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110年：先人的种子

(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在研讨印学。左起：俞人萃、葛昌楹、丁仁、王禔、高野侯、高络园 )

永久之地

1946年，丁裕年曾经在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小住。他是印社创始人丁仁的孙子。位于杭州田家园的丁家祖宅毁于日军占用期间一次因烤火取暖引发的意外火灾。丁裕年和父亲从福建返回杭州无处居住，于是征得祖父的同意，搬来了这里。这对于丁裕年来讲是段终身难以忘怀的快乐时光。日后他回忆道：“我常在园子里跑来跑去。山顶的四照阁视野最佳，一边能看到苏堤，一边能看到西湖博览会纪念塔，远一些的三潭印月天气好时也能望见。有些景致现在已经消失不见，比如像池塘边栽种的红梅和较为罕见的绿梅。园子里有寥寥几个游人，是为了静心而来的。在四照阁的小卖部点一壶茶水，肚饿的时候再来一碗藕粉，便可在园子的长椅上消磨一天。”

1933年，西泠印社成员在孤山举行了印社成立30年的纪念活动。按照每10年举行一次社员纪念集会的惯例，下一次的活动应该在1943年。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13”淞沪会战之后杭州沦陷，不仅是纪念活动，印社每年春秋两次的雅集也随之取消。直到1947年，星散在各处的社员才重新聚首在孤山，补行印社创立40周年的纪念。战争年代，西湖边的文物古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相隔不远的岳王庙一度成为日军的驻地，战争结束后政府出资修建被毁坏的房屋和围墙便花去了1亿旧币。然而相聚在这片孤山南麓的园林，社员们却惊喜地发现社址轮廓基本无恙，只是梅树年年寂寞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在等待着主人的归来。

这次的奇迹要感谢一个叫叶秋生的人。他和父亲叶六九、兄弟叶德生等父子孙三代共19个人，从西泠印社创社之始就居住在孤山，靠卖茶叶土产、碑帖书籍和印泥维持生计，同时也尽看守人之责。战争期间，他们把能动的古物埋入地下，显眼的匾额招牌取下藏起，又用枯枝把两面进山的道路封掉，伪装成荒山秃岭，以不引人注意。游人没了，山上的小本生意做不下去，三位避居上海的创始人（吴隐已于1922年去世）丁仁、王禔和叶铭就每月凑齐生活费托人带到杭州。终于到了1947年，印社又恢复了正常的活动。

这不是印社第一次面临劫难，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前的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政权交替，民国政府要收回原属清政府的土地公产，其中有蒋公祠所在地--这是印社创始人丁仁的祖辈捐资修建的祠堂，为了纪念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收复杭州有功的将领蒋果敏。丁仁在蒋公祠的人倚楼和朋友切磋交流篆刻之道，也是在这里诞生了建立印社的想法。为了保住它继续成为印社活动的地点，印社成员将刚刚去世的孙中山秘书、南京总统印铸局局长底奇峰的画像供奉起来，将蒋公祠改成祭拜新生政权功臣的专祠。杭州地方当局回复：西泠印社“于研求美术之中”蕴含着“敬礼先贤之意”，令人感佩。于是有惊无险，印社保住了这个大本营。到了1927年，蒋介石迁都南京，宋美龄来到杭州，想把西泠印社划入中山公园。当时的西泠印社也是西湖博览会展厅的一部分。在博览会结束后，几位创始人想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挂出一块“古物保管委员会浙江省分会”的牌子，又使印社继续存在。解放之后，最大的一次劫难要属“文化大革命”期间。眼看社址上的文物要成为“破四旧”的对象，社员们自发取下楹联藏入房间锁好，将和好的泥灰覆盖住无法移动的摩崖石刻，又四处贴满当年流行的标语大字报。西泠印社作为一处公园仍然对外开放。至今在和西泠印社相关的老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别着毛主席像章的激进的年轻人在假山前的合影。他们大概没有深究这片园林到底意味着怎样一部历史。

