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 强势生存的民族精神是《大秦帝国》的灵魂

( 小说《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 )

《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常年在海南写作，只有每年夏天回到故乡陕西。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为他专门成立的工作室位于距离大雁塔不远处的一栋写字楼内，这里林立的高楼大厦里到处是新兴的文化企业。

孙先生的工作室并没有精致、复杂的陈列，只有一些来自朋友的书法作品。墙尤其醒目的是“积微善时”几个大字，出处是荀子的《强国篇》。

灰白头发，黑衣，白裤，一双布鞋，年过六旬的孙皓晖先生声音洪亮，握手时传递出的力道令人难忘。孙先生说，他自己与文学界走得很远，从来只是文学界的票友，他更愿意通过研究秦文化去追寻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

曾有中国文明史学家质疑孙皓晖的研究：“这么大，这么复杂的问题你都敢研究？”孙先生这样回应：“宇宙不大吗？微观世界不复杂吗？即使这样，也有无数的科学家投身研究。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怎么可能会有我们如今对宇宙和微观世界的认识水准。”他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研究工作并不在于问题的大小，而是要看是否有站得住脚的理论发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过，《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那么，这部书中所传达的精神究竟是什么？

( 表现秦惠文王之死的一场戏 )

孙皓晖：《大秦帝国》这本书出版后，大学生、军人等各社会阶层的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它也受到很多批评。基于大家对《大秦帝国》不同的社会评价，我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提出了“《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这种说法。所谓精神本位，其内核就是思想性。思想是一种社会实体，是有成果表现的理论观念。《大秦帝国》表现了鲜明的思想观和价值观，以及丰富的精神内涵。从这个层面上，我称它为精神本位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前三千年的民族精神。

精神本位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写作的理念、主张，二是内容中包含的秦时代蕴积的民族精神。虽然《大秦帝国》在艺术上也做出了一些尝试和探讨，但是我更看重它的精神理念——它要唤醒我们灵魂中失去的东西。很多读者通过《大秦帝国》蓦然发现，我们还有过那样一个辉煌壮丽的时代，还有过这样高尚、朴实、壮勇的祖先。

我对中国文明的历史阶段有一个划分，我认为：从秦以后中国文明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总体上是一步步走向衰落。首先，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放弃了多元、生态平衡的文明体系。此后，衰落的第二个台阶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抛弃了中国思想体系中实用主义的一面，失去了职业负责精神，政治堕入空谈，所有的官员开始不负责任。实用主义的丢失是我国文明生态的第二次“水土大流失”，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形成说明了这点。第三个跌落出现在宋代，虽然宋代在文化、科技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大发明”出现在宋代，宋代对中国典籍的整理非常全面，出现了规范的宋体字和宋版书，但是，宋代再一次剔除了中国文明中阳刚的部分，宋代体系化地对“尚武”精神进行了遏制，使我们的文明全面落入了文职化，使得中国文明中坚硬的部分被渗透、被侵蚀。这样三大阶梯之后，中国文明进入了完全僵化的状态。

但是，我们看中国文明不能只看它的末梢，僵化的末梢并不是我们民族文明最根基的东西。中国在秦之后两千多年历史中，在每一次危亡时刻都有一大批英雄挺身而出，进行壮烈的抗争，所以，每次我们民族都能从绝境中重生，站起来重建中国文明。这是因为我们祖先前三千年留下来的民族精神始终没有泯灭。

虽然儒家史学家从思想形态方面否定了秦时代，称“秦时代是暴政的时代”，但是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指引下的行动作为，任何权威也无法抹掉它的影响。中国前三千年积淀的强势生存精神体现为文武兼备、综合平衡，在任何情况下“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在秦时代，我们的文明体系原本像一片大森林，既多元又平衡，所以那个时代，无论国家分制还是统一，都表现出一种强势生存的风貌。用“暴政”两个字把秦的所有正面意义抹杀、扭曲是不对的。我相信，这一点会被慢慢意识到。

这部书的精神本位体现在它弘扬民族灵魂，体现了中国前三千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我采用了历史文学的写法，将秦时代民族生存的强势精神活生生表现出来。比如，变法的难度和曲折、法家的牺牲精神、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就是《大秦帝国》最重要的灵魂。

三联生活周刊：读者和研究者都会评说你《大秦帝国》体现的历史观，这个问题由你自己评说，你会如何概括？

孙皓晖：我有一篇文章《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可以概括我的历史观。我主张的历史主义是——以历史实践为根本来检验历史事件的真理性。

现在中国学者群流传的理念普遍是以“绝对道义”的标尺评判历史，这种做法脱离了历史的环境和背景，进而不去看某一行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的推进意义。例如，秦始皇修长城，耗费了民力，死了很多百姓，但试想如果不修长城，那么，匈奴入侵，国家动荡，战火烧遍中国大地，会有更多的百姓死于战争，甚至会亡国。这种民族灾难和国防工程的代价比起来究竟孰重孰轻？

