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的历史

( 《野心的历史：从恶行到美德》 )

威廉·凯西·金现就职于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世纪80年代，23岁的他是一位证券交易员，是“野心的仆人”，每天早上5点前就到公司，晚上22点后才回到住处。他认为，他之所以这么勤奋，推动他的不是对金钱的贪婪，而是一种雄心，想证明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想成为“宇宙的主宰者”。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从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到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解剖》都认为野心是不道德的。伯顿说：“野心是灵魂的溃烂，是隐形瘟疫，是隐秘的毒药，是嫉妒之父，是虚伪之母，是疯狂的病因，它折磨和烦扰所有被它吸引的人。”

马基雅维里肯定了野心的积极作用，他说野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激情，大自然创造了渴求一切的人类。蒙田则认为野心是人性的一种缺陷，有野心的人“往远处看，因为他们看不到深处”。

弗朗西斯·培根受到了马基雅维里和蒙田二人的影响，他的观点比较折中。他在《论野心》一文中说：“野心如同人体中的胆汁，是一种促人奋发行动的体液。但是当它被阻挠而不能实现时，它就将成为一种使人变得恶毒的催化剂。应当巧妙地驾驭利用有野心的人。君主控制野心家可以采用分势的办法，例如宠用新的野心家来抗衡已有的野心家。”

培根还在《论高位》一文中对野心做了敏锐的观察。他写道：“居高位者不论其人身、行动、时间，皆无自由可言。追逐权力，而失自由，有治人之权，而无律己之力，此种欲望诚可怪也……须做尽不光荣之事，方能达光荣之位。既登高位，立足难稳，稍一倾侧，即有倒地之虞……掌权之弊有四，曰：拖，贪，暴，圆。拖者拖延也，贪者贪污也，为除此弊，既要束住本人及仆从之手不接，亦须束住来客之手不送。粗暴引起不满，其实完全可免。严厉仅产生畏惧，粗暴则造成仇恨。即使上官申斥，亦宜出之以严肃，而不应恶语伤人。至于圆通，其害过于贿行。”

( 威廉·凯西·金 )

大探险时期，西方人对野心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探险家们被一些同时代人认为傲慢、野心勃勃，但他们的征服和掠夺使他们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这淡化了他们上升过程的野蛮。凯西·金说，英国在1611年创造了介于男爵和爵士之间的准男爵这一爵位，这部分是为了使这类人能够获得荣誉，同时控制他们的野心，奖励他们的勇敢，但又没有太莽撞。有野心的人带回了大量财富，提高了赞助他们的贵族的财力，因此他们获得了宽恕。

到了美国革命之后，托克维尔开始担心人们会缺乏野心。他说：“美国人多怀奋进之心而少有大志。怀有大志的人，在民主时代大大少于在贵族时期。对民主社会的担心，主要的不是人们欲望过大，而是它的平凡。在人们不断忙于私人生活的琐碎小事中，奋进之心失去其推动作用和崇高目标。”

凯西·金说，虽然现在野心被视为一种美德，但是有野心的人还是应该从历史上吸取一些教训。首先，为了实现野心，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大部分人都会考虑如何规避风险，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只篮子里。但那些征服了世界的人往往都是不顾谨慎建议的人。恺撒一旦越过卢比孔河，就再也不会回头。”

其次，如果你有野心，不要表现出来。“野心从未彻底脱离它跟罪恶的联系。它是一种相对而非绝对的特征，它被认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完全取决于目的、手段以及表达野心的个人。”罗马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说，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真实的想法锁在心里，嘴上说的另一套。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有野心的人会招人烦。他们精力充沛，让别人自惭形秽、自愧不如，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历史上许多有野心的人都学会了隐藏他们的欲望，连美国的国父们也不例外：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他在初稿中写的是：“在人类事件的进程中，人们有必要摆脱从属地位，获得平等、独立地位。”但亚当斯和富兰克林立刻把“摆脱从属地位”给改成了“单独”，这句话后来成了：“在人类事件的进程中，人们有必要解除相连的政治纽带，获得单独、平等的地位。”因为“摆脱从属地位”会被认为野心太大。（文 / 小贝） 历史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