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中的首次国宝大调查

( 青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测量藏品登记数据 )

国有可移动文物的定义

俗称为“国宝大调查”的第一次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已经于2012年10月开始，预计于2016年12月结束。依照规划，普查分为三阶段：2012年10月至12月为准备阶段；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是普查认定和信息数据登录阶段；2016年1月至12月是普查资料的整理、汇总、数据库建设和普查成果发布阶段。与人口普查一样，可移动文物普查也拥有自己的标准时点：所有可移动文物的收藏状况以2013年12月31日24时为准。时至2013年下半年，此次普查已经进入标准时点的倒计时阶段。

相比起“国宝大调查”，“第一次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是个有些乏味的名词。不过，“文物普查”本身其实是个耳熟能详的名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已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只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应该称为“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

倘若细心，从时间节点上可以看出：虽然着重强调了“不可移动”与“可移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可视为前者的继续和延伸。早在2011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临近尾声阶段，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已经透露：即将启动全国首次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2011年12月，在“三普”总结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国务委员刘延东表示：要在总结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具体思路和方案并上报国务院。

普查即将启动的消息最早发布自2011年6月16日的“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总结会议。倘若对这次会议的背景多一些了解，甚至会发现此次“国宝大调查”其实草蛇灰线地燎原于2001年。2001年9月开始的10年间，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进行了“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囊括全国2600多家文物收藏单位（不含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藏品）的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管理系统，共完成166.0275万件/套馆藏珍贵文物的数据采集。在文博术语中，“珍贵文物”指拥有国家一、二、三级定级的文物。尽管这些珍贵文物预计只占全部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的1%，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文物大户”的提前出线仍为这次号称“难度之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文物普查”的国宝大调查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上世纪80年代，文物鉴定界“九老”齐聚、巡回共鉴文物的情形 )

国家文物局将第一次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称为“2013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次普查由国务院统一组织，涉及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19个行业、100余万家国有单位。以国家出面、如此大规模的高调普查并非中国独有。作为一项全面掌握本国文化遗产资源、保障本国文化安全的战略工程，文物普查在世界各国都是具备一定强制性的国家行为。中国此次普查的“可移动文物”范围定义为：“1949年（含）以前，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由博物馆、纪念馆收藏登记的1949年后的藏品，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范围的作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依照方案，此次普查的对象是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各类国有单位法人所收藏保管的可移动文物。

一般很难想象在一些名称与文博似乎完全无关的机关大院中也会藏有“国宝”。然而，单是从故宫的“器物外拨”账目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依据故宫前任院长郑欣淼所著《天府永藏》中的统计数字，故宫在1954～1990年登记的拨出文物涉及9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队单位。除去赠送给国外博物馆的1000件外，有8.2999万件另87斤1两进入了不同的国有单位。这其中有国家博物馆、沈阳故宫等显而易见的同行，也有北京电影制片厂（2510件）、国庆工程各单位（2534件）、外交部（1962件）、轻工业部美术工艺管理局（1614件）、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1130件）等跨界的名字。倘若按照地区统计，近水楼台的北京高居榜首：在京的国家机关和北京市各机关在此期间从故宫“借调”了3.568万件另87斤1两文物（其中“87斤1两”出自1959年拨给中医研究院的清代御药房药柜和药材204件）。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的修复工作室。泾渭基地拥有的文物普查标本库是中国首个以省为单位全面收集文物普查遗存标本的库房 )

国务院发布的通告中强调：所有普查到的单位都必须配合。然而，如同许多富豪排行榜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乐于榜上留名。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家文物局会在普查预备阶段不断解释：普查不改变文物权属现状，而是坚持“谁保管、谁拥有、谁受益”的原则；另一方面，普查“只涉及价值、不涉及价格”，文物部门担负的是监管作用，只要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普查中登记注册了的文物仍然可以自由流通。此外，文化部部长、普查小组副组长蔡武表示：根据物权法和文物保护法，考虑到公权力可以介入的范围和实际的可操作性，此次普查不包括民间收藏文物和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军乐手稿、古钱币与啤酒招贴

( 青岛市博物馆内景。陈列于西区大厅中的两尊北魏石佛像为镇馆之宝 )

解放军系统、陕西省、青岛市、北京朝阳区，这是在文物意义上仿佛毫不搭界的四个名词，却是第一次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四个试点单位。如此混搭，足以预示出此次普查的复杂程度。

