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的傲慢与我们的偏见

（文 / 王星）

( 18世纪贺加斯系列作品《文明婚姻》中的一幅 )

无论在什么年代，任何想对简·奥斯汀说两句的人都必须记住伍尔夫（Virginia Woolf）1923年的警告：“我奉劝那些准备冒冒失失评论简·奥斯汀的人必须清楚两点：第一，她是所有伟大作家中最难理解的；第二，在伦敦某个街区有25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他们不能饶恕任何人对简·奥斯汀有不敬之辞，因为任何不敬的言论都是对他们姑妈的侮辱。”

几乎从简·奥斯汀出版第一部作品起，“简迷”与“反奥斯汀派”就随之诞生，而且阵容相当。一方面，有人强调“简·奥斯汀无奈地忍受着别人对她某种程度的傲慢”；另一方面，“温柔的简”（Gentle Janeism）的泛滥使哈丁（D. W. Harding）这样的简·奥斯汀研究者都开始抱怨：公众对简·奥斯汀的狂热崇拜使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法静心阅读她的小说。

倘若以齐泽克（Slavoj ?i?ek）的视角来看，简·奥斯汀的影响能够延续到今天，一定程度上倒是得益于“简迷”与“反奥斯汀派”之间延续了两个世纪的口水战。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一书中，齐泽克借用拉康（Jacques Marie émile Lacan）的语句说：“真理来自误认。”又将《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与达西最初的相互厌恶与最终的结合解释为“双向的失败”与“相互的误认”构成的“双向沟通运动”（Double Movement of Communication）的结果：“伊丽莎白想在达西面前呈现出一个年轻的、有教养的、充满了才智的女性形象，但她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是：‘你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心灵空虚的、会耍各种手腕的生灵而已。’达西想在伊丽莎白面前呈现出一个自豪的绅士形象，但他从她那里得到的信息是：‘你的自豪不过是卑鄙无耻的妄自尊大而已。’在中断了彼此间的关系后，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偶然事件，都发现了对方的真实本性——她发现了达西敏感、温柔的天性，他发现了伊丽莎白真正的高贵和富有才智的天性——小说到此恰到好处地收场，他们结了婚。”

在齐泽克看来，伊丽莎白与达西初次相逢时对彼此天性的双向误认其实是促成最终结局的积极条件：“我们不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真理，我们不能说，‘如果一开始她就认识到了他的真实本性，他也认识到了她的真实本性，他们的故事就会伴随着他们的结婚而立刻结束。’……假如这对未来的恋人第一次相遇就相知了……他们不能被爱的柔情蜜意粘在一起，他们将变成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俗不可耐的一对夫妻，一个由傲慢自大的富有男人和自命不凡、内心空虚的年轻女子组成的一对夫妻。如果我们想省略由于误认而造成的令人痛苦的迂回弯路，我们就会失去真理自身。只有‘完成’这一误认，我们才被允许接受对方的真实本性，同时克服我们自己的弱点——对于达西而言，是摆脱虚伪的傲慢；对于伊丽莎白来说，是抛弃自己的偏见。”

齐泽克将《傲慢与偏见》视为“文学性的《精神现象学》”，是论证“真理来自误认”的完美个案。借用黑格尔的语言，齐泽克这样重述了《傲慢与偏见》的故事：“达西的傲慢并非事物的简单、实证状态，该事物独立存在于他与伊丽莎白关系之外，它并非其本性的直接财富；只有透过她的偏见这一视角，它才发生和显现出来；反之亦然，只是在达西傲慢自大的视野中，伊丽莎白才是一个自命不凡、内心空虚的女孩……在对方的已被觉察的缺点中，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他／她的主体立场的虚假性，却对此一无所知；对方的缺点仅仅是我们视点的扭曲的客观化。”与之同理，“简迷”与“反奥斯汀派”之间的争执也可以被视为一场有益甚或事实上颇为友谊的“双向沟通运动”，恰如“伊丽莎自在达西的傲慢中，看到的是她自己的偏见的反转意象；而达西在伊丽莎白的空虚中，看到的是他自己的虚假傲慢”，我们的“误认”成就了今天的简·奥斯汀。

( 伍尔夫 )

齐泽克在论述时首先强调，“是此奥斯汀（Austen）而非彼奥斯汀（Austin）”。后一个奥斯汀当然也不是英国19世纪的法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而是英国“二战”后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约翰·兰肖·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这位奥斯汀与简·奥斯汀之间的关联不只在于名字的相似上。1962年的《感觉与可感物》（Sense and Sensibilia）是他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标题与简·奥斯汀《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的相似一望可知。当然，作为哲学著作，“Sensibilia”的含意会迥异于只有几个字母区别的“Sensibility”。“Sensibilia”是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使用的术语：“我将把‘可感物’（Sensibilia）这名称用于这样一些对象，它们具有和感觉与料（Sense-data）一样的形而上学与物理学的地位，而并不必然是任何心灵的与料。”约翰·兰肖·奥斯汀提出，对于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等人关于感觉理论的讨论应该从最早的文本入手，“我们直接感知的总是某些与这类对象不同的对象；这类对象，现在人们习惯于命名为‘感觉与料’。但是这种‘感觉与料’理论恰恰是过度抽象或过度概括产生的一个虚假的概念。”“追求不可能错误是哲学史上最尊贵的大魔头……简要言之，这里关于知识的理论或曰关于‘经验’知识的理论是：它有基础。知识是一个结构，上面诸层是通过推论获得的，基础则是推论以之为根据的与料……与料的特征就在于在这里没有任何怀疑的可能，没有错误的可能。”

