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之灾与失控之国

( 1946年，湖南大饥荒中被救济的儿童 )

序幕：战事和河南的军粮

晋南会战，也叫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初，是1942年河南灾荒的序幕。

这场战役的失败，使黄河北岸完全被日军占领，河南的北部和东部都成为敌占区，郑州、洛阳完全暴露在日军威胁下。更糟的是，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的大批部队涌进狭窄的尚未被占领的河南剩余领土，成为与民争粮的主力。

本来，国民党军在中条山部署了第一战区的19个师，约18万人，守军开山炸石，修筑了许多防御工事。加上山峦险峻，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进攻，日军数次进攻都告失败。但就在日军集结于晋南时，卫立煌因为和蒋介石的矛盾，从战区出走峨眉山，大战在即，主帅缺位。5月7日，日本军队在空军支援下，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先占领了黄河北岸的渡口，致使各集团军彼此失去联络，中条山战役终以中国守军死亡4.2万人、被俘3.5万人而告终。

于是，守卫河南的任务变得格外严重。紧接着是1941年10月份的郑州战役，尽管现在国民党将领的战争回忆常常夸大郑州失而复得，但在多数国外观察家看来，这同样是一场失利之战。

( 1943年，《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的灾民 )

这场战役也让河南守军猝不及防。当时战区部队规定每日要搜集敌情与黄河水文地质报告，情报机关每天要跨河去刺探敌情。由于黄河南岸国军连盐都需要由对岸运来，情报人员也就以跑生意为掩护，来回带货物，成为发财的另一种渠道。军统、战地服务队都设有自己的“情报处”，走私成为公开的秘密，上至汤恩伯副长官部都在明目张胆地走私。

1941年10月3日夜晚，日军在炮火掩护下进攻郑州，可是22师某连士兵报告后，居然被认为是“奸民走贩私货”，等到敌人登陆，河防部队已经伤亡惨重。一个月后，郑州终于收复，可日军并没有被完全驱赶到黄河北岸，属于黄泛区的中牟县城就在黄河南岸，当时参与攻打中牟的22师参谋黄廷选回忆：日军以重炮密集封锁了县城南部，国民党军先后组织了多次强攻，都难以突破，只能选择了在附近修筑工事。

( 本组图片系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由福尔曼与白修德在河南灾区采访时拍摄：剥树皮的饥民；倒在路边的饥民；难民登记 )

为了将日军赶回黄河北岸，中国军队采用了笨方法——挖直河道，将县城隔离在北岸。这个工程意义重大，黄河水利部派遣了两个工程师来协助处理，白天炮火连天，只能在晚上偷偷进行，时值严寒，民工们在河泥里工作，苦不堪言。黄廷选回忆，挖掘工程完工是在1942年初，人人都舒了一口气，谁也没想到，灾荒之年就到了河南。

此时，河南的东、南、北全是日军，而为了巩固河南防线，也驻扎了大量守军。1942年10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谢伟思到河南考察，当地从事救济的人告诉他，国民党军队此时驻守在河南的有大约100万人，因为1/3县城已被占领，这100万人就蜷缩在河南西部。

河南西部的这片区域，从战争开始以来，已经饱经灾难。1938年春和1942年春，两次黄河决堤，很多地区被洪水淹没，或者已经成为抛荒地。因为战争，不少区域已成为无人区，原因之一是兵役繁重。有位郑州的传教士记载，征兵是河南的常规任务，拉伕是每天在做的事情：前线需要大量苦力。在谢伟思的眼中，河南此时就是一个大工地：大批苦力正将已经建好的交通破坏掉；建立起成千上万的炮楼；洛阳正在开挖30英尺宽的护城河；为了分流黄河水，挖掘运河的工程还在进行，还挖了很多战壕以阻止已经挺进到黄河南岸桥头堡的日军。一个民工一天的收入远低于当时洛阳的正常工资。更多的人，只能管每日粮食，连工钱都没有，因为他们属于军队——抗战期间，河南的征兵数目全国第一，征工数量也名列前茅。

