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牡蛎与天鹅：斯特拉福德镇的变迁

(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镇圣三一教堂 )

“世界是我的牡蛎”

《皆大欢喜》中的杰奎斯曾慨叹，“全世界不过是一个舞台”。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的毕斯托尔说得豪横：“世界是我的牡蛎，我要拿剑把它撬开。”借莎士比亚自己的名句，可以说，在过去的近400年中，斯特拉福德的变迁使它无意间成为英国乃至世界历史具体而微的舞台。而旅游业的发展，也无疑让这座城镇变成了一个鲜嫩肥美的牡蛎。它在历史上的变形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埃文河可爱的天鹅！该多么好看，/如果你在我们的水面上重新出现，/再飞临泰晤士河的堤岸，/像过去般邀伊丽莎白和詹姆士的宠赞！”1623年，莎翁第一对折本剧作全集出版，他的老朋友兼艺术上的竞争对手本·琼森为之题诗，对莎士比亚做了慷慨的但也是恰如其分的赞美。莎士比亚“不属于一时，而属于永远”，便是其中的名句。也是在这首诗里，本·琼森用一个优雅的意象把莎士比亚同他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埃文河上翩翩的天鹅在后世无数文字和绘画中成为莎士比亚的化身。但在当时，即使是莎士比亚的仰慕者也没有对他的故乡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这也是一时风气使然：就文艺观念而言，人们并不认为艺术家的天赋必然来自他故土的孕育，这种强调作家与乡土和自然血肉联系的观点还是后来浪漫主义的产物。此外，莎士比亚虽然已经被时人公认为鸿才河泻的不世之英，但此时他的声誉还远未攀上后世的巅峰。在17世纪余下的时间里，慢慢也有客人专程去莎翁墓前凭吊，1656年出版的《沃里克郡古迹》一书中，还专门附有莎士比亚墓地的插图。但这些零星的造访远远赶不上后世旅游业造就的人潮，斯特拉福德精明的居民们也未曾从中嗅到有利可图的商机。

时间进入18世纪，情况有了显著的不同。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缘凑泊的结果。莎士比亚的声誉持续攀升，他已经不仅是一个偶然出世的才子，而被推崇为英国文化的象征，“民族的诗人”。在莎士比亚经典化的背后，不难看出英国民族主义日渐膨胀的身影。同时，社会的世俗化使宗教逐渐丧失了动人心魄的力量，而文艺则借机填补了人们心灵的空白。伟大的艺术家替代了旧日的圣徒，顶礼艺术家的故园替代了原先的朝圣。而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了道路建设，前往这座位于英格兰腹地小镇的旅程变得日益简便愉快。更为微妙的是莎士比亚与他的受众——观众以及读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上一个世纪，人们接触莎士比亚作品的主要途径是观看演出。在新世纪里，随着出版业发展，莎士比亚的读者在人数上毫无疑问大大超过了莎士比亚的观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莎士比亚首先意味着一卷置于案头的图书，一种个人阅读的体验，而非舞台上的鲜活形象和剧场里的热闹喧哗。随着莎士比亚的形象日益伟大，他似乎也变得日益遥远。物极必反。这种疏离促使人们产生另一种冲动，越过时空的阻隔去紧密地接触莎士比亚其人，通过实实在在的发现之旅把莎士比亚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真实亲切的人物。在种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斯特拉福德被逐渐打造为一座民族的祭坛、文化的圣殿，被赞颂为莎士比亚艺术灵感的源泉；一次造访似乎可以使游客与这位伟大诗人的灵魂直接交流。当然，这也使斯特拉福德成为一座旅游的热点城市，莎士比亚的招牌可以为当地带来滚滚的财源。