与通常想象中不同，文物普查对于解放军系统来说并不陌生。2009年5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进行期间，全军就首次开展了大规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普查结果显示，军队营区现有不可移动文物218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9处。相对于不可移动文物而言，可移动文物目标小、数量多、分布不集中，普查难度更大，全军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向荣高相信：“在人民军队这样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系统内先行先试，对下一步全国范围内的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有着积极的示范意义。”对于普查前未曾认定级别的藏品，此次采用了“收藏单位统计申报、专家认定”的原则。军队系统作为试点的另一价值在于它拥有的大量近现代文物。拥有34万多件文物和藏品的军博广为人知，罕为人知的是全军近2万个军史馆（荣誉室）。2003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将近现代文物依据稀有程度进行细分。鉴于该标准至今只有“试行”版，可见近现代文物的认定仍是一个难以掂量的问题。

( 各地国有可移动文物精品 )

陕西省作为省级试点，需要面对的则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在一些中小型博物馆中会被郑重陈列在大厅中央的唐代石兽，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样的“大宅门”里只能三五成群地闲站在草坪上。陕西是众所周知的文物大省，省内文物的数量、分布密度与等级在全国都位居前列。陕西省是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第二批推广省份，至2007年底完成了全省10.9716万件馆藏珍贵文物数据的录入与上报。2008年，陕西省启动了一般文物数据库的建设项目。截至此次普查前，已经有近50万件一般文物的信息录入了数据库。2012年8月，依托该数据库的陕西数字博物馆网站开通，这也是目前全国第一个整合一省文物资源并对公众开放的数字博物馆。

面对这样一座“金山”，普查办公室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它“搬走”。由于数据库建设较早，而且很多数据信息是为学术研究储备，陕西省原有数据库中每件文物名下有100多项基本指标项，与此次普查所规范的“14项基本指标项，11类附录信息、照片影像资料以及收藏单位主要情况”差异较大，数据库之间的对接与数据转换因而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 各地国有可移动文物精品 )

在外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件”与“套”，也是此次普查的数据登录与转换中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中国文物传统计量方法习惯使用“件套”的概念，比如书籍按照“套”与“函”统计、鞋按照“双”统计。此次普查则要求文物数量同时依照“件套”（传统数量）和“件”（实际数量）两种方式计件。这一更改看似只增加了些许计数的琐碎，但倘若像陕西省这样时常要面对成麻袋的古钱币，其中的繁琐可想而知。陕西省对古钱币以“枚”代“套”的更换始自2009年，但只有部分古钱币收藏较少的单位实现了按枚登记。普查试点期间，西乡县文化馆对所藏的古钱币依照陕西省制定的古钱币登记方法进行了登记，共登记265号、2.2593万枚古钱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则基本完成了馆藏56麻袋、近100万枚古钱币的登记。

在国家文物局2011年7月22日发布的首批入选试点名单中，其实只有解放军系统、陕西省和北京市朝阳区三家。名单公布不久，从山东杀出一匹黑马。在一般人看来，青岛是一个更容易联想起“文艺”而不是“文物”的城市。青岛与工业文明的亲近似乎也在历次普查中得到验证。早在2006年，“青岛啤酒厂早期建筑”就已经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岛啤酒厂内的啤酒博物馆拥有一件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的镇馆之宝：一台生产于1896年、1903年青岛啤酒厂建成时引进的西门子电动机。博物馆收藏的当年啤酒厂的糖化罐其实也是一级文物，但毕竟专业了些，反而不如旁边的两幅被定为三级文物的啤酒招贴画引人注目。两幅啤酒招贴源自20世纪30～40年代，一张以电影明星胡蝶为原型，用美女代言“青岛啤酒、环球最高纯洁饮料”；另一幅在今人看来更加匪夷所思：用桃园三结义来展示“文明啤酒饮料”。

( 各地国有可移动文物精品 )

青岛市博物馆原本就拥有150多件一级文物，借此次普查又对库房内以前只作为“资料”登记入册的一般文物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不少以前被忽略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包括一枚少见的六面印在内的9枚高凤翰印章。高凤翰是清代卓有成就的书画家，山东胶州人，他的书画作品是青岛市博物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

青岛将此次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试点视作：“唤醒城市文化记忆”。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依托着体操口号般的“一二三四五”工作体系，青岛辖内的12区市共发现并录入国有可移动文物2313件套（1.004万件），后经专家认定，确定其中2244件套（9897件）为文物。与青岛的全城动员比，作为地级试点的北京市朝阳区显然遇到了特殊地域上的特殊问题。