大批劳动力被从土地转移出来，许多县城的壮劳力已经减少到了极限，耕地在萎缩。不过，最大的负担，还是来自不断加重的实物税收和征收军粮，在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前，河南不仅要供应驻扎在自己领地上的部队，还要供应山西南部的军队，还包括陕西部队，因为那里相比之下更穷困。

1942年，减少了对外省的供应，却没有改善河南的状况，大量兵丁涌入狭窄土地，结果只能更糟糕：正常年景，全部粮税占农民总收入的50%以上，其中包括正常税收和无法预计的军事方面需求。可是，1942年的河南灾荒，恰好赶上了粮食归中央分配的新政策施行。抗战初期，中国粮食大丰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中记录，由于1938、1939年连续两年大后方粮食产量很高，粮食还处于自由流通状态；但是1940年开始粮食减产，国民政府成立了粮食管理局，开始对粮食分级管理。1941年7月，面对粮食不断减产的局面，田赋收归中央，政府对粮食进行分配，首先要保证的，肯定是军粮供应，然后再调剂民事。

“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如果军队挨饿，日本人就要来占领中国土地了。”这是1943年初，白修德在河南采访的时候，一位军官告诉他的。之所以这么坦白，是因为这确是国民政府的统一思想。白修德说：军队在河南的做法，就是征收比土地本身出产还要多的粮食，他们把农村的粮食搜刮得一干二净。

( 《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采访途中 )

他没有夸张。1942年的春天，河南还是一片青苗茂盛的景象，税率按照正常的年景确定，等麦子结穗，一切似乎可以延续下去，农民在辛苦交纳公粮后，总可以留下一两成的收入。可是突然，大旱来了，之后，是更加可怕的蝗灾。

6月：灾情凸显

在白修德眼中，当时河南省虽然比不上沿海的江苏那么先进，但是比陕西、山西要好得多。“它是一块土质优良的大平原，颇类似于美国依阿华州那一望无垠的土地，但是它的土地不是依阿华州那种黑色的沃土，而是覆盖着清一色的黄沙。有了雨水滋润，年景还算好的，如果不下雨，则颗粒无收。农民就要饿死。”

在中国，在河南，灾荒总是来来往往，不绝于书。翻看抗战时期的资料常常会困惑，怎么年年都有旱灾、水灾和蝗灾？但是1942年的灾荒来得格外突兀。看《河南文史资料》，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带有恐怖色彩。豫西的巩县是个穷困地区，那里的刘庆昭回忆，夏初，是旱情最严重的时期。从阳历4月开始，一滴雨都没有，一直持续到9月，出现了异象：平时欢实的鸡和狗都一丝声音全无，井水和河流一起干枯，树叶也掉光了。夏天的麦苗长不到一尺就彻底干枯了，田地开始干裂，收成毫无指望。以黄泛区的许昌、扶沟为中心，周围十几个县开始往省政府报灾，可是春季禾苗茁壮的景象还留在省政府官员的脑海里，当时任河南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后来在台湾的《春秋》杂志上回忆，省政府觉得是各县为了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双方公文往返，就是没有人下乡勘察。1940年，河南出兵出粮，都属于全国之冠，省长李培基和粮食局长卢郁文都受到过嘉奖。现在，他们不肯立即将灾情上报中央。

就在河南省的决策尚未出台时，更大的蝗灾降临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相似，蝗虫的起源地是被日本占领的河南西北边来的，来势突然。土黄色的云彩飘在天空里，一会向南，一会向北，在上空盘旋，耳听到嗡嗡声，就在人们猜测议论的时候，这朵“云彩”下落了，有选择地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翅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本来河南部分地区到了秋季下了点小雨，夏禾已败，人们都指望初秋种的庄稼能够救命，可是蝗群毁灭了大家的幻想。有人抓住蝗虫研究，这些蝗虫很多是雌的，全身土黄，很长，有6厘米，飞行时，大腿收拢在身体两侧，呈流线型。蝗虫吃完了庄稼就产卵，七八天后，千百万黑色的蚂蚁样的蝗蝻出现了，它们集聚在一切绿色植物上，所过之处，寸草不留。

