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度假区城乡统筹中“人的问题”

( 临潼度假区里转变身份的新居民 )

新居民

从2011年4月开始，陈娟每天早上6点就从家里出门，骑自行车沿着宽阔但几乎空无一人的凤凰大道，来到芷阳广场——西安临潼区目前最为光鲜亮丽的建筑群。7点她就换上了淡绿色的工服，在蒙蒙的晨光中，拎着小水桶，捏着两张抹布——绿色的是普通抹布，深蓝色是无尘抹布，开始擦拭广场上的柱形路灯、地灯、垃圾箱、窨井盖。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穿着藏蓝色保安制服的刘运强开始在一组名为“统一度量衡”的雕塑广场上巡逻，他一天的任务是阻止人破坏广场上摆放的鲜花盆景、雕塑等公共设施，规范所有到此一游的人做一个礼貌的游客。除此之外，他大部分时间以保安的标准姿态——背负双手，站在一柄遮阳伞旁，在这个广场上，有无数个和陈娟、刘运强相似的员工。他们曾经都是同乡，但现在被称为“新居民”。

“新”的意义在于，他们在几年前，还是农民，他们现在打扫的土地、站岗的地方，曾经就是他们村庄的土地。但现在土地上不再是庄稼、石榴树，而是气派的大楼、宽阔的街道、繁花的盆景、草地。他们的工作也不再是春种秋收，计算土地的投入和收成，而是护理这些从土地新出现的物件：高矮不一的路灯、窨井盖、马路牙子、垃圾箱……从2010年起，这个距离西安直线距离不到20公里的地方，就开始开发为临潼国家度假区。3年时间里，这里建起了宽阔的路网，还有若干地标性建筑，以作为城市土地升值的启动器。芷阳广场是第一个建成的地标建筑，远处骊山起伏的山影划出的天际线下，竖立着更多包裹着脚手架的在建建筑。

仅从外观上看，这是城市化的标准流程。一位中央官员曾经在去地方的一次讲话中提到，现代化有两个轮子，一个轮子叫城市化，一个轮子叫工业化，两轮并进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中后期，结构问题、产能过剩非常突出。消化产能要靠扩大内需，最大的内需就是城市化。作为在工业社会后期消耗工业剩余的主要手段，从一些中心城市向外辐射的城市化，已经席卷中国。但以要素聚集为基本特征的城市化，吸收了大量的人和资金，造成房价畸高、污染、塞车等大城市病。而与此同时，乡村则日益凋敝，“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都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备代表性的悲哀名词。

因此，当城市化进入到临潼这样并不富有，而且以台塬山地为主的地区时，它的方式已经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改变。所有在芷阳广场上劳动的人，衣襟上都别着一枚石榴徽章，标志着他们都是骊山物业公司的员工。这是临潼度假区的一个下属企业，曲江临潼旅游投资集团副总经理、度假区城乡统筹工作主要负责人刘蔷将这枚徽章解释为城乡一体，共同调配资源，共同分享城市化的利益，最后结出丰硕的果实。每个佩戴徽章的人，在临潼度假区开发中的身份转变，比以往城市化中的个人故事，有更漫长但有计划的链条。在距离芷阳广场不远的地方，政府设立了一个城乡统筹中心，专门做就业培训，所有失去土地的当地人，都可以得到免费的培训机会，并承诺每户家庭解决一个就业。为了兑现这个承诺，度假区管委会除了完成基础建设外，还要在当地完成新产业的规划布局，并帮助相当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当地人搭建就业渠道，将他们输送到新产业的工作岗位上。

( 临潼度假区对村民而言，情感成本不可忽略 )

在土地开发尚未完成，度假区产业还没有兴起前，政府成为最早的就业承担者。管委会下属的投资集团在新开发的土地上，率先投资建起了绿色生态公司、置业物业公司、旅游商贸公司，提供当地人能胜任的保安、保洁、园林工人等技术相对简单的职位。骊山物业就是目前接纳当地人最多的企业。每个进入园区管委会下属企业就业的人，都会佩戴上这枚石榴徽章，刘蔷将他们戏称为“有组织的人”

