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沟大墓：一座千年古墓的空间之谜

( 长沟大墓全景图 )

唐墓？金墓？

长沟大墓位于距北京市区约56公里的房山区长沟镇坟庄村西北，遗址位于一片地势很高的土塬之上，四边陡，顶上平，土质发红。考古人员在墓葬上方搭建了一座封闭的彩钢房，走进这座守卫严密的大棚，一座规模庞大的墓葬映入眼帘。

这是一个长34米、宽15米、深5米，总面积超过500平方米的砖室墓。墓道位于墓葬最南端，斜坡状，南窄北宽，东侧有12级逐渐变窄的台阶。靠近两侧墓壁，隐约可以分辨出用白灰泥抹面的墓壁上彩绘的壁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助理程利是长沟大墓考古发掘工作的负责人，他一边沿着近40度的墓道斜坡下到墓底，一边告诉我：“目前墓室底部距离地面的深度是5米，但这是去除了上方土层后的结果，如果根据现有形制复原，应该还有5米高的墓顶。”

关于这处偌大的陵墓，当地流传着一则古老的传说——墓内葬的是鞑摩王，鞑摩王的棺椁压着通往涿州的海眼，而鞑摩王坟的守陵人则繁衍成村，坟庄因此而得名。这则流传很广的传说，一辈传一辈，不知起于什么年代。据当地老人介绍，这处大墓可谓命运多舛，不仅历代遭遇盗扰，当年日本侵略者还曾削平山头，在上面建起炮楼。

然而真正促成此次发掘的是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房山区长沟镇的规划，坟庄村所在的位置已经纳入该镇未来的发展版图，这里将被打造成一个名为‘文化硅谷’的大型招商引资项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告诉本刊记者，“我国文物法规定，大型工程建设之前必须进行考古勘探。2011年10月至当年底，已经对该区域进行总计约43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共发现180多座各时期的古墓，但一般以明清墓为主，其中最大的就是这座位于1号地的长沟大墓。”

( 刘济夫人张氏墓志盖外侧浮雕文吏怀抱十二生肖图案及盖顶铭文 )

“把周边的小墓葬清理完毕后，2012年8月我们开始发掘长沟大墓。最早挖到的是砖，按照我们的判断，砖的年代偏早，可能是唐代的。但此地是否存在如此大规模唐墓的可能，我心里是存在疑问的。”从开始挖掘到现在，程利一直在工地，对于挖掘过程中的细节他记得很清楚。“当我们挖到后室时，发现它已经被盗得很严重，几乎鲜有出土文物。但最奇特的是，我们在后室底部竟发现了几枚金代的大定通宝铜钱。”金代钱币的出土让考古专家一度猜测这是一座金代古墓。“根据当地传说做出的文化推测，这可能是金朝第四帝海陵王完颜亮的改葬之陵墓。”但让程利不解的是，“金墓跟唐墓有着本质区别，从当时发掘出的墓葬结构局部和部分出土物来看，都透露出唐代风格。”这座大墓究竟是唐墓还是金墓，这个疑问在发掘早期一直伴随着考古工作者。然而随着发掘工作进展，一件重要文物的出土推翻了金代古墓的猜测。

豪华墓志

( 刘济夫人张氏墓志盖外侧浮雕文吏怀抱十二生肖图案及盖顶铭文 )

长沟大墓所属年代和墓主人身份能确信无误，最新出土的两方墓志是最有力的证据。墓志包括志盖和志石两部分，志盖上是对墓主人身份的概述，而志石上则记载着墓主人的详尽信息和人生总结，是墓主人的“身份证”。

考古人员发现的第一座墓志位于墓葬前甬道南侧，正方形的志盖志石呈盝顶式上下叠合平放，边长为163厘米，志石厚8.5厘米，志盖厚达15厘米。在志盖顶部阴刻有描金篆书5行21字——“唐故蓟国太夫人赠燕国太夫人清河御夫人祔志铭”。“一个‘祔’字说明这个墓葬先埋葬了墓主人，她是后葬的。”程利说，这说明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在这座巨大的墓室里还沉睡着一位男主人，而且早于夫人下葬。考古人员接下来开始积极寻找男主人的墓志。

( 墓葬主室内保存完整的六层石棺床 )

另一座墓志发现于前甬道北侧隔墙和主室门之间，和上一座墓志竖直排列，志盖顶部阴刻有篆书6行24字——“唐故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程利指着志盖说：“卢龙、幽州都是当时对北京地区的叫法，节度观察等使是当地的军事长官，还负有监管少数民族的责任。而中书令和太师是皇帝在刘姓节度使逝世后赠他的称谓。”