一个县一个县地飞过的蝗虫开始吃一切食品，包括不能吃的窗户纸和墙上的对联，甚至草席，吃光了若干个县城。不少老人惶恐地说：老天爷要收人了。

灾荒造成的饥饿几乎转瞬就到。大户人家还有储存的粮食，贫民和流浪者成为首当其冲的灾民。一个个村庄开始找可以充饥的食品，许多食品在现在看来，简直是无法想象：各种味道苦涩有毒的野草，麦苗还是珍贵之物；瓜子皮、核桃皮就比较难以消化了；抢收的是树皮，尤其是榆树和柿树，据说里面含有油分；再就是不能食用的红土和白土，包括旧棉絮。1943年初白修德到的时候，发现废弃的村庄里，偶尔可以看见一两个人影，再就是用菜刀和剔肉刀揭树皮的人。“爱树的军阀吴佩孚当年所栽种的榆树统统被揭下皮来了，把揭下的榆树皮磨成粉末再食用。这样，树就死了，再被砍成当柴火烧，全中国的森林也许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征粮减少了吗？不幸的是，没有。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这一阶段，显然还想把努力放在配合作战上。从当时出版的《河南政治》上找到一篇文章，正值灾荒之兆初步显现的时候：1942年7月，李培基抗战五周年讲话《吾人应有之忍耐和努力》，主要展望了一下战局，“今后一年当为战局之转捩期间”，“相信同盟国开始主动的反攻日期，即西方纳粹与东方日寇开始崩溃之时”，鼓励第六年抗战，并提到“今年若干县份二麦复欠收成，秋旱可虑……至于勘灾请赈更当努力办理，总期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并与尽可能范围内，力求民众负担之减轻，精神之安慰”。

措施有以下几项：一、把灾情调查清楚，申报中央；二、详细调查各县户口，并分为四类：充足之户，自足之户，不足之户，待救之户；三、到西安谒见蒋介石面陈灾况。奉令将本省征实征购减为200万大包，并令召开会议议定，缓征了30余万包，到1943年麦收后再征。并批准拨借一部分维持粮（实际上1942年的军粮征购自5月底启动，早已完毕，减免没有意义）。四、决定救灾的办法。

征收军粮的任务没减免，1941年，河南承办了第一战区的200万大包小麦，1942年度的军粮，按照军政部的核算，第一、五战区都应该由河南承办，即使经过了减免，最后也得出280万石的总额。这么大的额度，在谢伟思看来：远超过实际需要。中国军官一个经久不息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超过实际需求的人数，这样，他们可以牟取私利，洛阳粮食市场上有很大一部分粮食就来自此。另外，征粮过程并不公正，作为基层负责征集粮食的保甲长，很多就是地主和乡绅，他们通常运用权力，使自己的亲朋好友减少纳粮额度，而贫苦农民的粮食还是被征集去了，这就和被拉去当壮丁的子女多是农夫子女一样。

到了农历七月，每天开始有千余人逃离河南，因为实在无法完成征粮任务，所有人口开始流动，往陕西、甘肃和四川北部而去。在很多农村，开始抗议征粮。还是刘庆沼的回忆：河南巩县的农民在县政府门前下跪。“县长，还要老百姓不要啦？”不过得到的还不是不征粮食的保证，而是县长亲自去当地的大巴沟祈雨的承诺。

更多地区由军队直接征粮。抗议是分散而没有效果的，人民在看到抗议无效后，开始宰杀牲畜，廉价变卖农具和家当，然后上路逃荒。美国救济委员会统计，仅密县一个地区，就有10万人背井离乡开始逃难；7个重灾县，有46万人逃难。

不安宁的重庆

李培基是在哪一天面见蒋介石陈述灾情的？史实已无法考证。不过显然他并没有如实汇报灾情。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事后称，他去中央申报河南灾情，因为李培基没有如实申报，他的申报反而被中央训斥了，军政双方为此结下了怨恨。