如果从理论上来解释这种变化，代表着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趋势——新型城镇化。“过去我们说城市化是要素的聚集，是人在城市区域的聚集，政府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而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均衡，资源配置应该均衡化，而不再是简单地往城市里集中。我们作为推动城镇化的主体力量，应该思考城镇化怎么与当地的根生力量结合起来。”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兼临潼度假区管委会主任李元对本刊记者说。

( 绿色城乡统筹新学员在上培训课 )

开发者

临潼国家度假区是临潼区与曲江区的一次跨区合作，也可以看作曲江城市开发经验的一次输出。从建立合作需要的初始信任来看，曲江是个声誉不错的合作者。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临潼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李元向我们历数了曲江新区的发展历程：“我们曾经做了大雁塔的历史修复和配套开发，既保护了历史景点，同时该地域宜居宜产，取得了很好的收益。我们在曲江新区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又做了大唐芙蓉园、三大遗址公园等六七个大项目，用土地收益撬动了城市发展的资金。曲江新区现在成为西安城市发展的一个品牌，将历史文化资源和商业融合得很好。”

( 临潼度假区绿色城乡统筹负责人刘蔷 )

在曲江以往开发实践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它们较早地认识到了政府必须了解市场这种新型配置资源的方式，并利用它有所作为。西安市政府副市长、曲江新区党工委书记段先念曾经总结曲江建设的经验：“我觉得所谓城市运营，第一，要在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运营。第二，如果一个城市财政能力有限，要充分倚靠市场的力量，这个市场的力量在它与历史遗产的结合点，它是城市面貌重建的基础。第三，城市运营商必须有政府背景，政府要把为城市与市民营造优越的安居环境，挖掘这个城市与历史的传承关系，变成开发的动力，政府要变成控制城市发展的手。城市运营商是一个承政府之上，启开发商之下的角色，这才能在缺钱的背景下具备很强的融资能力和号召力。”

客观地说，城市运营权极大地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扩大了城市的资源，兑现了城市的价值。西安的城市运营中，曲江新区在本部20平方公里开发时，对老百姓的安置补偿标准是西安市最好的，老百姓是最满意的。在大明宫区域19.16平方公里的开发中，用巨额资金拆除了近200万平方米的棚户区和9个村庄，搬迁了近10万人，既是西安市最大的文物保护和城市改造项目，也是最大的民生建设项目。曲江10年的城市运营，一路走来，民生情结愈来愈浓，对城市的理解更是开始由“物”及“人”。

因此，2010年在临潼区政府邀请下，曲江新区管委会派出李元带领的团队，来到临潼筹划27.33平方公里的建设时，经过深刻反思，民生责任和人的城镇化被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临潼国家度假区的架构里，特设了城乡统筹办公室这个机构，刘海旭被任命为城乡统筹办主任，但一开始具体如何操作仍然很模糊。要让政府俯下庞大的身躯，去看清城乡转换中每个弱小个体的需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海旭告诉本刊记者，最初上任时他对自己的工作定位并不清楚。对民生问题的宏观认识一开始仍然占据主导位置。“我觉得城乡统筹是一个大的战略，我们通过开发土地，培育产业，改善当地人的收入，给他们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这些事情是环环相扣、互为一体的，都是城乡统筹。在这些大的架构外，单拎出一块成立专门部门做城乡统筹，这在曲江过去的开发中是没有的，我一开始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就一边研究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经验向前走。”

临潼现实

在城乡统筹中心的展厅里，有两张对比照片，彩色的一张是临潼的现代化新景，黑白的一张是临潼旧貌，人们住在陈设简单、颇显凄凉的窑洞里，劳作在缺水贫瘠的山地上。色彩的不同可能让新旧两种生活的对比稍显夸张，但几乎所有了解临潼的资源和历史的人，都认为这块被纳入临潼度假区的27.33平方公里，确实是一个需要改变的地方。