事情的复杂还不止于此。正如上文所述，莎士比亚与故乡虽然联系密切，却从未在此留下任何堪称浪漫的故事，也不曾用生花妙笔给故乡勾出诗意的光环。打造斯特拉福德的努力如果忠实地依赖历史的证据，恐怕只能体现一位平庸小乡绅莎士比亚的日常生活。这显然不能满足后人的需要。于是人们有意无意依照自己的想象来营造这座城镇，去重现他们心目中的“真实的”莎士比亚和他的时代。历史向前演进，时人对莎士比亚不断产生新的期待与解读，这些又不断影响着斯特拉福德，令城镇的形象不知不觉地发生改变。渐渐的，它成为一座精巧的主题公园，一个多义的文化符号。而在此过程中，各类出版物的作用十分关键：它们不仅为大众的想象提供必要的素材，而且通过广泛的流通使斯特拉福德的“经典”形象深入人心。游客在造访这座城市之前似乎对它已经了如指掌，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自己将看到什么，而且几乎可以预见到自己将会有怎样的情感反应。斯特拉福德的管理者们对这种强大的集体心理凛遵毋违，直到时代的风气下一次转变为止。这是历史一个小小的讽刺：游客们企图来斯特拉福德自由地探索莎士比亚和他们自己的灵魂，但他们见闻乃至感受的一切都严格地按照既定的剧本安排。埃文河上的天鹅在优雅地游弋飞翔；但它们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引着。

( 埃文河畔的莎士比亚雕像。四周的雕塑是他塑造的著名角色：福斯塔夫、麦克白夫人、亨利五世（左）和哈姆雷特 )

新居与老宅

游客的纷纷到来使斯特拉福德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做起了观光生意，发展至今，全城各处都已挂满了莎士比亚的标志，不过其中最为主要的景点还是莎士比亚墓、莎士比亚出生的故居和安妮·哈撒韦故居三处。莎士比亚的墓地出名最早，相对而言，也最忠实地保留着历史的原貌。莎翁在圣三一教堂下葬后数年（他的墓穴在教堂内的北墙下），他的家人出资请人雕刻了一尊莎士比亚的半身像，置于墓穴上方，类似一个壁龛。在斯特拉福德旅游业发展的初期，这里是游客聚集的中心。不幸，当时的游客没有什么保护文物的意识。大家纷纷在莎士比亚的雕像上签名，更有甚者，还要从雕像上挖凿下一块石料，作为旅行的纪念。虽然莎士比亚的墓石上分明刻着“谁在这里动土他将要受诅咒，谁尊重我的遗体就会受祝福”，但游人们显然觉得动动雕像不算触犯这条戒规。雕像被搞得破敝不堪，以至于从1748年起，每隔几十年就要重修一次。像1737年的造访者乔治·沃图那样，要当地的石雕匠为其将雕像复制一尊带回的做法，真算是难得的斯文了。而无意间，这尊摹塑的雕像，也成为斯特拉福德售出的第一件复制旅游纪念品。到了19世纪，类似的大大小小的雕像复制品已经充斥了斯特拉福德的市场，再无需专门定制了。

( 圣三一教堂内，游客们在参观安放于此的莎士比亚家族成员灵柩 )

也是从18世纪上半期开始，在莎翁墓地外，在斯特拉福德又形成了一些新的旅游热点。这里先要说一说莎翁的真正故居“新居”的离奇遭遇。作为莎士比亚亲手购置、安度晚年的住所，新居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大量游客。他们登门造访，在据说是莎士比亚亲手栽植的一株繁茂的桑树下盘桓，一番嗟叹后满意而归。然而这所房子一直都是私宅，而不是每位房主都生性风雅、热情好客。1756年，房子的新主人弗朗西斯·盖斯莱尔牧师（他买下这房子作为暑期居所）就被接踵而至的游客搅扰得烦乱不堪，一气之下，竟将那棵桑树伐掉了。1759年，为了避税，他将新居彻底拆毁。这件焚琴煮鹤的勾当使他后来遭受了无数莎翁崇拜者的口诛笔伐，也大大阻碍了斯特拉福德的财路。不过斯特拉福德的居民很快以商人的狡黠弥补了这一损失。当地木匠威廉·沙普立刻买下了被伐倒的桑树，在此后多年里，他用这棵桑树的木料做成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出售给游客，很发了一笔财。另外的居民也自有高招。他们为满足游客的好奇心理，又给一棵苹果树编出了故事。据他们说，年轻的莎士比亚有一次和人打赌喝酒，大醉而归，就醉倒在这株苹果树下。这棵树因此得了“莎士比亚的华盖”这个美名。故事通过杂志的宣传广为人知，苹果树成功变成新的景点。不过福兮祸之所伏，蜂拥而至的游客恶习不改，纷纷剥皮折枝，取作纪念，害得这棵树在1824年也死掉了。

