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的商业脸谱

( 从武昌到汉口的轮渡上，沿途随处可见大规模的城建项目 )

最典型的中国本土城市

何祚欢是武汉人的明星，一口韵味十足的汉腔探古索今，成为城市里几代人的历史启蒙者。虽然他已经70岁出头，在我这个武汉人的印象中，他应该仍是我10年前离开武汉时在电视上讲评书的样子，一头黑发，中气十足。当今天我作为一个“客人”来探索家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找何祚欢，他口中的城市才叫一个活色生香。按约定见面后，何祚欢在武汉楚剧院门口拦下一辆出租车，带我们去他在武昌江边的工作室聊天。出租车的司机近50岁，一眼认出了他：“哎呀，何老师，这是你第二次坐我的出租车。我可是听你的评书长大的。”1000多万人生活的武汉市，因为这一句“相识”，忽然让人觉得城市变小了。

何祚欢的工作室在武昌江边的高楼上，眼前辽阔的江景，成为他叙述这座城市最好的起点。他指着对面说：“这里是长江与汉水交汇处，两条江水分隔出武汉三镇，交汇处滋养出了汉正街。这里是龟山，那个方位是蛇山……”

水对于武汉的重要，一直很有说头。因了长江和汉水，武汉三镇构成了远远超出湖广平原而往北、往西、往南延伸一两千公里、进入山区和盆地的巨大水系的中枢。在近代历史中，武汉三镇成了近四分之三的中国本土各种物资、各色人等以及各种信息传递到首都和下达到长江三角洲的交通枢纽。武汉地域面积本来就广，再加上水运使它四通八达，近代便有了“大武汉”的说法，这种在城市名前面加上“大”字的荣誉，只有长江边的“大上海”相媲美。

武汉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副院长郑国庆向我讲述武汉时，也是首先提到武汉的“两江”。郑国庆说，武汉有着大城市的骨架，有山有水，湖泊众多。长江和长江最大的分支汉江，对于武汉的意义不一样。沿着长江，武汉可以通达上海、重庆，黄河水运条件受季节影响大，而长江航运非常稳定，所以即使是战争期间，长江流域也比较繁华。而汉水从长江中游地区向秦巴地区延伸，湖北省和陕西省主要经济体基本是沿汉水而生，比如湖北十堰、襄樊，陕西汉中、安康。汉水向西北地区的河南、陕西延伸1000多公里，北方地区小麦、玉米等经济作物，得以与湖北鱼米之乡的经济作物相交换，这条水道也成为煤、木材等资源的交换通道。

( 武昌江边休憩的老人 )

可是一旦说起武汉历史上的辉煌，难免对比出如今地位上的不济。水运条件早已不再掌握一个城市的经济命脉，武汉面临着怎么和历史相处的疑惑。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汪原给我这样一个定位：武汉是中国最典型的城市。他认为北京、上海是在特殊的需求和政策下建成的，因而不具有中国城市的代表性。武汉的市民文化发达，是最市民化的城市之一；它生活便利，且一直保持着“汉味”。另外，武汉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总体水平相匹配，它就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代表了一个典型城市的问题和优势。

这种典型性，首先体现在它因江而建的格局。武汉的湖泊多，从城市地名就可以看出，“菱角湖”、“范湖”、“杨汊湖”、“金银湖”，更别提水域面积达到33平方公里的东湖。武汉人对于水，实在是不觉得稀罕。巨大的水道和星罗棋布的湖泊，也让夏天的武汉吸收了更多的热能，整个城市犹如一个大蒸笼。就在20年前，夏天的夜里，城市大街小巷摆满了“竹床阵”，街坊邻居就这样四仰八叉地睡着露天纳凉。

( 世茂龙湾800万平方米的别墅项目 )

武汉的市井生活成为城市血液的一部分，无论是生活习惯、方言的顽固，还是本地人对文化的一种共识，都透着汉味。这里号称有着“百种小吃”，街上总有端着热干面或是烧卖、豆皮边走边吃的人们。在像毛细血管一样丰富的小巷里，街坊们共存着一些“秘密”，比如哪家的牛肉粉最好吃、哪家的糍粑最香、哪家的面窝最脆。在我的印象中，那些著名的美食门面都极不起眼，地面墙壁被熏得发黑，泛着油光。热气腾腾的大锅后边往往站着一位面孔孤傲的老板娘，早点卖到上午10点多，这一天的生意就打烊了。而旁边的门面苦兮兮地守上一天，生意也不及这家。市民味儿重的城市，养就了居民在吃食上极为挑剔的嘴。

