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内部观察

( 北洋水师的水兵在战舰“威远号”上合影（摄于1885年左右） )

1874，北洋前夜

1874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虚岁四十大寿，同治皇帝带着文武百官在慈宁宫向慈禧行贺礼并宣读贺表。太监总管李莲英为讨慈禧欢心，专门找到重庆长寿县令，让其用官印制作了一幅“百寿图”献上。庆典的时候还特意选了长寿籍的翰林院编修汪叙畴来做司仪，因为汪的名字中“畴”字又恰巧含有一个“寿”字，慈禧为李莲英的这份贴心大为欢喜。

这一年，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坏消息不断。先是年初，2月2日，英国派出的使节与已经占领南疆的阿古柏在喀什签订了《英阿条约》，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由此获得在喀什设立领事、通商及互派大使等特权。5月，沙俄拒绝归还伊犁，西北边患进一步加重。陕甘总督左宗棠镇压回乱的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他不得不开始为发兵新疆再次备战。

西北不安，西南也不稳。这年6月，英国派出上校柏郎带领近200人的“探险队”，以考察云南商贸为名，途经缅甸，由陆路进入云南。为了解决“探险队”的语言交流问题，英国驻华大使在请示总理衙门之后，派出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中缅边境迎候，次年酿成了马嘉理案，清朝被迫签订了《烟台条约》。同时，因为越南问题，中法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西北与西南边患之外，更让朝廷震惊的侵扰来自东南海疆。这年春天，日本政府成立了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还组织了一支侵台舰队，由陆军大元帅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率领，积极筹备侵台事宜。5月7日，西乡从道不顾日本政府延迟进攻的命令，率舰队绕道厦门，在台南登陆，战争爆发。日本谋划侵台已经两年有余，借口便是1871年底，2艘琉球贡船飘至台湾，水手上岸遭台湾土著杀害54人，次年，日本借此册封琉球王，强迫建立宗藩关系，积极谋划吞并琉球，侵占台湾。只是，忙于镇压西北边患和为慈禧祝寿的清廷，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日军打到台湾，才急匆匆派出当时的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兵赴台交涉退兵事宜。双方谈了三次，未果，沈葆桢调来洋枪队，还上书朝廷建议速购铁甲舰，台湾局势剑拔弩张。

( 1894年，清朝官员在总理衙门前合影。左一为张荫桓，左四为庆亲王（法国《插图报》报道） )

不过，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却在为修园子的事而剑拔弩张。一年前，18岁的同治帝载淳亲政，慈禧太后撤帘归政，“骤感寂寞”。同治帝“颇有小慧，性好嬉戏”，而生母慈禧则“严苛寡情，对其甚少假以辞色，动辄呵斥，使其唯命是从”。即便大婚之后，同治也处处受到慈禧的干涉。为了早日摆脱慈禧控制，也为其四十寿辰助兴，1874年8月，同治帝发布上谕，不顾群臣反对，宣布修复圆明园。消息一经宣布，立即引起朝野骚动。当时，边患不断，台湾军务箭在弦上，所需浩繁，同治大婚已经花费白银2000万两，财政已经入不敷出。恭亲王奕訢和同治的师傅李鸿藻等十位重臣联名上书反对，尤其是叔叔奕訢，给同治皇帝列出了六件应办之事，言语间充满了严厉的训诫。

9月9日，同治一怒之下，宣布革去恭亲王一切差事，交宗人府严议。可是，就在当天，福建方面奏报台湾军务，其他大臣一筹莫展，只有恭亲王有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皇帝只好又恢复了他的军机大臣职务。第二天，日本全权特使大久保利通到达北京，准备与总理衙门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同治帝知道只有恭亲王可以担当此任，便把对他的处分改为革去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得知消息的“西宫”慈禧太后和“东宫”慈安太后赶紧出面，以“皇帝少未更事”为由，撤销了同治的上谕，停了圆明园工程，恢复了恭亲王的一切职务，并且特意强调：“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此话不假，13年前，1861年，正是在恭亲王的谋划和支持下，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开始了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统治。

( 沈葆桢，曾任南洋大臣 )

圆明园复修风波，展现了皇上、太后与亲王大臣之间的博弈。此时，慈禧羽翼未丰，还需仰仗恭亲王。恭亲王在办外交上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与日本谈判50天，终于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赶在太后四十大寿来临之际，处理了台湾危机。

