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梯”村的理想与现实

（文 / 付晓英）

( 桑植县张家湾村在偏远的山上，山中很多路只是河流中的湿滑石头，年幼的孩子要在家长的帮助下才能安全通过 )

“天梯”上的村庄生活

自从因为“天梯”上了电视，张家湾村一下子火起来。这座位于张家界市桑植县西北方向的村庄位置偏远，县城里没有直达的公交车，转3次车才到乡里，还要再走四五个小时的山路。最便捷的方式是开车到山脚下，但即便如此，路上也要开两个多小时，想进到村里，还得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进山的路只能容一人通过，不到半米宽，窄而又崎岖多变，很多路段只是山中河流里大大小小的石头，又湿又滑。带路的向导走在最前面，最常说的话就是“快到了，快到了，前面就是”，可还是翻了一个多小时的山，才真正到达“天梯”脚下。

所谓“天梯”，其实只是两架普通的木梯，半米左右宽，下面的那架有24步，上面的那架有12步，架在半山腰的一点空地上，微微斜靠在山体上，没有任何固定，看上去几乎是垂直的。山路到这里就完全断了，要进村，最快的方法就是爬过这两架“天梯”，向导一直宽慰说梯子很安全、这么多年来没出过事故，可是第一次见到悬崖间的梯子，还是让人不寒而栗。但爬上“天梯”，视野豁然开朗，再走上一二十分钟，就能看到天梯上的村庄，木质结构的房屋、田地、鸡鸭，在山坳间的平地里一一呈现。这里是张家湾村的一个村民小组红鱼洞组，整个小组一共有8户人家，但是住得分散，上了“天梯”后也只能看见一两户，其余几户都分布在不同的山坳间。

对于红鱼洞组的村民来说，“天梯”实在稀松平常，从最初山上有人居住的时候就有“天梯”，没人能说得清到底有多少年。外界成年人心有余悸的“天梯”，问起几岁大的小孩却都是回答“只要不下雨就不害怕爬梯子”。幸运的是，至今为止，“天梯”上还从来没出过事故，孩子们说，最危险的一次赶在下雨天，梯子被泥水包裹，当时6岁的余欣欣往上爬的时候脚下一滑差点掉下悬崖，幸亏后面的妈妈眼疾手快一把扯住她，才没酿成事故。

“天梯”差不多每5年更换一次，“要换的时候旧梯子直接掀到山崖下，做新梯子的时候，组里每家出一个人，从砍树到完工，两天时间就够了，用绳子悬到下面放置好”。余佑泉告诉本刊记者。他家是上了“天梯”后的第一家，加上父母妻儿，家里一共6口人，余佑泉今年40岁，矮矮瘦瘦，一直住在山上，只不过之前住的是茅草房，1984年家里才修了木房子，正式安顿下来。1998年又扩建了一次，最近几年还在房子周边打上了水泥台。“下雨泥巴地不好走，水泥台干净些。”余佑泉说。房子虽然简陋，但是收拾得干净整洁，十几年前，村民找到发电厂，接了线路，山上终于通了电，一度电一块钱，下雨的时候还会停电，但是余佑泉几乎在通电的同时就背回一台电视机，后来又逐渐添置了音响、DVD，还从山下背了一组木制沙发上来，一个一个挨着摆开，铺上软垫子，倒也像模像样。家里水田旱地加起来有十几亩，余佑泉种了粮食蔬菜烟草等各种作物，还养了3头猪和3头牛，生活上基本自给自足，日子过得倒也没有想象中艰难。

( 8 岁的余欣欣正在爬“天梯”回家 )

上世纪90年代，村里开始有人离开，但是总量不多，一年下来也只有几户人家出去。“我们这里耕地少，不少人就去常德一带，那里荒地多，前些年还收农业税，也没有良种补贴等政策，常德本地人不太愿意种地，桑植人就租种了他们的地。也有人出去打工，到广东、浙江各地的都有，这么多年，真正离开村子的占四分之一。”苦竹坪乡党委书记熊东见告诉本刊记者。余佑泉没出去打过工，他说，年轻时候没有钱出去租别人的地，后来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不得不留在家里照看老人和农田。他靠山吃山，每年会有几个月时间上山去采野粽叶、药材，也会去打些野兔、野猪等山货，背下山去卖掉。家里还有480亩山林，每年二三月份都会上山砍几立方米的木材，等待雨季来临有山洪的时候，木头就顺着河流漂下山。“我们就在河边走，漂不动的时候拿钩子钩一下，到山下就有收木材的地方了。”余佑泉说，全家一年的总收入有两三万块钱，两个孩子上学每年要一万多块钱，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再加上肥料等其他日常开销，几乎不剩钱。可是，即便如此，去年他还是花了8000多块钱给儿子余启运买了一辆摩托车。

