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外物与身内物

( 上世纪80年代的成龙 )

孩童

我是1954年4月7日这天出生的，是父母的独生子，他们给我起名叫“陈港生”，意思是“出生在香港”。听我母亲说，我在她肚子里待的时间比一般孩子长，我的出生对于初到香港的父母来说，意味着新生活开始了。

我父亲陈志平是山东人，仪表堂堂，英朗帅气。他3岁的时候随家人到上海，陈家在当时是受人瞩目的大家族，家人希望培养父亲进入上流社会。成年后，我父亲和另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儿结婚并育有两个儿子。日本侵略中国时，上海失守，父亲不得不放弃家里所有的东西，甚至被迫离开妻儿。

我母亲陈丽丽此时也在上海，她出身贫穷，也结过婚，丈夫是给日本人炸死的，之后带着两个女儿逃难。家里没钱生活，她靠卖点鸦片换钱。我爸那时候是国民党，在海关工作，抓到我妈妈，从她身上翻出少量鸦片，再看她带着个兰花，知道她刚刚死了老公，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就放她走了。尽管我父母两人的家庭背景不同，但战争使他们彼此平等。后来局势越来越糟糕，我父亲带母亲上了去香港的轮船，安全到达香港后，马上结婚，于是有了我。

在香港，我们家尽管贫穷，处在社会底层，但父母极为勤劳，属于信守香港约定俗成的哲理、努力工作的群体。父母很知足地为能够幸存下来而感到幸福。有一次，我回澳大利亚看望母亲，她突然跟我说，儿子，你能借我120美元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要求。我当时问她，为什么提出这个奇怪的数字呢？我母亲说，如果我能给她120美元，她能变成1000美元。我跟母亲到她的房间，她让我帮她从柜子上拿下来一个小包，小包几乎是新的，她从里面把一些旧毛衣放到一边，拿出一捆褪色的钞票，1元，5元，10元地数着，里面没有一张面值超过20元的，加起来总共880美元。这是她20多年清扫工作赚下的钱，妈妈拿着我给她的120美元，将凑齐的1000块钱交给了我。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 成龙童年时的照片 )

我父母在新移民中非常幸运，他们来到香港不久就找到了工作，受雇于法国驻香港大使。父亲成了大使的厨师和勤杂工，母亲当了看门人。因此我出生的时候，发现自己不是在香港下层粗俗的大街上，而是在维多利亚山顶斜坡上的公馆里。

我出生时重12磅，父亲后来说，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婴儿，于是和我妈给我起了个绰号，“Paul”，中文的发音就是“炮炮”，这便成了我的小名。我由于个头太大，是剖腹产出生的，账单是500港元，家里的积蓄根本不够付清这笔钱。做手术的医生没有孩子，她提出将我过继给她，为此愿意支付剖腹产和住院费，甚至还可以额外支付1500港元的过继费。我父亲的几个朋友认为，我与别的孩子不一般，日后或许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如果将我抛弃，日后会永远遗憾。真得谢谢我爸的这帮朋友，没有他们，或许我都不在陈家了。朋友们借钱帮助我爸还清了医院的欠款。

( “七小福”成员合影 )

我爸是典型的山东人，骨子里有抹不去的那份豪迈，面对苦难他有巨大的勇气和决断力。我父亲常常会为自己克服命运带来的悲剧和困苦，以及多年的苦役而自豪。父亲常说，日本军队侵占了中国大部分领土，但他们绝不能征服中国人，这就是我们的文明能延续数千年的原因。因此，在我父亲的思维中认定，痛苦能使一个人得到最好的锻炼，想要成为真正有用的人，就得尽量多吃苦。

我的出生让家里付出了巨大代价，父亲因此希望我能成才，对我要求也特别严格，每天天还未亮透，就会拉着我起来锻炼。先来到洗衣房往脸上和身上泼冷水，为的是让我迅速清醒过来，我那会儿真的很痛恨起早床和浇冷水。接着开始体能训练，跑步、举沙袋、做俯卧撑，并且花上好几个小时练武术。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可父亲已经开始教我北方功夫的基本功了。我爸认为，功夫不仅是一种防身手段，从某些方面看，它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