与传统列强俄、英、法不同，日本在清廷眼中一直是不起眼的“蕞尔小国”，突然发起的侵台战争，着实让朝廷上下大为震惊。《北京专条》签订后的第六天，恭亲王就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奏皇帝，痛陈：“现在日本寻衅，以一小国之不驯，防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观变而动，就更没法弥救了。”奏疏中列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等六条紧要事宜，请求分发给各地督抚大臣奏议，由此掀起了晚清第一次关于海防建设的大议论。北洋水师就在这样一派慌乱中开始酝酿了。

( 中日战争爆发后，清军新募兵勇在渤海湾港口登舰赴敌 )

除了太后庆寿、日本侵台之外，1874年，还有两件对北洋水师至为关键的人事变动。

年底，腊月初五，不足20岁的同治帝驾崩，宫里透出的消息是得了天花。慈禧重新出山，在她的强烈要求下，立醇亲王奕譞4岁的儿子载湉做皇帝，年号光绪。同治帝驾崩三天前，朝廷公布了一项重要人事变动——宣布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荣膺文华殿大学士。

( 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攻陷旅顺（英国《图片报》报道） )

另外一个人事变动并不引人注目。1874年，因为朝廷裁军，38岁的总兵提督丁汝昌离开了陕西的军营，回到家乡安徽庐江县，赋闲在家。日后，他成了北洋水师的最高统领。

闽党成势

(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日本绘画） )

轰轰烈烈的海防之议持续了将近半年，各地督抚都针对如何办海防上了折子，有的主张以外海水师为主，尽快购买大兵船；有的主张陆防为主，沿岸地区多建炮台；有人还主张江防，以长江水师为主“合长江之力以防海口”。在这中间，争论最激烈、对朝廷决策影响最大的是塞防与海防谁优先的争论，前者的代表是左宗棠，后者是刚刚升入中枢的李鸿章。

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对当时的国防形势进行了立场鲜明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防御重点多在西北，而此时东南万余里海疆门户洞开，“实为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的又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为此，他建议朝廷应该停止西征，“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他甚至激进地建议朝廷停撤每年的西征军饷，挪作海防之用。很快，正在西北积极备战的左宗棠就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若此时即以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辩论，清廷最后采用了左宗棠的建议，海防塞防并举。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李鸿章奉旨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同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 伊藤博文 )

此时的清廷，表面看，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决意要自强。同治帝崩后，慈禧、慈安两后重新垂帘听政，招李鸿章进京商议海防时，他就细心地发现其他军机大臣都是一副“奋兴之象”。然而，经验老到的李鸿章并没有被这种情形所迷惑，在海防议最热烈的时候，他给友人写信冷静地感慨道：“近日热闹，万寿排日筵宴，恬喜歌舞，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辱。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

很快，李鸿章的料想就应验了。虽然封了北洋大臣的名头，李鸿章要建水师却没船、没人、没钱，可说是白手起家。按照最初的设计，海防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每年从海关税中划拨200万两，从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和广东六省的厘金中抽取200万两，分给南洋和北洋筹办海防。但是，李鸿章上书朝廷，力陈北洋水师对保护京畿重地的重要性，同时又写信给南洋大臣沈葆桢诉苦。结果，沈葆桢爽快答应，所有400万两海防经费悉数划归李鸿章，优先发展北洋。可是，此后三年之间，李鸿章不断写信给沈葆桢，抱怨朝廷当年许诺的海防经费，实际拿到手的还不足三分之一。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次女婿，福建人，生于1820年，比李鸿章大三岁。若讲中国近代海军，他是唯一一个可与李鸿章齐名的人物。两人颇有渊源，他们是同窗，又是1847年同一年中的进士，李鸿章还比沈葆桢靠前三名。之所以朝廷选定沈葆桢主理南洋，是因为他已经负责办理福州船政局多年，算得上是当时中国对现代海军最了解的官员。由办船政局进而办南洋，以沈葆桢为首的闽籍人士，从此壮大，“闽党”成势，对后来的北洋水师影响深远。

很多人或许想不到，为中国近代海军培养出第一批专业人才的福州船政局，其创始者竟然是日后高举塞防大旗的左宗棠。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上书朝廷，提出设立福州船政局。但就在他积极为此准备的时候，接到上谕，调任陕甘总督，去镇压回民起义。他三顾茅庐，请丁忧在家的沈葆桢出山，主持船政事业，并由法国人日意格辅佐。

1867年，沈葆桢上任，福州船政局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也开学了。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学法文、学造船；后学堂学英文、学驾驶。当时，科举考试才是正途，学习西方技术被称为雕虫小技，招生并不顺利，加之通讯手段有限，只能在福州城内张贴告示或者请老师就近介绍。所以，招收的学生大多为贫苦家庭的本地孩子。他们的年龄在12～17岁，身体健康，只要能简单识字即可。第一届驾驶班18名学生中，包括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等人，日后成为北洋水师的主力将领。有数据统计表明，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后，都司衔以上的39名将领中，闽人就有31位，而水师12艘主力战舰的管带中，只有邓世昌和李和为粤籍，其余都来自福建。