而武汉作为中国最本土化城市的特点，也引起了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的注意。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罗威廉舍弃了中国政治意味明显的城市，也没有挑选沿海地区，而是将清末的汉口作为中国城市的样本。汉口“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它因其独特地理位置而自然聚集了强大的商业力量，衍生出看似粗鄙却鬼魅迷人的市井生活。“汉口引人注目的第一特征就是极度的世俗化，其最典型的表现则是穷奢极欲，相互攀比以夸豪斗富。”而同时，“一般认为，坚忍不拔和实用主义是汉口人的又一特性……与商业冒险这一倾向紧密相连的是，当面对生活中的不幸以及生命与财富面临危险时，汉口人相当平静地接受之”。

( 武汉万达汉街·总部国际5A级写字楼（效果图） )

中国最典型的城市，一定有着浓厚的历史意味。如果从汉口商业繁衍时的客观条件来看，罗威廉观察到：“19世纪中叶太平军和清军作战、辛亥革命的冲击。即使在比较安定的岁月里，汉口也受到白莲教、欧洲入侵者和捻军起义者的威胁。这里还频繁受到洪水与火灾的猛烈袭击。但是尽管如此，汉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封建社会晚期势不可挡的商业力量相结合，形成并维持着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一个代表着在接受欧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国本土城市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城市。”

因水而生的商业

( 武汉万达汉秀剧场（效果图） )

造就武汉成为典型中国城市的，是“大武汉”的商业辉煌。何祚欢说，武汉原是沼泽之地，明成化年间，汉水最后一次改道，汉江在龟山以北入长江，汉口因此而形成。在武汉三镇中，武昌发展得最早，汉阳隔江相望。汉口的历史最短，商业却最为发达。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天然条件紧密相关，江水的通畅或是泥沙淤积，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商业命运。在两晋、南北朝时，武昌黄军浦（今文昌门外鲇鱼套一带）河水入江之处，套口可以停船。至宋朝，鹦鹉洲在江中，武昌市场逐渐东移。及至清雍正年间，金沙洲与白沙洲之间因为泥沙淤积而不可挺船。武胜门外江中淤起一洲，商贾云集，却因道光二十九年（1849）一场大火，烧毁船只800多艘，闹市渐渐转往汉口镇。

另一方面，武昌作为大武汉的政治中心，历来受到中央集权的控制较多，汉口相对自由。

( 武汉海昌·极地海洋世界（整体效果图） )

汉口开埠后，外商通过洋行买办与号商、行栈联系，或直接派人去产地收购后出口，形成专业性市场。清初，武汉已有米谷、山货、杂粮、药材、花布、纸张、水果等行栈。来武汉做生意的人，也因为同乡关系而聚拢，形成了广纳四海的湖南帮、江南宁波帮、四川帮、云贵帮、潮帮、香港帮。

而今天外来商业力量看中的，也正是武汉深厚的商业特性。虽然水运的重要性衰减，但是武汉作为九省通衢之地，聚集人流和物流的实力仍旧雄厚。人们喜欢这样描述武汉的位置：“你在中国的地图上，沿着中轴线划十字，或是将最远的四个角连成交叉线，中心点都在武汉这儿。”万达集团提到，“两江三镇”的独特布局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武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重地与商业重镇。武汉在中国的历史上饰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楚文化所在地、湖广总督府、武昌首义之区、武汉保卫战发生地等。近600年前，随着商业的发展，围绕汉口和汉正街，武汉形成初期的财富聚集。而后的鸦片战争和租界时期，长江西岸沿江又形成了带有码头文化特色的生活圈。万达看中武汉传统商圈的活力，较早进驻江汉路，以万达广场带给武汉新的商业特色，再逐渐将万达广场扩展到菱角湖、积玉桥等地。

( 武汉极地海洋馆实景 )