余启运15岁，读初中二年级，妹妹余欣欣8岁，读小学二年级，都在离家50多公里的龙潭坪镇上学。山上原来有两所学校，但是孩子少，条件差，老师也不愿意到这里来教书，1997年教育改革，学校撤并了。山上的孩子于是就只能去其他乡镇念书，距离大山比较近的乡镇有4个，但是，有的乡镇只有小学，而龙潭坪镇小学中学都有，于是余启运从5岁开始就在龙潭坪镇上学，母亲从那时候开始就在镇上学校附近租房陪读，镇上粽叶厂用工的时候她就去打工，挣几百元生活费。

( 余佑泉（左）和家人在自家房屋前 )

从镇上回山里的家有两条路线，倒三趟车再走四五个小时的山路或者是花100多块钱坐黑车到山脚下，然后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去爬“天梯”。对他们来说，不管从哪条路回家，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很高，所以，减少回家次数成了无奈之举。“以前一个期暑才回来一两次，跟在外面打工一样。我没有农活忙的时候会下山去看他们，回来太麻烦，路又不好走，他们小的时候都是我背着去上学的，买摩托车就是为了方便点，也能常回来。”余佑泉说。有了摩托车以后，回家的时间缩短到两个多小时，余启运骑车载着妈妈和妹妹，一个月能回来两三次。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下度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大山，所以，与父辈们坚守的意愿相比，他迫切地想要离开大山。余启运要离开的理由特别简单：“山里实在是太不方便了，上山下山很麻烦，还要来来回回背东西，其他的也没什么不好，山里的空气比外面好很多。”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但是也没有同学和朋友可以一起玩，以前我一年才回来几次，即使放假也不会在家里待太长时间，山里太无聊了。”

村庄的理想以及现实

( 山坳间散布着张家湾村红鱼洞组的几户人家 )

与“天梯”有关的新闻铺天盖地后，县里和乡里的领导们开始讨论解决办法。最先做出的计划是修建水泥阶梯，但是很快就被村里人否定了。“村民说，修了水泥台阶，两边肯定还得有铁质护栏，上上下下次数多了，护栏会变得很滑，雨雪天更不安全，还不如留着木梯。”熊东见说。于是，县里又准备从山体根部往斜坡上开凿出一条上山便道。“有了便道，就可以不走木梯了，施工队也已经找好了。但是，造价成本很高，县里到现在一共拨款20万元修建整个张家湾村的道路，但现在光修个便道就得花20万元。其实，张家湾村的其他村小组还要偏远些，只是红鱼洞组有‘天梯’显得更典型。经费紧张，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熊东见说。

而更长远的计划是实现村庄的异地搬迁。桑植县地方政府把相关的情况汇报到省里，想利用湖南省的搬迁政策解决问题，虽然正式批准的文件还没有下发，县里和乡里的领导已经到张家湾村走过几回调查村民意向了。“大部分人不愿意搬到山下，也有少数人同意搬迁。”熊东见告诉本刊记者，愿意搬下山的人大多数有些经济基础，出去打工挣了些钱，觉得住在山上不方便。“按照国家的搬迁政策，每家可能会有几万块钱的补贴，还有个‘三通一平’的政策，就是保障搬迁之后的地方通水通电通路，宅基地免费，基础设施由政府部门负责，就能省下不少麻烦。”