新居既已不存，莎士比亚降生的老宅便越发显得重要起来。浪漫主义的兴起使人们对天才的起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这也自然助长了莎士比亚老宅的吸引力。在19世纪，有游客对着老宅的火炉大发感慨：“毫无疑问，当年莎士比亚就曾站在此处，在这跃动的火焰跟前。在他的童年，很可能他就坐在房间的角落里，灰烬中一颗未曾熄灭的火星唤起他胸中奔涌的想象，令他如宴饮般陶然……”这种感慨席卷了一个时代。老宅楼上莎士比亚出生的房间更是神圣，乃至在攀爬楼梯的时候“最粗疏、最莽撞的人也会一时间屏住呼吸”。在这间房间的白墙上签名留念成了一种风尚。到19世纪后期这种做法被制止为止，这间房的墙上写满了人名，其中包括司各特、丁尼生、狄更斯和萨克雷；萨克雷因为无处下笔，名字居然签在了天花板上。很快有人嗅到其中的商机。19世纪初，有人以140英镑的价格收购了这所房子。过了大约40年，房主于1847年将老宅出售给国家，交易价格已经高达3820英镑。这次收购也标志着斯特拉福德旅游业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当时忽有流言，说美国人要把这座老宅买去，在美国各地巡回展览。这实在触动了英国人民族主义最敏感的神经。公家收购老宅后，成立了“诞生地信托基金”，首先对老宅全面整修，力图恢复其都铎王朝时代的旧貌并附设博物馆，继而收购了其他几处重要的纪念建筑，包括安妮·哈撒韦故居。斯特拉福德的旅游业渐从分散的个人手中集合到专门组织的统一布局管理下。

( 莎士比亚出生的故居小屋 )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墓地体现了17世纪的美学，他诞生的老宅满足了浪漫主义的想象，那么，安妮·哈撒韦的茅舍就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主流道德的展台。莎士比亚与他妻子的关系始终令读者好奇，而对于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言甚至令他们不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奉女成婚的尴尬，而更是因为莎士比亚对他的婚姻过度的沉默。这位描绘爱情的大师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没有一语及于他的婚姻，即使是深情款款的十四行诗，也没有一首献给他的妻子。这些诗或者献与年轻英俊的骚散普顿伯爵，或者写给神秘的黑色女郎，引发后世读者对莎士比亚感情生活的许多猜测，但他合法妻子的缺席却是个确凿的事实。在有据可查的文献中，莎士比亚唯一提到自己妻子的就是他的遗嘱，但是在遗嘱中他仅仅说道：“我留给我的妻子我次好的床及其附件。”这固然未必表明莎士比亚薄情，因为当时的习惯对妻子的继承原有定规，丈夫不必在遗嘱中专门提及。然而无论如何，这桩婚姻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一点浪漫的痕迹。对强调家庭伦理、视婚姻为男女爱情唯一正途的维多利亚主流道德而言，这种空白实在是一种巨大的缺憾。为了让莎士比亚这位“民族的诗人”的形象白璧无瑕，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甚至可以置历史于不顾，凭借他们一厢情愿的想象来虚构莎士比亚与安妮爱情婚姻中的细节。例如，1845年，女作家爱玛·瑟文创作了一部小说《安妮·哈撒韦》（或称《恋爱中的莎士比亚》），故事当然完全出于子虚。但她在小说的前100页中用了10页篇幅详细描写了安妮茅舍的内部环境，把这一方小天地写成了理想英国田园牧歌生活的缩影，爱情——当然，是合乎道德的得体爱情——天造地设的舞台。而斯特拉福德的营建者们也乐于根据这些想象来打造安妮·哈撒韦的旧居，从而迎合时代的风气和大众的需求。实际上，直到18世纪末，安妮的旧居都不是斯特拉福德主要的景点。在1769年斯特拉福德举办有史以来第一次盛大的莎士比亚周年纪念时，安妮的旧居仅仅被用作赛马场。但到了19世纪中叶，安妮旧居的地位陡然上升，到19世纪80年代，这里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当地最主要的景点之一了。