( 1979 年，印社75 周年大庆期间，社员在柏堂内研讨印学。左起：唐云、沙孟海、方去疾、叶潞渊、江成之 )

“不论风云怎样变化，西泠印社都存在着，这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具有远见，让孤山南麓这块地成为它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色彩，就好像一种保护色。”西泠印社社委会文物管理处处长王佩智这样告诉本刊。“西泠印社是印学研究的第一个社团，但之后又相继出现了东池印社、中国印学社、乐石社、龙渊印社等等，它们逐渐都停止了活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缺乏一个固定的聚集场所。”

“西泠”又名西林、西陵，位于孤山的西北角。原本为西湖岛屿的孤山，靠一座西泠桥与北山陆地接壤。“西泠”指的就是这方数弓之地，取名“西泠印社”是“人以印集，社以地名”的结果。如今看来，西泠印社是一处错落有致、布局精巧的园林，仿佛是设计师苦心孤诣的结果。实际上回顾整个园林建造的过程，它却是一件“拼盘”式的组合作品。印社1904年成立，最初只是丁仁捐出了蒋公祠旁边的土地，建造一座仰贤亭，用来供奉已故的印坛先贤。1912年，也许是从土地差点被收回的事情中汲取了教训，社员们相继集资兴建了心心室、石交亭、宝印山房、福连精舍。这些功能不同的设施，基本位于同一等高线上，满足了社员们日常研讨印学的需要，又有一种“家”的概念。仰贤亭西边的土地有部分是晚清大臣盛宣怀的私产，扩张过去的建筑引来了一场土地官司，最后反倒是盛宣怀“闻杭人组织印社，叹为雅事，且属公有性质，不觉肃然起敬，遂撤销其诉讼，慨然以地基捐赠印社”。1913年社员们修起了上书“西泠印社”四字的前山石坊，有了山门；又修通了直通山顶的登山小道鸿雪径。1914年，山顶的四照阁修建完毕，从此那里成了喝茶赏景的最佳场所。1915年，创始人之一的吴隐在南麓一角买地，建遁庵、还朴精庐、味印亭。这个小院是吴隐精心雕琢的园林小品，泉石亭阁，一应俱全，用来祭祀吴氏祖先，寄托情思。所有这些，吴隐全部捐给印社，不做私有。1920至1924年，每年园内都有兴土木，园林格局基本形成。伴随开凿泉眼、种植花草、添置山石之类的点缀，西泠印社已经是西湖边一处小有名气的景点，不仅成为当时各类杭州旅游指南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目，而且还是民国文人的日记、散文和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约会地点。

( 20 世纪20 年代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摄西泠印社旧景 )

也是在1933年，民国政府测定了印社的宅地面积，得出的是一个有趣的数字：5.678亩。“盖迭次捐赠所积，遂有此数。”在后来的岁月里，西泠印社在发展中尽管经历波折，但社址的占地面积只有扩大，没有缩小。

治印之学

( 1923 年，印社举办成立20 周年纪念活动时社员合影 )

中国文人有着结社的传统。一直以来，诗社、画社、琴社、棋社等等都有存在，却唯独没有一个和印学相关的社团。“究其原因，有两个观念在许多人心中根深蒂固。一是认为印章最早出于工匠的手艺活，如果成立组织，与其说性质是文人社团，倒不如说更像工艺美术者的行会；二是觉得印章总是书法作品的配角，篆刻的钤红，是为配合书法或水墨画的黑白而专设的。”西泠印社的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这样和本刊记者解释。