( 香港电影人吴思远 )

我曾经特意查过，“功夫”二字，在英语中可以不十分确切地翻译成“技巧”。中国的唐代被称为“英雄年代”，功夫被细分成了不同流派，南方风格强调的是强有力的防卫拳术，北方流派是流畅的特技动作，强调旋转踢腿。唐朝皇帝李世民在民间遇到反叛时，就是少林寺的武僧打垮了反叛者。可是，尽管有玩刀弄枪的技巧，人总是中国功夫的重要部分，不使用武术尤其受人赞赏。一个中国拳师即使单枪匹马，仅有铁拳和闪电般的踢腿，也要殊死战斗。现在你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在操练中国功夫，他们认识到，功夫将会引导人们建立起力量、耐心、勇气和敏锐的特性。我父亲比任何人都相信这一点，对他来说，学习功夫和学习做人同样重要。

我那时年纪小，很难体会我爸的良苦用心。我不喜欢去学校上课，觉得待在那里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我会不断地惹事，老师一头疼拿我没办法，我就很开心。老师让我罚站把课桌举过头顶，我有办法把课桌轻轻放下，靠在墙上打会儿盹，或者在要求罚站时，学会如何站着睡觉。老师很无奈，最后在我脖子上挂一块牌子，说明犯了什么错误。譬如，“这是一个吵闹捣蛋的小孩”，或者“这个小孩把所有的书都丢了”……年底被告知还得再读一年级，我爸妈意识到我不是读书的料，就把我领出学校，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

( 曾经一手扶植李小龙的导演罗维 )

这时，一封给法国大使的信成为我们家的转折。父亲的烹饪技术和母亲的管家能力给大使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的工作机会来了，有点好得难以放弃。其中一份工作是去澳大利亚美国大使馆任厨师长，不仅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而且还有机会在澳大利亚获得住房，甚至某一天我们有可能搬到美国去。但是去澳大利亚做事意味着必须放下家庭，我父亲是个很看重朋友的人，他用上男人征询意见的老办法，请兄弟们喝酒，听他们的意见。在他朋友们的建议下，父亲决定把我送到于占元师傅的中国戏剧学院。

这一待就是10年。

( 年轻时的林凤娇在香港街头留影 )

门徒

去学院的这天，我换上了最好也是最喜欢的一套西部牛仔服，戴上帽子，拿起塑料的六发射手枪，这是父母在大使及其家人帮助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现在我还保存着穿着这套衣服的照片。进到学校，门后是个干净但很少装点的小院子。那里还有一扇门，门后面是另外一番景象：20多个男孩、女孩穿着统一的黑白杂色服装，做各种动作；有些人按部就班地练习武术，有些人翻筋斗，做出杂技表演的动作，还有人舞大刀、长矛和棍棒……我从小就是在剑客以及少林武僧故事的影响下长大的，这里对我来说就是天堂。

( “金牌经纪人”陈自强 )

领着我们一家进来的是个10多岁的男孩，叫元龙，是学院里的大师兄，这位大师兄就是日后红极一时的武术指导、导演洪金宝。我爸爸、妈妈要去澳大利亚工作，一走没人照顾我，只有这样的学校可以住校。当时签了10年的合同。这是一份严酷的合同：合约上说，师傅有权得到徒弟挣来的钱，可以惩罚孩子……直至死亡。