这里大部分地方属于山区台塬地貌，度假区开发初始的2010年人均收入仅有6000元左右。相隔不远的西安市区，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已在2万元左右。数字的悬殊也直接反映在临潼的城镇外观上。李元刚率领团队来到此地时，为了了解当地情况，跑了不少山沟，看到的景象让他“很受震动”。“临潼度假区的经济社会状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差很多。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很多村民住在窑洞里或是一层的瓦房里，学校也很破旧。村民们离西安这么近，生活却很差。所以在临潼开发里，我们希望对曲江模式有一个提升：主动去承担民生的责任，把民生成本，人的转化成本，列入整个综合成本中去。”

但从临潼的资源看，这里又实在不应该是这样贫穷的地方。闻名世界的兵马俑就在临潼区内。这是少有的国宝级旅游资源。真爱服务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阳曾经在西安的凯悦饭店工作，接待过不少高端的国际旅游团。“他们知道中国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只有两个，一个是临潼，一个就是桂林，‘老外’是把它们当作旅游的终点，到北京到上海都是路过。”也就是说，每年有约800万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临潼结束旅途，但他们在这个终点的平均停留时间只有0.5天。一位当地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半日游的旅游现象？其实跟政府的职能有关系。因为临潼的两个地标性的5A景点，一个是兵马俑，一个是华清池，管理权限都不在临潼区。兵马俑的管理单位不是临潼区政府，是陕西省文物局，就是说，它的门票收入，各项收入是到了省上面的。然后呢，华清池的直管单位是陕西省旅游集团，跟区上也没有关系，它的收入也都是拿到了省上。等于说是省上在临潼空放了两枚棋子，它的经济效益对整个区域的带动是远远不够的。”

“临潼没有特别好的能让人留下吃一顿饭、喝一杯茶的地方，这点我深有感触。”王阳对本刊记者说。他在凯悦饭店工作时，曾经于1998年接待过克林顿。“我当时是他的贴身私人管家，陪他来兵马俑的时候，和外办的人一块儿商量，到临潼在哪儿吃饭呢？最后发现哪儿都不合适，只好雇了一辆冷冻车，带了所有的吃和喝，在临潼的贵宾室，给他摆了个自助餐。克林顿参观兵马俑，在临潼就待了半天。那是1998年的事，但我印象非常深刻，临潼的现状跟这个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极其不匹配。”

从资源物尽其用的角度说，这些都是临潼区需要开发改变的足够有力的理由。但在当地人眼里，他们看到的现实却和开发者眼里的不完全一样。一位即将从山上搬到平地安置区的老农带着我们在山里沿着他几十年每天散步的山路走了一遍。山路边的一草一木，在外人看来不过是丛生的杂草，他却能一一分辨出它们的名称和用途：“这是流底脓，可以治刀伤。这是防风，如果浑身是汗的时候，被山谷风一吹，浑身起一大片红斑，用这种草药熬水清洗。”他在这条山路上走了几十年，清楚记得路边春天最先开花的是迎春，紧接着是樱桃，然后是洋槐。到酸枣开花的时候，整条路上都是香味。站在他指点的村中小庙旁的皂角树下俯瞰，能看到层次最丰富的山谷美景。

这是故土难离的情感成本，也是因几代人都居住在此累积下来的安全感，而区域开发是对这种安全感的冲击。即便对那些更为年轻的家庭来说，这样的冲击仍然存在。从纯粹的经济利益角度，临潼区的城市化虽然滞后，但很多个体和家庭早就已经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间，摸索着建立起了一个说不上多高质量，但确实具备相当安全感的生活模式。龚斌喜是当地一位较早体验并有能力融入城市生活的人。他是村里少有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在城市里当过老师，后来又做过中央空调的安装生意。在拆迁的前两年，他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一边种植家里的几亩石榴地，农闲季节则到西安城里经营他的老本行。在拆迁前两年，他刚在家里窑洞前的平地上，盖起了5间更具现代生活方式的砖房。当每年季节转换的二、八月份，窑洞又潮又冷，他就会带着全家搬到前面的砖房住。龚斌喜记得，当2010年接到拆迁通知时，他心里的第一反应是：刚建立好的生活又要没有了，又要从头再来。虽然学历和经历让他比很多当地人更能理解区域开发和城乡统筹的现实意义，作为临潼度假区第一批就业培训班学员，凭着他的能力和技术也让他在培训结束后很快进入骊山物业公司，获得了一个管理层的职位，但他告诉本刊记者，2012年2月15日，当他签完收房单，走出窑洞时，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拆迁补偿