其实，自从“文人印”出现以后，印章就改变了之前纯粹出自工匠之手且只为某种实用目的来使用的状态，成为一门自觉的文人艺术--篆刻。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在《印学史》一书中将“文人印”的创作追溯到宋朝的文学家与书画家米芾。他的自用印上面的印文和同代文人工整的印文相比要粗糙，所以尽管当时印材用的是牙角晶玉，质地坚硬，沙孟海认为他是自己同时完成篆文和雕刻，而不是假手于工人。米芾在《书史》和《画史》中也记载了他治印、用印的方法。元末的王冕开始用花乳石来刻印。花乳石质地松脆，容易受刀，从写篆到奏刀都可以一人来完成，从此文人刻印便流行起来。与名字没有关系的“闲章”的创作，又使得印章成为一种脱离书画作品而可以单独去审美的艺术。一枚著名的闲章出自明代文彭之手，篆文是“琴罢倚松玩鹤”，记录了自己和友人风雅的隐士生活。

( 1921 年，印社建缶龛，藏日本朝仓文夫所铸吴昌硕半身铜像。图为吴昌硕在缶龛旁留影 )

西泠印社成立之前，在杭州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印学土壤。随着“文人印”的发展，各地出现了风格不同的流派，其中浙派和皖派最为著名。浙派的大本营就在杭州。从清朝康熙中期到咸丰长达150年的时间里，浙派印坛出现了具有师承关系的八位名家，史称“西泠八家”。这八人以钱塘布衣丁敬为首，主张篆刻取法秦汉玺印的古意，力复古法，再撷取众长。杭州文人一度以能集藏这八人的印谱和印章为时尚。19世纪末20世纪初，虚饰与纤巧成为主导印坛的习气，浙派篆刻有日渐衰败的趋势。1904年夏天，在蒋公祠经常聚会的丁仁、王禔、叶铭和吴隐几个人有感于此，有了建立印社的想法，希望回归“印宗秦汉”，避免矫揉造作，还能够恢复各个流派本来的风格和面貌。几位创始人申请土地立社的呈文很快得到了官府的批准：“为保存国粹、研究学问起见……事属公益，准予立案。”西泠印社的建立，也正好处于晚清西学东渐之时，朝野涌起的保存国粹思潮当中。

相互交流印谱和印藏成为西泠印社社员活动中一种很经常的形式。西泠印社也组织出版了印谱与印学典籍。印章虽小，但其中境界却很深邃，印人需要不断切磋，以加强文字学、书法和雕刻三方面的功力。“熟悉篆书这种今天已经不再使用的文字是最基本的。篆书有大、小篆之分。广义的大篆是指秦代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和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六国的古文；小篆则指秦始皇‘书同文字’后，在秦代通行的篆书。小篆之后，篆书又有各种变体。最早，印章文字采用篆书是和社会文字同步的。这也是为什么秦汉印最为兴盛，因为印章用字基本就是社会用字。后来日常生活使用的文字出现了更加便于书写的隶书和楷书，由于印章代表了一种权威和信用，已经有了社会的认同，篆书在印章中使用就固定下来。文人将刻章变为一种艺术创作，依然使用篆书，是认为篆书有圆转，书写的自由度大，在方寸的空间里可以有无穷变化。”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孙慰祖告诉本刊。而由于古文字数量较少，甲骨文可识读的有1500多个，金文有2500个左右，玺印文字不足3000个，所以篆刻时还要知晓如《说文解字》中归纳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古文字造字规则，来进行合理的再创造。

( “望云草堂”主人张鲁庵 )

也是因为钻研篆刻涉及文字流变，印人平时的涉猎对象就不仅仅是印章。“上自鼎彝碑碣，下至印玺泉刀，无不博采旁搜，藉资考古。”《西泠印社成立启》中这样写道。西泠印社的立社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就是让印学能够以更为宽广的金石文化为后盾。“许多印人，慢慢从篆刻这门‘小道’，进入到金石学的领域。”孙慰祖说。