与北京东城区、西城区一望可知的历史沧桑感不同，早期只是城乡结合部的朝阳区主要是在“民俗博物”上具有一定优势，除小有名气的东岳庙民俗博物馆外，近年还出现了南磨房社区博物馆、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等几家国有博物馆。朝阳区的博物馆的另一特色是大多“随拆迁而建设”，如同“金台夕照”这些地名一样，试图在种种朝阳产业中挽留北京城往日的最后一点余晖。与文博单位相对稀少相对应，朝阳区是大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聚集区。此次朝阳区试点由北京市文物局承担，最终确定的普查单位共计6338家。然而，这并非实际的“走访调查”数字。普查办公室通过发放调查表，最终确定重点普查对象29个。此次普查到可移动文物110万件套，汇总可移动文物数据34大类1.3596万件套，成果不可谓不显著，但朝阳区文委副主任倪遥远坦言，数据主要来自区内的15家国有博物馆，部分单位的不配合让普查难以深入。

云端的博物馆

可以想象，正式普查时出现的情况比试点时更加五花八门。截至2013年8月，大部分省市的文物部门进入到普查“战备”状态，河南、湖北、山西等文物大省更是摩拳擦掌。总体来说，热心参与的地区大多将此次普查视为展示本地区人文传统的一次契机。“国宝有多少，普查才知道”的想法似乎在普查实践中得到了印证。以四川为例，普查员在清理库房时，发现了一批古籍善本，包括《戊戌房书·大题汇删观》、《程墨约矩》、《程墨坊士集》等清代初期的文献资料，此类古籍存世极少，在阿坝州乃至四川省都极为罕见。正式普查过程中也出现了更多的类似于“件套”的技术性问题。在2013年5月份的普查培训班上，山西和河南的学员反映：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有大量已经离开原地的碑刻石刻没有被纳入文物系统的保护范畴。关于这些田野石刻是否可算作“可移动文物”，在学术界尚有争议，但经过讨论，此次普查决定都给予登记入册。

解放军系统、陕西省、青岛市、北京朝阳区也分别有各自的后续工作需要完成。发现新的文物虽然令人兴奋，但普查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资料的整理、汇总和数据库建设”。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办公室主任宋新潮心目中，此次普查是为了最终形成一套国家可移动文物登录体系，同时建立起面向社会开放的公共服务平台。“中国对民族文物的信息缺乏系统的信息梳理。”宋新潮说。无论文物数据库的构建如何困难，系统保管所有国有文物的信息都是必需的。2002年爆出、号称“中国文物盗卖第一案”的李海涛监守自盗案是正反面兼具的一个例证：李海涛原为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文物保管部副主任，他之所以能够在近10年时间内窃得馆藏文物259件，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藏品档案混杂不清的漏洞，而最终导致他的窃卖行为被发现并成为定罪证据的，则是在故宫保存完好的外拨文物原档案。对于不时成为热点新闻的中国境外流失文物追索问题来说，一套全面详尽、可作为证据的本国文物数据库原本就是一切国际诉讼的基础。

国家文物局在“文博信息化”上的尝试始于2001年。除启动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试点以外，曾计划在2007年建成国家文博信息专网，实现文物数据的动态管理和资源共享。但这一目标显然不曾实现。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甚至也比原计划多花了不少时间，直至2011年才宣告完成。

从以往的记录看，传统的数据库技术似乎都在应对海量的可移动文物信息时遭遇了瓶颈。此次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统一标准、统一平台、联网直报”。基于云存储的数据库就是这次的“统一平台”。与传统的存储设备相比，云存储不仅仅是一个硬件，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在线存储服务。无论是否有“云端的数据库”，诸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样的大型博物馆自然会构建自己的数据库系统，但对于那些只保存有一两件文物的非文博单位来说，云存储显然远为便利。预计于2015年建成的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数据库规模浩大，但它还只是一个规模更加浩大的工程的奠基石：对于流动性较强的可移动文物来说，能够做到随时登录新文物、随时更新原有文物的状况信息才能体现出一个数据库的真正生命力。

没有编纂过数据库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辛苦与执著。数据库可以是一个很枯燥的概念，也可能成为最具理想主义的一种追求，恰似顶级科学家们试图了解周边宇宙时的种种猜想与尝试。在宋新潮看来，抛开专业研究的数据整理，云存储的最迷人之处在于它实质上是一种重在服务层面的分布式存储系统：未来的数据库可以为文物所有者提供资源发布的数字平台，有利于各博物馆之间更好地互通有无、互相借展，或者授权形象商品的开发；而对于普通使用者来说，可以利用浩如烟海的文物信息搭建自己的个人展示空间，将“文物展览”的定义扩展到单家博物馆的院墙之外：“在未来这座云端的博物馆里，人人都是策展人。”（文 / 王星） 文物博物馆国宝倒计时首次陕西省博物馆国家文物局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