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北约”将改变什么

( 位于西班牙马尔托雷尔的西亚特汽车工厂生产车间 )

欧美经济的强心针

欧洲的政治家们放言美国情报机构的监听行为对大西洋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足以阻挡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合作势头。11月中旬，欧盟和美国就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以下简称TTIP）进行了第二轮谈判。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心情愉快：“美欧自贸协定的谈判在历经波折后能重回正轨。我们正在广泛的问题上取得积极且稳定的进展。”在2014年末达成最终协议依然是双方共同认可的目标。

尽管在公众视野里，窃听事件热热闹闹地压过了乏味冗长的贸易谈判，但从今年初美国和欧盟相继宣布开始谈判起，TTIP才是当下，也将是未来真正的跨大西洋关系头条。

“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区构建计划”——TTIP并不负此盛名：它结合了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两大洲，涵盖28个国家，8亿多人口和近14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其GDP总量达到全世界GDP总和的一半。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中东和波斯湾，现在又进一步转向亚洲，但美欧依然保持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联系。美国在欧洲的投资是其对亚洲投资的3倍，欧洲在美国的投资是其对中印两国投资总额的8倍。

“这是一个一辈子一次的大奖，我们决心要拿到它。”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今年G8峰会上如此表达他对TTIP的期待。根据欧盟研究报告，TTIP生效后，欧盟向美国出口总体上将增长28%，欧盟每年将从中受益1190亿欧元，相当于每个欧洲四口之家一年将获得545欧元的额外收入。而美国商会预计，如果美欧达成自贸协定，双方的经济增速可提高1.5个百分点。

( 11月11日，欧盟和美国就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定TTIP举行第二轮谈判。图为欧盟谈判代表柏塞罗（右）与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姆兰尼在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总部会面 )

在TTIP谈判中，双方最容易达成的内容将是取消关税。尽管美欧之间的3%～5%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经极低，但取消这一门槛依然意味着极大的经济潜力。

美欧贸易绝大部分是企业内部贸易或中间品贸易。跨国企业根据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业务定位。这意味着它们不仅要求降低出口市场关税壁垒，也需要降低中间品和加工原料的进口壁垒。奥地利前总理阿尔弗雷德·古森鲍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美国工业的劳动力成本比欧洲低25%，能源成本比欧洲低50%，随着美国页岩天然气的进一步发展，两地之间的成本差距必定会进一步加剧。如果欧美之间彻底取消关税，那么对于生产玻璃、钢铁、化学及医药等欧洲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他们可以在美国投资建厂，生产高质量的上游产品，然后运往欧洲各国进一步深加工。事实上这已经是一种趋势。奥地利钢铁大亨奥钢联集团公司即将在美国南部的工厂生产球结矿，然后运往奥地利，加工制成高质量合金。德国宝马已经决定在华盛顿州投资设厂。古森鲍尔相信，美欧之间的合作一定能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生产出一流的产品。有统计显示，在2027年前，取消关税对美欧经济的促进作用每年将分别达到0.4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

( 德国杜伊斯堡一家工厂的工人正在检查出口钢材的质量 )

经济分析家们都同意，相对于关税壁垒，TTIP打破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意义更大。研究显示，只要消除50%的非关税壁垒就可为欧美分别带来0.3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非关税壁垒主要来自欧美之间不同的规则和标准。目前，欧美的监管制度差异对汽车、化工、医药、电子、电气机械和金融服务业都有很大影响。据估计，在汽车行业，非关税壁垒使跨大西洋贸易成本增加了27%，使电子和ICT设备贸易成本增加了20%。一个例子是：欧美生产商向对方出口汽车时必须接受对方再一次的安全性能检测，如果在TTIP框架下，欧美采取统一安全标准，那么每辆车出口可节省相关成本数百美元。

一个连带效应是，TTIP意味着第三国在欧美投资生产的产品可以在对方市场获得减免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的好处，也可以通过欧美产业标准的统一和简化更加便利地转战欧美市场。对于第三国的汽车制造商来说，它们按照欧洲标准制造的汽车将自动达到美国市场的安全标准，规模化效应将进一步降低成本。这都将成为欧美吸引第三国投资的优势。

( 韩国首尔一家乐天玛特超市内，正销售从美国进口的龙虾 )

这份跨大西洋协议还将有助于美欧服务贸易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服务业分别占美国和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76.8%和73.1%。但其贸易开放度远比不上货物贸易开放度。欧盟国家实施的服务法规存在差异，美国的许多服务业的管理也依据州政府各自不同的规定。目前货物贸易约是服务贸易的两倍。一旦TTIP在服务贸易上打破出口，对整个欧美的电信等领域都是一轮新的洗牌。

