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的代价

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始于下半年的经济复苏势头仍在延续，前三季度GDP实现了7.7%的增长，这意味着今年全年实现7.5%的增长目标基本上没有悬念。

在欧美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纷纷告别高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取得这样的增速已算相当难得。不过，为了在逆境中维持增长下限，稳增长付出的代价也开始慢慢显露出来。

伴随经济增速的反弹，通货膨胀已经开始重新露出苗头。9月份的CPI指数大幅反弹至3.1%，比8月份的增长高出0.5个百分点，大大超出了市场预期。统计局的解释是节假日因素导致食品价格上涨所致，但事实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除了节假日因素之外，宽松的流动性可能是更主要的推手。

下半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成了一个让人看不懂的谜题。6月份爆发短暂的“钱荒”风波之后，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管理层释放出来的紧缩信号，但是从8月份以来，流动性闸门再次大开，无论是官方口径下的信贷规模还是包含影子银行在内的社会融资规模，在三季度的后两个月都出现明显反弹，与6月初的“钱荒”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信贷扩张在推动经济反弹的同时，也自然带动了物价上涨，9月份的CPI指数重新返回3%以上，其实也并不让人意外。

依靠信贷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给下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带来了两难。按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7月份的提法，中国经济不仅要保证增长率和就业指标等下限，同时还要保证物价涨幅不超出上限。如果现有信贷增长模式继续扩张，物价指数突破3.5%的上限也只是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在稳住下限的压力之后，很快就要面临上限的挑战。

依靠投资和信贷驱动实现稳增长的模式，也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偏离消费转型的方向。今年一季度，消费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5.5%，但是随着各地投资热潮的兴起，投资逐渐取代了消费的地位。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下降至45.9%，而投资贡献率上升至55.8%，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就已经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在现实的增长压力面前，消费转型之路看上去遥遥无期。

不仅只是投资热潮的兴起才导致了投资和消费的此消彼长，消费自身也的确增长乏力，从社会消费零售总额来看，今年的增长率一直徘徊在13%上下，而去年基本保持在14%以上，消费增速回落的趋势十分明显。消费疲软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以最新公布的数据看，今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9万元，同比名义增长9.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7627元，同比名义增长12.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作为中国经济消费的主力军，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显著放缓，而且大大低于同期7.7%的GDP增速，而与此同时，城市物价和房价依然快速飙升，极大削弱了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仍将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仍然慢于GDP增速，实现到2020年收入翻番这一目标都将成为问题。居民的收入增长不能保证，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只能是无水之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收入分配改革的迫切性更显突出。

不过从目前看，中国经济依然偏重于如何挖掘新的投资潜力，以此维持短期内的增长下限，而对于如何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并没有看到太有力的措施。最近几年来，国内关于收入分配改革发生过两起相对较大的事件：一是2011年的个税改革，将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二是去年2月份，历时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意见终于出台。但是此次改革意见只是出台了一些相对较虚的目标，比如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翻番等等，而一些相对较实的目标，和此前民众的期待还有不小的距离，比如如何实现国有资本收益向民众福利转移，提高国企收益上缴比例，改革意见虽有涉及，但力度明显偏轻。

除了这两起事件外，近年来关于收入分配改革并没有太多政策出台，相反，在社会保障领域，反而出现越来越多让民众担忧的声音，比如延迟领取养老保险金之类的改革，这些措施都增强了民众对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当前的消费，更加无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

在政府的各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民众最能直接受益的还是减税。2011年个税改革时将个税起征点上调至3500元，当时就被普遍视为力度不足，现在距离上一次改革已经过去两年多时间，加之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更显紧迫，再次上调个税起征点的必要性也随之上升。现在一些反对上调个税起征点的声音认为，我国的财政收入开始大幅放缓，个人所得税不宜减少。但事实上，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占比最重的是增值税和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占比只为5%左右。个人所得税的小幅减少，并不会对我国的总体税收带来太大冲击，而通过个人所得税释放民众的消费潜力，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的财政收入开始告别过去的高增长，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财政收入增长8.6%，而在过去几年，财政收入的增速动辄高达20%～30%，与过去相比增速的确大幅放缓。但是如果和同期7.7%的经济增速相比，仍然高出将近1个百分点，我国过去高达30%左右的财政收入是一种非正常表现，现在的个位数增速只是逐渐回归正常，远远算不上财政萎缩。从过去的历史看，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一直是刺激投资的重要源头，而不合理的财政安排，更是会放大投资增长的弊端。即使是今年财政收入有所放缓，但最终并不会影响到财政支出的能力，尤其是进入四季度后，更可能会再次上演一场年底突击花钱的游戏。从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公共财政支出9.153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413亿元，增长8.8%。如果按照年初财政预算，今年全国安排财政支出为13.963万亿元，前三季度仅仅完成了六成预算，这意味着最后一个季度要突击花掉将近5万亿元。与其低效率的突击花钱，还不如让利于民，刺激民众的消费潜力。

中国经济虽然从7月份以来开始显著复苏，但由于这种复苏模式更多还是依靠短期刺激，所以复苏的持续性并不会太久。事实上，9月份的数据显示，本轮经济反弹已经开始显露出疲态。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增速较8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工业增加值向来是一个颇为敏感的先行指标，始于下半年的本轮经济反弹，最早就是7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大幅反弹发出了复苏的信号，而最新公布的9月份工业增加值出现增速回落，同样为本轮反弹的持续性蒙上了阴影。除此之外，另一个先行指标工业用电量也出现了回落，9月份工业用电量增长8.1%，比8月份回落了将近4个百分点。9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3.3%，同比增速比8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

从货币政策来看，8月份以来，出于稳增长保下限的需要，国内的信贷闸门重新大开，为第三季度经济增长7.8%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迅速拉升了通胀水平。按照今年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今年的广义货币M2增速要控制在13%以内，而9月底的M2同比增速高达14.2%，如果要完成年初预定目标，今年第四季度的货币政策也将适度从紧，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四季度的经济增速。

当然，即使今年四季度经济增速出现一定回落，最终也不会影响到全年经济7.5%的增长目标，但从即将到来的2014年来看，明年的经济增速目标或许还可以适度下调，进而给改革和转型预留更多的空间，而不至于频频陷入短期的稳增长困境之中。即将在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被寄予厚望，主要原因在于这届全会承载了太多改革的期待。但从更现实的角度看，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多重矛盾，指望通过一次会议就能够解决全部问题，多少也是期望过高。（文 / 谢九） 经济宏观经济增长代价稳增长国内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