当李元带着团队，怀抱一个并不太清晰的民生理想，来到这里后，他们开发计划中的每一步，既要符合宏观的民生，又要贴近微观的个人生活。临潼度假区国土和房屋管理部部长刘创鸿记得，在所有开发的常规动作——征地拆迁的补偿上，他们就多花了不少心思。到底给村民们多大的补偿，标准的拿捏也颇费周折。度假区一共占地27.33平方公里，涉及2万多人，6000多户，但他们仅占整个临潼区区域的不到十分之一。管委会的拆迁方案，既要考虑对村民的让利，又不能让这里成为临潼区的“福利孤岛”。

“首先我们的征地标准按临潼区一个统一年产值的标准，然后我们用它的上限，上限是31倍，农用是33倍。这样算下来，每亩地大约可以得到几万块钱的赔偿。”刘创鸿告诉本刊记者。但临潼并不是一个土地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人均只有一亩多地，即便已经采用赔偿标准的上限，每亩地的补偿金额也只有几万元，无法长期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因此，在征地补偿之外，临潼度假区着重设计了对房子的补偿和置换。

房子是体现村民能否在拆迁后获得资产性增值的重要载体。骊山新家园是第一个落成的安置区，已有2600多户新居民入住。小区外墙涂上了砖红和土黄的保护膜，社区内道路宽阔，楼房间距舒朗，每栋楼前都栽种了绿化带，草丛和树木间还处处放置着以往乡村生活常见的上马石、拴马桩、饮马槽、磨盘，甚至树种上也有特别的选择，以居民家常见的石榴树为主。城乡统筹办公室主任刘海旭告诉本刊记者，做这些特别的设计，是希望让村民们在离开乡村后，还多少能拥有生活在家乡的感觉，弥补一部分搬迁造成的情感成本。不仅在小区的外部装饰上颇费心思，内房装修也采取了高于曲江本部安置房的高标准。“住房整个儿是按商品房设置的，内墙用白色涂料粉刷，地板用水泥压光，门窗甚至纱窗、抽水马桶都安装好了。房子的水电气暖气全部到位，整个小区的设施包括幼儿园，全部到位了。整个下来建安费和综合配套费用达到3500元/平方米以上。”

这远远高于村民们原来的居住标准。“原来他的房子可能就值300块钱/平方米，但我们实行‘一二楼拆一还一’——就是两层以内房子，原来多少面积，安置时就还村民多少面积。这方面平均1平方米让了2000多块钱。第二，我们实行了一个最低保障利益，有人均不够65平方米的，我们给他提供65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原来没有房的人，1平方米只要交295块钱，就可以拿到65平方米的房子。”刘创鸿对本刊记者说。

在社会保险上，原本临潼国家度假区只是一个开发区，不具备完全行政区的社会保障职能，只能由临潼区的社保来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来这里调研时，也发现了这个跨区合作遇到的问题。“曲江搞统筹，搞投资征地，完全是采取企业办法，不是政府行为。因为它没有政府的权力。在区域开发初期，一些当地人的地被征了，但身份没有转变为居民。在社会保险上只能按农民的标准。这个差别是很大的。陕西省每位农民享受社保是60块钱，市民的社保多几倍。”拿着农民的社保，却要过成本更高的城市生活，没有行政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管委会，最后决定用经济补偿的方式。“按国家规定，农民失业保障金是按照1∶1∶1的方式支付，三分之一政府拿，三分之一集体拿，就是村上拿，三分之一村民自己交，是这样来做的，但是我们所做的是，所有都我们来掏，目前2600户里，社保金掏了2.6亿元，给每位18岁到55岁的人都交了。按这样计算，单就社会保险，我们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安置标准，我们给每个人让利两万多块钱，那是多少钱啊，不是一点点钱，一共2600多户。我们实际上是把兑现城市价值的一部分让给了村民。”刘创鸿对本刊记者说。