保存金石方面，西泠印社最重大的举措就是对汉三老碑的抢救和保护。在满眼青瓦白墙红窗棂的西泠印社社址中，有一个全部以青石为原料建起的宝筪印经塔样式的石室，它是汉三老碑所藏地。这座石碑记载了一个东汉人三世祖先的生辰、忌日和名讳，因此被称作汉三老碑。1852年，余姚严陵坞村农民在山上取土时无意挖出了汉三老碑，该碑被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购得。太平天国运动中，周氏家族毁于大火，日渐没落。1919年，上海古董商人陈渭泉以3000大洋购得了石碑，之后有意卖给日本古董商人。听闻国宝就要流失国外，西泠印社的社员们都很焦急，积极呼吁社内外同仁来捐助。最终65人募集捐款1.127万大洋，其中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余款建石室将碑安藏。西泠印社社长刘江这样介绍它的价值：“在文字演变的过程中，它是一枚最好的物证。它既有篆书的笔法，但又是隶书，有些写体又是楷书的形式。所以石碑雕刻的年代，正处于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当中。”

( 社藏文物杂件 )

与刻印相关的印泥和刻刀，印社成员也有创造。早期社员张鲁庵是杭州张同泰药店第五代掌门人，家境殷实。祖上留下的基业有人帮他打理，张鲁庵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篆刻上。张鲁庵的儿子、今年81岁的张永敏老人向本刊记者回忆：“父亲有个特点，善于用西方技术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张鲁庵就买了一台德国莱卡的照相机以及阿克发的放大机，用来拍摄印章，再放大照片去研究其中的细节。当时的印人普遍使用铁条刻刀，既粗且沉。张鲁庵从德国进口了一种刀片，用竹片夹住，外面缠绕丝线再涂抹清漆。这种刻刀轻便又锋利，广受印人喜爱。印泥研制方面，张鲁庵聘请复旦大学化学、物理专家陈灵生教授，把史籍中记载的印泥制作方法逐一进行分析。他反复研究朱砂、蓖麻油、艾绒三种印泥主要原料的质量标准和最佳配制比例，琢磨相关辅料的合理添加和加工要求，最终创造的“鲁庵印泥”具有冬天不干，夏天不出油，颜色几十年能够保持鲜亮的特点。如今这种印泥已经申请为国家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

孙慰祖就告诉本刊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的印人润笔（出售篆刻作品的价格）已经相当高。以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禔为例，他1930年从北京去上海，成为独立艺术家，1936年刻印379方，全年名义收入为2274元。王禔住在延安中路一处三层连亭子间，他赡养的人口渐次达到包括夫人、儿女、媳、孙辈在内共9人，另外雇有一佣工，日常开支可以想见。作为对照，30年代上海中学教师的月收入为50～140元，报社主笔为200～400元，商店的店员为10～30元。“印人能够鬻艺为生，而且生活得很不错。这就说明，篆刻作品俨然成为许多沪上人士追逐收藏的对象，也是民国艺术品交易市场一个新的门类。”孙慰祖说。

“文人印”的出现，为印章带来了独立的审美品格，但从社会接受的角度讲，长久以来人们并不认为篆刻能够不依附于书画而独立出一套艺术体系。西泠印社的成立，以及随后一系列或集体或个人的研究活动展示了篆刻艺术本身的魅力，也向世人普及了印学的概念，使人们不再将实用性的“刻字社”与作为艺术的篆刻相混淆。不断开拓印学的深度和广度，就成了印社继续发展壮大的动力与使命。

“这是个丝毫不功利的目标。和西泠印社同时期成立的还有个更出名的南社，它有文化上的主张，更重要的是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治目标。等到民国建立，这批人想要再找到一个聚集起来的理由就没有了，因此慢慢分散掉。而‘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个目标永远存在着，文人雅集永远都会有。”陈振濂说。