闽系将领与非闽系将领之间的矛盾，贯穿北洋水师的始终，而且越往后越严重。闽党不仅占据了北洋水师的主力，此后各地兴办水师学堂，大多也是起用福州船政学堂出来的学生或老师，他们不仅带来知识，往往还会介绍乡邻前来求学。比如，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办水师学堂时，就请了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严复来做总教习。久而久之，闽人成了整个中国近代海军的主力军。

后来，李鸿章有一次与友人通信时评价他手下这一批闽籍将领：“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诚如来示，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在因材器使，随事陶成而已。”李鸿章深知，没有钱可以筹钱，没有船可以购买，但唯有海军人才，着急不得，只能悉心培养。1875年，北洋开始筹办时，第一届驾驶班的学生已经进行了四年的课堂学习和四年的海上训练，是当时中国最接近现代海军的一批人士。

不过，福州船政学堂终究还是旧式学堂，左宗棠最初创设的目的是整理旧式水师，第一届学员招生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1874年，英国军官寿尔在参观福州船政学堂之后记录下了他对这批学生的观察：

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者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龛里待着，要比在海上做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

稍后，在练习舰上，寿尔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他在学堂的观察：“学生们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常规的爬桅杆训练也极不情愿。”

1877年，由船政学堂选派一批学生，在沈葆桢和李鸿章的联合力荐下，到欧洲留学。三年后，第一批留洋生回国，12名驾驶学员，其中有9人被李鸿章笼络到北洋，其中的8位都担任了主力战舰的管带。其中刘步蟾和林泰曾，日后还分别担任了北洋水师的左翼总兵和右翼总兵，位列提督丁汝昌一人之下。

他们固然掌握了现代舰船知识和驾驶技术，但并未成长为具备现代军事素养的军人。留洋的学员之一严复曾跟别人讲起一幕欧洲学习期间的场景，恰与寿尔的观察相吻合。他说，有一天，洋教员让几十个学生学习筑垒，人手一锄，并排前进，限一个小时之内筑成可以自避的堡垒。一个小时后，老师的垒最先筑成，剩下的学生大部分只筑了一半，只有中国学生，工程最缓慢，精力也已经衰竭殆尽。

海军是当时专业性和技术性最强的军种，主力将领出自学堂是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共识。但是，北洋水师毕竟是一支为打仗而准备的军队，为了平衡这种文强武若的局面，李鸿章决定选拔一位有丰富军旅经验的人来做统领。

为什么是丁汝昌

1877年底，在家赋闲三年多的丁汝昌接到朝廷公文，拟重新起用他去陕甘地区剿灭起义，丁汝昌赴京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奉旨发往甘肃。但是，他心有不甘，在回程途中路过天津，便想起去拜访昔日上司、淮军创始人李鸿章。

说起丁汝昌与李鸿章的渊源，可追溯至淮军的创始。丁汝昌出生几个月后，母亲离世，由奶奶抚养，在他不满3岁时，奶奶也去世了，自此只能与父亲相依为命。15岁时，父亲病故，丁汝昌成为孤儿。18岁那年，太平军攻陷庐江，丁汝昌加入太平军，成为程学启的部下，驻守安庆。1861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攻安庆，程学启带领丁汝昌投靠清军，被编入湘军。

1862年，太平军围攻杭州，逼近上海，上海的官绅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求援助。曾国藩无兵可分，踌躇再三，决定派弟弟曾国荃为主帅，李鸿章辅之。不料，曾国荃志在攻打天京，拒绝赴沪，只好改派李鸿章回乡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为了支持李鸿章尽快组建淮军，曾国藩特意调拨了程学启两营、新募湘军四营和亲兵两营给李鸿章，归其节制。这样，在程学启部下当兵的丁汝昌就此离开湘军，加入了淮军。在上海，丁汝昌骁勇善战，被淮军另一将领刘铭传看中，特意请李鸿章调丁汝昌加入铭字营。后来，丁汝昌一直追随刘铭传北上剿捻，驻防陕甘，迭立战功。