后期的大量资料可以证明李培基的犹豫和糊涂。正是这种迟疑，使河南错过了报灾情的最好时机。当时河南的地政部长李敬斋后来在《春秋》杂志上回忆，蒋鼎文确实号召自己的士兵每天节余食物二两，为期三个月，要求用这些粮食去救济灾民。军队希望政府迅速从外地调拨粮食。36集团军的司令李家钰去重庆找何应钦，也汇报了河南的灾情，可是何应钦说得也很肯定：灾情不能随便报，地方政府没有报，军队报告就是无效的。10月份，中央政府派张继和张厉生两位大员来河南视察灾情的时候，在密县召开了一个灾情报告会，省政要员及各县都派代表参加。李培基在赴会途中传话给代表们，叫他们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有参与者回忆说：“开会时各县代表痛陈灾情惨重，官吏对此竟熟视无睹，饿死的人触目皆是。张厉生在会上说：‘在我们未到河南时，只知河南有灾，而不知灾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后来才知河南灾情如此严重，李主席你不能辞其咎！’”

之后，在河南军方宴请的筵席上，张厉生曾当面质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全刮干了。”张厉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捋脖旱！”（当地方言，掐脖子之意）。

不过，单独把灾情汇报不力推在李培基身上还是不妥的。1942年夏秋之际，正是蒋介石烦躁之时，与史迪威的矛盾正在加剧。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之后，本来决定被选派往北非的史迪威被派到中国，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可是，这个参谋长没来多久，在和美国记者谈到蒋介石时就说：“他是一个无知、文盲再加上愚昧的、狗日的乡巴佬。”

按照蒋介石的理解，史迪威就应该就像银行里的现钞出纳员，他需要什么，史迪威就应该向美国汇报，他想要枪、飞机、汽油、军需品，这些东西就应该源源不断地到来。而且宋美龄的介入使得矛盾加深，她经常把将军们叫到一起，和史迪威讨论他们的需求，然后对待史迪威的方式就像是个管家对待一个表现出色的好孩子，给他一点零钱一样：“我们希望看到你确实是个将军的样子。”史迪威在日记里写道：他们是一帮混蛋。

李培基向蒋介石面呈河南情况时，蒋介石确实正面临多重问题：盟军在缅甸战败，史迪威拒绝乘坐飞机撤退，多日后才在印度出现，蒋介石觉得他的态度已经到了离奇的地步，应该送到美国军法审判。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齐锡生研究了这阶段蒋介石与宋子文电报的每段内容：蒋介石确实面临困境。中国的飞机数量极其少，当时美国援助英国的飞机是2200多架，给中国的只有392架，其中还有不少教练机，蒋介石认定美国不尊重中国，他给宋子文的电报中写道：“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完全以帝国主义和趾高气扬的姿态对付中国，而不关心中国区的战务。”他所要求的反殖民主义原则也被英美拒绝写在“太平洋公约”中。国际同盟协议才定了6个月，蒋介石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悲观。

7月开始，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决定访华，调节蒋介石与美国的关系。他的使命是告诉蒋，美国没有把中国看成次等盟邦。而整顿重庆，留给居里一个好印象，是蒋介石的新任务。按费正清当时的看法，当时的重庆是许多“旧盒子堆积起来的一个大垃圾场”，这是当时中国最肮脏的城市，老鼠和猫的个头一样大，迷宫一样的黑暗狭窄的街道通过成千上百条陡峭湿滑的台阶通往江边，政府的到来使新旧冲突加剧，机场每天起降大量飞机的同时，大多数人都乘坐黄包车在街道上行走；邮局每月处理20万封信件，可是当地人多数是文盲。

这一切之外，还得加上日本人旋风似的轰炸，街道上随处可以看见尸体。“一些尸体停放在屋内的棺木里，而另外一些则暴尸街头，只用一些草席覆盖。而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半却是灯火通明，生活一如既往。”半个城市一片漆黑的景象肯定给写这段文字的路透社记者以深刻印象，他尤其忘不了的是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睡在马路上，一个小女孩靠墙坐着，看样子是睡着了，实际从她脖子流下来的鲜血可以看到她已经死亡。各国的大使馆附近都是“尘土与瓦砾的荒原，像烤炉一样热”。

