉迪沃斯托克依然是它距离喀琅施塔得最近的一家港口。
1900年，有士兵护卫的日本军官在朝鲜街头
很显然俄国并不能满足于此，因为这所位于远东地区的港口每年至少有4个月的结冰期。一旦俄国在冬季身陷战事，它的战舰则无法自由出入这家唯一的作战基地，武器、弹药和其他一切军需物资的供应均被海面上的浮冰所切断和封锁。对于一支先进的海军部队而言，这无异于一种毁灭性打击。因此，朝鲜的局势对俄国相当重要。
日本登上国际舞台——帝国们的意外
1866年，英国工人在约克郡谢菲尔德制铁车间生产的情形（《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由于深知朝鲜对于俄国在战略意义上的重要性，李鸿章对于俄国的介入满怀信心。英国由于率先打开清帝国的大门，在长江流域等地建立了稳固的商业利益，它也自认为是将闭关锁国的清朝带入西方文明世界的先师，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清政府更有影响力。1895年卸任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伯爵在非政治场合下发表多次离任演讲，以自豪的口气提到英国在东亚的“成就”：“50年前，她用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固封自守的壁垒。她享受了作为一个亚洲帝国的不朽之名，占据了极具战略意义的香港和新加坡；她的海军在中国海域里稳步前进，海面上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商船压倒众数，每年大约520万英镑的进出口商业利益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她在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中有着无可匹敌的繁荣，她的语言已经成为东方地区广为流传的通用语……所有的这一切都造就了她在这些地方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在中国和日本似乎也是被公认的事情，即便那些欧洲的大国也不得不承认。”
在战争打响之前，李鸿章认为俄国会强势介入，对英国提出的希望清政府让步的想法不以为意。欧格讷只是逼清廷让步，而总理衙门因指望着俄国的干涉能够有效，对日本不肯让步。陆奥认为既然中国态度强硬，那么干脆趁机促成破裂之局，这样英国调停失败，日本外交行动反而更为自由。
1900年，英国海军在南非的布尔战争中使用的大炮
不过如果日本真的长期占有朝鲜，日本触动的是之前欧美帝国盘子里的“奶酪”。对于俄国来说，清政府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并不可怕，此时俄国已经从这个衰败的庞大帝国瓜分了面积辽阔的领地。在清朝“庇护”之下的朝鲜，俄国认为对它而言只是囊中探物。突然冒出来的日本，看似打乱了其他帝国在远东瓜分利益的节奏。对在远东已经或者希望占有利益的欧美国家来说，它们都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接受日本作为它们当中的一员？
他们认为，在一个军事上和经济上都由以欧洲为基地的帝国支配着的世界里，欧洲是世界历史发展和进步的领导者，欧洲文明具有“唯一性”。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似乎分为两类——捕猎者和猎物。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要么有能力跻身于国际上的“打猎俱乐部”，要么就等待命运的被安排。而日本即将借着接下来与清朝的一场战争，跳上“打猎俱乐部”染指中国土地的谈判桌。
英国对于清政府与俄国走得太近感到不满，但是在对于是否真要介入中日争端的问题上，英国自有其精明的算盘。对于英国来说，它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商业利益，英国在意的是作为既得利益者，中日间的争端不会对自己的已有利益进行触犯。
日本非常清楚英国的心思，为了获得英国的好感，日本1894年7月在与英国订立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时，表现得十分退让。早在李鸿章请英国介入的一个月前，英国就同日本开始了修改条约的谈判。当时，英国政府愿意早日达成协议，利用日本来对付俄国。
日英新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条约生效后废除治外法权，日本全面开放内地，允许英国人有在内地居住、旅行、营业的权利，但无土地所有权；只对特别物品提高海关税率，日本并未收回关税自主权；与法权有关的过去租借地的外人租地权照旧保持，除最初规定的租金外，无论是土地及其地上物，都不得再收任何租金。随后日本与英国以外的各国改订的条约，都以这个日英条约为蓝本。通过签订新约，日本让英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巩固了利益。
日本又通过试探，确认了中国和英国之间并不存在所传的“英清密约”，日本政府答应了英国的要求：“无论如何，日本决不攻击上海及赴上海经行水路。”于是对英国来说，既然自己在即将爆发战争的双方国家都能维持利益，又能利用日本来阻止俄国的扩张，是件一石二鸟的划算买卖。