正在苦苦寻找北洋水师统帅的李鸿章，见到昔日旧部丁汝昌，既欣喜又感怀。他马上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借口，呈请兵部准其暂缓赴甘肃，留在北洋都操。他对丁汝昌说，现在创办海军，缺人统率，你如果能够赴英国留学海军，学成必当授予重任。但是，丁汝昌只念过几年私塾，当时也已经42岁，要去英国留学已经不太可能了。而且，丁汝昌20年军旅生涯都是在陆军中度过的，对海军一无所知。

1880年，丁汝昌迎来了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当时，北洋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购的2艘巡洋舰“超勇”和“扬威”号即将完工交付。由于之前两次购舰都是请外籍船员驾驶送到中国，费用昂贵，加之这时候第一批出国留洋的船政学生也学成回国了，李鸿章考虑干脆自己派人去英国接舰。最后确定由北洋海防都操丁汝昌带队，管带林泰曾和副管带邓世昌、英籍总教习葛雷森等264人组成的队伍赴英接舰。

丁汝昌深知此行责任重大，挑战艰巨。他加紧学习海军知识，事必躬亲，精心准备。当年12月，丁汝昌乘坐法国公司轮船先行赴英，这是丁汝昌一生中唯一一次欧洲之行。第二年4月，负责接舰的中国官兵悉数抵达英国，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梳着一条大辫子和所穿的服装鞋帽，英国人感到非常新奇，“集岸边观看者约千人，男女上船观看者络绎不绝”。1881年11月17日，在经历了两个多月海上航行后，丁汝昌带领“超勇号”和“扬威号”回到天津大沽港。李鸿章非常满意，12月2日，他为接舰有功的丁汝昌等人奏请嘉奖，并上书《丁汝昌统领海船片》，为了保荐丁汝昌担任北洋水师统领，李鸿章甚至不惜编造其过往经历，夸其曾经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

丁汝昌出身陆军骑兵，性格偏内向，能力中庸，但脾性敦厚，为人忠诚。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曼特评价其“英勇忠贞之华将”——“少年时仅充马队营官，中年以后始登战船，故于水战之专门名家学问，既未尝读其术，又不能明其理，是为美中不足。”后人对北洋水师甲午惨败与丁汝昌的关系多有争议，虽然很难将战争的失败全部归于一人，但其对水师的外行却是战时指挥的一大诟病。既然如此，李鸿章为何独独选中丁汝昌呢？

当时，围绕着北洋水师的统帅人选，竞争的各方都在暗中较量。最有竞争力的莫过于福州船政学堂那一批留洋“闽党”。1879年，主政南洋的沈葆桢病逝，朝廷有意让他的昔日助手丁日昌来接任，但丁日昌身体不好，婉拒。醉心海军建设的丁日昌向朝廷提出，应该大胆起用船政学堂培养的学生，而不是那些旧式水师的将领。似乎是要与此作对，半个月后，李鸿章上书《奏留丁汝昌片》。

在丁汝昌之前，李鸿章考虑过两个人选。一个是他最初任命的督操许钤身，另一个是他的贴身幕僚马建忠。许钤身有办洋务的经历，会说外语，熟悉中外法律，但“性本轻扬，取受狼藉，挟妓冶游，招摇过市”。马建忠曾经赴法国留学，是第一个获得法国语言学位的东方人，但也没有从军经历。据说，李鸿章一度曾考虑过刘铭传，但未能实现。

甚至连外国人都想插上一脚。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积极帮北洋购舰，为的是谋求在中国海军中能有一席职位。1879年，他在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这个大概将要设置的新衙门称作海防总署，我的官衔成为总海防司。我的上司是总理衙门和负责海岸防务的总督。这项计划现已上奏皇上和交军机处审议，非常可能获得批准。”他自己甚至还亲自拟了一份总海防司章程，规定用人、支饷、造械诸事，皆由他一人主持，南北洋大臣不得侵越。

当时，总理衙门被各种边患搞得焦头烂额，准备同意赫德的建议。李鸿章和沈葆桢都看清了赫德的用意，实为控制中国水师的指挥权，“赫德所反复叮咛、再三致意者，在一‘权’字”。幕僚薛福成给李鸿章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总理衙门与赫德已经达成一致，不能中止，则可告诉赫德，总海防司必须赴海滨专司练兵，他的总税务司一职则应由别人担任。果然，赫德贪权，他不舍得，总海防司之梦随之落空。

