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中国经济新下限？

10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经济形势报告时提及，“我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这或许意味着，7.2%的增速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下限。

2012年，中国经济开始告别多年的“保8”目标，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时任总理温家宝将中国经济增速目标从8%下调至7.5%，这是自2005年以来我国首次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于8%以下，最终全年实现了7.8%的增长。2013年继续沿袭了7.5%的增速目标不变，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7.7%的增速之后，全年实现7.5%的目标也基本没有悬念。在7.5%的目标连续保持两年后，2014年的增长目标可能会再次下调，7.2%可能会是下一个增长目标。

中国经济增速目标在近年来不断下调，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经济刺激手段几乎已近极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广义货币量M2全球第一，高达100万亿元，已经超过GDP的两倍，即使在推行大规模量化宽松的美国，M2/GDP也始终控制在100%之下。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的同时，货币刺激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却在快速下降，大量的货币流转在实体经济之外，形成了货币空转，同时对通货膨胀带来了巨大压力。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0月份中国的CPI已经反弹至3.2%，距离全年3.5%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CPI快速反弹的同时，10月份的PPI却同比下降1.5%，显示出当前经济疲软而通胀抬头的趋势。如果继续延续货币超发政策，不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同时还会迅速拉升通胀水平。

财政刺激的手段也同样逼近了警戒线附近，已经没有太多继续扩张的空间。今年我国的赤字率已经达到了2.1%，这已经接近2009年大规模刺激的水平，2009～2012年，我国财政赤字率分别为2.3%、1.7%、1.1%、1.5%。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的财政刺激更是惊人，远远超过了2009年的水平，在中央政府逐渐退出“4万亿”刺激活动后，地方政府频频推出地方版的“4万亿”刺激政策，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迅速上升，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在风险之一。如果继续沿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就有可能引发一场中国版的债务危机。

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外，中国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也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线城市的房价跻身全球前列，三、四线城市鬼城频现，如果继续依赖房地产的引擎作用，无论是经济还是民生都将难以承受。房地产之外，汽车产业也在最近几年高速发展，在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城市交通拥挤不堪，空气质量严重下降。

对于现在的中国经济，如果要强行将增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付出的代价将会越来越大。2008年的大规模刺激，4万亿财政加上10万亿贷款，也仅仅将经济增长维持了一年多时间，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就开始逐季下降。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如果现在还想通过刺激政策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所以适度下调增长目标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7.2%是否就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合理下限？如果仅从就业的角度看，7.2%或许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是从经济转型和改革的角度看，7.2%或许还是比较高的目标，给改革预留的空间依然不是很充足。以2013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来看，在地方政府投资和房地产热潮等因素的支撑下，前三季度才实现了7.7%的增长。也就是说，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长中，依然有大量的增长来自投资和信贷等超常规刺激，明年如果设定7.2%的最低增长目标，意味着经济增长也依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这无形中自然也就压缩了经济转型的空间。

合理的就业水平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来予以保障，7.2%的增速是否就是保证中国就业的下限，也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如果以中国现有的增长模式看，或许的确需要7.2%的增长才能确保1000万人的就业，但是如果中国经济逐渐摆脱现有的投资增长模式，大力发展服务业经济，或许并不需要7.2%的增速，就可以保证合理的就业水平。

中国现有的经济模式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模式，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速之间就是一个怪圈。如果越是执著于现在的经济模式，就越需要更多的增速才能保证就业，而越需要就业，就越需要经济刺激才能保证，中国经济也就永远在旧模式下循环。只有跳出恶性循环的怪圈，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来创造更多就业，才可能步入良性循环中。

中国经济虽然在过去30年间迅猛发展，但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升反降，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概能带动200多万人就业，但是现在GDP增长一个点只能拉动100多万人就业。从就业弹性看，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GDP保持9.5%的增长，就业弹性为0.453；上世纪90年代，我国GDP保持10%的增长，就业弹性下降至0.11。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业弹性更是下降到不足0.1，最近几年的就业弹性开始有所反弹，但是也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投资增长模式所致，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提供不了太多的就业。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几年逐渐放缓是大概率事件，如果不能提高就业弹性和经济减速带来的失业率上升，可能就会带来较大的社会波动。反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摆脱投资驱动的旧有模式，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就业能力仍在，也不会对中国社会带来太多的负面冲击。

与投资驱动模式相比，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还在于服务业，而只有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才有可能创造出对服务产业的巨大需求，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这种模式下，中国不需要以通货膨胀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就可以实现稳定的就业水平。尤其是中国将新型城镇化视为未来最大的内需，将来大量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后，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如何解决就业问题，这可能是决定城镇化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对于大规模进城农民而言，最现实的就业路径恐怕还是从事服务业。

三中全会结束后，12月就将很快迎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确定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明年的增速目标是否会有所下调？7.2%是否是新的增长下限？答案都会慢慢揭晓。从明年的经济形势看，有两大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速目标会有所下调，一是明年是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各项改革工作将次第展开，如果继续维持经济增速不变，改革的推进将会面临很大的阻力。

其次，地方债的清理整顿可能是明年中国经济的重点之一，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增速。始于8月份的地方债审计已经接近尾声，地方债规模到底有多大即将大白于天下，在地方债规模曝光后，明年势必会对不规范的地方债予以清理整顿，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进而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速。从最新公布的10月份数据看，今年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3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1%，其中中央项目投资1.7万亿元，同比增长8.1%，地方项目投资33.4万亿元，增长20.8%，如果明年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下降，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见一斑。

从改革和地方债两大因素来看，明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下调基本上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力度很大，明年的增速目标或许会从7.5%下调至7%，不过考虑到就业市场的现实压力，加之改革通常都是循序渐进，明年增速目标从7.5%下调至7.2%或许是更加稳妥的选择。

在逐步适应各项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速目标在未来几年还可能进一步下调，继2012年告别“保8”之后，中国经济将来告别“7时代”或许也不会太过遥远。不过，如果中国经济能够成功转型，告别粗放式的高增长，7%以下的增速其实比过去两位数的增长更加健康。（文 / 谢九） 地方债经济宏观经济7.2下限中国国内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