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一个美国记者的历史探索

( 白修德（摄于1958年） )

结缘中国

容克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一段时间后，伴着轰鸣昂然冲入云霄。“蓝、红、白三色组成的手镯般的光环盘绕在香港的夜空”，而飞机很快就将它们抛到脑后，进入了一片黑暗——这是1939年4月，陷入战火的中国。第一次坐飞机的这位美国小伙子，还有一个月才满24周岁。俯瞰脚下这片大地，不知道未来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生活。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一个在常春藤名校苦读的大学生。眼下的一切，正如他38年后在自己的传记《探索历史》（注：英文原著名为In Search of History-My Adventure，也有译《寻找历史》）里所描述的那样：“我正在飞进风云迭起的，最雄伟壮观的20世纪。一种出乎预料的快速，啪的一声中断了我同祖国，同波士顿，同家庭及哈佛大学的最后联系。”

1915年5月6日，一个新生命诞生于波士顿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这个名叫西奥多·怀特（Theodore H. White）的男孩便是日后的白修德。白修德的祖父是一位犹太教士，父亲大卫·怀特早年住在明斯克，也是一名犹太教士。为了避免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征召入伍，以及摆脱家庭严格的犹太教规的束缚，16岁时离家出走，只身前往美国，最后在美国东北当律师。算起来，白修德属于第二代犹太移民。

白修德是家里的长子。成长于大萧条时代的白修德，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贫困。他后来回忆说：“我家4年没买新衣服……买腌牛肉的时候，我让店主把1/8磅的牛肉切成6片，以使家里每人一份。店主斯科夫先生奇迹般地把仅仅1/8磅腌牛肉分割成6片，每片都薄得像纸一样，举起来对着天空甚至能看到透过来的阳光……”

( 1939年8月22日，重庆市南郊遭日军轰炸，老百姓抢搭渡船逃生 )

1931年，父亲的去世，让这个有着4个孩子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母亲只能靠每周11美元的福利救济金勉强维持全家的生存。尽管白修德在第二年以优良成绩毕业于著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而且被哈佛大学录取，但是家庭状况迫使他只能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以卖报纸来补贴家用。

白修德不甘此命运。两年后他向哈佛大学重新提出了申请，不仅幸运地获得了通过，而且还得到220美元的奖学金。当时波士顿一位叫哈里·巴勒斯的作家为报童提供一笔奖学金。巴勒斯在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的陪同下，亲自与每一位奖学金申请者会谈。不知道是否因为报童的生涯给了他顽强的意志力，以及要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当时一位委员对眼前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并不看好，认为他没有足够的精力完成大学学业，可是巴勒斯说：“请看他的眼神，他会成功的。”于是，他又幸运地拿到了180美元的奖学金，凑齐了学费。1934年，白修德进入哈佛大学读书，这也意味着他迈上了闯进美国精英阶层的第一个台阶。白修德的大学同学有来自肯尼迪家族的小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atrick Kennedy），当过国防部长的温伯格和前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纵观白修德的人生，可以说是美国版“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

( 1941年，《时代》老板卢斯（左）和白修德在中国 )

白修德一生打下浓厚的中国烙印，追溯起来，当初也是因为一种意外的缘分。虽然进入哈佛大学，不过他的贫寒出身以及犹太身份，仍然使他远离由贵族子弟以及来自富裕家庭学生形成的哈佛的“主流社会”——白修德将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面。渐渐对历史产生兴趣的他，本有志于修西洋史，可是哈佛大学的阅览室既拥挤又冒水汽，而对面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则空无一人，于是他便跑到这边来看书。有一次在翻阅古装中国书籍时，白修德对里面的汉字产生了好奇心，进而视为一种挑战开始学习汉语。

大学三年级时，白修德遇到了此生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个人之一——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这一年，费正清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哈佛教书，虽然也是初出茅庐，但费正清让白修德感到“生命的呼唤”，是费正清的中国课程深深打动了他，他后来转入哈佛的东方研究所开始学习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第一个学生。

( 1942年，美国远东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左）与菲律宾总统曼纽尔·奎松商讨科雷吉多岛问题 )

只比白修德大8岁的费正清与夫人费慰梅对白修德关怀备至。白修德对导师也终身怀有感激之情。他回忆说：“他开发我的智力，整理我的思路。他不仅仅教我‘中国研究’这门功课，还让我学会了思考。”白修德唯一的儿子叫David Fairbank White，中间的名字即取自费正清（John K.Fairbank），可见白修德对费正清感情之深。

被誉为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的费正清，不但一生撰写了大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而且也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培养了一大批日后甚有影响的中国学研究专家。费正清晚年曾在一段书评里写道，他自己一生桃李虽多，但最得意的学生只有两人：女生是芮玛丽（Mary Wright） ——后来成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即是她的弟子；男生则是白修德。

(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形 )

走进中国

白修德最终走上新闻道路，也与费正清干系颇大。在费正清眼里，比起走学术道路，这位弟子的“性格、欲望、自我表现，可能更适合于当记者”。费正清早年在中国认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觉得白修德也可以做斯诺正在做的事情。

( 1943年2月2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夫人在弗吉尼亚州陪同来访的宋美龄 )

因为成绩优秀，1938年，从哈佛毕业的白修德获得了著名的弗雷德里克·谢尔登旅行奖学金，这笔金额为1500美元的奖学金可以支付他一年的旅行费用。白修德决定用这笔钱到中国，为此，他在毕业后的那个暑假还参加了一个汉语强化培训班。