举着绝对道义的旗帜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是在人文思想学界中弥漫的一种迂腐气息。实际上，这种做法使得我们的历史倒入虚无主义，好像我们的历史成为一片黑洞，没有可取之处，没有任何光明面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写《大秦帝国》就是想超越《史记》这座大山”，但《史记》是一部史书，《大秦帝国》是一部小说，你为什么会想到拿自己的小说跟史书比较？

孙皓晖：有些人因为这句话认为我很狂妄，但是，这不是我的最高目标，也不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目标。这应该只是一个基本的、最低的目标。司马迁是唯一对西汉以前的历史做出系统总结的史学家，《大秦帝国》涉及的时代全部处于司马迁记录的这部分历史，所有的史实都以司马迁记录的史料为蓝本，我对其做一定的分析鉴别。

我认为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基本如实地呈现了历史，但是《史记》中评述的部分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做评判的。我要超越的是这种理念，并不是要超越他所记录的史实。

司马迁本人抱有儒家史观，同时也是一个反对法治精神的人，比如，谈到对自己的刑罚时，他认为像他这样的贵族应该免受刑罚。从他对自身境遇的愤懑便可以看出他对法治精神缺乏认同。

所以，我说超越《史记》这座大山，是指超越司马迁的史观理念。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甚至不能称之为“大山”，只是因为儒家被独尊了两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将它立为一座“大山”。

我力图用《大秦帝国》以及我的其他理论著作，重新梳理、发现中国文明中的灵魂，发掘那些值得我们挥洒、继承的强大精神财富。我希望能为我们的国家争取文明话语权。我并不直接切入当下中国现实，但是我在努力为中国寻找良性的文明平台。实现中国梦应该找到更加符合中国文明传统的、更合理的文明形态，这才能实现发展和振兴。

三联生活周刊：《大秦帝国》这部小说中，变革和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主题。你如此潜心十余年在这么一个主题下书写历史，为的是与我们当下相映衬么？

孙皓晖：我不是专门研究现实问题的作家或理论家，但是我的书和理念都是与现实相关的。我认为，更加深入地走进历史，理清我们的根基，现实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现在我所做的就是理清这个根基，这本身也就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有读者发现《大秦帝国》处处透露着强烈的现实感，我认为，确实如此。在历史大转折时期会涌现出许多的共性问题，秦时代已经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方法。战国时代的变法全面深刻，几乎接近于革命。那个时代提供的宝贵经验深埋在历史中，很少有人去研究。自从“独尊儒家”之后，思想理论界拒绝对春秋战国、秦帝国的正面意义进行研究。所以，当现在我们想要穿越时空，把那个时代的阳光呈现出来时，有些人就会觉得不适应，感到恐慌，觉得从远方发射来的阳光特别刺眼。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当人们对这段历史慢慢了解、熟悉之后，相信定会有所发现。《大秦帝国》便是通过对那段历史的书写给大家提供一个熟悉它的机会，使它走进国民的心田。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秦国施行法家路线，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孙皓晖：可以说影响非常深刻，在中国历史中，唯有秦国到秦帝国的150年是中国唯一的一段法治社会。

总体上说，秦之前是“礼治”，从汉代之后是“人治”，只有秦时代150年是完整的“法治”，中国人对法治的最高理解就在这150年间。虽然它是战时法治，但是秦对于全面的社会形态都采用了“法治”。

秦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多独一无二的“法治”标志，比如，皇室成员从未担任过国家高官，皇室子弟不立功不能当官，不能进入政治领域。另外，一个典型的故事是，秦末之乱的时候，李斯和章邯组织了20万犯人组成的军队进行征战。这则史实给我们透露出秦的“法治”信息：第一，秦法非常严明、公平，少有冤案，否则犯人会出现逃跑、倒戈的现象；第二，说明秦帝国的国家威信非常强大。为什么秦帝国在末期风雨飘摇时还对国家如此信任？可以回过头看看商鞅变法的重要举措就是树立国家信用。

我写《大秦帝国》与我的法学专业出身有很大关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专门研究中国法制史，这使我对秦帝国的本质有了深刻了解。正因为对这个基础的了解，才使我能够拓展开来，从法治文明拓展到文明形态、文明精神的意义上。

对大秦帝国时代的追忆和怀念，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法治社会和法治精神的追寻，这也是未来中国完善法治社会的需要。现在中国立法的全面性已经足够，但是司法却存在很多问题。从商鞅变法中可以得到启示，虽然商鞅是一个“立法大家”，但他同时非常重视司法。商鞅有非常著名的言论“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意思是，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任何国家都没有自动运行起来的法律，说明了法律要靠执行，所以他强调“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说在“礼治、德治、人治、法治”中，法治有最高的创新性？