美国前贸易副代表、通用电气分管全球政府事务的副总裁卡兰·巴蒂亚说，TTIP是“不用花纳税人一分钱”的“最大的经济刺激手段”。欧美都希望能用TTIP为低迷的经济注入强心针。如果TTIP是万能的，那么为什么它出现在当下而不是更早？

( 1996年，克林顿签署《赫尔姆斯－伯顿法》，美国单方面对同古巴有经贸关系的外国公司进行制裁 )

抛弃“多哈”？

构建美国和欧洲自由贸易区并不是一个新想法。1990年11月，美国和欧共体双方发表《跨大西洋宣言》，提出构建跨大西洋贸易伙伴关系的构想。1998年，欧盟贸易委会发表题为“新跨大西洋市场”公报，呼吁欧美间进行“经济整合”，2010年前实现欧美间完全取消工业制成品关税、创建双边服务贸易免税区等具体目标。

但欧洲和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差别始终阻碍着双方对设想进行实质性地推进。1996年，克林顿签署了《赫尔姆斯－伯顿法》，单方面对同古巴有经贸关系的外国人和外国公司实行惩罚与制裁，遭到了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欧盟坚持要将解决这一分歧作为推进经济合作的“先决条件”。双方互不让步。同时，在欧盟内部，法国认为，建立“欧美共同市场”将损害法国通讯、农业和“知识创造”产业，“会将对美协调置于欧洲内部协调之上”；荷兰认为，“新跨大西洋市场未纳入农产品，不利于推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德国、比利时等国对也并不积极。

目前的TTIP谈判源自2011年11月成立的美国欧盟就业与增长高级工作组。该工作组在2013年2月初发布了最终工作报告，建议双方领导人以达成一项全面的贸易与投资协定为目标，尽快启动相关程序开始谈判。很快，美欧相继在2月12日和2月13日宣布启动谈判。

欧美贸易合作突然进入快车道并非因为双方的经济分歧已经消失。荷兰国际关系研究会研究院皮特·范汉姆指出：“尽管过去也存在过同样的合作提议，但现在大西洋两岸都有一种迫切感：这似乎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没有这种氛围，TTIP毫无疑问会像过去的诸多提议一样被官僚主义和机构障碍阻拦下来。这种急迫感主要来自焦虑和对未来的不确定。美国单边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欧洲经济持续蹒跚，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和军事上崛起。在西方，‘必须做点什么’的念头已经成为共识，盖过了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繁文缛节。”

“必须做点什么”的结论是，美国和欧洲要在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为WTO）之外搭建新的贸易平台。用美国华盛顿的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的话说：如果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一半的两个经济体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而其他国家被排除在外，那么，世界贸易组织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推动者，美国一直视WTO为最重要的贸易平台。那么，它为何要另起炉灶？

2001年11月，WTO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多哈宣言》，决定启动首轮多边贸易谈判，重新修订世界贸易的规则，这被称为“多哈回合”。根据宣言，该轮谈判最迟应该于2005年1月1日前结束。但12年过去了，多哈回合依然处于僵局之中。2011年1月，美国驻WTO大使庞克主动安排了同媒体见面，高调指责中国、印度和巴西三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不愿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承担相应义务，从而阻碍了谈判取得进展。反过来新兴发展中国家则指责美国在2008年推倒已基本达成的协议，单方面提高要价，要求中国、印度、巴西开放更大的市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诸多议题上各执一词。农业是最棘手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求大幅度削减农业补贴，实现全球农产品的贸易公平。但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2002年，美国决定未来6年内将农产品补贴增加67%，增加补贴金额高达1900亿美元。2008年美国通过的《2008年食品、保育及能源法案》涵盖了2008～2012财政年度美国联邦农业补贴以及相关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授权农业补贴金额高达2900亿美元。“美国的农业部门尽管只占出口额的2%，但却是非常巨大的政治力量。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30个州以农业为主。因此在美国国会中，农业利益集团的力量十分强大。除非美国能够得到关税或者其他贸易壁垒方面的补偿，削减农业补贴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北美分会项目主任泰森·贝克说。

作为最大服务业出口国，美国是WTO倡导服务贸易自由化最积极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看来，美国对其国内市场开放却采取十分严格的保护措施，在金融领域通过监管条款设置投资壁垒，在专业服务领域通过制定较高的服务标准来设置障碍。当欧盟和美国在谈判中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工业产品方面做出更大让步，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美欧理应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立场，率先做出让步。