墓主人身份的确定往往是一座古墓发掘工作最令人期待的结局，可惜很多古墓都因物证缺失而难以考证得出确切的答案。“难能可贵的是，这座唐代大墓的墓志铭竟然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墓志的发现也进一步排除了金代海陵王墓的可能。”程利说，除此之外，遍布墓室中的牡丹花纹也进一步证明了这座唐代大墓的年代。“墓门框上绘有牡丹图案，墓志铭上装饰有牡丹花纹，主室四壁砖墙表面也有彩绘的牡丹壁画，这在唐墓中比较普遍。”

( 本组图片为长沟大墓部分出土文物 )

随着两方墓志的出土，有一个疑问却跳了出来。刘夫人的墓志志盖外围一圈用彩绘浮雕着文吏怀抱十二生肖图案，间以浮雕彩绘牡丹图案，人物色泽饱满，浓淡得宜。墓盖顶端的墓志铭字口里填金，志石底座四边立面阴线刻画卷叶牡丹纹样。宋大川说：“这个彩绘浮雕十二生肖描金墓志体量达到1.63米左右见方，精美异常，是北京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墓志，即使在全国也算得上是第二大的墓志。”然而，相比起刘夫人墓志的豪华精美，刘大人的墓志却显得略为朴素。“体量不是很大，也比较素。”宋大川认为，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墓志的级别却出现女强男弱的颠倒现象，值得玩味。

谜团重重

( 本组图片为长沟大墓部分出土文物 )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古墓的原貌逐渐还原。“虽然遭到历代盗墓贼破坏，但墓葬整体结构仍保持基本完整。从南端的墓道斜坡一路向北走，尽头就是墓门。墓门上部损毁严重，仅余两侧外部墙体。”程利说，“从砖墙立面上可以看出是仿木构做法，上有彩绘，但整体结构已不详。墓门处用三层封门砖封堵，为南北并列三排‘人’字形砌筑。”

经过封门砖，通过前甬道来到前庭，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耳室，用于放置随葬品。“可惜的是随葬品大多已被盗掘，仅残存铜饰件、动物骨骼、木板灰等遗物。”耳室往北，在第二层封门处各有东西壁龛。主室门位于前甬道北部尽头，现仅保留着石质门槛、门砧和立柱。程利说：“主室位于墓葬的中北部，平面近似椭圆形，上部被毁顶已无存，从墙体砖砌筑形式判断，原主室顶部应为穹窿顶结构。主室东西两侧各有一间侧室，北侧有后甬道与后室相连。”一条中轴线贯穿一个主室和一个后室，在中轴线两边分别有耳室、壁龛和侧室，形成了一个五间随葬室。

( 本组图片为长沟大墓部分出土文物 )

“这座墓不止一次被盗，盗洞集中在墓门内的耳室。”程利说，“从发掘情况看，有一处盗洞年代较为久远，距离墓主人下葬时间不会太远。”有考古专家推测，在后室发现的那几枚金代钱币可能是当时的盗墓贼留下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唐代古墓里会出现金代钱币。“但大多数盗洞应该是在民国时期形成的。”程利说，即便墓葬多次被盗，考古人员在甬道、耳室、侧室、前室及后室内还是发现了数量可观、不同质地、不同种类的随葬品，包括石、陶、瓷、铜、铁、彩绘、壁画等。

北京地区曾发现过不少古墓，但考古人员却在长沟大墓里发现了一件罕见的东西。“这种规格的须弥座式石棺床极其少见，更不要说保存得如此完整，一层不缺一块不少。”程利口中赞叹的石棺床是用来摆放棺椁的平台，长沟大墓主室中的棺床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仿须弥座式。“奇就奇在这座石棺床竟然多达6层，从上到下逐层垒砌，每层形态各异，或浮雕金刚脸及瑞兽造型，或彩绘莲花及牡丹图案形象。”程利告诉本刊记者，即便是明清的黄帝陵墓，棺床往往也只有一层砖石。“棺床上边应该放置石椁和木棺，但是现在只能看到两块残的石椁板，至于里边的木棺，就更加没有任何痕迹了。”

除了石棺床，主室中还留存了一些盗墓小说中常见的古墓必需品。在主室东南部有一盏解体了的长明灯，石碗做成的灯盏上装饰有浮雕莲花造型和线刻牡丹纹饰。在西侧室里，出土了大量铁质铠甲残片，极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穿戴过的。据考古人员透露，在棺床下的主室空地上还发现了一具男性尸骨，其死亡年代和真实身份还有待测定研究。这具神秘尸骨究竟是不是墓主人，为何不在棺床内，这些疑问的答案或许只能留待我们慢慢想象。

除了保存完好的石棺床和神秘尸骨，另一个疑惑也困扰着考古人员。“墓主人是一位军事长官，按照唐墓的葬制惯例，只要是高等级的墓都会有大批随葬陶俑。但在长沟大墓里，我们连一个随葬陶俑的残片都没有发现。”程利说。

