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和克莱斯特 (Heinrich Heine,1797~1856;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海涅和克莱斯特 (Heinrich Heine,1797~1856;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0( 海涅 )

海涅很不喜欢浪漫主义作家们,觉得他们幼稚。施莱格尔兄弟批判古典主义,说:“我们的诗情衰老了,我们的诗神缪斯是个手拿纺锭的老妇,我们的爱神阿莫尔(Amor)不是金发的少年,而是个干瘪的灰发侏儒……我们必须振奋起来,探寻被埋没的中世纪素朴而单纯的诗情之源,那里会向我们喷涌出返老还童的琼浆。”海涅就跟在后面说:“然而它吞食返老还童的仙酒太多了,以至于变成一个小孩子,眼看就要显出呀呀作语的童稚气来。”海涅不承认自己和浪漫主义作家们有瓜葛,但有些事情否认不了。他写给法国人的《论浪漫派》里大段文字嘲笑施莱格尔兄弟,说歌德、席勒都不理这对蠢人,可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在波恩听过威廉·施莱格尔的课,还写了三首十四行诗献给人家,说自己是嫩枝,施莱格尔是“崇高的大师”。另外,海涅作为一个犹太人,尽管极痛恨基督教,却为了获得进入主流文化圈,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我们对海涅的接受长期以来都停留在他是一个抒情诗人的印象上,也许有些人还知道他同情马克思主义。海涅最令人熟知的作品是《罗雷莱》,一首描写莱茵河女妖利用美色诱拐船夫掉进漩涡的诗,语言和节奏都非常优美。另外就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一首讽刺长诗,对德国文化和政治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海涅就是这样一个分裂的诗人,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个抒情诗人,喜欢表妹而他叔叔家嫌他穷,他为此写了很多诗。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知道他还是一个讽刺政论作家,见过马克思本人。海涅其实一生都和政治联系紧密,他很年轻时写了一首叫《两个掷弹兵》的诗,诗里两个掷弹兵因为拿破仑被俘灰心丧气,打算自杀。但在结尾处他们又慷慨激昂,说一旦拿破仑卷土重来,他们要从坟墓里爬出来保卫皇帝。舒曼给这首诗谱了曲,结尾处用的是马赛曲的旋律。到了晚年,海涅确实写了一首被誉为“德国工人阶级的马赛曲”的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很少有人记得具体写了什么,只有那不断的“我们织,我们织”在回响。

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不算是浪漫派作家,虽然上世纪20年代郑振铎等人就将他介绍到中国,但长期以来他在中国不太知名。在德国恰恰相反。克莱斯特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中篇小说,在古典主义和浪漫派的时代,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还没有完全成熟,而克莱斯特作为文学运动的局外人,写出来的中篇小说全是几近完美之作。他的句子结构复杂精巧,长句绵延不绝又不显艰深,读起来有特别的韵味。他活着的时候,歌德和席勒对他不屑一顾(歌德也不喜欢霍夫曼),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克莱斯特的小说不多,可篇篇叙事性极强,悬念迭出,是德语文学里极少数在情节上出类拔萃的作品,然而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大多数作家着迷于哲学思辨,认为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显低俗。事实上,克莱斯特的小说寓意隐晦,绝非简单以情节取胜。以他最有名的小说《智利地震》为例,讲一对恋人偷尝禁果,被发现后分别拘禁,这时一场大地震使得监狱倒塌,他们得以逃生。在逃难中,他们与其他市民都无私地互相帮助,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人间天堂。但在市民们接受了教堂的布道,认为他们的“罪孽”是导致灾祸的原因后,这对恋人不幸被暴民打死,他们的孩子被一位贵族救走。芝加哥大学跨学科德语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威尔伯利(David E.Wellbery)编了一本《文学理论的位置》,从话语分析、阐释学、交往理论、语义学等方面分别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这篇小说,其中法国哲学家热内·杰拉德(Ren Girard)写道,人们的行为本质上是模仿,在模仿中生产意义,宗教典籍如《圣经》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些偶然事件被赋予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地震过后,一切回到混沌状态,“罪”和“善行”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人们需要一个解释来为死伤买单,小说正是隐晦再现了神正论被人们模仿进而施行的过程:屠杀变成了仪式,死者成了祭品。可以说《智利地震》是抨击教会的作品,但在更高意义上,克莱斯特向我们展示了神话思维的过程,这是非常严肃而深远的思考。如今许多文学史家尊他为歌德、席勒之后第三重要的作家。2011年,克莱斯特逝世200周年,几乎德国所有重要的报刊都发了许多文章纪念。以他名字命名的克莱斯特文学奖也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布莱希特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塔·米勒都曾经是该奖得主。(陆晶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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