进入戏剧学院，师傅给我起了一个艺名“元楼”。在学院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每个人根据资历排位。大师兄，来学院时间最长，排位最高，我当时是最小的，新来的学员，排在所有人的最后。等级绝不可以逾越，如果一个资历深的师兄吩咐做什么，你就必须照做。吃饭的座位也是根据资历深浅安排的，所有的菜碗在餐桌上从师傅传到师母，然后是教员、大师兄，经过十几双手，最后才能轮到我。这时候，几乎剩不下什么菜了。因此我每天开始期盼有更新的学员进来。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正在训练的时候，有人来访，是一对带着小男孩的年轻夫妇。我们心里都很明白，又来了一个新学员。那天午饭后，大家开始做特技训练，小男孩抵挡不住诱惑，我示意他过来试一试。他模仿元龙做了一套复杂的筋斗，那是一个完美的筋斗，一旁的师傅露出了骄傲和吃惊的表情，其他孩子尤其是大师兄心里不爽，显然是没能给新来者下马威，倒让人家出尽了风头。

对于孩子们来说，接下来的事情一定是“复仇”。晚饭后，趁着师傅师母外出。师兄元龙和元泰找茬，小男孩吓得哭起来。我也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挺身出来护这个小师弟，挨了元泰几个巴掌，我的脸被打肿、鼻子出血。元泰似乎没有停下的意思，幸亏师傅回来，才阻止了这一切。我印象深刻，小师弟充满感激地从兜里掏出一颗糖，撕开糖纸，放进我的嘴里。我忍着疼，努力把嘴张大，以便咬住糖。当时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也从来没有问过，直到几周后，才知道他叫夏令震，师傅给他起的艺名叫元彪。10多年后，这个小师弟常追随我和师兄洪金宝拍片。《A计划》、《醉拳》、《赞先生与找钱华》、《林世荣》、《杂家小子》都能看到我们仨。

于占元师傅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是老戏行的规矩，苦练与打罚结合。所有孩子从早到晚，一天训练12个小时以上，训练内容包括从功夫到脸谱的许多技巧。在能上台之前，必须精通这些技能。所有学员都执行同样的时间表，早上5点到中午12点练功，下午继续练，直到半夜熄灯。每天只有6小时的睡眠，日复一日，自由时间很少，所以在长大前，戏剧学院的灰墙几乎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世界。

往后的几年是学院里相对平静的时间，大家偶尔会到梨园游乐场的剧院，看老演员表演古老的故事。我们长得也越来越高，进学院的其他男孩、女孩在经过一番“折磨”之后，被接纳到这个团体。我适应了学校的规矩，平静地过着生活。父亲从澳大利亚回来看我，他和母亲请学院所有师生吃饭，席间我父亲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建议，让我明白了他的举动。他要带着我母亲到澳大利亚去共同奋斗，因此请师傅收我为教子。至此，我一连好多年都没见到母亲，直到长大成人。

一天，师傅把我们所有学员召集起来，宣布将选出7名进表演剧团。元龙、元泰、元华、元武、元奎、元彪还有我入选，成为日后闻名的“七小福”。我们那段时间住在荔园游乐场，长期表演京剧，我们几个人，一出戏里什么都做，像“孙悟空大闹盘丝洞”，一会儿是妖女蜘蛛精，一会儿是孙悟空变小猴，一会儿是天兵天将，那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

戏曲时代结束后，它已经由中国大众文化转变为只受老年人欣赏的传统艺术，香港已经容不下类似师傅那样的学院了。我们所在的“中国戏剧学院”使用的训练方法被看作旧时的，我们元家班的孩子于是也是在戏曲中成长的最后一代学员。

我们签的合约逐渐到日子了，学院的活越来越少，师傅所依靠的表演机会，婚礼、节日甚至还有梨园游乐园正在逐渐消失。其他学院正在关门，职业戏班也在解散，很多脱离了梨园戏班又身怀绝技、富有才能的年轻人发现除了进入电影界，别无去处。大量的戏曲演员涌入电影界，工作的竞争激烈起来。我当时很明白，如果不马上离开，会丧失很多机会。我很了解自己的目标不是群众演员，不是默默无闻的特技表演者，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明星。这时，与我们一起长大的“福星”基本都离开学院了，各自闯荡。我向师傅说了自己的想法，师傅默许了，他只说：主意已定，必须身体力行，我希望你好。