作家韩素音对这一时期的蒋介石的描述是，听到有日本飞机轰炸的消息，他就进入掩体，笔直僵硬地坐在硬木椅子上，双臂抱十，后背距离椅子靠背有6英寸的距离，这就是他的休息。对于外面的爆炸声和多数人的汇报，他的表情是无动于衷，脸上带着克制的厌恶表情。对于此刻的蒋介石而言，美国的飞机援助，显然比起河南的大灾荒更让他关注。

无力的救济

张继和张厉生等人在李培基的陪同下，由洛阳出发，依次到登封、偃师、密县、许昌、鲁山等地查灾。“路上见灾民在扒树皮，张厉生却硬说是地方上故意做给他们看的。”二张虽然也大骂李培基，可是为什么这么怀疑？原因还是在于他们的思路：大举救济河南，或者免征军粮，面对的可能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下降，直接导致领土丧失。

11月3日，二张等抵达西安后，在与陕西省主席熊斌洽商豫民西迁办法时，张继曾提到河南的灾情说：“豫省虽亢旱成灾，但各地情形尚称良好，至灾区善后问题，中央及邻省均在办理中。本年豫省冬耕业已竣事，耕地较去岁增加甚多，如雷雨及时，则豫省明夏丰收已可预卜。”他们只是虚妄地寄托于1943年的情况改善。

河南省内的大员也开始寻访。当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回忆：他一路看到的是各县县长的惨淡经营，荥阳县的县长为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失声痛哭。而在郑县，县长讲的是当地百姓完不成军粮交纳，一家5口投河自杀的故事。沿线全是逃亡的灾民，张仲鲁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妇女已经饿死，可她的孩子还不知道，还挂在她的怀里吃奶。另外就是人吃人的惨剧了。“当地政府都以不体面而忌讳，所以只有现场被举报才知道这种事情不是少数。”他在鲁山县就看到了当地的通讯队长举报邻居家发现了孩子的骸骨。更骇人听闻的是，许多家庭正在交换孩子食用，相比之下，张仲鲁亲眼所见的父母因为孩子饥饿，内心不忍，因此就活埋了孩子的故事就很平常了。

根据目前资料，蒋介石通过多方渠道听说了河南的灾荒，否则不会在八九月间在西安王曲军校的军事会议上减掉一部分河南军粮。后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书霖在会议上奉命上台汇报河南的粮政，结果刚下台，就听到委员长大骂中央粮政部门的人，刘书霖吓得不敢举步。当晚，粮政部门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把附近地区的存粮运往河南，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

但是，战争使粮食的输入变得更为艰难。当时河南的日常交通基本瘫痪，本来在正常年景，陇海线可以贯穿东西、平汉线纵贯南北，粮食可从四面八方进入，可是现在，三个方向都在日本人控制之下，唯一来自陕西的陇海线也受运输能力的限制，因为潼关开始有80公里的路线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这条岌岌可危的铁路线只能每晚运送两列火车的粮食，10月份，谢伟思在寒风中看到每列10个车皮的火车正在进入河南境内，在日军的交叉炮轰下，有时候要走弯道，可是，这些粮食是属于军需的。

卡车可以运输，可是陕西省断然拒绝了运输粮食进河南供灾民食用的方案，理由很直接：因为陕西也缺粮食。

湖北省社科院的宋致新是偶然介入河南大饥荒研究的，她的父亲李蕤1943年在河南的一家地方报纸《前锋报》上做过关于灾荒的系列报道，她也因此对灾荒有了关注：“当时不仅是陕西，河南省的粮政部门还找过位于湖北老河口的陈诚，我看了一些资料，政府是答应运输部分粮食进河南，不是免费，是河南省粮政采购；后来又停顿下来，原因不明。安徽也答应出一部分粮食，可是后来也没有消息；各个战区各自为政的积习已深，我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1942年10月，谢伟思的考察是，政府在进行一项为时已晚的措施，就是不再征集粮食，可是1942年的粮食已经征集完了。白修德的评价是：此举不是无知就是伪善。

