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改革遇到阻力

（文 / 邢海洋）

央行要围剿“余额宝”的风声渐起，但撇开被金融改革挤压的银行，当下的情况是：利率上升，产能过剩致使大量债务到期难还，信贷违约不绝于耳；人民币看贬，人民币外汇占款增量迅速萎缩；宏观走势陷入2008年来最困难时期。改革并非这些麻烦的肇因，却可能被看作矛盾迅速暴露的催化剂。尽管改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非改革无法化解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但在种种问题汇集爆发的时刻，却最招致阻力。

基于1、2月份经济数据，投行调低了一季度的增长预期。由于贸易和消费数据疲软，高盛还将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速预期从原先的6.7%大幅调降至5%。而实际情况是，今年前两个月的出口数字远没有数字上显示的那么糟：因为2013年前几个月的贸易数据似乎严重失真，一些资本流动被伪装成出口，以逃避资本管制。尤其在深圳保税区的“出口一日游”，使得对香港出口以近70%的速度“异常”增长。如果减去每个月上百亿美元的“虚增”部分，今年1、2月全国对外出口的1.6%的跌幅就将改变为正增长，且增速将满足年初制定的全年7.5%的最终目标。

增长的“保”与“不保”，最关键的评判因素是就业。今年的沿海地区，并未因经济减速出现类似2009年的返乡潮，反而是各地节后劳动力市场屡现“民工荒”，节后企业招工工资普涨，门槛也放低了。增长进一步放缓的2013年，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比2012年多出3%，其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结构转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向第三产业，而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远高于制造业。目前每1个百分点GDP增长吸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约160万人，与2005年的约80万人和2010年约100万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相对较低的增速也同样可创造出高增长时期的就业岗位。另外，新中国成立后于1985～1991年出生的第三次人口高峰形成的就业压力虽没有完全度过，但那些未上大学深造的低端就业者均已陆续达到就业年龄，今后的低学历劳动力供给将持续减少，即使1991年出生的大学生也面临毕业了，未来1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由过剩转向短缺，就业环境会更宽松。

增长放缓的另一个副产品是总需求回落，产能过剩的痼疾彻底暴露出来。处境最为不利的是煤炭和钢铁这两项“工业粮食”，10年牛市催生的产能扩张，如今既遭逢产能扩张后的同业残杀，也因为环保观念的转换而丢失了一部分市场份额。如今，钢铁与煤炭价格从峰值回落超过了3年，煤炭价格损失超半。而这两个行业，扩张的大部分动力来自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资产贬值使之处于资不抵债状态。此前当行业刚出现拐点时，煤老板通过“7000万嫁女”等营销手段尚能维持紧绷的资金链，如今再没有人会相信这些基础性大宗商品会发生逆转，融资成本高企，资金链条断裂之声不绝。

对于产能过剩，政府有两个选择：要么开始推动去杠杆，降低信贷投放规模，并允许债务人在无力偿债时违约；要么继续提供更多贷款支持“僵尸借款人”。如今的信贷违约，无论从规模还是爆发的行业和区域，都比前些年温州的制造业老板跑路潮更严重，政府处理违约的思路也是清晰的：来自银行等传统渠道的融资，基本予以保障；民间融资则买者自负。如果是改革出现了立竿见影的负面结果，那就是货币市场化推高了僵尸企业的融资成本，而这些企业在行业景气时期虽利润丰厚，却基本是资本密集型的“土豪”企业，于就业于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均无补，拯救它们还不如拯救温州制造有意义。

面对阻力，以灵活的改革举措促矛盾化解是更有价值的选择。打击人民币套利、推出优先股改革以及未来可能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都为经济渡过难关释放出空间。 改革经济阻力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