带着导师费正清送给他的一台老旧的打字机和6封推荐信，白修德从波士顿登上了“罗斯福总统号”轮船。正如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坦承，此时的他仍是一个“恪守古老社会传统的纯正的犹太教徒”。对龙虾、猪肉、火腿这些非犹太教食品从来不敢问津；和导师费正清共进早餐时，“我总是把咸猪肉推到鸡蛋一侧，再藏到烤面包片底下”。不过在漫长的旅行中，他经历的那些不同的世界，也让其眼界也大为开阔，“在业余时间我试图用在哈佛学到的历史教程去解释旅途中所见到的一切”。

( 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肯尼迪与夫人杰奎琳来到纽约街头并发表演说 )

到达中国的白修德最初一段时间一直在上海活动。有时他四处闲逛，晚上和一些失业的外国记者一起喝酒。从他回忆录里的记录口吻来看，他对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并不是那么喜欢，“这个城市在痛苦，我也跟着痛苦”。其间他曾前往天津和北平，还闯进过日军的新闻发布会，“不顾羞耻地讨那个日本皇军发言人的欢心”，以试图拿到进“满洲国”的通行证，但都没能如愿。登船时的白修德，还曾设想自己在结束这段旅程之后回国成为一名历史学教授。可是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待了两个月之后，他竟然想留在中国，不想回波士顿了。

离开美国之前，在费正清的建议下，白修德与《波士顿环球报》出版人签了一份协议：途中他会定期给《波士顿环球报》发一些文稿，以挣一些稿酬。等轮船航行到了香港时，他才发现自己在经过中东时写的一篇关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的文章已经被刊用。比起挣到的8美元稿费，对他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份报纸，我就能在上海宣布，我是《波士顿环球报》在远东的记者”。

有一天，一个叫克里斯·博杰森的丹麦警察，闲极无聊，拉着白修德一起值勤，希望他能写出一篇故事来。在一家玻璃瓶工厂，白修德亲眼看见一个小女工的尸体被卷在席子里，随意丢在垃圾堆里，等着别人来收殓。在热得像蒸笼一样的缫丝厂，只有六七岁的女孩双手都已腐烂……目睹中国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白修德深为震惊：“我在日记中记载了我决定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或是做一个革命者，或者党人或是一个鼓动家，都可以。”

白修德的父亲大卫·怀特成长于布尔什维克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所以他并不信奉其父辈膜拜的上帝，而是倾向于社会主义学说。也许是受父亲影响，白修德后来形容自己年轻时是一位“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看到的景象让他产生了一种热切的改造社会的念头，可是在上海的那群朋友对他的想法都不以为然。

“所以，我又通过别的途径去采取行动——当时在亚洲进行的最大行动，毫无疑问，就是中日之间的战争。”于是他先坐船到了香港，准备从那里取道河内，再乘滇越线火车到昆明，白修德计划赶在旅行奖金用完之前，能到抗战的大后方去看一看。

出发前，他同国民政府的人取得联系，希望他们能提供些帮助。所以，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一早，他便迈进了中华民国新闻处的大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第五部下面设立了一个国际宣传处，主要负责抗战的对外宣传，负责人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董显光主张“利用外国人在各国推进宣传”，努力联络一些外国记者。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之后，国际宣传处继续招兵买马。他们看到了前来联络的白修德的材料，把他当成了《波士顿环球报》的特约记者，于是立即征求他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到重庆和内地，白修德也没有多少犹豫就答应下来，他立即放弃了河内、昆明的行程，两天后乘夜班飞机到达重庆。

战争宣传

白修德若干年后还清楚地记得，当那架容克飞机在重庆的江边上降落那天，是1939年4月10日，对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段中国岁月，也从此开启。

白修德在国际宣传部的头衔是“中国宣传部顾问”，尽管他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但他手下领导着6个新闻特写记者，每月工资是400法币，相当于65美元。而那些英文流利、都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中国同事们“工资只是几袋大米而已”。白修德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审查和指导在重庆的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以确保这些报道不会向日方泄露半点有用信息。另一方面，1939年的美国仍未介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正如白修德后来所写，“美国对抗日的支持是政府赖以生存的希望所在”，所以对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在对外宣传上，他们要制造一些报道来美化国民政府，从而得到美国的支援和资助。若干年后，他坦率写道：“我是被雇佣来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的。”

于是，白修德开始学会应对这个有强烈中国特色的战争宣传工作：“在军政部午夜发布的战争新闻简报里，你必须立即懂得一种离奇古怪的中国术语。”比如战报上，日本人从来不称日本人，一定是“倭寇”；“在战争新闻简报中，日本人从未进行过‘进攻’，而是‘偷袭’。”白修德发现这种宣传有时甚至是遮人耳目，自欺欺人。比如当日本人在1938年占领汉口时，消息在重庆被压下了一周，尔后才以《敌人之足迹出现于汉口》为题在报上披露；“中国军队的退却总是被宣布‘进行重大的战略性迂回行动’”；如果某城某地被报道为“我方已胜利将敌人诱入陷阱”，则无疑表明该城已沦入日本人手中；如果前线出现了一个小胜利，总是以中国军队缴获敌人“武器无数”而结束。