出道

17岁，是青年阶段的黄金时期。我在这时离开了戏剧学院，独自一人踏入了熟悉又陌生的社会，很迷茫——以后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最大的影业公司归邵氏兄弟所有，他们是香港最初的两位巨头，有自己的电影城，规模巨大，占地超过40英亩（合242.8亩），有各异的建筑，从道具棚、音响、舞台到提供给邵氏公司签约演员的宿舍，甚至还有一座仿清朝村落的建筑，许多邵氏影片都用它作为外景地。因为当时盛行古装武打片和侠客电影，特技人员需求量很大。我们是让所有砍杀、猛击、俯冲、拳打和飞行成为可能的无名小卒，电影公司不会拿大牌演员冒险，去做那些可能伤害到他们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公司在乎他们发生意外，而是因为受伤可能会使影片制作陷入停顿或者减缓进度，当时邵氏公司制作的影片是按批量来计算的。

当时对高级特技人员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龙虎武师。要想成为这样的人员，就得去做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难度特技动作。对于我这样刚刚出道的特技人员来说，成为“龙虎武师”是可以想到的最高荣誉。因此我会很早赶到片场，跟最后一批人离开，无论工作多么无聊和疯狂都会争取。

一天要拍摄一组镜头，表现剧中男主角越过阳台围栏背向摔下，需要完成空中转身，双脚落地，警觉地准备开打。当然，男女主角坐在舒服的地方，边喝茶边调情，跳楼的事是由我们来完成。这类坠落大多数是在一根细钢线的帮助下完成的，钢线和服装里用纺织材料制成的钩子扣在一起，穿过一个捆绑在固定支撑点的滑轮上，然后跟一条结实的绳索接在一起，由两到三人负责拉住这条绳索。这套装置将在摔落失误时，拽拉绳索，防止失控垂直落地。

那个导演真的很笨，他提出一个疯狂的要求，下坠不用钢线，认为这样的坠落会像木偶一样呆板。但是，这也意味着特技人员下坠15英尺会有极大的危险，导演甚至拒绝铺设经过加填的垫子或是大量的纸箱以缓冲下坠，并且他只想用单镜头进行广角拍摄。武术指导果断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不希望我们自己的人有任何闪失。

在他们讨论的时候，我一直在旁边思考这个特技的可行性。其实，下坠的问题在于它是背向进行的，你无法看到将在哪里落地，或者计算到地面的高度。成功的关键在于时间，在扭转身体避免产生严重后果之前，计算出所需的时间。我当时就认定自己能做到，而且会去做。

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随着“开拍”指令的下达，我在头脑中飞快地计算时间，在空中平稳地扭转身体，头部朝上，看到了地面，使双腿及时地落在地上，在挺直身体的时候，打了踉跄。导演大喊成功了，并兴奋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当时挺为自己骄傲的，我提出落地时不稳，希望再试一次，要做到完美无缺。当然这里面也有炫耀的心情。晚上特技人员给我起了一个绰号“两次小子”——做一遍是不够的，最好再来一次。大家很激动，认为我为地位不高的特技人员赚足了颜面，当然我也获得了“龙虎武师”的称号。

我是一个不避讳谈自己缺点和过去的人。特技是一份风险极大的工作，大家的心里压力很大，随时都会有受伤或者死亡的可能。因此每次收工后，一帮兄弟就会出去喝酒、抽烟、打架、赌牌九，以此作为释放。我父亲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在机场给了我三条警告：不许沾毒品，不许加入“三合会”的帮派，不许赌博。当时我觉得这三条里面，赌博是最轻的，就想去试试。结果，我辛苦存了9个月的1万多块钱，不到一个月就输光了。没钱了，回澳大利亚做泥工，赚了一些钱，又拿回香港去这样花。