接着万达集团有了在武汉大手笔做文化产业的想法，将武汉水资源的特点利用起来，用新的商业理念表现楚文化。万达建立的“武汉中央文化区”以文化为核心，项目规划区域约1.8平方公里，兼具旅游、商业、商务、居住功能为一体，试图建成世界级文化旅游项目。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定位为“中央文化区”的超大型文化旅游项目。其500亿元投资额中，纯文化投资高达80亿元。

“中央文化区”以武汉环保工程为契机，将水系改造融进了文化景观。万达借武汉市大东湖生态水网构建工程的机会，将沙湖与东湖打通，建立“楚河”，并在“楚河”边平行建立1500米长的商业街“汉街”，将武汉中央文化区呈现出类似“清明上河图”的景象。

汉街东端建有“汉秀”，这是万达与世界顶级的美国弗兰克演艺公司合作，投资25亿元建立的世界顶级演艺舞台。在汉街西端，万达投资35亿元，建立全球唯一的室内电影文化公园。充满楚文化韵味的屈原广场、昭君广场、知音广场等五座名人广场贯穿汉街，这条步行街上还会容纳杜莎夫人蜡像馆、中国最大电影院、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万达广场等。

大资金进入，看中了武汉作为中心城市对周边的辐射能力。“湖北的特点就是武汉‘一城独大’。‘一城独大’有弊端，也有好处，比如说一个地方靠一个大城市，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但一个城市一旦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后，又会产生负效应，因为它成本高。‘大武汉’的形成受其独特地貌因素影响，因为它有两条江，其他的地方不可能有。武汉内部是多中心划分，有武昌、汉口、汉阳三个中心，目前它的容量还可以，今后‘1+8’城市圈融为一体后，这个规模效应会显得更明显。”

按照万达的估算，武汉现有人口1200万，假如武汉卫星城镇带形成，可以容纳2000万人。武汉高校数目居全国前列，每年有20多万高校毕业生，其中近一半会留在武汉工作。武汉吸纳2000多万人口后，相当于湖北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它可以像东京、首尔，一个城市就能消化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如果武汉的发展是城市综合实力和功能实现跨越提升，重点在综合经济实力、改革创新、交通通达能力、人居环境、民生幸福，武汉的凝聚力会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而加强。”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发展20多年来，一线大企业的实力在不断增强，当它们积累了大规模资金、技术与成熟观念时，一线城市的土地资源逐渐稀缺，二线城市反而成了承接大手笔的更好场地。2000年后万达选择做不动产，从住宅开发为主转向商业地产为主，刚开始万达出于一种简单的生态考虑，后来商业模式越来越成熟，万达已经把不动产作为企业的第一个支柱产业。王健林提到，商业地产实际上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产业，它是一个复合型产业，包括地产、商业、投资、金融等，最需要低成本、能长期使用的资金。全国极少有企业大手笔做商业地产，因为对资金的要求非常高。同时，万达的选择也是对二线城市住宅项目的谨慎乐观。

万达投入在武汉大资金建立商业地产，并且依托商业地产引进文化产业。从投资回报率来看，文化产业在中国体现出很高的盈利水平。万达从2005年开始做电影院以后，到2012年，连续每年都超过35%的增长。即使在2011和2012年，宏观经济有所放缓，依然有超过30%的增长。从电影产业获得甜头后，万达开始舞台演绎，准备把美国的成熟模式引入中国。

后官湖新区的打造

看中武汉的大资金，有的像万达那样，选择在城市中心区大手笔建造商业；也有的选择将城市的范围往外扩，在新区“造城”。海派气质浓厚的上海世茂集团，投入400亿元，希望通过主题游乐园加住宅的形式，将武汉三环外西南部的后官湖地区带动起来。

蔡甸区在湖北因产藕而闻名，这里水田发达，自然条件丰厚，出品的藕格外甜糯。“三山六水一分田”，山水资源和生态环境非常好。除了鱼米之乡的自然资源之外，这里还是经济开发区比较集中的地区——东南部是武汉经济开发区，北部是吴家山经济开发区。在东面，是武汉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汉阳黄金口工业园区。历史上蔡甸是汉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地方市场体系的核心，它如血管般遍布着“天（门）沔（阳）”地区的众多小水道的排泄口。对于许多汉水上的商人来说，蔡甸往往是他们南行的终点。出于经济或方便的考虑，他们大都不愿亲自到汉口去。很多以汉口为基地的小商贩每天来这里购买货物，再拿到城里去卖。到19世纪末，蔡甸已经成为著名的“水陆要津”，以及捞钱的厘金局的驻地。