对于美国来说，多哈的僵局是它在1947年力促建立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以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中遭遇的最大困难。1998年，首任WTO总干事鲁杰罗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纪念全球贸易体系50周年的活动上曾说：“（全球）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特征）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世界最大的进出口规模决定了美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占据第一把交椅。在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中，美国有能力去影响其他主要的贸易伙伴，说服它们接受美国的主张。反过来，如果在哪个议题得不到美国的同意，即使其他国家取得了一致的共识也没有实际意义。

1947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规定“经协商一致”原则。这在过去的谈判进程中一直行之有效，主要是因为谈判主要角色是美国和欧盟。1986年开启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败实际取决于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谈判是否成功。1992年的美欧双方在就农业谈判达成了协议，乌拉圭回合也就最终铺平了成功的道路。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参与谈判。它们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对它们并没有实际意义，因而它们也无法对发达国家提出要求。

《经济学家》杂志这样描述WTO的固有权力体系：美国把WTO成员国分成了四类。第一类是资源输出国，主要是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而美国通过国际期货市场决定其交易价格。第二类是包含中国在内的所谓新兴经济体，扮演了全球日用品和较低技术含量产品供应者的角色。第三类是所谓的发达国家，生产第二类国家所不能生产的“高科技产品”，或者提供核心配件给第二类国家组装。而位于食物链顶端的，只有美国，通过控制全球金融市场和期货定价权及全球初级产品来获取巨额利润。《经济学家》指出：这个框架的成立基于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美元的强势地位，另一个是资源输出国和“新兴经济体”太弱小，没有话语权和主导自己命运的能力。

但最近10年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最新数据，发展中国家出口占世界的比例从2001年的31.1%上升到2012年的44.4%，而发达国家从66.4%下降到50.9%。发展中国家进口占世界的比例从2001年的28.5%上升到2012年的41.4%，而发达国家则从69.7%下滑到55.2%。2003年“坎昆会议”期间，美欧联手提交了农业谈判的方案，遭到了20国集团的强烈反对，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以集体的力量抗衡大国。

在发达国家看来，发展中国家乘了WTO的东风，已经在进出口市场上对它们构成了竞争和挑战。中国出口额在2007年超过美国，稳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位置，其进口在过去的10年间与美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更重要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还在从底端产品向上游发展。美国制造业联盟高级研究员厄内斯特·普雷格指出：美中两国的出口中，制造业所占比例分别是75%和95%。美国制造业的全球贸易赤字从2009年的3260亿美元上涨到了2012年的4980亿美元，涨幅53%；同时，中国的制造业盈余则从4220亿美元涨到了7550亿美元，涨幅79%。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在2009年的出口已经比美国高出31%，在2012年，则要高出62%，这一差距依然在扩大。

在WTO的体制下，贸易伙伴们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当它们的行动受阻时，它们就使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发起挑战。在1995到2000年美国进出口发展迅速的时期，美国向WTO提出的上诉远远多于发展中和最不发达的成员国。从2001年始，美国被诉的次数开始增多。至2012年9月17日为止，争端解决机构共接收到450个案子，其中有222个案子与美国有关，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罗布特·劳伦斯在其文章《美国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指出，大量投诉美国的案子的涌入增加了美国对WTO的怨恨，削弱了美国成为战后保护国际贸易体系的角色的诚意，以至于怀疑多边贸易体系强行执行规则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要在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纠正不平衡”，提出“简单地降低和消除关税并不就意味是一个成功的贸易政策”，要重整谈判优先次序，将在未来签署的贸易协议中纳入更为严格的劳工和环境问题内容。这颠覆了发展中国家预期的议程，直击它们在国际竞争中的软肋，自然是难以被接受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让·皮埃尔·莱曼评价说：“在传统的利益格局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保守势力最终做出了宁愿使谈判破裂也不愿意进行改变的决定。”

重塑规则

TTIP显然并不只关乎贸易，而更关乎权力。一些分析家发现：“为使TTIP取得其合法性，一些欧洲领导人的嘴巴里再次冒出了‘冷战’语言。”事实上，在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早已经把TTIP称作“经济上的北约”。“TTIP最重要的意义是，它使美国给全球贸易政策定了调子。一旦TTIP完成，美国和欧洲将建立广泛的双边‘游戏规则’。”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卡蒂·索米宁说。