后来还有人叫我加入黑社会，一入会就给我“双花红棍”的级别。这是司令头，杀手的意思，“紫杉”是谈判的。我说不行，我答应我爸爸不加入黑社会。他们打完架把西瓜刀摆在我的柜子里面，我都吓死了。但父亲那几句话我永远记着，绝不能加入黑社会，不能吸毒。

有一天，我靠3000块钱赌一局，赢了差不多12万元的时候，我一分钱没有拿到，被人扔了出来，3000块钱散落一地。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父亲话里的含义。

那个年代不管你帅不帅，只要你会功夫都能做男主角。我作为男主角的第一部戏叫《广东小老虎》，刚一拍完，就遇到武侠片走下坡路，歌唱片风靡，无奈之下又回到澳大利亚打工。两年的时间，冒出8万多部歌唱片，观众很快看腻了，功夫片于是再度走红。

1978年，思远公司拍摄电影《蛇形刁手》，大胆起用武师出身的袁和平为导演，并由我担纲主演。在这部戏里，我做回了自己：一个小人物的悲欢。此前的功夫片都强调的是大侠、大英雄，总是不苟言笑，可我不是这种人，所以让我去演那些角色，真的很别扭。制作《蛇形刁手》时，大家希望重新开创武术电影的风格，为失去感觉的电影业注入幽默和人道的思想。实际上，我们在制作完成的时候就感觉到，这部影片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功夫电影，只是我们没有把握的是，能否把“不同于”理解成“脍炙人口”，而且发行商警告公司，“成龙电影将令财政不可收拾”。

结果《蛇形刁手》大获成功。每个星期，我、袁和平还有电影公司的吴思远三个人一起到制作室查看票房总数，先是香港，然后台湾地区、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所有地方的数字都在上升，票房成绩超过李小龙，并创下午夜场的纪录。我注意到，有人知道了我的名字，外出时也会被人认出来了。

当时吴思远决定向发行商证明，这种成龙风格不是侥幸，而是一个新的电影时代将要到来。袁和平与我商量，主张制作一部有关黄飞鸿的新片《醉拳》，但是不把他当作成年英雄来表现，而是发掘他成为神话之前的特质——懒散、天真、不学无术、具有叛逆心理。我们将《蛇形刁手》成功的模式在《醉拳》中合理完善，影片中，添加了狂放的特技，闹剧式的滑稽表演，以及富有喜剧色彩的哑剧，甚至还有正剧。

《醉拳》以后，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做名人的感觉，大庭广众之下人们跑来，要求签名，孩子们在街上比画着打“醉拳”，报纸开始打电话要求采访，八卦杂志也派出记者跟随我左右。吴思远支付给我5万港元的报酬，这远远高于之前承诺的每部片子3000港元报酬。这比我一辈子见过的钱还要多。

成功

突如其来的名誉和财富对人有很多影响，我是深有体会，一成名自己也糊涂了。你想想今天你拿300块钱一天，明天你有150万的现金在口袋里的感觉是什么？那时我就去买钻石，买手表，买汽车。一次可以买7块劳力士手表，每天换着戴。没事就上午拿奔驰、下午开保时捷撞着玩。进进出出有20多个兄弟跟着，自己觉得这很“拽”。真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完全被蒙住了双眼。通过做慈善改变了我的做人，让我变成踏实、低调、包容的人；在玩古董的时候，又让我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其实我也不懂什么是真古董、什么是假古董，也被人骗过。经历过这些之后，发现整个人变了，看事、看物也变了，奢侈品对我已经没什么兴趣了，钻石表、名车、豪宅对我来讲都是身外物。慢慢我才知道，原来现在我所收藏的这些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但这个价值，不管是我、你、他，或者全世界的人，都是暂时拥有，所以最好应该让它们回归社会，充分发挥物质背后的文化价值。