世茂建立在后官湖的项目，将规划居住10万人口，整个世茂龙湾项目占地大约800万平方米，是世茂在华中的第一旅游大盘。对武汉人来说，或许是由于城市的建设长期滞后的原因，再加上大武汉有84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人们特别在乎距离的远近。蔡甸是武汉的郊区，如何建立一个新区吸引人口，是“造城者”面临的最大挑战。

世茂龙湾的营销总监李戈介绍说，武汉的地产，购买者还是以本地人为主。世茂这个项目的卖点是自然资源加上商业配套，而商业项目如果没有特点，已经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商业地产中立足。武汉传统的旅游项目被戏称为“三菜一汤”，即黄鹤楼、归元寺、古琴台和东湖。而城市的开发者准备利用武汉周边风景秀丽的大块土地，建造出全新的游乐景点。

世茂龙湾项目总经理张强说，武汉已经进驻了华侨城的游乐项目欢乐谷，海昌也依托极地海洋世界发展旅游地产。欢乐谷面对从10岁的孩子到三四十岁的成人，极地海洋世界展现的是海洋生物。世茂希望推出针对不同于这两个项目的主题游乐。在反复探讨后，他们决定推出针对6～15岁儿童的嘉年华，“现在的家庭基本以孩子为中心，抓住孩子就抓住了一个家庭”。

由于希望这个项目不受气候的影响，世茂最终决定将它打造成亚洲最大的室内游乐园，占地50万平方米，可以全天候游玩。“我们准备糅合世界上不同游乐场所的特点，以童话世界为主题，建立中国版的‘埃夫特林’。里边有天使小镇区、冰原冒险区、中央体验区、童话密林区等，让孩子们体验夜晚穹幕秀、仙女城堡、花街巡游，也会把冰上碰碰车、冰上滑道、攀岩等游乐项目融进去。”与之相配套的是，嘉年华会有专门的儿童购物中心，旁边也会建立三、四、五星级不同档次的酒店。整个龙湾还会建设华中首席18洞湾区果岭、欧洲私人领海游艇会、定制级万国风情别墅群、环球名品美食购物公园、富氧型商务区、创意酒店等。武汉市中心到后官湖大约为一小时车程的距离，世茂希望将度假休闲和旅游购物结合起来，吸引武汉周边甚至是华中其他省市游客。

李戈说，之所以不是单纯地全部引进国外的主题游乐项目，一方面是国外的版权限制，自己单独引进国外童话人物的费用，比整体引进如迪士尼这样的项目所需要的版权费用低。另外，世茂也希望能够创造新的模式。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开发商建造大的旅游项目，可以解决当地人就业问题，又能持续创造税收，比开发商建住宅一次性卖掉更有利于地方的发展。

除了依托嘉年华的游乐概念，世茂龙湾的住宅瞄准了都市人的农夫梦想。他们将大部分住宅盖成有天有地的联排或独栋别墅。“100万元只能在市中心买高层里边的一套普通房屋，但在这里有自己的别墅，能有一两百平方米的花园，还能多出10万元买辆车，我们叫做100万实现有别墅有车的梦想。”龙湾包围住了水域面积达30平方公里的知音湖，在世茂对游艇水道做了处理后，这里成为大小游艇都能驰骋的乐园，成为华中地区第一个私人游艇会。

对于在武汉城郊大手笔建新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上海世博园总规划师吴志强建议说，开发者应该考虑如何保护住原有的山水，如何保护好原有的文化遗产，并且将原有的村庄、居民如何进行合理的归并和安置。

将极地动物引进内陆城市

“几年前我来武汉的时候，大家还在说武汉是中国最大的县城，城市建设很落后。我听说当地人有一句话，叫‘汉口的男人不会娶武昌的女人’，说的是过江很麻烦，城市交通不便。现在武汉要建成十来条轨道交通，几条高架环线也陆续建好，过江的桥增加了好几座，城市传统的区域概念已经被打破了。”武汉极地海洋世界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智勇说，城市的建设与开房地产商的参与是互动的，武汉作为二线城市，很像北京10年之前的样子，需要建设的地方很多。而一线城市可选的地块变少了，房地产商的观念和实力都增加了。“我们将更好的项目投资这里，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经过等待才迎来发展机遇，并不是坏事。”