在一个本身并不算富裕的地方，实行如此高标准的拆迁，最原始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快速获得农民的土地和信任，这是启动度假区开发的第一环。刘创鸿提到一个在一开始就列入拆迁计划的村子，但一直拖在现在都没能拆。“当时做完这个村的土地测量后，领导在一起商量，没敢拆。因为这个村子的房子特别少，户均下来只有110平方米。如果按每户4口人计算，人均只有20多平方米，满足不了我们以前承诺的‘住一套，再租一套房’的补偿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拆迁办一直没敢拆这个村。”

就业计划

2013年11月的一天早上9点，在城乡统筹中心一层的培训教室里，第五个电工培训班开始上课了。台下坐着的都是些年龄在30多岁到50岁的男人。在临潼度假区对规划范围内的17个行政村进行调查中，他们占总人口的61%，是6000户搬迁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也是临潼度假区管委会承诺“一家一个就业人口”的主要解决对象。

这个位于城乡统筹办公室小院内的培训中心，是统筹办主任刘海旭经过最初定位的迷茫后，为自己工作找到的一个切入点。区域开发是一个宏观的民生战略，但每个弱小的个体还需要帮助和引导，才能真正进入其中分享利益，而不是成为一个旁观者。2011年4月28日，在整个度假区开工奠基一周年后，临潼度假区的绿色就业培训中心也开张了。

在原有的区域开发经验中，就业培训曾是被忽视的一环，也是几年后负担沉重却难以补偿的一环。2010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专项研究计划项目中，有一个项目就是专门针对曲江新区的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研究者在一个300多人样本的调查中发现，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非常不稳定，尤其是作为家庭支柱的35～55岁的人群中，处于失业状态或者一直无工作的占比很高。已经习惯了松散生活状态的农民，在毫无培训的状况下，观念上对工作的要求很高。调查结果显示：45岁以下的劳动人口中，60%的男性要求月收入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并且不愿从事苦、脏、累的工作。调查还显示，大部分人都有强烈的培训意愿。在打算找一份固定收入工作的被调查者中，有84%的人愿意参加就业培训，而有42%不打算找工作的被调查者也愿意参加就业培训。但对这些已经在多年前完成拆迁的失地者进行培训，不管是经费的支出来源，还是对培训者的组织上，都有很高的运作成本。

有了这些作为前车之鉴，在临潼度假区的开发里，对当地人的就业培训被纳入综合开发成本。

从开班至今，培训的种类已经由最初的从保洁、保安、园艺、服务员，增加到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电工等课程。但不同工种培训课都有4天相同的公共课程。前2天讲度假区城乡统筹，向他们解释政府的开发计划，以及土地改变性质后的前景，所有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生活可能发生什么变化。还有2天则是上职业道德课和社交礼仪课，特别聘请当地职业学校的礼仪老师，教这些刚离开土地不久的乡村原住民，如何适应城里的生活礼仪，以及职场穿着所需要的审美标准。所有课程都严格考勤，多次缺席的人将被取消资格。培训中心的负责人秦娟告诉本刊记者：“4天的公共课程是为了磨磨这些过惯自由生活的农民的性子。”工业社会比农业社会对个体自由有更大的束缚，培训课程要在教会他们技能的同时，还要教会他们在乡村外的行为规则。

临潼度假区城乡统筹的财政安排上，每年要为免费培训支出2000多万元的成本。仅以电工班来说，完成公共课的培训后，他们还要接受1到2个月的专业课培训。然后再参加考证，一个是安监局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另一个是人社局的“电工职业资格登记证”。培训费用加上考证费用，管委会要为每个来接受电工培训的学员花费1580元的费用。

本刊记者到的那天，电工专业课的培训老师在上课前对台下这些年事已不小的学员们做了一番颇有诱惑力的动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如果能完成培训，拿到国家的证件，在以后的求职市场上，他们的工资标价就可以从两三千元起步，这是比保洁、保安等工种翻倍的起步工资。