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德古赫特今年3月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解释了这种“游戏规则”的构想：由于美欧及新兴经济体立场不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自贸谈判长期停滞不前，而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深，迫切需要制定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美欧自贸谈判可在监管壁垒、竞争政策、本土化、原材料、能源等方面成为新贸易规则的“实验田”。美欧除消除几乎所有投资壁垒等传统谈判项目外，还可能会将标准制定权扩展到制造业、金融及电信领域。美欧自贸谈判还会涉及未来可能的经济增长点，如页岩气市场、网络知识产权等。用英特尔公司全球贸易政策主管萨特尔多的话说，美欧有望设定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金本位制”。

由于TTIP涵盖的巨大市场，其他想要和该区域打交道的第三国或区域一体化组织也将被迫提高合作规则标准以保持竞争力。美欧在TTIP中制定的任何条款、内容、技术和法规标准都将可能成为许多其他国家未来在双边、多边和区域贸易谈判上参考或借用的标准。而各国为了不被TTIP所产生的排他效应所伤害，也会被迫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加入欧美的自由贸易体系。“考虑到TTIP所拥有的全球50%的购买能力，我相信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家日后会愿意加入，接受TTIP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就会变成全球基准。”卡蒂·索米宁说。泰森·贝克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陷入僵局时，美国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后者成为当时重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关键因素。“许多国家担心它们会被新型的贸易协定排除在外。现在TTIP可能对多哈回合谈判起到同样的效果。”

1994年先行生效的北美自贸区协定中的许多内容后来都成为《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的模板。换言之，TTIP并非就意味着欧美放弃了WTO，而是试图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溢出效应，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将“欧美标准”扩展为“全球标准”。

这对于正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端迅速移动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并不是好消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崔洪建在研究中指出，TTIP设置规则和标准的实质是对外构筑规则和标准壁垒，以此稳固欧美在全球产业链和贸易分工体系顶端的地位。例如，中、欧、美三方移动通信标准不一，一旦欧美间就此达成统一或兼容标准，其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提升，将直接影响中方标准的研发、升级和市场推广，中国标准将在全球市场范围内被边缘化，最终只能继续扮演为欧美标准提供设备和产品的角色。

“多哈议程”中的投资、竞争、贸易便利与政府采购透明化是多次导致多边谈判在最后时刻崩溃的罪魁祸首，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场最为对立的领域。在2003年9月的“坎昆会议”上，马来西亚、印度等70个国家宣称不准备就四个议题中的任何一个开始谈判，使这种对抗达到了顶峰。在发展中国家看来，这些议题加剧规则不公，使义务负担失衡，并使本国丧失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自主权。但欧美对这些议题的要求都将在TTIP中体现出来。崔洪建在研究中指出：在关税、规则和标准竞争背后，TTIP提出的是贸易、投资乃至发展模式差异和相互竞争的重大问题。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决定了政府在贸易、投资和市场干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与政府角色密切相关的国有企业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宗对外贸易及投资的主体。欧美认为这违背其限制政府干预、崇尚自由竞争的“经济法则”，中国当前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严重扭曲竞争并损害了美欧企业”。为此，TTIP有意要为国有企业、政府补贴、采购等设定全球标准，以欧美特色的反垄断、反补贴法和并购条款等来规范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美国并不仅仅在欧美推行新的贸易准则，在亚太，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TPP）也正在推进中。今年3月，日本宣布加入该谈判，使得TPP成为了另一个体量巨大的贸易协定。在TPP的构架下，美国在劳工规范、环境产品、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问题上也设置了严格标准。TPP协议同时附有两个独立的文件：具有约束力的《环境合作协议》和《劳工合作备忘录》。它还规定在协定生效两年后开始投资和金融服务自由化的谈判。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登特指出：“如果TPP真的建立，它将在亚太地区构建一个在原则上以美国公司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商业规则环境，因为它是按照美国的一般自贸区模式为模板的。比如，任何美国签订的自贸区协议都包含着一个至少8000字的知识产权保护章节，这个章节的内容主要依据美国国内的法律。其他商业规则也是如此。”

相对于欧美之间的TTIP，TPP更是在对整个东亚的贸易结构进行重新洗牌。在美国推进TPP之前的十余年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建立所谓的“10+1”机制，即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韩国与东盟分别签署自贸区协定。各国也已经在探讨中日韩加东盟自贸区或者中日韩印澳新加东盟自贸区。在这些体系内，中国将是最大的经济体。但TPP的出现重新把东亚带入了美国的统辖之下。（文 / 徐菁菁） 经济经济学改变wto北约什么发展中国家国家经济英国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