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叉星续写与中国的百年好合

( 唐仕凯先生与奔驰S 500智能驾驶试验车 )

奥斯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对技术着迷的德国商人，曾经在青岛经营过锻造厂、造船厂。那一年，当奥斯特驾驶着梅赛德斯汽车出现在山东青岛街头，这位飞行员兼造船家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举动的历史意义——这部搭乘邮轮而来的拥有木质底盘以及螺旋桨传动轴的家伙，开启了戴姆勒在华合作伙伴关系的首个篇章。据说在他去世后，他的墓碑上刻有一个船锚和一个飞机螺旋桨。其实，奥斯特的名字，已经写入戴姆勒－奔驰中国大事记。

作为汽车的发明者，戴姆勒－奔驰比别人更早进入中国市场，早期业务比较简单，就是少量轿车以及卡车的进口以及维修业务，但是奔驰公司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市场，上世纪末，奔驰也曾经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过一款家庭轿车，虽然最终没有量产。

在戴姆勒来华百年庆典上，本刊记者对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唐仕凯（Hubertus Troska）进行了采访，出生在西班牙的德国人唐仕凯曾经在墨西哥、土耳其负责过奔驰业务，效力戴姆勒超过25年，荣升集团董事不久便受命来到中国。中国是他职业生涯掌管的第七个市场，也是戴姆勒－奔驰最重要的一个。

三叉星与中国的百年好合正在续写。随着中国轿车市场的迅速发展，奔驰也开始开足马力从中国市场上夺得应有的市场份额。如果奔驰无法在中国成功，集团就无法在全球称王，这个共识渐渐在集团决策层形成，董事唐仕凯被派往中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用唐仕凯的话说：一位集团的董事专门负责中国业务，从此以后，戴姆勒－奔驰的决策桌上就有了一个强劲的中国声音。

三联生活周刊：戴姆勒在华100年之久，对此你的感受是什么？

唐仕凯：早在1913年，德国人弗朗茨·奥斯特就把戴姆勒品牌带入中国，同年，奥斯特先生成为当时戴姆勒在青岛设立的中国首家梅赛德斯汽车销售部门的负责人，此时距卡尔·奔驰先生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先生获得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专利权的1886年也不过仅仅27年。我们早期的中国业务是进口汽车贸易，在中国销售轿车，继而引进技术。真正深入发展是在近10至15年。如今，我们已深深扎根中国，成为在华唯一一家覆盖所有细分市场的豪华汽车制造商，产品类型包括轿车、轻型商用车、卡客车、汽车金融服务以及零部件服务。中国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

三联生活周刊：回首百年，你认为戴姆勒－奔驰在中国的哪个时期最为关键？

唐仕凯：1924年，戴姆勒公司决定扩大在华业务，在上海成立了梅赛德斯汽车销售部，将奔驰汽车陆续引入中国。1936至1939年，戴姆勒在上海和香港设立了装配工厂并累积组装了超过2800辆梅赛德斯－奔驰卡车。其后由于“二战”，奔驰在中国的产销受到严重影响，很多业务不得不停止，直到1956年德国奥托·乌尔夫（Otto Wolff）汽车有限公司与本地合作伙伴在香港成立合资公司，向中国市场出售梅赛德斯－奔驰轿车。新中国成立后，奔驰再次进入中国市场是在1960年，自那一年起，中国的经销商开始进口梅赛德斯－奔驰载重车，三叉星徽的标志才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的公路上。其后，戴姆勒在中国的发展逐步展开：1980年，梅赛德斯－奔驰汽车服务总站在北京成立，为中国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1983年，中外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立；1986年，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作为戴姆勒－奔驰在华的全资子公司，全面负责中国大陆、港澳地区进口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业务。

三联生活周刊：近十几年来，戴姆勒总部是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

唐仕凯：毋庸置疑，中国是最重要的市场。早在30年前我们的管理层就在不断就中国市场进行讨论，尽管当时中国的汽车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坚定地认为三叉星必须要进入这个市场，并且应该有所作为。近十几年来中国汽车市场的崛起不可小觑，我们也更加坚信：戴姆勒不可以没有中国，中国是戴姆勒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能够更好、更专注地发展中国市场，我们愿意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集团专为中国设立了董事席位，一方面加大了中国在总部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让中国市场的关切可以及时反馈至德国总部。这是我的任务与职责，由此也能看到我们对中国市场的格外重视。