而不愿意搬下山的人更担忧的是搬下山之后失去经济来源。“我们住在山里，口粮自己产，每年还能从山里挣两三万块钱，供小孩上学，补贴家里。可是搬下山之后，没有土地，没有挣钱的方法，依靠什么生活、怎么养活一家老小呢？”余佑泉说，“在山下还要自己建房子，现在修一栋房子要10万元，即使有国家补贴钱也不够。”县里和乡里组织了张家湾村的村民代表去考察其他乡镇的移民村。“他们那里确实很好，有大片的葡萄园，挣钱也多，但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水库移民，搬下山之后也都有地种。”余佑泉说。

熊东见则在走访的时候劝说村民搬迁。“我知道他们担忧收入问题，但是即使搬下山之后，山里的田地树林还是村民各家各户的，也可以回来种粮食找山货，村里人变少，药材山货等等还可能更多，说不定是良性循环。而且山上很多老人下山不方便，有病全靠扛着，病严重了家里没年轻人，就只能等死了，搬下山之后至少就医方便，小孩上学放学也方便。”但这显然不能说服村民。“搬到山下住，再上山种地干农活，还要再把收成运下山，这样更麻烦了，解决不了问题。”余佑泉摇摇头。

在村民眼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修条进山的公路。“也不用是多好的路，能进来茅草车就行。修了路进出就方便了。我们在山里住了这么多年，水好、空气好，房屋土地也都在这里，下山之后实在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余佑泉惴惴不安，他也知道在山里修路的难度，“政府的人说要花上千万元，成本太高，难度也大。”

在相关部门看来，修路的确有些不现实。“我们问过交通部门的技术人员，在山区修一里路的成本相当于在外面修十里路，算下来，成本可能要上千万元。即使路修好了，也要有人定期维护，县里根本没有这个财政能力。还要做生态环境评估，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开工修建的，也担心修路破坏生态，在山体上凿路，一旦发生滑坡泥石流就麻烦了。”熊东见说。他尽力去动员村民，甚至提前做了些打算：“国家异地搬迁的政策补贴今年由每人5000块钱提高到每人6000块钱，按照政策是给每个村民发2000元的现金补贴，剩余的钱留作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村民同意搬迁，我们给每人发5000元的现金，只留下1000块钱做‘三通一平’的工作。”但是，这对村民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异地搬迁也还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真正能否实施、能找到多少政策和财政支持并不确定，究竟搬去哪里、资金缺口从哪里补充，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回答。

而回归个体家庭，余佑泉家里的意见已经有了小小的分歧。父母亲已经年过七旬，虽然内心里不太愿意离开家，但还是表示不管在哪里都会一直跟着儿子一起生活。余启运虽然只有15岁，却非常坚定地表示不想在山里住下去。而余佑泉则笑着说儿子太小，不用负担养家的责任，想的是眼前的事，但他却要养活一家老小。“小孩子嘛，想的都是玩的事，也不用挣钱，很多事情都想不到。”

县里很多部门的领导到他家里开过会，余佑泉表达了自己想修路的想法。“但是，领导们不太赞成。他们跟我说，如果只有红鱼洞这一个组，马上就能拍板决定修路。但是张家湾的几个村小组都在山上，交通也不便利，不能因为‘天梯’出了名就只给这个组修路，只修了这一条路，其他小组的村民肯定也不同意，事情就比较麻烦。”余佑泉说。他看上去一直比较平静，但是偶尔也会流露出担忧，话说多了的时候，他会不断重复地说：“还是要修路，不要搬迁。”余启运虽然心心念念想到山下住，但也不对父亲的想法多作评价，他读书成绩还不错，私底下告诉本刊记者他想考大学，或者长大了出去打工挣钱，“要不然还是得回到山里”。而这也是桑植县政府更倾向于对张家湾村实施异地搬迁的理由之一，他们认为更年轻的一代人会慢慢离开大山，村庄会逐渐自然消亡。“像余佑泉这个年纪的人算是村里比较年轻的了，但是再过几十年，这代人也老了，年轻人又不愿意回来，村子自然会无人居住了。”熊东见说。听到这话，余佑泉不置可否，只是低下头尴尬地笑了一下。

对于村庄来说，远期的计划还未达成，但是近期的任务已经开始实施，下山的时候已经是17点多钟，天还下着雨，山路湿滑泥泞，半路上碰到几个人并肩抬着柴油机上山，说是为修替代“天梯”的便道准备工具，“过两天施工队就要动工了”。 天梯现实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