这正如英国当时的观察家所言：尽管当前英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因为中国的闭关锁国而受到一定掣肘，可一旦俄国人得胜后接手，英国人在那里的利益损失将更加严重。而一旦中国得胜，那么它将继续退入关防、自我封闭；反之，一旦中国败北，它将不得不把自己的帝国之门向外界敞开，故而令资本主义的英国首先获利。一旦日本占有朝鲜，日本很可能会把它牢牢地握在手中，而这会为整个欧洲的和平提供最充分的保证；同时，日本还会给朝鲜带来文明与开化，使其敞开门户，与西方各国通商互市。日本人的雄心壮志足以给东亚地区带去文明与开化。
而俄国对于“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新兴力量的强国”——日本的出现感到愤怒。“如果这一明显的局势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话，英国的外交官应该能一直幸灾乐祸地偷着乐下去，因为英国在朝鲜根本没有多少商业利益可言。因此，英国更加希望能看到一个新兴的、开化的日本驱走俄国，把自己的领域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上去，从此断绝俄国人在这片土地上谋利的念头。”但是俄国的愤怒并没有转化为真正的武力干涉，战争爆发前，喀西尼十分热心地催促俄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给日本施压，但是俄政府却由刚开始的积极态度转为消极，对于干涉不肯深入下去。
即此，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卧薪尝胆，使它以入侵者而非被瓜分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西方诸国，或者说甚至连日本自己，对于即将跻身于殖民者之列会释放出多大的能量，都还没有太多认识。
1894年8月13日法国《小日报》评论说：“中国和日本已经为朝鲜——这个双方都声称属于自己的保护国大打出手……而真相却是日本再也按捺不住的、欲与中国试比高的迫切心情。如果只是这两个国家兵戎相见，我们不难预料战争的结果：中国首先会被社会组织更先进、武器装备更精良的日本打得遍体鳞伤，可在这之后，它会倚仗自己数以百万计的兵源拖垮日本。然而事情远没那么简单：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会在哪个阶段被卷入这场战争。俄国的战舰每年都会被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冰雪封在港口里长达数月，它一直觊觎朝鲜的不冻港；英国则扬言只要俄国先下手，巨文岛就是它的；而美国也一直宣称它在朝鲜有商业利益需要保护……天晓得这场战争将带给我们什么，总之，那边有乌云，一大片乌云。”
眼看着英国和俄国都没有阻止自己的意图，日本对发动战争不再有所忌惮。1894年7月14日，日本和英国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在伦敦签字。7月25日，日本海军就在丰岛突袭开战，甲午战争开始。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著名的“中国通”、在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达30余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就说过：“总理衙门对外国调停过度信任，并且总认为日本愿意谈判，因此造成僵局，总理衙门坚持先撤兵后谈判，日本坚持先谈判后撤兵……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他们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受到损失而已。”中日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之后，赫德不无感慨：“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英国的担忧——“老大”的不安
俄国对于朝鲜局势的介入，态度为何突然由热转冷？一种主流的说法是，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有意表里不一，在李鸿章面前态度十分热心，背后却不主张俄国进行干涉。喀西尼的过分热心，给了李鸿章一种希望，认为沙俄只要出面干涉，就能使日本撤兵。李鸿章几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以俄制日”的外交上，迟迟不做应战准备，从而贻误了战机。事实上，如果深入了解一下俄国在远东的实力，就会发现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
正如俄国大臣维特所说：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它每年的收入，也就是它的主要财富，主要依靠气候，而气候是变幻莫测的。如果遇上荒年，需要动用准备金。“自从尼古拉继位以后，我常预感到说不定哪一天在国内某个地方会发生一场流血的惨剧，这种预感也促使我在国库中储积大量可以自由支用的现金以备战时所需。”
从一个更宏观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图景来看，俄国在经济上还算不上头等强国。19世纪80年代，只有在英国，其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他的欧洲强国比如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比利时，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至45%之间。在发达的欧洲国家里，饥荒已经离人民非常遥远。可是在俄罗斯，1891年的农业歉收就引来了严重的饥荒。在经济上，俄国也无法与美国的迅速成长和积累的财富相媲美。