人才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我们的大部分员工都非常年轻，要对他们的发展有更多的投资。我们将向德国总部输送更多的本地管理层人才，去那里进行培训学习。此外，还设有针对年轻人才的培训与发展项目。戴姆勒是一家多元化的公司，我们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本土领导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你上任以来，戴姆勒为了中国的业务有哪些实质性变化？

唐仕凯：最大的变化首先是组织架构的变化。随着专门负责中国市场董事席位的设立，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发展更加专注，无论是内部流程还是对中国市场需求的反馈，具体工作更快更顺畅地推进。今后，这种积极的变化将在研发、生产、产品引进以及零部件采购等各方面进一步强化。

现在由托马斯·韦伯负责梅赛德斯－奔驰轿车研发，这对公司未来产品的发展举足轻重。为此我们在中国设立了一个针对中国市场的战略委员会，成员包括北京奔驰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斯、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倪恺、梅赛德斯－奔驰中国研究与发展部执行副总裁满佰宁，我们经常在一起紧密讨论中国需要什么产品，商讨为中国提供怎样的产品。就在几天前，我还与托马斯·韦伯及全球所有主要乘用车研发人员一起开会，通过会议他们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除了这些，我们还会再加大投资力度，扩大产能，建立发动机工厂，拓展经销商网络等，总之，更多的布局正在按部就班地展开。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戴姆勒在中国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改进？

唐仕凯：中国的汽车市场经历了高速增长后正在回归理性，市场竞争激烈。我们在很多领域需要继续完善，我们深知，超越竞争对手，需要提升乘用车的销售业绩。重要措施就是要引入新产品，今年奔驰将引入中国市场七款新品。另一方面，我们将持续提升本土产能，丰富国产化车型，并持续加大本土研发力度。在销售网络方面，我们将继续扩大经销商网络覆盖范围，更加注重三、四线城市以及中国西部市场的网络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你将如何做出正确决策，引入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

唐仕凯：我们将会为中国带来更多高品质产品。比如全新S级轿车，新E级轿车及C级Grand Edition已经上市，接下来还有即将国产的GLA级轿车，这些都是深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产品。我们深入了解市场，就是为了满足大部分消费者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意识到，国产化将是三叉星在中国市场的重要根基。

我认为，中国将是电动车最大的市场。当然电动车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基础建设、政府的支持。我们与比亚迪的合作，并不仅是打造一款电动车，而是专为中国市场打造一款纯电动车，这也将是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如何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

唐仕凯：进驻中国以来，戴姆勒力求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并将更有效、更专业、更可持续地回馈社会的理念包含其中。无论是创建综合性公益事业基金，还是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公益，责任一直是戴姆勒品牌价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为中国带来高品质的产品，同时也为中国带来国际最先进的技术。我们北京奔驰的工厂非常现代化，我认为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与回馈。我们还在其他方面做出贡献，如“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将现有的公益项目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整合，针对环境保护、教育支持、艺术体育、社会关爱以及驾驶文化这五大领域开展工作，我们亦携手经销商伙伴共同贡献社会。

三联生活周刊：120多年前奔驰发明了汽车，100年前，奔驰进入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奔驰在汽车技术上有什么大动作？

唐仕凯：我认为梅赛德斯－奔驰的智能驾驶可能算得上一项大工程。大家可能知道汽车历史上第一个驾车人是奔驰的夫人，当时她带着两个儿子驾驶着世界上第一辆轿车从曼海姆到普佛茨海姆看望自己的父母，这两个城市的距离大概有80公里左右。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工程师使用无人驾驶的奔驰轿车重新完成了这个路段，智能驾驶技术意味着未来更多的自由性和安全性，比如，让人们远离交通拥堵的压力——这将有可能很快应用于量产汽车之中。当然我们仍需做出一些努力，才能让我们的量产车远离交通拥堵，就如同我身边的这辆车（S 500智能驾驶试验车）。谈到未来，我们坚信，梅赛德斯－奔驰发明了汽车，凭借着领先的科技和追求卓越的工程师，我们必将不断引领汽车工业前行。（文 / 李三） 奔驰汽车德国汽车豪华车奔驰续写奔驰中国三叉中国跑车百年好合汽车产业奔驰s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