李鸿章等人对洋人染指中国水师的敏感，源自十几年前的李泰国购舰风波。1862年，太平军攻克上海，清廷大为惊恐，决定赶紧购买外国炮船。最后，委托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代为办理。李泰国拉来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一起，买了7艘轮船，招募了600名英国海军官兵，取名“中英联合舰队”，浩浩荡荡开往中国。但是，李泰国在购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贪婪却令清廷骑虎难下。他不仅数次提高经费，还曾直接跑到上海，向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索要12万两白银，遭到李的严词拒绝。更过分的是，李泰国擅自以清政府代表的名义与阿思本订立了“合同十三条”，将舰队上下权力托与阿思本。总理衙门出面协调，规定由中国人出任舰队总统，阿思本帮办。双方还就攻下南京之后的财务分配问题做了协商——以三分归朝廷充公，三分半归阿思本赏外国兵牟，三分半归中国兵牟；若阿思本率舰队独占南京，则七分财物归阿思本充赏。实质上，这支舰队成了清廷企图利用来剿灭太平军的雇佣军。

第二年，阿思本带领舰队抵华，他要履行此前与李泰国订立的“合同十三条”，与清廷谈判迟迟没有进展。此时，剿灭太平军的行动也在顺利推进，对舰队的需求开始降低。当年底，谈判未果，阿思本解散舰队，离开了上海。此次购舰风波，是中国第一次建立现代海军的尝试，以夭折收尾，损失了60多万两银子。赫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李泰国的垮台不仅毁了他自己，也使我受到挫折，致使中国的进步停滞了二十年之久。”

实际上，赫德是从阿思本舰队一事中得利的。李泰国被解职总税务司之后，便是由他接任。但是，多年之后，他也想成为第二个李泰国。深谙洋务之道的李鸿章对此不能不察，他怎么能容许自己一手创立的北洋水师旁落他人之手？最后，李鸿章还是选择了昔日旧将丁汝昌，他不仅看中对方的带兵经验，更看重的是丁的忠勇，以确保北洋水师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购舰玄机，北洋做大

人事甄选的同时，李鸿章开始谋划快速壮大水师舰队。在买船还是自己造船这件事上，洋务出身的李鸿章没什么犹豫，他力主向西方买船，并且一直对福州船政局自造的轮船看不上眼，问题只是，买什么样的船为宜——购舰之中的玄机，既体现了李鸿章的老谋深算，也展露了晚清政局中的派系较量。

北洋筹办之初，李鸿章在赫德的强烈建议下，向英国购买了4艘小型炮船，因配置巨炮而俗称“蚊炮船”。交付使用之后，李鸿章明明发现这种船的缺点明显，只可做近岸防御的移动炮台，而不能赴远海作战，但他为了壮大“海防”集团的声势，仍极力鼓吹沿海各省督抚争相购船。各地掀起一股购买“蚊炮船”的热潮，虽然不算先进，但先把数量做多，李鸿章极力运作，很多船后来都划归北洋，这是他当时所采取的策略。

1875年，朝廷决定发展近代海军，南北洋并举，从那时开始，购买先进铁甲舰的建议就被提出，但李鸿章一直不甚积极。当时的情况是，南洋因福州船政局经营多年，已经有一批小型战船，亟待更先进的大型战舰加入，以便组成一支完整的舰队。而北洋则刚刚起步，一穷二白，对李鸿章来说，当务之急不是购买大型战舰，否则买来也很可能划拨给南洋，而是先从中低端的小型战舰买起，从船只数量上打下基础。

1879年，北洋筹集了上百万两银子，准备购买一艘先进的铁甲舰，恭亲王得知后，有意要平衡一下南北洋形势，压一压李鸿章的气势而扶植一下南洋，他上奏请求为南洋拨款购置铁甲舰。结果，李鸿章立即转变策略，取消了购置铁甲舰的计划，改为购买2艘中型的巡洋舰——即丁汝昌带队去接收的“超勇号”和“扬威号”。南洋呼吁多年的购置铁甲舰一事再次搁置。当年底，沈葆桢病逝，临终前还为此事耿耿于怀，口授遗疏。可是，沈葆桢一死，南洋从此就更没有能与李鸿章一争高下的人物了。