当时的“先进”国家，显然有一个为大家所向往的结构和制度模式。这个模式基本上包括：一个大致统一的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独立主权，达到足以为其国民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享有显然是自由和代议制的单一政体和法律制度。这样的国家应该由“公民”所组成，公民与全国性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不应由公司等群体居间调停。这个模式不但是“已开发”国家的希望，也是所有不愿隔绝于现代化国家的希望。而仍处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也并不具备一个“先进”国家的要求。
但是俄国领土扩张的势头却因为它的野心显得引人注目。尽管面临着饥荒，沙俄仍于1891年春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计划，英国对这一计划感到惊慌。当时地中海和印度洋是欧洲到远东的重要交通线，如果沙俄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英国所垄断的交通线将大受影响。因此，英国想利用日本作为抗俄的前哨，打算与日本接近。在对他国殖民扩张的幻想中，即使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英国也没有太多安全感。“中国现在是‘东亚病夫’，可能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俄国沙皇登上北京的皇位并且调动一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军队。”
英国对于自己地位的担忧，也不无道理。英国钢产量在1886和1893年分别被美国和德国超过。电力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也落到了美、德等国之后。英国人发明的新技术往往在本国受到冷遇。棉纺业长期以来执英国出口之牛耳，但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丧失了活力，出口值下降。不过，最严重的是它不愿通过技术革新的方式来摆脱困难，仍使用陈旧的骡机来与美国先进的纺纱机抗争。从1873到1896年，英国工商业的增长率、利润率和外资额都下降了，因此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大衰退”时期。英国在丧失着工业霸主地位，逐渐被其他国家赶上。“英美德法俄”五大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品中所占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对于美国、德国在经济上超越自己，而俄国有可能在海外“事业”上超越自己感到不安。
而19世纪最主要的事实之一，便是单一全球经济的创建。这个经济一步步进入世界最偏远的地区。借着贸易、交通、货物、金钱、人口的流动，这个日趋紧密的网络逐渐将已开发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与未开发国家结为一体。若非如此，欧洲国家没有理由对刚果盆地这类地方的事务感兴趣，或为某个太平洋上的环礁进行外交谈判。殖民扩张在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寻找市场。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各城市商会曾为外交谈判可能使它们的商人无法进入刚果盆地一事大为恼火。
“新帝国主义”是以若干互相竞争的工业经济体为基础的，殖民地充其量只被视为区域性商业渗透的适当基地或出发点。当时全球性经济的困难形势，在于好几个已经开发的经济体，对新市场同样的需求。如果它们足够强大，那么它们的理想则是要求低于它们的世界实行“门户开放”，比如英国和美国。如果它们不够强大，那么它们的理想便是能分割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领土——凭借所有权，它们的国家企业可居于垄断地位，至少可享有相当大的优势，比如俄国和意大利。由于国内实力的不同，也决定了英、美等国更看重殖民地的商业机会，而俄国、日本等还处在更为原始的占领领土的殖民方式上。所以英国从1839年打开清朝大门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选择了通过既存的中国政权来进行操控、调节和运用的方式。英国就是采取通过控制清政府来操控这个东方大国的方式，而俄国和日本的野心是完全吞并中国。