先生之风

在《西泠印社成立启》这份史料上，明确记载了西泠印社创立的初衷：同道中人，聚集一起，本着继承前人遗产，研求金石印学的志向创立了西泠印社。缘启中提到了两个时间：甲辰年，1904年，那是四位创始人呼朋唤友在蒋公祠初创印社的时刻；癸丑年，也就是缘启写成的1913年，这一年，社长一词第一次出现了，昌老就是“清末海派四大家”之一的金石书画家吴昌硕。那么从1904到1913年这10年间印社是如何在没有社长的情况下完成的初期建设？又是为什么，第一任社长迟至10年之后才产生呢？

对于印社的建设，似乎今天再也找不到像四位创始人丁仁、王禔、叶铭和吴隐这样才能互补的完美组合。几篇社员写成的《西泠印社记》都不约而同地将丁仁排在四人之首。之所以将他位列领衔，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极为充分的：他出身世代书香，丁家在当地属于名门望族。他的祖父一辈是杭州“八千卷楼”藏书楼的主人，藏书多达1.5万多种，20多万卷。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和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苞宋楼一起并列成为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丁仁的祖父在收藏古籍图书的同时，也收集了浙派篆刻领袖丁敬的印章72方，到了父亲一辈，将“西泠八家”的印章扩展到500方，制成《西泠八家印谱》，至今都是中国印学史上最丰富的西泠八家作品资料。《西泠印社志稿》中这样评价丁仁在艺术上的造诣：“治印宗浙派，善商卜文。偶画蔬果，亦艳雅动人。”西泠印社最早的建设用地就是丁仁捐赠的，之后又他在社址上捐钱建造了印人像，修建鹤庐作为书斋，同时声明“永为社产，不私所有”。1937年杭州沦陷之后，丁仁和另一位葛昌楹社员一起，将劫后所存的自明代迄今270余家，近两千方钮印章拓成谱，题名《丁丑劫余印存》来传给后人，很多款印都是难得一见的印坛珍宝。以世家子的地利人和之便，丁仁在园林建造、集印、制谱和刻印这些方面都有贡献。

在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中，王禔是以地道的篆刻创作家享誉于时。若论创作而能进入近代印学史，四人中只有王禔凭借铁线篆书法有开宗立派之功。王禔也是出身大家，先祖是鼎鼎大名的王羲之，父亲是杭州字样书院的院长。1920年，王禔任职于北京政府印铸局；1929年他又应聘到南京政府印铸局，任技正——相当于现在的高级技师，中华民国政府印就出自王禔的刻刀。政府的待遇虽然丰厚，但王禔对官场生活并没有兴趣，曾以白居易诗句“秋月春风等闲度”篆印，并边跋：“余复官白下（南京），非我之志，年复一年，苦被索缚，直如浔阳女儿，老大徒伤，因作此印志恨。”他来到南京任职的第二年就引退，1930年来到上海，凭篆刻鬻艺为生。王禔的孙子王乃康就向本刊回忆，家中经常有上海滩的名人来向祖父求印。“印象深刻的是梅兰芳和杜月笙。梅兰芳曾经赠给祖父自己画的梅花。杜月笙要来之前，他的几个手下人先过家里来，我们小孩子都吓得跑到楼上。母亲每天要为祖父来记账。常常打开抽屉，都铺着一层白花花的银元。”《西泠印社志稿》评价王禔“为人孤冷，不问世事”，但这并不妨碍他门生弟子遍布天下。王禔高寿至81岁，又极为勤奋，存世印章也最多，仅《福庵印稿》存印就在1.2万方左右。王禔也为印社营建做出了贡献。王乃康回忆，社址上一片名为“小盘谷”的园林土地得以捐赠，就是凭祖父的关系而来的。作为艺术家，王禔的威望又为西泠印社提高了声誉。

叶铭与吴隐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二人都不是来自书香门第，而是刻碑的工匠出身。但也正是拥有一身刻碑的好手艺，总归是文墨艺事，才有机会“与诸君子游”，继而在创办西泠印社过程中作为中坚力量并显示出足够的见识与手段。