当时中国的抗战吸引了大量外国新闻记者，可是他们面临着一个无法逾越的工作困境。“那场战争远在长江下游的几百英里之外，要经过一周的跋涉，方可到达前线，再经过一周才能返回。中国有关当局既不允许中国记者实地采访，也不容许中国报纸刊登真实情况。”而他们又有很现实的工作压力，比如美联社每天要发回不少于500字的电讯，路透社则是一天2000字。这些外国记者们经常围住“政府里”的白修德，要他提供帮助。

白修德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在一份中国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说在浙江某地，一个名叫蔡黄花的中国妇女向坐满日本兵的戏院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一些日本人之后自己安然脱险。“我把她的名字——黄花进行了意译处理，文雅一点，于是她就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游击队长金花·蔡女士。”白修德把这篇报道添枝加叶地润饰一番，马上将外国记者们吸引过来。这些记者们的国内总社还要求发这个故事的照片，新闻处的同事提供了一个身穿军装、腰插两支手枪的年轻妇女照片，于是，她便成了“双枪金花小姐”。记者们还不满足，新闻处又不断“提供”更多的材料。白修德后来发现，他编的这个故事，使得“金花·蔡”一下子变成了抗日女英雄，“影响仅在蒋夫人之下”。故事一再改写传到美国，她的事迹竟变成传奇了。直到几年后，当白修德为《时代》周刊工作时，还有人建议《时代》将这个故事写出来，“我不得不持反对态度，并为自己是这个骗局的制造者而感到内疚”。

不过这些违反新闻职业伦理的行为，在当时似乎并没有给白修德带来多少困扰。那时的白修德自认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在此心理逻辑下，营造一些新闻以鼓舞士气、支持中国抗战，也成为将之合理化和正当化的一个心理依托。

“中国人对美国的新闻报道是敏感的”，有些稿件被新闻检查官员截留，等待蒋介石亲自审阅。“发往美国的电讯如果提到某个政府部长，他们就会用电话通知他，要是他不同意，这则电讯就被扣压下来。”白修德回忆，他的那些中国同事对这种生活其实也一样困苦不堪。白修德经常能听见隔壁的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深夜里讨论哪个词是否能用，是否有权允许这样的报道发出去等等。“他们并不想欺骗美国，他们只是在效忠自己的国家”，“他们并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在服务于我们所认为的抵抗事业，但我们也都无一例外地一无所知”。

职业记者

1939年，创办了《时代》、《生活》和《财富》杂志的传媒大亨亨利·卢斯（Henry Luce），决定开始加强对中国的报道。作为一名在中国长大的传教士的儿子，亨利对中国的特殊感情众所周知。除了《纽约时报》之外，《时代》是第一家认为有必要在重庆发回连续报道的刊物。6月，卢斯派与同样出生在中国的远东版编辑约翰·赫西来东方，在重庆物色可以为杂志写稿的自由记者。在为国民政府的宣传部工作期间，白修德也经常为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某些媒体撰写文章，所以当赫西到中国时，《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德丁与合众社驻华记者马丁都向赫西推荐了白修德。

一番接触后，白修德给赫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白修德似乎认识重庆的每一个人，而且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更特别的是，白修德提供的消息往往不是简单的事实堆砌，而是经过相当有深度的分析和总结。旁人只能看到支离破碎的表面情况，白修德却常能切中要害。白修德欣然接受了《时代》周刊的工作邀请，他马上开始从重庆向纽约发回每周的政治分析，而《时代》则根据其选用材料的多少付给他稿酬。

那时的白修德仍未从宣传部辞职。郝西后来回忆说：“一位美国杂志的记者在一个外国政府内供职是非常罕见的，在建议白修德为我工作的杂志撰稿时，我可能有些鬼使神差。”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郝西的决定并没有错，白修德在被《时代》周刊雇佣后，便迅速展现出了其作为一名优秀记者所具有的天赋：无限旺盛的精力，充满好奇心，敏锐的洞察力和考察力，惊人的记忆能力，以及综合材料的本领。他白天为宣传部工作，晚上给《时代》写稿，他独特的工作背景和知识背景，都使他的文章显示出其他外国记者不具备的优势，仅仅一个月，他为《时代》周刊撰稿所赚稿酬已超过在宣传部的薪水。

不久，白修德花了6周时间到中国西北采访，并从那里发回了大量鲜活报道。这些报道得到了《时代》编辑们的赞赏。在山西，他靠骑马穿越战场；他一视同仁采访共产党和国民党士兵，天黑之后在微弱的烛光下写下了一页页笔记。他认真考察了日本人在晋南造成的惨状，目睹了活跃在中国农村的共产党游击战。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发现自己“已成为一名人所公认的记者了”。《时代》在引用他发来的文章时，描述他是“15年来首次采访该地区的西方人”。而纽约的兰登出版公司则发来电报，邀他写一本关于中国抗战的书。于是1939年12月，在《时代》周刊刊登他的署名文章的同一天，他递交了辞职报告，结束了这段为期9个月的中国国民政府宣传官员的身份。

彼时，卢斯掌控的传媒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个巨大作用甚至辐射到遥远东方的重庆——白修德在重庆就代表着卢斯帝国。白修德后来回忆：“《时代》驻华记者常常收到邀请，特别是外交官的圈子，这些使节们被流放到这场几被人遗忘的亚洲战争，每天晚上互相请客，相互交换各自掌握的消息。”白修德也视被为外国使节一样身份的人，在此期间，他和史迪威、陈纳德等都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白修德1940年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新闻事业中，成功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品格。你必须激发他人的信任感，从而引导他们与你交谈并吐露心声。”