英国工业革命最领先，它也最早出现生产过剩。为了扩张市场，英国殖民的战略动机显然最强。长久以来，英国一直在地理要冲上广泛地扩展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控制了进入陆地或海洋的枢纽，成为英国商业世界和海权范围的重要门户。而随着轮船兴起，它们也可充当加煤站。而一个长期占有显著利益的强国，对于自己逐渐丧失的优势，也表现出相当的警惕和敏感。英俄“大博弈”——殖民竞争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使得西方国家相信：“现在，通过弄沉（中国）军舰，他们已经被世人所瞩目，这些日本国的小人们。”既然日本有能力做一个打手，而日本在亚洲领土扩张的野心与俄国最为冲突，英国就乐于借日本的力量防止俄国的势力南下，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把日本作为英国在远东的“看门犬”。具有绝对优势的奉行“光荣孤立”政策的英国外交，审时度势地开始走向结盟。
英国和俄国的竞争，是19世纪“新帝国主义”下的两个主要对手。这一帝国之间的“大博弈”，包括英、俄在整个亚洲的战略性战争，它真正开始于英国1848年击败旁遮普的锡克族军队。在1854～1856年进行的一场短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着手进行一场阵地战，目的是要遏制俄国向中亚的扩张，并且保护英国在地中海、欧亚大陆南部（即印度和缅甸）以及中国东部省份的利益。在远东战场，对英国战略家们来说，最坏的情景就是清帝国的崩溃和被瓜分，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的话，只有俄国能从中获益。因此，英国的战略家们所面临的问题相当困难，需要在两方面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他们试图让清政府更加合作和顺从；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清王朝能够变得更加强大，使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其领土主权。
1894年10月，亚瑟·李撰文《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中提到英、俄赤裸裸的竞争：“在过去这些年中，俄国每向太平洋地区派遣一艘战舰，英国的传统做法是立刻派出两艘同等当量的舰船跟至同一水域。同时有报道称，法国方面也采取了海军行动，而且对俄国的处境表示极大同情。”
从宏观角度来看，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世界。在1882年，全球每年几乎有20亿人乘坐火车旅行，其中72%来自欧洲，20%来自北美。到1880年时，“已开发世界”的每人平均收入，大约为“第三世界”的两倍。工业技术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强化。
快速的交通工具把黄种人也卷入了国际交往的漩涡。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上的生产过剩和殖民的冲动，使欧洲和美国的注意力移向远东的各个国家。大国在这里很容易就发生了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在欧美诸国之间，并且也在欧美诸国和那些几千年来从未与世界其他各国往来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文化的那些国家之间。在南美、非洲的势力范围基本被分割后，远东成为帝国们争夺的重点。在帝国的构建中，他们各自做着关于获取、维持和扩张中的政治考量和战略考量。
如果看到下面数据，我们就会明白，清朝晚期遭遇到的命运，只是全球殖民历史中的一环。
在1860～1914年，这些强国瓜分和重新分配了大约占地球表面积1/4的领土。英国已经非常庞大的帝国又增加了大约4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法国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各自增加了100万平方英里左右。俄国和荷兰分别巩固了它们在中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地位，而美国和日本则从帝国（西班牙和中国）那儿夺取了将近1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这一时期英国和俄国的战略，构成了描述整个格局的两条主线。即使是派驻在中国的英国人员，也为如何遏制俄国而煞费苦心。
1898年1月，《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厄·莫理循在给朋友的通信中分析说：“（英国）必须千方百计地遏制俄国。必须阻止它完成东清铁路。必须阻止它在一个不冻港设防——而能够遏制它的力量就是日本。俄国可以把许多人力投入这个战场，而日本可以把三倍于它的人力投进去。俄国在远东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舰队可以服役，而日本的舰队比它的优越。俄国没有加煤站。日本有运输能力，而俄国没有。当我看到远东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结果时，将不会惊讶。”“只要遏制了俄国，法国也就削弱了。我们在亚洲的真正世袭遗产是整个东南亚，其中包括长江流域。要掌握这份遗产，当然还有待时日。但是在这同时，必须把俄国赶回去。就它的现状而言，它还不是英国的严重威胁。但是，等到它有了铁路和不冻港，有了设防的加煤站，又有了大大扩充的海军，它就将不仅是英国对华贸易的严重威胁，而且对于英国在亚洲的领地，在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的广阔地区都将构成严重威胁。我有绝对的信心，必须把俄国赶回去，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日本。”