当年，由于日本侵占琉球，购买铁甲舰一事再次成为朝政中的热议话题。沈葆桢去世后，南洋日衰，李鸿章开始发力了。他辗转腾挪，上演了一出精彩的购舰调包计。

因为李鸿章办洋务多年，外省购舰事宜大多委托给他。福建筹措了130万两银子，决定买4艘近海炮船，李鸿章获知后，主动提出全盘代办。总理衙门照顾南洋，又划拨40万两，南洋再拿出25万两，凑成65万两，准备再买2艘巡洋舰。李鸿章多方考察，认定现代海军，需以远海作战为主，他看中了当时最先进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但是，这两舰每艘都要140万两白银，再加上回国路费等，共需340万两，挪用福建和南洋的购船费用只够买一艘。李鸿章建议从淮南北盐商中筹捐报效银100万两，又从各省划借轮船招商局的官款中拨出100万两，凑齐船款。购买“定远号”和“镇远号”之后，他还用余款再凑一点钱，买了“致远号”巡洋舰。至此，几乎是不费自己海防经费一分钱，李鸿章就完成了购置铁甲舰的梦想，外海舰队成型，北洋水师自此崛起，将南洋远远甩在身后。当时，刚刚接任南洋大臣的刘坤一给友人写信抱怨：“东南巨款，悉数收罗以掷外洋，筹防弥觉束手，为之奈何？此次道出天津，与李鸿章议论铁甲舰不合，似此情状，南北洋岂能和衷？”

晚清时期，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用地方势力，造成了内轻外重和兵为将有的局面。在筹措海防上，虽然名义上为南北洋共同发展，但海军建设一直没有独立出来，仍仰仗有实力的地方疆吏，南北洋大臣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另外，还有福建水师、广东水师，以及旧式的长江水师等其他舰队，各地规制不一，船型混乱，武器也是五花八门。1884年，慈禧迎来五十大寿，清廷又遭遇了一场战争，中法之战打响，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海防建设再次提上日程，设置海军衙门、统一海军编制成了朝廷的共识。

当时，李鸿章建议在朝廷专设海防衙门，并设专办此事之人。而从西北调回担任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的左宗棠则建议海防大臣驻扎长江。左宗棠与李鸿章素来意见相左，中法战争中，他对主持中法谈判的李鸿章就颇有意见，曾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只是，1885年9月5日，73岁的左宗棠在福建突然病逝，能制衡李鸿章的重臣又失一个。当月，李鸿章奉召入京陛见，在北京逗留20余天，慈禧太后单独召见五次，清朝海防全系于李鸿章一人了。

当年10月，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正式成立。官员设置仿照总理衙门，由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主办，派庆郡王奕劻和李鸿章会办，由兵部右侍郎、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帮办。同中央政府的官制一样，满汉双规，以王大臣为统领，平衡各方势力。海军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海军由此可独立成军发展，只是，这三类大臣全部由部臣疆臣兼职，造成海军衙门徒有虚职，并无实权，成为一个日常的办事机构，并没有起到当初设想的作用。

醇亲王出山，与恭亲王遭革职有关。醇亲王性格懦弱，论能力远比不过恭亲王。但是，他毕竟是光绪帝的生父，对讲求血缘关系的朝廷来说具有天然的影响力。相传慈禧宣布立其子载湉为新皇帝的时候，其他大臣沉默以对，唯有醇亲王立刻晕倒。1884年，距离同治帝圆明园复修风波又过10年，羽翼丰满的慈禧太后借着中法战争谈判不利的借口，将恭亲王和全体军机大臣悉数革职罢免。

海军衙门成立的时候，规定每隔三年，需要举行一次南北洋会操的大阅兵。次年5月，朝廷便派出醇亲王代为阅兵，是为清廷海军创建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阅兵，也是皇室成员对近代海军的唯一一次检阅。之前，李鸿章办洋务，恭亲王主理外交，两人私交密切，恭亲王既是李鸿章在朝廷的靠山，也是他与皇上皇太后之间沟通的桥梁。现在，醇亲王取代了恭亲王，李鸿章能否与之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成为这次阅兵中对李鸿章的最大考验。为此，他不敢有丝毫轻慢，天津城内一派忙碌景象，为迎接醇亲王到来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1886年5月14日，醇亲王率领200多人的各色随从启程，先乘马行40公里，到通州换成长龙坐船，沿北运河南下，16日抵达天津。李鸿章带领文武官员乘小轮船出迎恭候，各军统领全身披挂，领队在20公里外沿途跪接。一起随行的，还有慈禧心腹太监李莲英，为防口舌，醇亲王和李莲英都极尽低调。

从17日开始，醇亲王率众开始检阅北洋，先视察天津武备学堂，又乘船赴旅顺、烟台等地，检阅海上舰队，观看打靶演习。为展示北洋实力，给醇亲王留下一个深刻印象，李鸿章指示展示各项最新装备，前后检阅耗资白银万两。10天之后，醇亲王结束北洋之行登舟回京，临别前与李鸿章相互献诗助兴，醇亲王还表示愿将他和李鸿章、善庆在天津海光寺的合影找画家临摹，送给寺僧，以传佳话。显然，李鸿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与醇亲王拉近了距离。更重要的是，这种私人关系为北洋水师带来了更实际的支持。