到维多利亚时代为止，斯特拉福德的面貌基本定型。后来的管理者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淡化现代生活的影响，保守斯特拉福德古色古香的面貌，让四方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但历史的脚步还在向前，斯特拉福德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

( 莎士比亚故居二楼这间卧室里的织物和墙布都是16世纪的原物，1564年莎士比亚就在这里出生 )

“英格兰的心脏”

莎士比亚是斯特拉福德的儿子，斯特拉福德是他天才的源泉，这是斯特拉福德旅游业反反复复强调的。但莎士比亚毕竟不仅仅属于这座小镇。在不同的时期，他曾属于英格兰，属于大不列颠王国，属于大英帝国，乃至最终属于全世界。斯特拉福德旅游业成功的奥妙之一，就是总能寻找到合适的方法，把地方特色和莎士比亚更加普遍、更加广泛的文化形象连接在一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斯特拉福德的经营者们拥有过人的睿智。毋宁说，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符号，原本就拥有双重乃至多重的意涵；斯特拉福德的营销，只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当莎士比亚开始被尊为“民族的诗人”时，斯特拉福德这座小镇就被适时地描述为“英格兰的心脏”。这既是指它的地理位置而言，更由于这种地方小镇悠然的生活节奏、亲密的人际关系和与乡村、与自然的紧密联系被视为英国式生活的典范。虽然工业革命的巨轮早已碾碎了田园牧歌生活的美梦，虽然早在莎士比亚生前，斯特拉福德周边的农村就开始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但越是不可复得的生活，越引起大众的向往。当英国通过在全球的殖民扩张成为威凌天下的大英帝国时，莎士比亚也作为英国文化的代表被输出到世界各地。他的文学成就被赞为全人类文明的巅峰，而这种美誉同时意味着英国民族独一无二的优越性，从而论证了英国统治世界的合理。

在帝国的盛时，斯特拉福德又努力展示着帝国的威权。一个历史小插曲很能说明问题：1912年，在伦敦的侯爵广场上举办了一场题为“莎士比亚的英格兰”的展演。广场的中心是仿建的环球剧院和德里克爵士“复仇号”帆船的复制品，周边围绕着取自英国各地的都铎时代建筑，自然包括莎士比亚故乡建筑在内；它们被人为安排成一个村庄。德里克爵士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著名的海盗爵士，曾经奉女王之命，屡次劫掠西班牙的商船。表面看来，德里克的凶悍海盗生涯和莎士比亚的文藻、村庄生活的恬静格格不入，但这种安排却折射出这样一种思想：这些貌似天差地别的元素同是帝国力量的根源所在。

然而帝国毕竟瓦解了，莎士比亚也不再为英国文化所独占。斯特拉福德历史的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新鲜的身影。每年数百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而来，背负着不同的文化涌入斯特拉福德，他们想在这里看到最纯粹的英国，也想在这里看到各自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斯特拉福德的旅游业这只牡蛎越发肥美了。埃文河上的天鹅依旧兴致勃勃地飞翔。但，谁知道呢，在新千年里，也许它们会长出彩色的羽毛？

（作者为吉林大学比较文学和国际文学副教授）

（文 / 宁欣  摄影 / 黄宇） 安妮女王天鹅舞台艺术牡蛎文化莎士比亚变迁斯特拉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