“关于我的作品，你可能会发现的最大毛病是带有一种亲化倾向和中国式的热情。”在为《时代》撰稿之初，白修德在写给其上司的信中坦白他对中国事业的投入。正如他所意识到的那样，从他初期报道中可以发现，无论对中国军队还是领导人，他都投之以极大的正面感情。他称赞宋美龄：“她的新生活运动给中国人注入了无尽的勇气。”“她的优雅简直难以言表，任何照片都不能公正地加以表现……她秀外慧中，美得动人心魄，光芒四射。”他还大力赞扬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军队，“中国的优秀士兵令所有认为中国人怯懦和漠然的古老成见不攻自破”。

美国作家乔伊斯·霍夫曼（Joyce Hoffmann）在为白修德写的传记《新闻与幻象》一书中对此这样解释：“在刚去重庆的那些日子里，白修德对中国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他对法西斯的强烈憎恨。”

白修德到达重庆一个月后，即赶上了日军对重庆最残暴的轰炸。1939年5月4日那天，一位妇女的尸体从白修德暂住的旅社窗户里炸了出来。幸运躲过此劫的白修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但愿我在临死之前能看到东京被炸毁，我想知道，我在重庆见到的那些脑浆迸裂的婴孩能够以某种方式讨回这笔血债。我想让那些坐在东京郊外某座山上的日本记者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狂奔乱跑，血流满地，哭声震天。”

“他是我遇到的最有憎日症的家伙。在东京湾参加完日本投降仪式后我们一起飞回，他骂那些日本人‘那帮卑鄙的狗杂种’。”美联社驻中国记者马丁对白修德评价说。亲历了重庆大轰炸的外国记者，与中国多少形成了一种“同仇敌忾”的情感。正如当时《纽约客》记者项美丽（Emili Hahn）在给杂志所写的文章中说，那些目睹日军轰炸的记者逐渐形成了“对重庆的责任感”。白修德后来也这样剖析自己：“对重庆的愚蠢的恐怖轰炸对我的政治观点产生了直接的和根本的影响。”

疑虑

其实在白修德内心深处，对眼前看到的一切也怀有深深的疑虑。到重庆工作后，他就敏锐地发现中国政府的问题：“在亚洲没有一个政府像重庆政府这样，完全被‘亲美主义分子’所渗透。”这种渗透当然以蒋介石夫人、毕业于卫斯理大学的宋美龄为代表；财政部长孔祥熙读过奥伯林和耶鲁两所美国大学；外交部长王宠惠也毕业于耶鲁大学；教育部长陈立夫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拥有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两个学位……中国银行总裁宋子文则与白修德一样毕业于哈佛大学。驻外使节中的美国毕业生更是不胜枚举——胡适、顾维钧、郭泰祺……不过，问题在于，“我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发现，这个国民政府中个个高官都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但他们同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是完全徒劳的。他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对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一无所知，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一无所知”。

在1939年致费正清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白修德也毫无保留地袒露了这种疑虑。他写道：“一个人在中国待的时间越长，会变得越来越迷惑……他会在善良和英勇的背后看到腐化、贪污、阴谋、政府的愚蠢以及官员的怯懦和贪婪。从而他开始了怀疑。”在第二年的另一封信中他也流露了这种无奈：“……我们不能说出目前所看到的，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伤害一个我们正尽力援助的民族。”对于中国抗战现状，白修德在公开报道与私下表达之间的冲突，也反映了他内心的复杂和矛盾。

回顾起来，美国主流媒体当时普遍是这样一种声音：中国的抗战必须取得胜利，这样才能打败法西斯、维护民主制度——从现实层面上来讲，这也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而众多美国记者对中国事务的报道，已经使美国人民相信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希望，如果此时推翻这个已经形成的幻象，将会在美国造成不利于蒋介石的舆论，从而使美国政府难以继续支持蒋介石。如果这种情况出现，蒋介石领导的抗日事业可能迅速崩溃。

亨利·卢斯与他的《时代》周刊无疑是这种看法的典型代表。《时代》周刊创造了一种新的新闻剪辑方式：他们有一支自己的编辑人员，他们的工作是借助从其他渠道得来的材料，对全球各地通讯员发回的电讯再进行综合处理，“制造”出独特的报道。《时代》老板卢斯决心通过自己的杂志将自己的价值观渗透到美国公众的意识当中，所以他是这一新闻生产方式和价值观的强硬推行者。即便这种方式一直在新闻界面临争议甚至备受诟病。有人批评说，卢斯向读者提供的不是“事实怎样”，而是“应该怎样”——本质上不是新闻，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宣传。作为《时代》的一员，白修德当时也是这种新闻价值观的实践者之一。项美丽后来在她的回忆里也委婉地说，白修德的报道“太着重表达他想看到的，而不是他实际看到的”。所以有评论也不无刻薄地说，白修德到《时代》周刊工作，只不过是离开了一个宣传机构受雇于另一个而已。

白修德的传记作者乔伊斯·霍夫曼在分析这一点时，又追溯到了他的家庭背景：白修德的母亲玛丽庆幸自己出生在美国，她称它是“一个崇高而光荣的国家”，白修德一生也深受母亲的影响。霍夫曼认为，白修德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其次才是新闻记者。

