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 (Immanuel Kant，1724～1804)

( 康德 )

很多人都会被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句话打动：“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对他而言，头顶的星空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如牛顿所刻画的，是一个处于运动中的物体组成的系统。同时，所有人都会体会到道德责任感，这暗示人类不同于其他自然物体，它在行动中拥有自由。因此，问题在于如何调节这两个方面——自然界的必然性和人类行为的自由。为此康德构建了他的批判哲学体系。

1770年，康德申请教授职位的论著《感性与理智世界的形式与原则》表明他仍受到莱布尼茨的深刻影响。后来，休谟使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醒来”。休谟说，现代科学依赖经验材料，这些材料来自人类的感知，因此不具有数学般的必然性。独断论认为基本的形而上学原则本身不受批判的省察。在休谟看来，因果法则不是宇宙的根本属性，因为因果必然性的证据均来自我们感受到的事件的前后相连。康德希望为我们的知识找到其可靠性的依据，但他关心的不只是知识论，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写道：“我们理性的一切兴趣集中于下面三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回答的是“我能够知道什么”，1788年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回答了“我应当做什么”，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回答的是“我可以希望什么”，处理目的论问题和审美问题。

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首先提出，存在着普遍必然的知识，他把牛顿的物理学看作科学的一个持久的胜利，无可争辩的东西也已发现。这样的知识的形式是先天综合命题，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

他说，首先，存在着先天知识和后天知识，通过经验认识的是后天的，独立于一切经验的是先天的。在先天命题中，又有一些是分析的，一些是综合的。所谓分析命题，就是它的谓语的内容已经包含在了主语中，如“单身汉是未婚男子”。只有综合命题才给我们增加了新的知识。这样，先天、后天、分析、综合可能出现的四种组合中，首先排除掉后天分析判断，因为所有的分析判断都是先天的。然后，先天分析对应的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后天综合对应的是经验，大部分综合判断都是后天的。关键就在于先天综合判断这种组合：这样的命题既独立于经验，又是谓词不包含在主词中的。康德确信这类命题是存在的，“凡事皆有原因”即是一例。传统的经验主义者或者认为它是分析的，或者认为它是后天综合的，它源自对我们经验的概括，因此在未来不一定准确。只有康德认为，它是先天综合的，是普遍必然的。

康德说，为了解释普遍必然的命题的可能性，就要把主客体关系颠倒过来，主张我们认识的客体是由主体的经验方式来形成的。这就是哲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既然赋予知识以秩序的能力不在客体中，它就一定在主体之中，给我们的经验以秩序和结构的东西，其来源不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而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戴着绿色镜片的眼镜时，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绿色的，我们用时间、空间、因果性等范畴去认识事物。知识离不开经验，也离不开整理经验的范畴：“思维没有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康德认为，由于我们都是带着范畴去认识事物，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能认识物自身，因为当我们认知它时，仅仅是按照我们特定结构的心灵去认知它。就像我们戴着有色眼镜，就永远透过那种颜色去看事物。

康德解释了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后，又“为知识划定界限，为信仰留下了地盘”。他区分了感觉与理智，又在理智中区分了知性和理性——理智中的范畴只能用于现象，不能用于物自身，否则就会出现二律背反，物自身属于理性的领域，如善良意志，从善良意志中能直接引出普遍的道德法则，这就跨越到了实践理性。在现象领域，人用知性的认识形式为自然立法，在物自身领域，人用理性给自己立法，给自己颁布绝对的道德律令：只根据这样的准则行动，这条准则你可以同时也意欲它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薛巍）（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康德Immanuel1804Kant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