这天上课的内容是讲欧姆定律，以及如何将这个公式应用到为电气配开关。这些“大龄”学员们都听得非常认真，一边记笔记，一边回应老师的种种提问。在培训处的登记表上，学员们大部分的学历都没有超过初中，但很多人依靠边干边学的方式，以“临时工”的身份，摸索着从事电工行业。在课间时分，一个学员向本刊记者讲起了自己在求职市场上的一件经历。“我以前跟着家里亲戚在外面做过基础电工，干得都是很简单的活动，也不懂什么理论，只知道正极与负极相连，就可以通电这种最简单的原理。后来我去劳务市场应聘电工，人家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给你30千瓦的总功率，你怎么选线？选多大的径盘线号？我答不出来。如果早知道欧姆定律，我就知道怎么做了。”

就业培训可谓是临潼城乡统筹模式中最有特点的一个环节。“在价值观层面，我们强调授人以渔。我们提出‘种子计划’，如果我们培训1万名失地农民，安排其中3000人就业，那就会产生很大的裂变效应。”李元对本刊记者说。但完成培训以后，如何帮助就业，这是临潼国际度假区城乡统筹中更为关键的一环。

孵化产业

如何将这些失地的农民纳入城市就业体系，是曲江新区在2007年就曾经考虑过的问题。不过那一次是被动的事后补救。2007年6月4日下午，曲江文化产业集团在曲江国际会展中心组织了西安首次失地农民专项就业洽谈会，在现场，有90余名失地农民与西安大唐芙蓉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文化商业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曲江文化产业集团的下属企业或合作单位，达成了就业意向。此举在当时被陕西学界认为是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有效探索。

在临潼度假区的开发上，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并将其纳入管委会的下属企业，成为城乡统筹设计中的主动选择。但和曲江文化产业集团不同的是，前者经过多年的开发培育，已经成长为一个有着11个全资子公司的庞大集团，还有十几个控股或者参股的企业。这为它在解决曲江区的失地农民问题上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就业岗位。但临潼度假区才刚刚启动3年，只有3家全资子公司。如何能尽快引入社会资金，帮助建立起旅游文化产业和服务业，是能否提供给当地人工作岗位的关键。

社会资金是最灵活，也最有安全意识的，对一个已经显现出土地价值的地方，它们趋之若鹜，对一个建设粗具雏形的地方，它们却锱铢必较。临潼度假区的产业布局已经基本做完，每个区域的地标建筑也将于明年大体完工。但对一个民间资本并不算特别发达的西部城市，如何说服高质量的社会资金来到这里呢？本地企业看起来是最可能的合作对象。曲江新区的成长性给每个西安人的印象都非常深刻。西安著名餐饮文化企业真爱集团的总经理王阳的家就在大唐芙蓉园的旁边，他的中学就读于师大附中，就在大唐芙蓉园的隔壁。“那里原来就是一个垃圾堆，但现在变成了大唐芙蓉园，之前还变出了一个大雁塔北广场，然后有了这个大唐不夜城的旅游步行街。我亲眼看到曲江的建设速度，大概5年时间那里发生的巨变。”但即便有曲江新区的辉煌作为信用担保，在接到临潼度假区的入驻邀请后，真爱集团也没有立刻接受邀请，因为高质量的社会资金从来就不缺项目。“一开始管委会和我们接触过几次，但我们没有想过到这儿来，因为我们西安有很多项目。直到有一天我们到临潼附近办事，公司董事长临时就说顺路去看一看吧，我们就在芷阳广场那儿停了一下车。我们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地方建得蛮好的，而且随着路网的改善，它离西安的距离也不远。17公里，从二环开到这儿，净时间是8分钟就可以到。”

当然，最终决定真爱集团是否进入还是与度假区的合作方式。为了能尽快吸引社会资金进入这里发展产业，管委会设计了好几种与企业合作的模式。“谈判时他们很直接，说什么方式都行，你们投资也可以，我们投资也可以。但是定位一定要保证是与旅游产业配套的，高端精致的餐厅。我们选择了管理公司的合作模式，就是对方投资，我来管理。管委会是物业持有者，他们来装修，然后委托我们来管理。这是最容易打动企业的。如果是你来租，或者你来投资的话，企业决策的过程和整个时间会拉得长一些。”王阳对本刊记者说。

真爱集团最终选用了这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将临潼分店设在地标建筑群芷阳广场内，成为第一家进驻这里的餐饮文化企业。它的存在为芷阳广场树立了一个服务业的标杆，也成为目前吸收当地人就业最多的合作企业。店铺所需的154个岗位，全部选用了当地人。