四位创始人中，若论与西泠印社朝夕相守、精心建设、悉心维护之功，无人能出叶铭之右。叶铭在西泠印社初创时筹建山川雨露图书室，以供同人研究印学和集会栖息之所，之后丁仁、吴隐、王禔相继赴沪赴京发展，而叶铭则据守西泠，虽仍以刻碑为业，却为孤山上的景观建置不遗余力，四十年如一日，担任督造守护之责。叶铭曾修纂过最早一部《西泠印社小志》，里面包括详尽的园林营建的账目，是后来50年代编写的《西泠印社志稿》的底本。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清晰地寻访西泠印社的发展脉络，全赖叶铭的苦心记录。身为匠人，叶铭也致力于理论研究。他不像王禔那样关注重点在古文字学，反而对文献检证与编纂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所写的《广印人传》，共记录历代印人1886人，这在近代印学史上还无人能比。

吴隐的情况最为特殊，在创社四人中也最特立独行。他极具经营头脑和社会活动能力。西泠印社创社后，他很快便在上海创办西泠印社书肆，整理出版印谱理论，并且自制“潜泉印泥”来出售。因为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吴隐为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建设出力出资最多，使印社能有今天这样的景观建筑规模。当年以吴隐的字号命名的“潜泉”和“遁庵”修成后，吴隐特别规定，吴家子孙只能在此拜祭先祖，至于建筑和物品则要交给西泠印社管理和使用。《西泠印社志稿》中评价吴隐：“斥私财营之，举舍于社而不自私，可风也。”虽然吴隐早在1922年就去世，杭州的西泠印社也在1937至1947年停止了活动，但上海西泠印社一直在出版印学专业特色的书籍。“这块招牌也就继续保存和传播了西泠印社的影响力。”孙慰祖这样说。

这四个人，论名望则丁仁，论篆刻影响则王禔，论实务则叶铭，论经济实力则吴隐，谁都有机会当社长，但一到推举名义时，又都互相谦让。1947年，当战争过后社员们重新相聚在孤山，此时吴昌硕已经去世，谁来当社长的问题又一次摆在面前。一位亲身参与当时聚会的社员张锐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坐中一位章劲宇先生对几位老先生说道：‘我真不明白，你们几位先生辛辛苦苦地办了西泠印社，大家都不肯当社长，一定要请别人？’王老莞尔笑道：‘我们创办印社，并不是想当社长啊！’事后，章劲宇对几位先生虚怀若谷的谦逊精神深表钦佩，赞不绝口。”

1932年，一位叫汪厚昌的社员在上海的《金刚钻》报上发表了长篇连载文章《西泠印社之创始与现在》道破了这种无权力架构的组织形式为社团带来的强大生命力：“印社之所以能成今日巨大之规模，其故果安在。一言以蔽之，曰无义务、无权利是已。欲责人义务，则人皆裹足，避之若浼矣。尽义务必有权利，有权利则必争，彼攘此夺，内讧竞起，事乃不可为矣。试观社会上无论何团体，罔不如是……社中终岁无所事事，故无社长，无职员。偶尔聚会，皆由临时召集。故在社中，平日既无事可为，无权可争，无所谓私心意见，强权把持，举凡社会上种种恶现象，一扫而空，通力合作，而社务日渐进步矣。”社团的四位创始人希望不当社长的方式来让印社始终保持“同人”社团的性质：志同道合的人自然相聚而不必有社会组织或行政等级体制的羁绊。

而西泠印社的历任社长也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他们几乎不直接插手社务，更多的是社团的精神领袖。成立至今，西泠印社一共历经了七位社长：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和现在的饶宗颐。他们每个人不仅是那个的时代的艺术大师与学术泰斗，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文化名人。“西泠印社对于社长的选择包含了一种特定的思考：印社之长，懂印即可？他们都将篆刻与印学引向了大文化的层面。”陈振濂告诉本刊。