海昌集团将极地海洋世界项目，建在了汉口的东西湖片区，靠近著名的“张公堤”。张之洞在清末任湖广总督期间，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积极办学，发展近代工业，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为武汉的工业和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5年，张之洞为治理水患，确保汉口安全，将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建立了20公里长的大堤，武汉人感恩张之洞，将此堤称为“张公堤”。自建堤后，汉口与东西湖分开，后湖等低地露出水面，可供居住和耕作。后经汉口的地皮大王刘歆生筹巨资开发，使汉口市区面积扩大数倍。

如今武汉希望带动新城区，东西湖片区进入了大规模的商业开发。陆智勇说，只有靠大盘进入城市边缘，才能把城市往外扩。如果只是几个小盘，道路过不去，人过不去，配套设施过不去，往往建出来的是死城。“如今都说城市建设摊大饼，但要看怎么摊，光是面粉当然不行，但是如果摊出去的有‘肉’，那么有了内容就比较好吃。与房子配套的交通、环境都是整个项目的大规划，大盘的配套要比小盘好。”

海昌集团也是选择了在武汉做旅游地产，建立有品牌特色的海洋馆。海昌最初建过专门的住宅项目，2000年之后他们在大连的老虎滩建立海洋馆，接下来在青岛运行了海洋馆加上配套商业的模式。从成都开始，海昌尝试将海洋馆、商业和住宅“打包”在一起，以公园为龙头，带动商业，再进而带动地产；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和旅游，使得三者能够相互促进、彼此拉动。

由于海昌建立起自家的南北极动物引进渠道，它的商业模式有着不小的独特性，避免了其他企业的简单复制。2004年海昌将目光投向武汉。“我们当时考虑选择武汉，是因为当时有中部崛起的概念，而要在中部布点，无非就是武汉、长沙、郑州等几个城市。考核一个城市的指标有它的位置、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辐射力，在武汉这些都不成问题。总的来说，在这种区域中心城市，我们不担心人流和消费能力。”陆智勇说，他刚来武汉时，武汉才800万人，不到10年已经变成了1200万人，这样的城市对于外来人口是有吸引力的。

武汉极地海洋馆的投资有7个亿，陆智勇说，这大大增加了海昌的拿地成本，如果光靠卖门票回收成本的话，需要8～10年的时间。不过与一般人想象不同，在内陆城市建海洋馆，比沿海省市的成本高不了多少。“因为我们不是直接引进海水来用，我们对水有一套严格的处理标准。”陆智勇说。从规模来说，美国圣地亚哥海洋世界、佛罗里达海洋馆的规模比国内同类场馆庞大，这些商业项目靠养老基金等追求长期稳健回报的资金支持，而国内的项目需要开发商自己筹资，因此规模受到一定限制。所以如何在海洋馆、商业配套与住宅销售之间找到平衡，是海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从全国性的房地产企业来说，万达、万科进入武汉比较早，此前其他外地的开发商进入不多。但是最近两三年，似乎全国的开发商都来武汉了，“逐利而至”，也抬高了开发商的竞争门槛。武汉今年9月中旬刚刚拍卖的汉口核心地区精武路的地块，保证金就需要要200亿元，多数开发商已经没有能力角逐这样的竞争。

重商文化的现代版本

当外来商业力量大规模进驻时，武汉作为口岸城市的重商文化又一次被激起。武汉人向来经商意识浓厚，人均商业面积在全国较高。这里边既有先天的地理条件，也离不开政府对于商业的鼓励。早在清末，汉口的官府就很积极地向契约提供担保，特别是对信贷合同。美国学者罗威廉注意到，中国商号的运作遵循理性的资本核算原则，仔细计算投资回报，关心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质量控制——一个理性而有序的市场，看好哪些品质上乘而且长期稳定的商品。生意一般是遵循普遍性原则运作的，所以，排他性结合（诸如那些血缘或地缘性结合）并不能强制性地规定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合伙人、投资人、承包人、雇员以及买主。而政府并不压制贸易，而是很高兴看到商业的繁荣，甚至是鼓励其发展。