不管对白修德在此期间所作报道的评价如何，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他的勤奋与刻苦。彼得·兰德（Peter Rant）在他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一书中，这样评价白修德：“在重庆新闻圈的同行中间，很少有人能像白修德那样对恶劣的气候满不在乎。”大部分美国记者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除了短暂逗留外，几乎都不到重庆来。“白修德天生敢做敢当，他对一切都兴趣盎然，他具有取之不尽的智慧能量和好奇心。”白修德在重庆时的朋友冯亦代后来回忆说，白修德可以用汉语和大家辩论，“在重庆时谈中国抗战事，往往一针见血，语惊四座。朋辈们当时称他为雄辩家”。

在重庆这个气候潮湿而令人压抑的环境里，外国记者疏解压力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寄情女色，有的酗酒。白修德则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他可以连续工作24小时，是一个公认的工作狂。这背后的动力无疑源于他对新闻的热爱，而他为此投入的热情和努力，也让他得到了很好的回报。1940年白修德受命去东南亚采访。到达菲律宾时，他提出采访麦克阿瑟。那时出任菲律宾陆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已经60岁，“在波动的历史价值市场上”，一些美军同僚戏谑地称他为“吕宋岛上的拿破仑”。新闻发言人告诉白修德，麦克阿瑟在这里的作用“还不如一个下士”。白修德对此并不认同。

“那是一个傍晚，他穿了一件蓝灰相间的老式西点军校的毛料浴衣，背上印有一个表示军队的‘A’字。他一走路，极瘦的小腿肉就显得很突出，他偶尔抽着一只用玉米芯做的烟斗，喷出一团团烟雾。”两人谈得非常投机，麦克阿瑟向他敞开心扉，从自己的经历讲到对时局的看法、日美之间军事对比……若干年后，白修德仍记得这次成功的采访：“夕阳在马尼拉湾西沉时，他从阳台上转过身来对我说：‘怀特，以前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是命运，是命运！上帝作证，现在把我带到这里来的，还是命运。’”这次专访在《时代》获得巨大成功。白修德人还在马尼拉，《时代》周刊已经决定以全薪聘请他为专职记者。更重要的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麦克阿瑟后来的“历史行情”一路飙升，白修德获得了其他记者艳羡不已的很多机会。

卢斯“红人”

从菲律宾回到重庆后不久，白修德即接到来自纽约办公室的电报，告诉卢斯夫妇将于1941年5月6日访问中国。当卢斯夫妇的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时，头戴太阳帽、穿着短裤的白修德已经等候在那里。

虽然那一年卢斯年仅43岁，但已是个权威性的报界巨头。蒋介石深知卢斯夫妇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尽全力招待。在白修德眼里，甚至尼赫鲁都没有受过如此隆重之招待。白修德则给了卢斯许多个人建议，他带领卢斯走街串巷，重游了他儿时的中国。

在时代公司总部，大家都怕这位大老板。他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他要人们对他的问题立即做出回答，他的急切让人不得不听从。他要求人们全神贯注。”彼得·兰德对卢斯的性格也有有趣的描述：“你还得像一台发电机，能让卢斯启动，照亮你所说的事情。他喜欢概括说明，当他听到新的事情，或者对他是新的知识时，这位新闻之神的脸便顿时发亮起来。麻烦的是他的手下人发现，当这新的震动过去之后，他就对你失去了兴趣，思路又跑到前方进行新的充电了。”

不过这一切一点也难不住白修德，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台发电机。他不停地告诉卢斯那些他从没听说过的事情，“生动的讲述里闪烁着历史的眼光、印象、分析和新的名字”。白修德此时的汉语水平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老板，十几天的相处使得卢斯被眼前这个个子矮小、精力充沛的移民的儿子完全迷住了。令白修德意外的是，在卢斯返程前两天，他突然命令白修德在48小时内整理行装，跟他回纽约。原来，对白修德青睐有加的卢斯已决定让他回总部担任《时代》远东版编辑。

“这样一来，我从哈佛大学毕业3年后，就要衣锦还乡，同家人团聚了。”是什么使背景迥异的两个人成为彼此欣赏的朋友？白修德后来在回忆录里给出这样的答案：“是他对中国的态度才使我们在一开始就成为亲密的朋友。他爱美国，也爱中国，想运用他的权力和影响，使这两个国家永远结成牢固的联盟。”

回到美国后的白修德很快成了卢斯的“红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回到美国、摆脱了那些限制他如实报道的新闻审查人员，白修德依然避而不谈他在许多信件中流露出来的沉重的疑虑，相反，依旧将蒋介石政府描述成一个称职的政府——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一个“新政”式的政府正在管理中国，白修德心里清楚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理解，但他没有揭穿。他在文章中依旧用略带夸张的口吻赞美宋美龄，而在1942年3月一篇关于蒋介石的文章中，白修德描述他是“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中国的英雄”，“是一位正直的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正阔步走向觉醒”。

当“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白修德正坐在《时代》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总部办公室里，描写亚洲的紧张局势，这个消息让他兴奋不已——那时候他还不知道美国海军损失惨重，因为它终于验证了他很久之前的预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与日本交战。令白修德最高兴的，莫过于美国一参战，他终于可以摆脱编辑工作，重返亚洲，回到他熟悉而热爱的新闻现场当中。

他的老板卢斯跟他持有同一看法——卢斯的父亲，那位曾经花费大半生精力试图使中国老百姓皈依基督教的长老会传教士，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几小时后，在睡梦中离去。当白修德第二天前去向卢斯表示慰问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卢斯没有眼泪。他对白修德说：“他活到高龄，看到中美两国现在站在一起，死也可以瞑目了。”