传世之藏

除了一片精致的园林，一种同人之间专心切磋印学的氛围，西泠印社的先人们也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家当。在《西泠印社小志》中，叶铭工工整整地记下社员们每一次的捐赠，印谱、印章或者字画，每次只是一两件。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好比滴水成川，就会聚成今天蔚为大观的收藏。大量的资料汇集是印学研究的基础，以社藏文物举办的展览又不断让西泠印社成为印学讨论的活跃场。

社藏文物中最大的一笔捐赠来自张鲁庵。这位“鲁庵印泥”的发明者同时也是一位印谱和印章的收藏大家。凡是珍贵的古印名谱，不分时代与流派，他都千方百计搜求，不惜巨资收藏。比如清朝邓石如白文五面印是张鲁庵从江苏抚台刘坤一的后裔处经过多次商谈，花了近300银元购买的，当时一块银元可以买70斤大米。有的经纪人看到他出手阔绰就主动上门求售，张鲁庵则每次都要严格审定，确定并非赝品才予收藏，如果是珍品精品、孤本善本自然价格从优。作为西泠印社早期成员，他对印社的感情非常深厚，经常携带自己收藏的印谱，来与其他社员交流。比他小20岁的社员高式雄就回忆：“他每次来我家，都要带5部到6部印谱给我看，看完再换。我学习篆刻的资料，大多都是张先生提供的。上世纪50年代，他要我为他编纂一部《张鲁庵所藏印谱目录》。他对我说，我这么多藏品，但不是我私有的，今后一定要捐献。”1962年张鲁庵过世，按照遗嘱，她的夫人将她平时珍藏的433部近2000册历代印谱、1525方名贵印章全部捐给了西泠印社保管。

同时期一批都属精品的印章捐赠还来自《丁丑劫余印存》的编纂者葛昌楹。浙江平湖的葛家创办了平湖第一所新式学堂--稚川学校，也以40万卷的藏书楼传朴堂闻名江南。“琴罢依松玩鹤”这枚文彭所刻的闲章就为葛昌楹所收藏，是他2000多枚印章中最钟爱的一枚。1937年，平湖遭到日军轰炸，传朴堂与稚川学校均化为焦土，只有数百枚印章被他从瓦砾堆中捡拾出来。由于战争导致家道中落，葛昌楹不得不变卖家中藏印贴补家用。1949年后，西泠印社移交给政府，一度只是作为公园景点对游人开放，停止了社团活动。1962年，当得知社团活动即将恢复、印社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将于第二年召开时，葛昌楹从所剩不多的印章中精心挑选了43枚送给印社，其中就包括那枚“琴罢依松玩鹤”。当时去接收印章的西泠印社办公室主任王树勋记得他满含深情地说了一句话：“这回是小女儿出嫁了。”第二年，未能亲自去参加印社的纪念大会，葛昌楹因病去世。

在艺术品市场极度繁荣的今天，这种捐赠传统在社员当中得到了继承。西泠印社社委会文物管理处处长王佩智就告诉本刊，社藏文物每年都在增长。在“西泠印社110年社庆”活动之一、“美德嘉行--社藏文物捐赠回顾展”开展之前，文物处的工作人员还将所有藏品清点了一遍：可移动文物收藏数量共1.6万余件。藏品类别包括印章、印谱、印屏、绘画、书法、碑帖、书籍、杂件等大类，其中126件文物被国家定级为一级文物。这两个数字与省级和国家级博物馆相比并不起眼，但对于一个社团来讲，却足以令人惊叹。

西泠印社副社长刘江在开展之日就动情地讲道：“自西泠印社创社起，所有人员皆对印社事务各有承担、各尽义务，而不取任何报酬。这种‘爱社如家’的奉献精神，是西泠印社精神的集中体现，为印社留下了诸多宝贵的遗产，同时也是印社立社百余年之根本。”

（文 / 丘濂） 110篆刻印章先人种子西泠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