《醉拳》走红后，早期与我有合约还没有执行完的老导演罗维，放手让我自编自导自演了《笑拳怪招》，取得不错的成绩。这时多家影业公司向我发出加盟邀请，最终选择了嘉禾公司。我在嘉禾的第一部作品是《师弟出马》，1982年嘉禾筹划安排我到好莱坞拍《杀手壕》、《炮弹飞车1&2》、《威龙猛探》。在外国拍戏，受外国导演指挥，我不得发挥，因此这几部电影在当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第一部戏是《杀手壕》，开拍前两个星期我开始恶补英语，这方面我似乎没有太多的自信。之后我白天去老师那里上课，尽量强行灌输英语，晚上看英语电视。除了语言，我还得去尝试一种新鲜玩意儿——溜旱冰，这是《杀手壕》中需要掌握的技巧。我当时在海滨木板铺成的道路上练习，这比英语容易多了，我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从笨拙的滑行到轻松自如地在海滨人行道穿梭。我得瑟地随着音乐边扭动身子边滑行，耍酷做了一个快速足尖停滑的动作，几乎撞到一个戴着墨镜、惊慌失措的姑娘怀里。姑娘很漂亮，一头黑发，我觉得好眼熟，道歉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是邓丽君，她也同时认出了我。

于是，我们两个从未在国内见过面的中国明星，在美国不经意地撞在了一起。我当时建议，可以互相交换签名了，这个傻愣愣的提议，引得邓丽君直乐。缘分天注定，当时一切来得突然却几近完美。我们两人祖籍相同，在洛杉矶同样人生地不熟，同样都在试图学习英语，所住的地方只有几分钟路程，种种的相同，让我们成为朋友，常相约在晚上一起学习，然后宵夜跳舞，谈论各自的希望和梦想。我教邓丽君溜冰，邓丽君教我唱歌，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一次闯荡好莱坞最大的收获和最美好的回忆了。

在《杀手壕》上映前做宣传，蹩脚的英语让我在很多电视宣传节目上发挥不好，一些电视台把录制的专题直接砍掉，我心里不是滋味，反复问自己，为什么放着香港的好日子不过，却要跑来美国受气，我的骄傲，我的自信都去哪儿了？

有一家杂志做专访时，记者不太友好地提出一个问题，美国人不把你当作明星，你感到奇怪吗？这激起了我压抑许久的情绪。我说，你们不把我当明星没有关系，在亚洲，每一个人都认识我。记者也被激怒了，他用话激我：先生，看来你还得努力才能打进美国市场。我提高声调，告诉这个记者：我对美国市场根本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亚洲市场，那里有数十亿的观众，美国才有多少人口？美国的市场太小了。

那天的采访进行得十分不顺，访谈内容发表后，有一派认为我态度傲慢无理，另一部分人则充满了兴趣，希望了解这个亚洲演员为什么底气十足。随之而来的是各类名牌节目、杂志、报纸的访问，我成功了，不再为迎合记者而亦步亦趋，也不因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感觉抬不起头。但同时，我也在认真思考一个问题，自己是否真的这么需要美国市场？是否该回到香港，踏踏实实扎根于亚洲电影业？

看来我的决定是对的。我回到香港，执导拍摄并主演《龙少爷》，其后与洪金宝、元彪拍摄《奇谋妙计五福星》、《A计划》、《快餐车》、《福星高照》、《夏日福星》、《龙的心》，票房皆是一路高开。这时我遇到了“恰逢其时的婚姻”。在台湾停留的时候，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派对，在活动上认识了林凤娇。她是当时台湾顶尖的女演员，被称为最美丽的女人。在台湾电影界有“二秦二林分天下”之说，“二秦”是指秦祥林和秦汉，“二林”则是指林青霞和林凤娇。