1898年5月给朋友的信中，莫理循分析说：“我不相信法国、德国和俄国会一致同意用突然发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日本。日本是有战争准备的，俄国则没有，德国在远东没有武力，而法国若没有加煤站、运输船或海军基地，也几乎是个微不足道的因素。我个人的信念是，日本强大得足以同这三国的联盟作战。即使日本战败，它也会严重地削弱俄国和法国，可能使我们（英国）正中下怀地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机来进行干预。”美国利益——后进者的欲望
就远东局势，美国也是个后来者，直到1899年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远东还没有一个立足的基地。“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希望有新晋力量来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它看到“日本正迅速跻身于东亚的领导地位”，“持有开启东方的钥匙”，很需要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替它在远东的侵略政策打开一条道路，所以一直视日本“不亚于一个同盟”。美国政府本来就无意进一步干涉，接到日本政府所谓的“保证”，也就顺水推舟，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表示默许了。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劝告”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1895年1月5日，美国《哈珀斯周刊》有一篇长文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文章提到，经过近一个世纪与中国的商业往来，美国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仍是比较小的，甚至加上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比例还是很小，从商业上而言，中国是非常落后的国家之一。189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美国粮食出口总额的一倍半。
英国和日本在对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利益远远超过美国，在出口贸易中只有英国超过美国的利益。“曾几何时，中国是丝绸的来源，其他国家都是从中国引进养蚕术。但时过境迁，日本和意大利已经成为丝绸业的新中心。以前美国的大量丝绸来自中国，而现在，意大利和日本成为美国的丝绸主要供应来源。这个现实说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难以和有序管理、科学运作的文明社会工人竞争。虽然丝绸在中国出口中占首位，但其重要性正在下降。”
即使像茶叶这样中国特有的植物，中国都不能守住自己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人投资在锡兰（斯里兰卡）和英属印度发展茶叶种植，成效显著。英格兰人，他们可被称为世界茶叶的主要消费者，每个人（每年）平均消费将近5磅半茶叶，但是其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来自中国，其余的进口都依赖于他们自己在东印度属地的种植。“自1884年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形成，今天的英国，茶叶供应完全可以自给，不再依赖中国。这其中，资本和智慧成功地整合，又利用了英属印度的丰富劳动力，这样的合并优势完胜中国的廉价劳力。因为被战败，中国才被迫成为世界贸易中的有序和规范的一分子。也许只有被战败，中国才不得不打破排外的陈规，也许只有在四面楚歌的时候，他们才会采纳当前所憎恨的变革。”
当甲午战事还在进行中，迭有和议的酝酿，英、美两国频频活动。1894年1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向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转达美国政府给他的训令，表示愿做中日议和的调停人。陆奥自然了解美国对日本的好意，但当时日方的军事正在进展，对中国还多有要挟，尚不急于言和。日本政府考虑后，于11月17日以备忘录答复美使谭恩，对美国的“厚意深表感谢，惟自交战以来，帝国军队到处获胜，虽认为无需特别乞助友邦调停以终止战争，然帝国政府非欲乘胜取得超越此次战争限度以外的应得的正当结果。但在中国政府尚未直接向帝国政府乞和以前，帝国政府尚不能认为已达上述限度之时机”。
陆奥唯恐美方误会，又以私人谈话的形式向谭恩进行解释：“将来中国如果愿意开始媾和谈判，而美国也愿意为彼我周旋交换双方意见的便利时，我国政府深愿倚赖美国政府的厚谊。”谭恩理解了日本的真意，将此意电告华盛顿及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田贝已从清廷方面取得调停和议的委托，谭恩乃将此意转达陆奥。这时清廷已决意议和，并拟派德璀琳东渡。美国希望通过自己居间调停，能够从清朝进一步放开的门户中获取更多利益。“进步论”武装下的殖民暴力