另一些措施包括拨款。据美国救济会的人说，政府拨放的救济款项很快就发完了，可是发到谁的手里了？“不在农民手中，而在穷途末路的地方基层官员手中了，总之，赈款少得可笑。”当时做河南三青团会计部出纳员的司殿选后来回忆，当时三青团负责调查各地灾情，结果通过他们下拨了200万元的救灾款。“当时的支团部主任王汝泮叫我说，走，拿灾款去，结果去了银行，银行说不能一次拿这么多，听说是救灾款，才发放出来，两个大皮箱装的钱就运到了王公馆，事后再没有听说这笔款项的下落，只是听说王在许昌老家买了500亩地。”救灾款中，有一部分是发放给农民买种子的款项，可始终发放不下来，最终，各村落还是荒芜一片。白修德1943年到河南的时候，不少村落里鬼魂般地飘过一两个老人，许多村庄把自家房子的大门用土堆住，只在下面留一个狗洞爬进爬出，他开始以为已经是无人居住，后来才知道，是家中尚有一点余粮的家庭怕别人借贷或抢劫，索性把房子堵上了。唯一听到一个村庄有响声的，是还有两个妇女在号叫，可是没人来看一眼。“若是平时，会有一群人来围观的。怎么啦？莫非她们是在为死亡而争吵？”

许多相当空洞的计划正在提出，比如开放全河南的粮仓，购置大量粮食到河南分配，包括以工代赈，为婴幼儿建立家园，这些计划由于需要大量款项，基本上都无法实现。还有人发明了用红枣、山药等做饮食的“耐饥丸”。

即使是善政，在当时混乱的状况下，也很难实施。不少农民想卖地求生存，可是省政府害怕奸商乘机剥削渔利，下令限制了最低出售价格，没想到，导致了土地根本卖不出去，丧失了最后的求生机会。古董集市倒是畸形地繁荣起来，一个小小的县城，往往有几千人在出售古董，都是想换口东西吃的人，有皇帝赏的红缨帽，价格低得惊人：一个妇女把她陪嫁的家具全部都送来了，一共就换了够她家吃一天粥的钱。与此同时兴旺的，是女人的“人肉”市场，一个人大约就是两天的粥钱。

河南的灾民不断冲破限制去重庆揭露灾情。1942年秋，河南三个代表刘庄夫等人去重庆要求面见蒋介石，可是没被允许，公开活动也受到限制。一位参政员郭仲槐拿了70多种河南灾民食用的东西，如树叶、草根，包括河里打捞出来的卖出昂贵价格的蔺草根在重庆展示，也很快被限制。

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河南，政府允诺每个人可发放一定路费，还可免费坐火车从洛阳到宝鸡，每天有幸运的3000人可以坐上火车，还有一些人步行逃亡。陕西省政府开始决定接纳三个新垦区的灾民，估计可容下10万人。当时在西安北关收容站工作的张金星记得，开始涌入的难民每天还有一斤粮食发放，安排专人辅导灾民，让他们心里放宽些。他们遣送了1000多人去甘肃长武移民，可是很快，大批难民的到来让西安招架不住了，他们开始拒绝接收，无数难民因只能靠步行，最后聚居在城市边缘的草棚茅舍里。

逃生之路：陇海线

唯一没有断裂的陇海线上的洛阳，成为出发的起点。宋致新的父亲李蕤1942年还在洛阳的印书局工作，那里是印刷中小学课本的地方，因为灾荒，洛阳这些机关也处于半停顿的状态。而他的妻子在郊区平乐镇的私立学校教书。“母亲每天回来说社会上的见闻，父亲有时候找学生借自行车去洛阳看，没想到，那里已经成为灾民的集散地，我父亲管那里叫灾民的‘大聚口’。”

尽管火车一车车拉着灾民往西边去，可是在李蕤看来，车站里的灾民一点也没有减少，附近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关闭房门，因为一开门，就有各种灾民涌进，感觉灾民要击破整个洛阳。北山岭打下了100多个窑洞，可是大街上照样挤满了灾民。

火车站的货车没有盖顶，上面已经堆了货物的照样挤满了人。因为人多，很多人在车还没开动时候，就像要掉下来，可是他们一动也不敢动，因为害怕到开的时候火车不等他们。有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手里捧着破棉袄，大概是希望卖而没有卖掉的，家里人还空着肚子。附近的火车正在装卸麦子，旁边几丈远，坐着成千上万的妇女孩子。一看洒落一点，他们就冒着皮鞭的打击，去抢那几粒撒落的麦子。“如果平分的话，每个人也未必能分到一颗，可是大人孩子还是抢得满地打滚。”