1885年，因福建水师覆灭，朝廷拨款预购4艘铁甲快船，供台澎使用，让李鸿章代办。李鸿章绕过赫德，请旅欧的清廷大使分别向英国和德国订购了2艘战舰，即“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醇亲王阅兵回京后，上书朝廷，指出北洋舰队还不够多，建议将下一年即将交付的这4艘战舰划拨北洋，算是给了李鸿章一份大礼。自此，北洋水师真正做大，拥有了炮艇、铁甲舰、巡洋舰以及鱼雷快艇等各型船只，从形式上具备了一支完整的现代海军的模样。李鸿章对醇亲王感激有加，5年后醇亲王去世时，他命丁汝昌传令各军舰下半旗10日致哀。

琅威理风波，盛极而衰

中法战争结束，海军衙门设立，北洋水师又额外获得了4艘新舰，规模一时无两，甚至号称亚洲最强舰队。李鸿章马上联系英国驻华大使，邀请琅威理重新出山，来华担任北洋水师总查。

琅威理第一次来华还是1863年跟随当年的阿思本舰队，1877年，他又参与了护送4艘“蚊炮船”来华，所以，1879年李鸿章委托曾纪泽向英国海军部寻觅外国顾问时，对方推荐了琅威理。1882年，琅威理被聘为北洋水师总查，副提督衔，月薪600两，负责北洋水师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1886年5月醇亲王阅兵中，以琅威理训练有功授予提督衔，后来，北洋水师常以“丁琅两提督”相称。

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平日舰队训练多由琅威理主持，他是一个有着高度职业精神的现代海军军官，治军严厉，“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英国宣布中立，琅威理以回避为由辞职。两年后，接到李鸿章的第二次邀请，又回归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之中，除了人数占优的闽系将领和以丁汝昌为代表的淮军旧部之外，以琅威理为代表的外籍职员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而且随着北洋的壮大，昔日年轻气盛的闽系将领日渐成熟，相互之间多有不服，矛盾愈加激烈。

北洋做大后，正式成军就被提上日程，因为，按照清朝官制规定，如果不正式成军，军官不能获得实缺，也就意味着他们并未进入正规的官场序列。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官方文件中，“北洋水师”开始被称作“北洋海军”。

对那些已经为北洋服务十几年的将领来说，更大的意义是以此获得了正式的官衔。按照章程规定，朝廷颁布谕旨，封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直隶天津总兵，封“镇远号”管带林曾泰为左翼总兵，封“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为右翼总兵，但是对英国人琅威理并没有正式授衔。“北洋两提督”的说法开始面临挑战。

1890年初，丁汝昌带领北洋舰队南巡，抵达香港。3月6日，丁汝昌带领部分舰船离开，留下4艘战舰在港大修，由琅威理和刘步蟾、林泰曾负责。但是，丁汝昌一走，刘步蟾指示部属降下都督旗，挂起总兵旗。琅威理不满，质问刘，刘答海军无此惯例。琅威理又电讯李鸿章让其评理，可是，李鸿章也没有支持他，回复说：“章程内未裁，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性情耿直的琅威理深感受到羞辱，愤而辞职。

北洋做大，成军建制，本是其最辉煌的时刻。只是，通过琅威理风波，后世得以一窥其内部的各种纷争掣肘。虽然北洋水师装备先进，但其人事仍沿袭清朝旧制，受过现代教育的海军军官，并没有完成现代军人的思想转换，为的也是在科举制外取得官场职位，进入暮气横秋的“体制内”。

回想这一批闽系将领当年的意气风发，让人唏嘘。1871年，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班学员即将结束课堂学习，准备赴海上训练。临行前，他们给外教嘉乐尔联名写了一封告别信：

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狼，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勘察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我们从老师所学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帝国政府将以制度为例范，推广至于无穷……我们和你分别，虽觉难过，但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于次要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与赞许……

言犹在耳，仅仅20年后，壮志却已不复存在。甲午海战中，他们多以自杀而谢幕。

琅威理辞职之后，北洋海军的日常训练逐渐松弛，军纪败坏。刘公岛上烟馆、妓院林立，每逢船队南巡，就在上海、香港大肆淫乐。按照章程规定，海军将领不得离船，可“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领争相携眷陆居，“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丁汝昌无力节制闽系将领，威令不行，本人也逐渐堕落，修建新屋在岛上出租牟利，后来还与方伯谦因出租房产的事闹了矛盾。更夸张的是，传言丁、方两人同溺一妓，“妓以丁年老貌劣，不及方之壮伟，誓愿嫁方，丁百计经营无能如愿”。北洋军纪败坏，内部的溃烂与腐败，可见一斑。