林凤娇个性娴静，与我喜热闹的性格形成对照。这次派对分开后，我们两人并没有往来，当时我在全身心忙着准备《A计划》。一天，洪金宝神秘兮兮地跑来告诉我：“你女朋友找你哦，她需要你的帮助哦。”我拨通林凤娇的电话，她说需要一些武术帮助，不是打斗，只需要亲自完成一些特技动作，这些动作并不危险，但是希望学习如何使用保护垫，以及怎样才能避免受伤。我告诉她别着急，你找对人了，我们今晚见，没等林凤娇反应过来，我就挂上了电话。

我带着整个特技队，以及所需要携带的必要物品，当晚出现在了林凤娇的片场。我当时已是亚洲头号演员，出现在任何地方，都有新闻报道价值，带领整个特技团队突然出现，令导演在内的所有人员不知所措。在台湾，林凤娇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之一，人们也喜欢我，也知道我是一个只知道工作的坏小子。我心里很明白，各种流言已经开始伤害到林凤娇，我必须有所行动，保护好她。

在一个工作日，我放下《A计划》，飞去台湾找林凤娇。林凤娇当时正在拍片，她飞奔过来抱住我，导演甚至还没来得及喊“停”。我当时问她，是否有必要改变我自己，做另外一种人？林凤娇反倒问我，你为什么非要改变自己，做一个真实不去掩饰的人，不是挺好吗？她愿意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我对她敞开了一道从未对旁人开启过的大门，而她也对我毫无保留。在我俩初次见面的时候，林凤娇就说过，她永远不会尝试去改变我，即使流言蜚语满天的时候，她依然信守着自己的诺言。在随后的周末里，我与林凤娇秘密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完婚，唯一出席仪式的是我的经纪人陈自强，作为男傧，他把林凤娇交给了我。

家中有了林凤娇的照顾，我在事业上更可以大展拳脚。1985年拍摄的《警察故事》中，穿越巴士窗户追逐的场面，史泰龙照搬在《探戈和金钱》一片中。这部电影替我争取到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受欢迎演员等诸多奖项。1995年，与第一次闯荡好莱坞相隔14年后，由唐季礼执导的《红番区》是我成功打入美国主流电影市场的里程碑。这部戏全部用广东话，配英文，首映的周末创下980万美元的票房，成为香港电影有史以来登上美国电影票房榜首的第一部影片，前后共赚了3000多万美元。1999年的《尖峰时刻》全球总票房约2.44亿美元，在当年北美票房排到全年第七名，制作成本才3300万美元。

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后，想成立一个演艺人协会，于是邀请梅艳芳、许冠文及众多演艺界人士发起。1993年8月11日，近百位香港演艺工作者举行会议，动议成立一个演艺人组织，以加强交流及沟通，进一步提升专业精神。当晚即时选出临时筹备委员，8月25日举行第一次临时筹委会，正式命名为“香港演艺人协会”，首届会长由许冠文出任。

香港影视圈如今能如此团结，就因为有了这个协会。协会至今已有10届，近20年时间。其中很多协会都是由我支持的，他们没有钱、没有地方住，来我这边，我管大家。现在我想做的就是中国的特技人协会，现在中国的特技人员总是得不到公平待遇。我是从特技人一步步做到今天，其中辛酸我最为了解。在某些片场，武行有人包了，外面谁带新人或新团队进来就打谁。哪有这样的恶霸？我就想看看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而且他们的垄断把整个制作水平给压低了。没了竞争，优秀人员进不来，不好的人员得过且过地拍戏，这个就很不公平了。

我也想做一个高难度特技人的训练中心。现在拍电影不只是打拳、会少林寺功夫，必须要全面的人才，你得会踩单车、滑板、飞、蹦、跳、开快车，我要把全能的特技人集中在一起，不管谁来到中国拍戏，需要拍飞车的电影，马上有专业人员配给你。我自己本身也是特技人出身，就想为国内的特技人做一点事情，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是我有这个心，一步步来吧。

（实习记者朱艺对本文亦有贡献）（文 / 成龙） 醉拳身外物身内物香港父亲武打片中国电影林凤娇喜剧片a计划蛇形刁手杀手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