正在看着车站，李蕤又发现一群人追打一个老人，老人像个芦苇一样脆弱，那个追他的人边哭边打，说自己一件布衫就换了个烧饼，还被老人给抢走了。十几个人挤上来，那烧饼转眼成了渣，几十双手都集中在那烧饼上。洛阳的集市萧条到了顶点，所有卖食物的摊子上都罩着铁丝笼，就是害怕人抢夺。几分钟后，老头已经昏迷不醒。李蕤就这样出了洛阳，一走出之后就发现，洛阳的情况算是好的，周围的县城，要么是卖孩子的，要么是躺在路边沟里的死尸，一只干瘦的狗正在啃食，他砸了石头过去，可是很快，更多的野狗围了上来。

陇海线的沿线各站都挤满了灾民。这种历经几个月的逃亡反而更加严重，主要是政府的救济不到位，导致灾民越来越多背井离乡。1943年2月，白修德从宝鸡到洛阳的途中，看到了一处豁口的小站，周围几英亩全是难民。他们在大冬天里胡乱包裹了自己，等待着一切方式能逃离河南。“他们有的裹在毯子里，有的用手巾包了头御寒，偶然有戴皮帽子的。他们都是换了自己最好的服装逃亡出来的，中年妇女们穿了自己的嫁衣，红红绿绿的，上面布满了斑斑污迹，在难民队伍中十分惹眼。”难民们把自己的家当都拿了出来，包括座钟，能卖掉的东西已经都换钱了，这剩下的，是还没有卖掉的东西。

第二天，白修德坐着一辆摇把车在铁路上前行，为的是目标小，不会被日本兵的炮火攻击。他穿着大衣裹着自己，一天行驶下来，感觉像是个将军在检阅，不过检阅的是灾情。“血迹不是大饥荒的典型标记，这些血迹来自难民列车上坠落的死伤者。在寒冷的夜里，他们冻僵的手指无法抓紧边沿。”这些坠落的难民或者断了腿，被列车碾过的地方已经有白色的骨头露出来，或者浑身血肉模糊，不知道他伤了哪里。白修德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一点药，并且保证给他们找医生。其实这也是无稽之谈。铁路两边无尽的难民队伍并没有能力救助这些伤残者，他们自顾不暇，许多孩子向躺在地上的亲人哭号着，意味着有新的人在死亡。

当他到达洛阳的时候，夜幕中的火车站里，难民像牲畜一样被塞进闷罐车，尽量压缩得紧密些，父亲拉着孩子像一件行李一样悬挂在车外，很快车开起来，也可能是死亡的下场。有些难民手里拿着官员发放的红布条，上面盖有免费乘车的章子，可是没人要看这些，这里像是一个野兽的世界，白修德说：“可是这世界的主体不是野兽，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种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人民，就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其一生中也经历了节日庆典、有条不紊的文化仪式。”

穿过尿臭和尸臭的街道，他去洛阳的天主教堂找梅根主教。梅根主教告诉他，只有在最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离开教堂。一个白人走在街道上，很快会被包围，教堂外有无数的妇女孩子，会马上号啕着乞讨，就是为了一口食物。每天早晨，在教堂门口遗弃的孤儿已经远远超过了教堂能接纳的人数。为数不多的基督教传教士，在白修德看来，是灾荒和理性之间唯一的连接纽带，他们还能有一点点珍爱生命的理性。

逆逃生之路的寻访

1942年12月，《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去了洛阳、叶县等地探访，他的《豫灾实录》报道了卖一个人甚至换不回4斗粮食，还有政府从减征购的消息有假，许多地方要是征购不够，就把人抓到县政府，几天几夜不放人。正是这篇报道加上王芸生发表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触怒了蒋介石，开出了《大公报》停刊3天的惩罚，结果《大公报》销量反而大涨，一下子增长到了10万份。

《大公报》的报道引来了白修德的探访。他先到了洛阳，然后和《泰晤士报》的摄影记者一起，从洛阳到郑州，描绘了地狱般的情景。这篇报道被美国《时代》周刊刊登后，美国舆论哗然。