孙皓晖：法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的现实领域，法最直接接触世界万千变化。如果说法是一道“防波堤”，那么它面临无数现实自然波浪的冲击。法是所有现实规范中能够最强烈表现社会要求的领域。法治的创新精神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社会变化时，法如何适应社会、如何更好地调整社会，法会有较早的感应；第二，法对统治阶层的要求有直接反映。从时代潮流说，法应该是最具创新可能的领域。法学领域的创新性表现在根本的社会制度框架上。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文明的正源所在是你极为重要的学术创建，你对这个问题有怎样的考证？

孙皓晖：全面的表述应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从1993年我开始写《大秦帝国》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非常清楚，这个观点在序言第一句便做出了表述。

一般人喜欢说“中华文明”，但是在我的理论著作中做过详细论述：“中国”是比“中华”更古老的概念，在殷商时代就有“中国”的概念，而“中华”是在殷商时代才出现、成形，由孙中山把这个说法普及开来。

所谓“中国统一文明”，是指秦以后，中国建立起统一政权、实施有效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的文明。

论证的证据有很多：秦在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统一帝国，它建立的统一制度是稳定、成熟的；清末之前的两千多年，任何朝代对秦政都是全面继承的，后期对秦建立的制度即使有一些小改动，但均没有完全推翻。比如，郡县制、中央集权、皇帝制等一些基本的制度框架从未改变，统一的文字、度量衡、官僚体系等一套国家文明体系，在秦时代已经沉淀得非常成熟。说它是正源，首先在于它为我们建立了一套可以流传下去的文明体系，另外，它是第一个，所以称为“源”。

提“正源”二字是因为一般人认为中国文明从汉开始，很少有人从中国文明的方面肯定秦的作用。从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力图从中国文明史上抹去春秋战国、秦时代的积极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你会称自己是老秦人，你对自己这样的称呼体现了对秦人的文化认同。你认为秦人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孙皓晖：老秦人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个称呼在《大秦帝国》中彰显了人物的精神强度。我认为《大秦帝国》中体现的所有人物品格都可以称为老秦人的精神风貌。比如“勤耕、善战、守法、知书、敬贤”，这都是秦人的品格。秦这个族群在那个历史时期表现出的厚重、开阔、识大体，以及包容的胸怀，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作为一个陕西人，研究秦时代，并且写作关于秦国的小说。但有趣的是，这部书却是你用16年在海南完成的。写作时你选择远离故乡的初衷和收获是什么？

孙皓晖：当时本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海南一个影视公司要拍《郑和下西洋》，邀请我去指导电视剧本。原本只想住几天就回来，但是，我发现海南最大的特点是在这个地方没人理睬文人，这里崇尚官本位、商本位。一个文人如果没有企图心，就没有任何人会来干扰你，你便拥有大量的创作时间。我在西安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朋友也很多，加之我爱喝酒、下棋，有一大部分时间被占用。当时《大秦帝国》已经写了一部分，我认为工程量浩大，拿不准多久能完成，所以我决定在这个没人理我的地方写作。

海南远离大陆，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我依稀感到这里有“小战国”的氛围。大家在一起常常为了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不久后再见面又会谈笑风生。

远离秦地，与家乡相隔遥远的距离，反而对秦文化产生了不同的感受。我曾经很不喜欢秦腔，但在海南写《大秦帝国》使我对秦腔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现在我开始研究秦腔的戏词，空闲时间我还改写一些秦腔戏词，自己还能哼几句。

现在我每年夏天在陕西，其他时间在海南生活，这样反复的离开、再融入，让我对陕西文化有了更敏锐、深刻的认识。

三联生活周刊：《大秦帝国》的题记写道：“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和梦想。”“原生文明”这个概念是由你首次提出的，你自己愿意如何解释这个词？

孙皓晖：“原生文明”是指由构成中国文明根基的历史时期所创造出的文明，具体讲，是指中国前三千年的文明。由我们现在既定的文明往回追溯，我们文明的根就是原生文明。我认为中国前三千年的文明便是中国文明的根。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句题记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感到你于历史的某种个人情怀？

孙皓晖：任何写作者不可能没有一点情怀。我崇尚的情怀就是一种英雄之风，崇尚正义精神、大道精神。我觉得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都需要具备这样的情怀，这是我们民族的基础，也是三千年前我们民族的灵魂。现今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许多先人留给我们的高贵的品格。古代的精神贵族即使沦落到非常凄惨的境况，还会保持自己高贵的气节，比如，决斗时的礼仪、战场上的姿态等等。从这些细节之处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定。

我是一个不怕干扰的人，即使有朋友往来，送走朋友之后也能立马投入工作。我是一个书写秦时代的人，就要以那个时代的名士风格要求自己。如果一个人把写作看作一种无限神圣又无限脆弱的事情，那么，这种写作本身已经苍白到没有生命力，作品也自然不会有生命力。（文 / 李东然 南楠） 读书中国古代史灵魂华夏文明生存强势帝国法治国家法治司马迁孙皓精神孙皓晖大秦帝国三联生活周刊民族大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