后世评价李鸿章治淮军，多以充足的军饷而赢得人心，却在思想管教上一直不上心。1886年，丁汝昌带领舰队赴日本长崎大修，因妓馆滋事与日本军警发生冲突，酿成“长崎事件”，双方谈判僵持不下。事后，日本方面对涉案人员严加惩戒，李鸿章却对手下很是宽容，以一句“武人好色，乃其天性”就轻轻带过了。

与内部腐烂相对照的是，之前清廷立志振奋海军的宏图也渐渐消失了。北洋的崛起依托于列强的侵略刺激。1874年，日军侵台，展开海防议，北洋筹办；1879年，日本占领琉球，北洋加紧购置铁甲舰；1884年，中法战争，翌年海军衙门成立。此后到1894年10年之间没有大战事，自强开始松弛。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时，也成为其走向下坡路的起点。

这一年5月，三海工程完工，慈禧前往巡幸；7月，朝廷宣布明年正月光绪帝大婚，之后将亲政。三海工程开始于1885年，醇亲王被起用之后负责海军衙门，为了报答慈禧恩宠，主动提出大修三海为慈禧归政后所用。现在，三海完工，耗费白银600万两，但慈禧的胃口并没有满足。同治当年复修圆明园的提议始终在她心里，她也知道，国事艰难，修复圆明园不现实。醇亲王等趁机提出以恢复昆明湖水操的名义，复修清漪园，改名颐和园，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记载“以昆明易渤海”，料定工程必将大量挪用北洋经费。

1891年6月，李鸿章第四次检阅北洋海军，正当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给朝廷回奏“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时候，慈禧首次巡幸颐和园，索性搬到园子里常住。也是在这个月份，户部上书，以“部库空虚，海疆无事”为由，奏明停购船械两年。当时，李鸿章刚刚奏请在胶州、烟台添筑炮台，得到皇上允准，却又旋即接到太后上谕，转发户部奏疏。他大感失望，写信向人抱怨：“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虽然气愤，但李鸿章深知修园子是慈禧太后的旨意，也只能保持沉默。

假想敌，日本

1891年6月26日，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之后，丁汝昌即带领“定远号”、“镇远号”等6艘最先进战舰，从威海卫启程出访日本。

此次访问日本，是1886年长崎大修之后，北洋舰队第二次正式到访日本。本意是展示实力，震慑日本，事后看，也的确达到了这一目的。日本人对整齐威严的大清舰队深表震惊，《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清国水兵现象”为题的报道：

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至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无存，关羽的像已经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唯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

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参观完“定远”舰后也记述道：“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北洋舰队抵达横滨的第四天，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就向内阁提出一个大举扩张海军的计划，要在9年内建造1万吨级的铁甲舰4艘和巡洋舰6艘，要求拨款5860万日元，获得顺利通过。第二年，日本军费预算占财政预算总额的比例从上一年的30%猛增到45%。

其实，北洋从起步开始，假想敌就是日本。早在1875年，日本侵台战争之后，清廷就有人提出，日本将为中国之永患。只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给中国的刺激反而没有对日本那么大——在中国，虽然开始了海防建设，筹建北洋，但因筹饷困难，迟迟没有实质动作，对日本仍以“蕞尔小国”相看；而侵台之后，日本认识到自己的海军仍有不足，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计划。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却是默默耕耘，步步为营。10年之后，1885年2月，日本派出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为朝鲜“甲申政变”一事展开外交谈判。这是两人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年，李鸿章62岁，是晚清第一重臣；而伊藤只有44岁，刚刚去欧洲研习宪法制度回来不久，即将出任日本首相，对李鸿章早就敬仰有加。谈判还算顺利，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朝鲜撤出中日一切军队。事后，两人都对彼此进行了一番评述。

李鸿章告诉总理衙门：“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从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而伊藤则向国内报告：“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发愤图强，是因为中法战争的刺激，一两年之后，又会因循苟安，就像西方列强形容中国所说“未睡醒的雄狮”。

未等10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所言，都不幸言中。

（参考书目：《龙旗飘扬的舰队》，姜鸣著；《北洋海军与晚清海防建设》，戚海莹著；《近代中国史纲》，郭廷以著；《清日战争》，宗泽亚著；《龙的航程》，吉辰译著） 中国近代史铁甲舰海军观察和硕恭亲王北洋水师日本海军丁汝昌和硕醇亲王英国皇家海军慈禧北洋集团沈葆桢总理衙门日本中国左宗棠内部洋务运动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