决裂

时隔一年再回亚洲的白修德，已脱胎换骨：“我已不是一个观光者，而是一名穿军装的战地记者。”1942年，在几十名被派来报道太平洋战争的记者中间，白修德无疑是其中一名佼佼者。“凭借《时代》周刊的声望，以及熟知中国事务的老手身份，白修德成为一名频繁出入中国和美国高层圈子的记者。”宋庆龄也会请他到家里品茶、喝白兰地，不少美国外交官也成了他的新朋友。

当白修德回到重庆的时候，他失望地发现，这里的政治形势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政府依旧无能而又腐败。“我开始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能力进行治理，中国并不是我们能够赖以进行战争的基地。”

白修德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说，对自己政治态度转变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对1942年河南饥荒的采访，这是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它使我懂得无政府状态和秩序、生与死的真实意义。”当白修德与《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穿越日军炮火到达河南时，他们都被眼前的悲惨景象深深震撼。以至于几十年后白修德因为撰写回忆录而翻看那些采访笔记时，仍然不愿相信那是真的。

白修德在回重庆途中第一家电报局发出这篇义愤难平的报道时，居然逃过了新闻当局的审查。这篇文章发表于1943年3月的《时代》周刊，此时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正被闪烁的镁光灯和如潮的掌声所构成的耀眼光环所笼罩。这样一篇“揭丑”文章显然让她非常尴尬，她要求卢斯解雇白修德，但被拒绝。卢斯说：“我会因此而更加器重他。”

回到重庆后的白修德，仍深深地沉浸于一片悲哀和愤怒中。他似被“鬼魂附体”，向每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倾吐他对中国灾民悲惨命运的愤慨，他“四处奔走呼喊，简直像发了疯似的”。他去找所有他能找到的人，包括宋庆龄、孔祥熙，他同何应钦争吵，“他把整座城市都剧烈搅动了”，直到见到了蒋介石。不过他也无奈地认识到，即便到了中国最高统帅那里，“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惩治办法——把他们枪毙”。

“河南灾荒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它第一次损坏了在卢斯帮助下，蒋氏夫妇在世界上所表现的形象。白修德撩开了腐败的一角，表明它正在侵蚀中国的权力结构。”5月，在做过一番深刻反省后，卢斯在《生活》上发表了赛珍珠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的长文。“那个夏天，另有两篇尖锐批评蒋政权的文章，把中国虚假的受难的神话打得粉碎。”回顾起来，1943年五六月间，蒋氏夫妇及其政权的影响一方面在宋美龄访美后达到了顶峰；另一方面，以白修德在《时代》所发文章为开端，美国读者又开始进入认识中国的转折点。

不过此时的白修德已经开始认真质疑起《时代》周刊的中国报道方法。但卢斯告诉他说：“但是要想一想，白修德，伟大的事实是重庆还是没有被打垮！”尽管发了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但卢斯依然对蒋介石持支持态度。他承认蒋政权有很多问题，但它需要的是“修正”，而不是像史迪威认为的那样，想另找“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负责的政府”。在卢斯眼里，一个统一的中国是美国所需要的，而能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最好人选就是蒋介石。因此，维护蒋介石的利益就是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两人心中渐生罅隙。

1944年1月，回美国休假的白修德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长篇文章，文中对国民政府持批评态度，也抨击陈果夫与陈立夫所操控的CC系和秘密警察等，他还预见到内战正在逼近。“你无疑写出了许多年里——也许永远——关于中国最重要的文章。”卢斯在读完草稿后对白修德这样说。白修德回答：“亨利，我真感到难办，我觉得在我的信念与你的政策之间肯定要发生冲突。”

这段时间，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使得白修德对蒋介石的厌恶更增一层。白修德对史迪威评价颇高，是他一生中三个最为崇拜的人之一（另两位是肯尼迪与周恩来）。他们对蒋的评价、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也趋于一致。史迪威与蒋介石交恶被迫于1944年10月离开中国时，他冒着违备军纪的危险，第一时间找来的记者就是白修德与《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后者与史迪威一道乘运输机离开重庆，从而成功避开了重庆的新闻审查。不久，《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他的文章，文章批评美国支持一个“日益失信于中国人民的不受欢迎的政府”。

在史迪威的研究者芭芭拉·塔奇曼看来，“这篇文章是美国新闻界在报道中国事务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突破”。

令白修德沮丧乃至气愤的是，他委托阿特金森带回到美国的文章在《时代》发表时完全走了样，被编辑改成替蒋介石辩护的口吻。这年底，白修德在重庆的办公桌上挂上了那块著名的牌子，上面写着：“在这个办公室里写出的东西与《时代》刊登的内容毫不相干。”

白修德在与总部的磕磕绊绊中继续尽职尽责地履行着他作为一名职业记者的责任。1944年10月，他参加了外国记者赴西北记者团访问延安。他和中共领导人一同住在窑洞里，并且就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但是《时代》并没有发表他的长文，在卢斯和他的编辑钱伯思看来，白修德和他之前的其他记者一样，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分子理想化，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是在斯大林一手操控下进行的，白修德对中共太过亲密。