“因为我们是企业，不是管委会的公司，也不是政府，我们对这个城乡统筹本身也没有多少认识。但是在用工和培训的过程中，我的感触是，物质环境上的变化会让人潜移默化产生很大的变化。”王阳对本刊记者说，“我们招聘的很多服务员都是本地孩子，原来一张口就是方言，也不会化妆，穿稍微有点跟的鞋子都走不了路。但来了半年后，他们有很明显的成长。我们原来在西安的一家店，有一对临潼的姐妹。她们以前是不愿意回家乡工作的。但她们看到现在我们在临潼的店，就想‘有一天我也可以回家工作’。就是说，这里的变化给了她一些精神上的力量，让她有一种靠自己的双手去致富，勤劳工作，而且很骄傲地给外地客人介绍自己的家乡。我觉得这种帮助不是给她分两套房，发点钱所能比的。”

物业公司的困境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在调研了临潼国家度假区的城乡统筹模式后，将其特点总结为跨区统筹，产业带动，以企业作为主体，以市场作为主要的手段。这意味着经济手段是缺乏完全行政权力的临潼度假区管委会解决“人的问题”的最主要路径，它必须掌握着充沛的资金。即便已经获得了开元基金支持，管委会也需要尽快建立起自身造血的机制，它旗下的三个全资子公司就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其中物业公司可能是和新居民联系最紧密，也在目前发挥作用最大的公司。它是目前解决当地人就业量最大的企业，也和村民之间有着直接的业务联系。

物业公司旗下有三个项目部：大唐华清城、芷阳广场和骊山新家园。前两个是管委会最先修建的地标性建筑，骊山新家园则是三个新居民安置区中最早建成的一个。从民生的角度出发，总经理刘蔷要求物业部负责人给这个小区提供相当于商住小区一级的服务，但却只能收取0.4元/平方米的物业费。从定价上，骊山新家园物业项目部本来就存在着成本倒挂的危险。但村民们还拒绝支付已经打过折扣的物业费。在本刊记者参加的一次新居民座谈会上，谈到入住新社区的利弊，在缴纳取暖费和物业费这两点上，新居民们表现出非常一致的激烈反对态度。甚至有几个之前一言不发的大妈，从后排站起身，用当地话快速激动地陈述着绝不缴费的理由。

拒绝缴纳费用一方面来自传统的生活观念，一方面来自于真实的经济成本。传统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成本很低。虽然在拆迁补偿中实现了每家至少换得两套房，但区域开发尚未完成，这个位于度假区边缘位置的新社区内，房租生意并不太兴旺，房租收入还不足以支撑新居民们生活方式的转让成本。

骊山新家园物业项目部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社区才成立不久，社区商铺的租金只有60万元，远不够弥补物业公司400万元的成本支出。而且失地后的大部分人在年龄、技能上都只能从事最基本的保洁、保安等服务，物业公司是能提供最多这类岗位的企业。为了更大程度地消化就业，他们聘请了超过公司业务所需要的人工。一位物业公司的员工告诉本刊记者，基层的保洁每天分为白班和晚班。白班从早上7点到下午15点，晚班则从下午15点到晚上21点，但实际上晚班没有太多工作可干。

物业公司的处境，隐隐能看到传统国企的影子：既要进入市场经营，又负担太多硬性的社会职能，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经济规律办事。而刘蔷目前找到的解困办法也很“国企化”，他包揽了大唐华清城、芷阳广场这两块由管委会付费的优质业务，用这两块业务的收益来弥补骊山新家园的亏损。

一个乐观的想法是，这些困境是政府在一个新的区域开疆拓土时绕不过的阶段。临潼度假区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等到市场培育起来后，他们会逐渐退出的，把更多的空间留给民间。但曾经为政府的公共职能付出过巨大成本的企业，是否有动力将他们苦心培育后的市场给更多的民间资金分享？政府之手利用市场的职能边界在哪里？探索还远未结束。（文 / 陈晓） 度假区西安房价临潼广场设计统筹骊山城乡农村西安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