约翰·兰肖·奥斯汀认为，“感觉与料”的概念丝毫无助于增加我们的理解力，也不能帮助我们将我们所看到的说清楚。他后来成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创始者。根据言语行为理论，人们说话的同时是在实施某种行为。言语行为理论对产生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语用学（Pragmatics）产生了重要影响。语用学是语言学、哲学和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分析研究影响语言行为（如招呼、回答、应酬、劝说）的标准和支配轮流发言的规则。1975年，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Herbert Paul Grice）在他的著作《逻辑与对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中首先提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概念：在人们交际过程中，对话双方似乎在有意无意地遵循着某一原则，以求有效地配合从而完成交际任务；然而，人们在实际言语交际中，并非总是遵守“合作原则”，出于需要，人们会故意违反合作原则。格莱斯把这种通过表面上故意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的言外之意称为“特殊会话含义”。“特殊会话含义”解释了听话人是如何透过说话人话语的表面含义而理解其言外之意，反讽或幽默也就时常在这种时刻产生。

( 齐泽克 )

格莱斯相信，“任何成功的交际都取决于听话人对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准确理解”，但在简·奥斯汀的世界中这并不容易。20世纪美国作家肖勒（Mark Schorer）曾指出，简·奥斯汀的小说“除了语言暴力别无其他形式的暴力”，简·奥斯汀用“语言暴力”使人们看到“合理的行为规范与人类行为本身随意性之间的鸿沟”，由此展现出人们在社交场合表现的傲慢以及由此产生的冷酷与粗暴。

《傲慢与偏见》随即成为语用学的“富矿”。作为“合作原则”的补充，英国语言哲学家利奇（Geoffrey Leech）在1978年又提出“礼貌原则”（Politeness Maxims）。在语用学学者的审视下，达西对伊丽莎白的第一次求婚违反了大量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仁慈”、“热切关心”之类的反语违反了质量准则；“一想你的亲戚们，我就不能忍受”这样夸张的非公开性‘语用策略’违反了数量准则；不给对方留下选择余地的“说你愿意嫁给我”违反了得体准则；求婚过程中对伊丽莎白家庭出身的不屑彻头彻尾地违背了礼貌准则。如此无怪乎他遭到有同样性格倾向的伊丽莎白的愤怒谴责。齐泽克看到的傲慢与偏见的魔镜，在语用学学者看来正是这种语言暴力的结果。

( 英国文学评论家利维斯 )

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说“知性乃道德职责”，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哲学家也认为文学在道德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间接作用，“通过帮助读者养成和实践设身处地考虑他人生活和视角的核心伦理技能”。在2012年的著作《人性中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甚至把暴力减少归功于越来越多的人阅读小说，他说在18至19世纪的“人道主义演化”中：“我们因为有了间接认识他人情感的机会，整个社会变得不那么残暴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谈论简·奥斯汀的道德观至今仍是件有些风险的事。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说，读者只有从道德关怀的角度才能领教简·奥斯汀小说的形式之美，洛奇（David Lodge）却在他颇有影响力的《小说的艺术》中把这一论断颠倒过来，认为简·奥斯汀的道德关怀只能从形式之美来认识。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的看法应该算是更为折中：“在我看来，道德和宗教是成就优秀喜剧的核心要素……作品必须包含某些东西，而作者采取的态度是严肃的，不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反讽。‘总体反讽’——对任何事都抱反讽态度——有可能破坏反讽本身并且使反讽变得索然无味。”

没有人会拒绝将“反讽”与简·奥斯汀联系。对简·奥斯汀的六部小说做过精细研究的哈丁认为，“作者貌似轻松而实际上在偷偷发泄对周围环境的嫌恶”。在《傲慢与偏见》出版同年的一封家信中，简·奥斯汀说：“我狂野不羁，是因为我不能自主。这不是我的错。”这颇令人想起利维斯对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评价：“天才沉浸于自己的权势和破坏力，否定让人感到就是骄横。”

200年后，想理解《傲慢与偏见》反而成了益发困难的事。现代心理学不仅要求读者在同期诞生的三本小说间同时考量，而且需要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范妮与未来的爱玛间做出自己的选择。罗德汉（Thomas Rodham）在《作为道德哲学家的简·奥斯汀》（Reading Jane Austen as a Moral Philosopher）中指出，简·奥斯汀笔下的人物“一旦被看作如此逼真，正好与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之类现代小说家的微妙心理现实主义相反，他们看起来就像本来面目：特别的道德性情的复杂混合体而非可靠之人。这不是说她的主人公不复杂，也不是说他们没有抓住人性的某种真实，只是说它们没有现在期待的心理学完整性”。当爱玛在心中对自己高喊“以前引导着她的是什么样的盲目，什么样的疯狂”时，齐泽克的傲慢与偏见魔镜中理当映现出爱因斯坦的谶语：“在真理和知识的领域里，把自己当法官的人会在众神的笑声中沉船。 齐泽克偏见傲慢傲慢与偏见达西奥斯汀伊丽莎白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