1945年9月2日，白修德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亲眼见到日本外相重光葵步履蹒跚地走过甲板，艰难地用那条木制的假腿爬上绳梯，朝麦克阿瑟走去，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以这样一个场面来结束他“战地记者”的生涯，是最完美不过的。日本投降后，白修德又继续面对越来越难以应对的中国问题报道。卢斯要求他写一篇报道蒋介石的人物，他直言：“如果公司采取明确的、无条件的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就是对千百万美国读者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要我歌颂报道的那位中国人的不负责任……”白修德与卢斯的分歧于是日趋激化，白修德提出改去莫斯科做通讯员，遭卢斯拒绝。1947年，白修德正式离开了《时代》周刊，事后他坦承“我很伤心”，“他和我断绝了关系，就如同父亲公开与我断绝了父子关系”。但即使在30年后，白修德还是不能与卢斯妥协。他说：“我仍然坚持认为，而且明白，在中国报道问题上我是对的，他是错的。”

在中断来往近10年后，1956年二人在巴黎邂逅，曾有一夜促膝长谈。不久，当漂泊法国的白修德失业时，卢斯打过越洋电话来请他回去工作。卢斯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不过现在是回国的时候了，老弟。”倔强的白修德没有重返《时代》，但同意为其写稿，不过，当年那种坦诚相待的亲密无间已不复存在。

白修德与卢斯的矛盾，其实也是美国舆论和学术界对中国不同立场和态度冲突的一个折射。可以说，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系列作品集之一《地北天南叙古今》中，有一篇专门写白修德的文章。黄仁宇倒也提供了另一种看法。作为当年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军官，黄仁宇坦承，当年白修德那些批评文章让他们很生气，因为“已经难于维持的士气，至此更一落千丈”。对于白修德所指摘的那些虚假的抗战宣传，黄仁宇也认为不能归咎于蒋介石或某个人，更深层的原因，更是一种东方文化，“并非仅以蒙蔽友邦，实际也在欺哄自己”。

黄仁宇说，白修德对当时中国政府的现状深有认识：“国民政府控制着前方的军队，与军阀构成必要的联盟，靠着仅有的几条公路下达乡镇，内有保甲。所谓政府仅此而已。保甲之下，另有政府。如此说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新中国的贡献，乃是制造一种高层机构，完成抗战，使中国不致沦亡。”可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要想改造中国的低层机构，则除非大规模输血，只有开刀——这也是后来中共成功的路数。在黄仁宇看来，把一个庞大的农业社会，改造成现代化社会，这其中更是一种技术问题。

表面上看，蒋介石政府里的那些出自美国名校的高官们都属于精英阶层，但是正如白修德观察到的那样——他们与社会底层是脱节的。对此白修德有一个特别精彩的比喻。“现在回想起来，就像现代电气系统中的一个控制盘，有人一按电钮，灯光就灭了。但背后的电线不通向任何地方，控制盘没有同运转系统接上，成群结队的美国顾问、援助专家和各级将军，后来在搭救那些在崩溃中进行无力挣扎的家伙时才发现这个控制盘并没有发挥作用。”

对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史迪威研究者塔奇曼对此也有一段深刻的评价。她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努力摆脱其统治的弊端，但是每一次改革或者革命的努力总是蜕变为压迫和腐败，就仿佛在魔力的影响下王子又被变回一只蟾蜍一样。中国的乱政与其说是由于专制，不如说是由于无效的统治。如果说权力会造成腐败，那么权力式微就会造成更多的腐败，因为这需要不断达成交易、不断贿赂以及不断有各种通融安排。”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高思疲惫地意识到美国对试图改变中国的成果有限，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无奈地说：“我只能承认，我想不出我们还能再做些什么。”

如果说在未卷入亚洲战争之前，隔着一层看中国的美国上下对中国还是寄予相当多的同情和支持，而“珍珠港事件”、美国宣战，从而直接介入与中国的全面合作之后，他们对蒋介石政权以及中国现状的不满心态便愈演愈烈。“凡是交战国的一般情形：对敌方仇恨，可是暗中佩服；对同盟国表面上共生死，实际倾轧。”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抗战后期一无是处的表现，已经让美国人极不耐烦。而以白修德为代表的美国记者发回来的关于中国政权贪污、腐化、无能的报道，则让他们从失望到怨恨。白修德后来接连发表《史迪威文件》、《中国的惊雷》，成为美国人民在心理上“抛弃”蒋介石政权的重要因素。所以，当美国在1949年“失去中国”后，特别是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一些舆论对白修德也倍加指责。

即便回归到学术角度，一些争论也未平息过。英国剑桥大学的方德万出身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重镇哈佛大学，师从孔飞力。在他所著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一书中认为，长期以来对国民政府的主流叙述是“史迪威－白修德模式”，意即对蒋介石政府持苛评态度。方德万重估抗战时的内外条件，强调国民党政府在实力上的客观困难，并检讨美国政府在战略上的自私自利。

大约40年后，当白修德回忆在重庆的那些日子时说：“我们全都是无知的年轻人，没有经验……我们生活在火山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沸腾并不时记录它的爆发，我们心里很清楚新的景观正在形成并能感觉到岩浆很快就会冲天而出。”

最后的背影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的惊雷》和《史迪威文稿》的“左翼倾向”，白修德身背“左翼”骂名，一些大众刊物不敢雇佣他，最后他在海外通讯社谋到了一个职位，被派驻欧洲，他在巴黎生活了6 年。大约有3年时间，白修德放弃新闻而改写小说。

从欧洲回到美国后，白修德成为全美当时最有名的杂志之一——《柯里尔》的国内记者。

1959年，白修德决定写一本开创先河的关于美国竞选的书。在向自己的前任出版商解释自己的初衷时，白修德说：“你想想，这么庞大的选举过程，那将是政治提供给人们最奇妙、最复杂，也是最深奥的一次玩弄权术和主张的运动。”此时正好好莱坞以8万美元买下了他的小说《第四十层楼的风光》，他将这笔钱全部用在采访所需的交通和住宿费上。