清朝康熙年间，有官员上表皇帝，称“如今天下有四聚，北为京师，南为佛山，东为苏州，西为汉口”。有意思的是，其他三“聚”，周边皆有其他城市作为支撑，惟汉口独立支撑着中西部地区的人流物资聚散作用。乾隆年间，天下四大名镇，有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湖北汉口镇。其他三镇皆以手工业为支撑，而唯独汉口以商业为支柱。

所以在清同治年间，汉口形成了以汉正街为中心、五街并行的全国最大商圈。这五条街东西走向，南为沿河大道、北至长堤街，长度从8华里到13华里不等。而汉正街的街面上，1000多个门面，与之纵向相交又有三四十条巷子，总共到底有多少门面很难说清。比如专门卖染织布匹、棉线、洋线、花线的就有15条巷子，集中了著名品牌谦祥益、瑞记、孙记等；有的巷子专门卖参燕等补品，再加上各色旅馆、吃食店，人流不息。所以武汉有句民谚，叫“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既指汉口区域大，同时也指它的繁华。汉正街附近的黄陂街集中了汉口40%的钱庄业，江汉路集中了10家中外银行。到了清末民初，汉口集中了60多家中国人办的银行，包括商业银行里的“南四行”和“北四行”。

何祚欢记得，四川当年有个“聚兴城”银行，它在汉口的办事大楼，解放后住进了300多户人家，“这还只是一个普通银行设在汉口的办事处，由此可见汉口当年的城市规模”。汉口还未开埠前，江面的船只就像今天大饭店门口排队的出租车，从利济路到武胜路，船只首尾相连，紧密如此。一旦有船只要靠岸，水手都得大着嗓门喊“哎，让一下，大钩子来了”，然后甩出锚。

一个历来重商的城市，也会有着坚韧和宽容的特性。何祚欢感慨说，武汉历史上是“九分商贾一分民”，当商业作为一个城市的主要产业时，民风极为宽容平。“我小的时候，武汉有句商谚，叫作‘要赚畜生的钱，就敢跟畜生眠’，这是商家用来自慰的话，有些客人实在是难缠，但是也要学会忍气吞声。”

靠江的地方码头多，码头文化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种称王称霸的武力文化。但是何祚欢说，人们在一个商业城市生活，靠打是活不下去的，共处才能生存。他小时候见过打码头的场面，两帮人拿着比手臂还粗的大扁担，鼓噪而进，场面十分吓人。但是巷子里的一个全职武师，和一个做铁匠铺生意的兼职武师马上迎上去，高声说道：“搞么斯（干什么），屋里没有堂客婆娘伢的啊（家里没有老婆孩子的吗），两边各派一个人，到茶馆说理去。”而看起来声势极大的两帮人，会赶紧顺着“台阶”下，由斗狠变为谈判。那些较大的店铺，客人进来后伙计马上敬烟奉茶，“此时民风不会不谦”。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武汉的商业力量被生生扯断，维系民间商业道德的纽带失灵了，而武汉人还残存着“大武汉”时期的骄傲，戾气突现。“其实武汉人是个需要深入了解的群体，表面上粗声大嗓，困难年代家里来了客人，哪怕赶紧偷偷拿几件衣服去卖，也要招待客人好好吃顿饭。武汉早期是移民城市，有句俗语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如果长久搭伴，武汉人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不过对于城市的快速开发，学者汪原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对于城市老百姓来讲，历史太重要了。我们从2004年开始做汉正街的相关研究，包括物质空间模型、图纸、文字记录、测绘调研，以及汉正街上的生活百态。我们也做法租界的研究，希望城市不是快速地被推倒重来，也不是全国城市都建成一个模式。大规模生产趋势和独特性之间是有矛盾的。”汪原说，政府发挥着对资源进行调配、平衡开发商的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要作用，希望那些改写城市的力量，能够给城市留出历史的独特空间。（文 / 吴琪 周翔） 脸谱武汉发展万达学院武汉生活商业大武汉世茂武昌汉口五百年武汉中国武汉武汉市万达商业汉口租界何祚欢万达汉口城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