与此同时，还有一人所做的报道却被忽略了。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河南《前锋报》的特约记者李蕤的报道。宋致新告诉本刊，报纸是河南南阳的李敬之办的，他家有钱，还开办有酒厂，他自己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于北大的国学门。“他有股勇气，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劲头，所以他把家产变卖了，专门办了这家报纸。早在1942年夏秋，他就刊登社论要求河南减免灾民交纳的粮食，可能因为是当地办的报纸，呼声不大，也没人理睬他。不过他并不停止呼喊，我父亲在1943年1月寄了一篇报道《无尽长的死亡线》给他，当时父亲是自己写的，没做发表的打算，结果他刊登出来了，还鼓励我父亲从洛阳到郑州做长篇报道。父亲又找学生借了车，我母亲虽然怀着我大哥，住在北山的窑洞里，但还是鼓励父亲去报道灾民的情况，把积蓄都拿给了他。”

所以，李蕤早于白修德一个月去了郑州，在这条道路上，目击了无数死亡和逃荒的场景，这些成为他的报道的主要内容。当时的社会秩序虽然混乱，但还没有完全崩溃，各个县城还有一两个车马店开着，李蕤在郾师县城看到了每斤4元的棉籽饼，这是平时牲畜都不食用的东西。走到洛郑公路边上，路边全部是捡大雁粪的，这也是当地的主要饮食了，据说总比观音土要好。越往下走，吃的东西越出奇，包括各种树皮做的馍，黄河滩上挖野草的人群密集到简直比市场还热闹。除此而外，就是死亡的孩子，路边不断有人拉着他，告诉他一分钱都不要，就可以把自己家的男孩女孩带走。

除了报道灾荒，他还有一个任务，去故乡汜水把自己叔叔家的孩子带走。到了叔叔家，家里已经没有粮食8天了，吃的全部是草根和树叶，他把带去的馒头拿出来，暂时缓解了死亡危险。随即，他带着弟弟上路了，不是带回自己家，是希望能送到郑州由国际救济会兴办的难童学校。当时的难童学校人满为患，根本难以进入，和白修德在教堂外看见的场景一样，无数的孩子围在外面，进去就是生，进不去就是死。他一走近，立刻有无数孩子拉着他的手，希望能带进去。国际救济会采取的方式是：直接把救济粮食送到灾民手中。可是没想到的是，因为听到这个消息，无数灾民涌向郑州，可又得不到救济，因为国际救济会已经尽力了：只能收留4000人。结果两周内，1700多人饿死在郑州。

救济机构在这种时候，一样是地狱般场景。白修德去了汤恩伯办的孤儿院，汤恩伯命令手下的军官每人都要领养一个孤儿，士兵的薪水也要捐出一定比例，可是孤儿院的臭味使白修德在几个月后还难以忘怀，他没有闻过比这更难闻的味道，4个婴儿塞在一张床上，个子大的就放在草上，他们的身上都是呕吐物和粪便，谁一旦死亡，就马上被清除出去。

白修德到了郑州，发现12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只剩3万人，街道上衣衫破烂的难民游动者，奄奄一息，很难分清他们和死者有什么区别，天主教会在发放谷糠，可是很多人拿了证件也无法领到。

最让白修德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个军队的司令部里，几位农村的官员请求见外国人，他们手里拿着请愿书，请求他带回重庆，上面写着农民的负担太重，每亩地只余下大约两磅的粮食给自己，联想到路上没有吃的农民还要把自己家的草料和大豆拿出来供应军马，他想接下这请愿书，可是司令官立刻大声吼叫，并没收了请愿书。“我开始尽量用头脑，而不是感情来工作。”他的结论就是，政府不管不顾拿走了农民活命的粮食。

尽管目睹了无数的死亡，还是有场景让白修德崩溃：一对在荒凉的街道上躺着的男女，他们用自己的身体温暖对方，那种怀抱着自己爱人死亡在荒凉、冷漠的世界里的场景，深深留在他脑海里。（文 / 王恺） 之灾失控河南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