在西方人看来，最为矛盾的是，中国人勤劳，能令人难以置信地长时间工作而不知疲倦，但中国却是一个停滞的、沉睡的、明显衰退中的国家。西方的政府和媒体，在当时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描述并建构出一个“停滞”的亚洲和一个“原始”的非洲。尽管一些西方人认识到了殖民过程中暴力的过度使用，但他们仍然把中国制造成一个需要某种关照、管理和监护的对象。
到19世纪末，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看来，中国的情形自1860年以来似乎没有多少变化。这个王朝仍然生活在威妥玛所谓的“虚幻世界”里。影子仍然显得比实体更为重要，自我尊大和自我孤立的态度很普遍。无论是军队的失败，还是主权的丧失，或是俄国的蚕食，似乎都没有激发清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障自己的生存。有兴趣的观察家在北京、伦敦、巴黎和其他一些国家首都看到了将要发生某些事情的大量迹象，都在等待着使整座大厦倾覆的最后一击。正如斯基德摩尔所说，清朝是一个“堕落的帝国”，那里的一切不是已经死亡就是还在昏睡之中。这条龙就像许多人常说的那样，睡着了，睡得是那样死，对西方列强每天都在发出的唤醒呼喊丝毫无动于衷。
19世纪帝国扩张中的社会达尔文观，将中日之战看作一种进步文明对落后势力的宣战，认为忍受武力只是它必然付出的代价。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言：“战争流露出的一般性意义非常明了——从军事角度而言，战场上的厮杀多是为最新的训练制度和最先进的武器提供一个现场试验的机会。”他们认为中国人的能量或者被封冻了，或者被导向歧途。
19世纪末西方媒体上还出现了关于“黄祸论”的报道。法国《小日报》用大幅的图片发表“发生在中国的（对西方人的）屠杀”。社会学家们谈及奴隶制逐渐消亡后，中国苦力和华工大量涌入海外，侵占了西方人的就业机会；经济学家们往往从爆发在西方世界的、一轮接一轮的金融危机着手分析；而宗教界人士则倾向渲染传教团体在中国忘我的奉献以及他们所遭遇的蔑视和残暴的袭击。
而对于接纳了西方价值观的日本，媒体给予高度赞扬：“总之，日本的士兵身体健康，保持体育锻炼，绝不吸食鸦片。他们斗志高昂，有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批评家可以批评日本对自己的黩武主义已经纵容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笔者必须坦白这样一个信念就是，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有益于民主的传播，有益于埋葬封建制度，消灭专制主义，有益于改善日本人的物质幸福，提升日本民族的地位。”
随着19世纪下半叶清朝大门被一步步打开，英国驻北京使馆、帝国海关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东方学会和皇家亚洲文会在北京和各通商口岸建立的分会等开始建立，欧洲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入了解清帝国的土地、人口和机构的机会。他们进行地图测绘、编撰地理词典，建立拼音法、编撰中国各方面的工具书，整理收集中国法律、航海和气象观测、桑蚕和鸟类博物学、地质和矿藏情况、医疗和药品等等情况。于是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新知识与视觉一致性已经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越来越多的讲英语和读英语的读者可以接近的中国，一个由地图、统计数字和各种图表组织起来的中国。而这些知识又构成了帝国进一步入侵的信息来源。
比如美国陆军部副官长办公室的作者们，他们在1900年编写出《中国手册》一类的书。《中国手册》是义和团运动时为美国远征军准备的资料，其中引用了英国驻北京使馆一些官员的研究性书目，英国议会关于中国的文件、外国工程师关于中国铁路的发展报告和一些学术性杂志等。这本90页的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中国城市人口和铁路的统计数字、码头和港口设施的描述、中国北方重要城市之间的距离和它们的经纬度、清朝新式军队的条目。无力的清帝国，仿佛玻璃缸里的鱼儿，对于外部世界以及自己的命运，那时仍懵懂不知。
【资料来源：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何伟亚（美）《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维特（俄）《维特伯爵回忆录》；骆惠敏（澳）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英）《帝国的年代：1875～1914》】
感谢“万国报馆”兴趣小组为本文提供的资料支持（他们提供的甲午战争前后西方媒体的文章包括：《可怜的老中国》、《朝鲜——哀悼者之国》、《中国和日本在朝鲜》、《日本的军队》、《日本的现代陆军》、《在朝鲜的外交使团》、《俄国在远东》、《远东问题——英国于战争前后之立场》、《中国对外贸易》）
（记者贾子建对本文亦有贡献） 朝鲜历史大日本帝国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外交以夷制夷世界政府全球帝国朝鲜局势全球对称西方世界中日文化中日开战殖民殖民扩张日本中国远东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