《总统的诞生1960》于1961年出版后大获成功，并在1962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写这本书之前，白修德以为顶多是学者对这本书感兴趣，他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卖出420万册。与白修德一起采访了1960年总统竞选的《华盛顿邮报》政治记者戴维·伯劳德后来以半是懊恼半是赞赏的口吻评价说：“白修德有透过表面看到政治和政治家内涵的本领。我看到白修德的书以后，发现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新的，而我却没有采访到。虽然我与肯尼迪等人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多。”

白修德的文章一次又一次用令人兴奋的细节打动读者：在宣布大选结束的当晚，约翰·肯尼迪来到海亚尼斯港的竞选总部等候选举结果。几乎所有记者都注意了肯尼迪的面部表情，但白修德却注意到了肯尼迪脚上穿的那双皮鞋——一只擦得锃亮，另一只却满是灰尘——文章中这样的细节描写，无疑把肯尼迪当时的紧张心情刻画得惟妙惟肖。直到今天，这本书仍是研究历史、新闻和政治科学的学生必读的经典作品。

“世界上有两桩最刺激、最令人亢奋的事情，一个是战争，另一个就是美国大选。”白修德的书至今仍在各路媒体报道美国选战时被不断引用，足以证明他是一流的政治观察家。他的这本书仍然是关于产生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这次选举最有影响的出版物。后来的总统竞选书籍仍很畅销，但是未能再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凯萨说：“白修德是一个改革美国新闻的人，同时也是某种程度上改变美国政治的人。”

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一周后，一直拒绝任何新闻媒体的杰奎琳想找的第一个记者就是白修德。正在看牙医的白修德立即凑了300多美元，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冒雨飞驶几百公里，从纽约赶到马萨诸塞肯尼迪的家。

杰奎琳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从肯尼迪遇刺前后的一切情况，到他的历史作用甚至他喜欢的唱片。午夜前后，白修德带着11页采访笔记躲进一间仆人住的房间。他简练地写出了那篇著名文章的草稿，之后，杰奎琳亲自做了修改。……白修德用电话把稿件口头传给《生活》杂志，抢到了独家新闻。这是白修德晚年记者生涯的又一个高峰。

白修德的后半生主要放在总统政治上。他相继写了1964、1968、1972以及1980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但是，在每次大选中，他都面临着那些刻意效仿他的记者们的竞争。乔伊斯·霍夫曼说：“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热衷于窥探内幕，寻找典型事件，试图得到曾使白修德1960年大出风头的类似新闻。”白修德成了一个标准，一个象征。美联社的编辑甚至给他们的政治新闻记者发布明确指令：“当特迪·怀特的书出来时，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文章没有报道过。”《纽约时报》总编辑A.M.罗森塞尔也给他的记者和编辑发布类似的通告：“我们不要等到大选一年后，从白修德的书中读到我们早该报道的内容。”

此时的他与一个新政权下的中国，彼此疏离而陌生，直到1972年，白修德作为记者，才随尼克松再一次回到中国。在这一岸，“白修德”这个中文名字已经尘封已久，似乎是上一个时代的记忆。

当年参加尼克松来华翻译工作的资中筠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回忆过这样一个细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有一位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的美国记者问她：你们以前跟苏联老大哥关系那么好，后来跟苏联反目了，现在又跟美国来往了，那么以后会不会又反目？资中筠忘了自己是怎么按照“政治正确”回答的提问。后来她才知道，这位记者就是白修德。

也正是在这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白修德在时隔20多年后又见到了他重庆时的老朋友周恩来。周恩来也认出了白修德，不过“周恩来的英文到那时已丢得差不多了，他只会说我是他的‘老朋友、老朋友’”。

白修德在回忆录里说，史迪威、肯尼迪和周恩来这三个他崇拜的人，“他们一出场我就几乎全部丧失了自信和判断”，“在这三个人面前，我有举目无措之感，这种情形发生最多的则是在周恩来身边”。在他眼中，周恩来“有着本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任何一个共产党人的精明和残忍。他具有绝对大胆的表演才华，有将他的出路押在唯一行动路线的那种果断——然而他又充满了温情善意，遏制不住的仁慈和纤细周到的礼节”。

7天后，白修德在杭州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尼克松说：“那不是白修德吗？解放以后，他还没有来过中国呢！”这让20年来一直争取访华而毫无结果的白修德有点生气，他回一句：“这并不是我的错，我想来来不了。”周恩来笑着说了句双关语：“也许我们双方都有过错。”

这一次，白修德又造访了34年前他初次踏上中国大陆到达的城市——上海。白修德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一眼就看出，著名的上海滩一改过去那肮脏、灰暗、残骸遍地的旧貌，注入了迷人的魅力，但与久已消逝了的奢侈享乐对比，又给人一种难言的悲哀。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上海变成了一座居住型的城市，既无欢乐也无恐慌。”

晚年的白修德仍以记者的身份活跃着，这种姿态本身就令人尊敬。1983年春天，他又到中国待了两个多月，采访了包括胡乔木在内的许多人物。这篇万余字的长篇报道后来刊发于当年9月的《时代》周刊，这应该是他与中国最后的联系。3年后，71岁的白修德死于心脏病。（文 / 李菁） 记者历史探索一个修德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