遍布整座墓葬的多彩壁画也为古墓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墓壁均用白灰抹白，用红、绿、黄、黑等多种颜色，采用平涂、晕染、随线描彩等上色方法绘制精美壁画，内容主要包括乐舞表演、家居生活、彩绘建筑、侍女、动物、植物等。“这些壁画还能帮助还原墓室原貌，比如壁龛底部彩绘图案为莲花座形，由此可推断，现在空荡荡的龛内原应放置镇墓兽或俑。”程利告诉本刊记者，这些精美的壁画将是研究北京地区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和精神追求的重要资料。“但墓室壁画保存极其脆弱，对保存条件要求很高。未来，壁画的揭露和保护工作将是发掘工作的重点。”

刘氏家族

由于墓主人的墓志志盖在发现后并未即刻开启，因而无法获知墓主人的确切身份。但志盖上透露出的两个关键词“刘公”和“唐朝幽州卢龙节度使”就足以引发人们对墓主人详细身份的种种猜测。

“历史上姓刘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先后共有六位，其中刘怦、刘济、刘总是爷孙三代，刘悟拿到了节度使的聘书，却忙于抢占地盘，根本没来上任。而最后两任幽州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和刘守光是父子俩。”宋大川告诉本刊记者，“因此仅凭姓刘和幽州卢龙节度使，还不能确定墓主人的确切身份。”直到2013年6月22日揭开墓志，才正式确定长沟大墓的墓主人正是刘济及其夫人张氏。据史料记载，刘济为幽州人，生于公元757年，去世于公元810年，享年53岁。在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唐朝日趋衰败，唐政府使用了怀柔政策，启动了分封割据管理措施，当时的北京作为卢龙幽州被分封给了河北三镇节度使之一的朱滔，朱滔临死前把节度使的要职传给了表弟刘怦，刘怦又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刘济。“幽州卢龙节度使的管辖范围很大，包括现在的京津，也包括河北保定、沧州一带，向北则达到坝上，包含内蒙古的许多地方，东北方向则直达辽宁。”北京石刻艺术馆研究员吴梦麟做文物工作已有50多年，她告诉本刊记者，“当听说刘济墓被发现时我兴奋不已，刘济墓是当时唐代中后期最大地方官的墓葬，它的发现在北京的考古历史上是空前的。”

“刘济祖辈是幽州昌平人，他的父亲刘怦死后就葬在幽州城外。但到了金代建立金中都后，由于幽州城扩张，刘怦的墓地就纳入了金中都的范围。金世宗完颜雍给了刘氏后代三百贯，让他们把刘怦的墓迁出金中都。至于最终迁到了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个谜。”吴梦麟说，“刘济的墓在房山长沟发现，这为将来寻找刘氏家族墓地提供了线索。”“从唐代中期到金代金世宗近400年间，刘氏家族都是幽州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家族。当时幽州地区有刘、韩、马、赵四大家族，而其中刘家因为世代都是宰相或朝廷重臣而最为显赫。”宋大川告诉本刊记者，“前几年在丰台云岗地区还曾发现做过辽代宰相的刘济后人刘六符的墓葬。”

刘怦、刘济、刘总爷孙三代都世袭幽州卢龙节度使，然而世袭制也暗藏杀机，刘济就是被自己的次子也就是下一任幽州节度使刘总毒死篡权的。据史书记载，公元810年，时年53岁的刘济出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以其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刘济在营中，忽然染病不起，刘总于是乘机毒死刘济，并矫父命杖杀兄长刘绲，自己继承幽州卢龙节度使。由于刘济在任期间对唐政府忠心耿耿，连任三朝，他死后皇帝在其墓志上追封了“中书令”和“太师”的封号。据文献记载，刘济喜欢佛学，他在幽州执政期间，曾花费20多年为房山云居寺刻了《大般若经》、《法华经》、《妙法莲花经》等480多卷经，为云居寺的刻经史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但在文物考古方面因为遗存相对较少，对唐代北京城的研究还存在很大欠缺，而刘济墓的进一步考古研究则有望填补这一缺环。“北京此前已经出土了不少唐朝墓葬，但大多数规模较小，墓主人的身份不高，较为著名的是1966年在丰台林家坟村出土的史思明墓，但墓葬被盗严重，结构不清，只发掘出玉册、马镫等文物。而此次发掘的长沟唐代大墓不仅有完好无损的墓志，还有完整的石棺结构和大量壁画。”吴梦麟感慨道，“北京地区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现这么好的墓葬了。”

（实习生张越对本文亦有贡献）（文 / 邱杨） 长沟考古文物古墓博物馆刘济卢龙之谜千年彩绘壁画空间一座大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