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青：斯坦福与硅谷岁月

( 谢青 )

从清华园到斯坦福

谢青准时出现。他1.95米，西裤就像被扯长过似的。他年少时在北京的什刹海体校打过排球，打到18岁，才奉父母之命，告别体坛，进清华无线电系。但篮球他一直还打，后来结识对他职业生涯来说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邓锋与柯严，现在名气极盛的“北极光风投”的创始人，就在硅谷的篮球场上。

谢青49岁，极为谦逊，有工程师的稳重，丝毫看不出来他的野心。他在全球网络安全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他参与创立的第二个公司NetScreen，2004年被网络设备制造巨头Juniper以40多亿美元巨资收购，那是大陆工程师硅谷创业光辉岁月的巅峰。今天国内许多网络安全公司的创始人，当年都曾在NetScreen工作过。作为股东，谢青在40岁时身家过亿。他的第三个公司Fortinet，200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30多亿美元。谢青并不觉得自己爱冒险，他觉得“但凡背井离乡、只身来到美国的移民，身上必有一股子劲儿，天生有点冒险基因”。1992至1997年是中国留学生在硅谷的第一波创业潮，谢青觉得，“硅谷对外来人很宽容，很开放，哪怕你英文说得不是那么溜，也不是问题”。

谢青父母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说自己“头20多年的日子在清华转，后20多年绕着斯坦福转”。清华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很难抹掉。他的几次创业伙伴，绝大多数是清华出来的斯坦福校友。他一度因另立门户，与同班同学邓锋形同陌路，两人现在都是业内大佬。谢青说：“友情和工作关系还是分得开，现在，大家能聚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就聚聚，聚不到一起也就算了。”另一个印记是，他已坐拥丰厚资产，但“直到现在，家人还是劝我有空时去斯坦福拿个博士学位”。拿学位，学而优则仕，对中国学子来说，是一条被赋予期待的寻常路。当年，谢青没去申请的美国中部某校读书，直接到了硅谷。他的清华导师在斯坦福访学期间，受到那里创业氛围的鼓舞，开了公司，他去帮忙。后来上了斯坦福，做第一个公司，没修完学分又二次创业。他对此既有些耿耿于怀，又颇感与众不同：“大概加州这儿的中国人，极少有人是没读完学位就辍学的吧？”

谢青认为，这恰是斯坦福的独特处。“它的传统，不是你得学多么好，几年拿个学位，而是你有能力把一个好的想法变成一份实业。”“互联网创业最好的年龄其实就是大学时代，接触的东西很多，却还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你想得越开，创造的东西就越好。一旦进了公司，做得很专，反而失去了创造性。微软、戴尔、思科、雅虎、谷歌、Facebook，无一不是学生时代创下的。”但同时，“斯坦福又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学业优秀是你能力的证明，证明自己的能力，才有人愿意与你合作”。斯坦福“本科不分专业，同学之间随机组合，交友广泛，跨学科交流，且不限制毕业时间，鼓励你干点别的”。相比之下，“清华把这几年管得太死”。谢青现在斯坦福讲一门关于云计算与安全的课，“邀请上市公司的CEO给学生授课，这是斯坦福的传统。清华和北大也应该这么做”。

( 斯坦福夫人为怀念斯坦福先生而建造的纪念教堂。乔布斯的追悼会曾在这里举行 )

在高尔夫俱乐部餐厅落座，我问他是不是刚有应酬。他说，不，他来这儿只是运动健身的。他一周只有两到三个商务午餐，晚上基本无应酬，周末更是陪家人的时间。国内老板很多饭局和应酬，“大概要吃很多次饭，打很多场高尔夫，才建立得起信任，才敢投钱。要不然，钱被人卷跑了怎么办？”而在硅谷，不需要太多人际关系的智慧，只一杯咖啡，一个好点子，“投资人就敢直接往你账户里打钱”。谢青对信用社会有切身的感悟，“美国人从小就知道，撒谎的成本极高，代价极大。在学校里，老师如果规定作业要自己完成，结果发现你和同学互抄了，不良的信用记录会跟随你很久”。谢青说，在斯坦福，与人相处很简单，“身份”是个没人在意的话题。如果你做出个好东西，“大公司不会想着自己也轻而易举地弄一个出来，而是会以高价来购买你的创造”。在斯坦福，想法总能待价而沽，实现它的价值。

我不禁想到，走在斯坦福大学外的小街上看到的情形：路两旁一个接一个的咖啡馆全都敞开着大门和窗户，座无虚席。我们在马克·扎尔伯格成名前常来的“大学咖啡馆”坐下。一位正在创业的年轻人告诉我，这儿你随处都能看到，一两个年轻人正在向一个年长的投资人“喷”他们的点子。我能感受到，这些休闲的夏日装和自在的年轻表情下，散发着激情的温度。那种无拘束的放松状态，能让想象力尽情驰骋。

光荣与梦想

谢青在校期间做的第一个公司，4年，没成大器，组织松散，风投也没看上，“但解决了房子和安家问题”。而且，硅谷是个“对失败很宽容的地方，风险投资最看中人的能力，觉得你有过失败，就有更好的经验，反而会投钱给你”。这次创业，谢青发现，软件防火墙存在致命缺陷。“用软件做，做不快，它永远受两个条件的限定，第一是PC机的性能，第二是操作系统的限制。”他想用硬件来做防火墙，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想法。但谢青说，当时就是想实现财务独立而已。初期没资金进来，三个创始人每人出资5万美元，后来有了第一笔台湾人的天使投资，100万美元。半年后，第一笔风投——红点资本的350万美元也进来了，到后来大约总共6000万美元的投资。不久，公司有了第一个顾客，叫VSMedia，是个色情网站。

斯坦福和硅谷的人有一种不安分的野心，出类拔萃之辈很少会想，在一个大公司往上爬，然后终老。创业是种命运的召唤。初创NetScreen，邓锋和柯严分别从英特尔和思科辞职；Netscreen被Juniper收购不久，他俩再次辞职，出来创风投。从Netscreen走出了一代创业工程师：Palo Alto Networks的毛宇明、艾诺微科技（Aerohive）的刘长明、杰华科技（Sigma Resources）的谭廷、山石网科（Hillstone）的童健，还有Weaver Mobile和uArmor的创始人等等。创业型企业会把它的创业基因植入它的员工体内，无穷遗传繁殖下去。谢青的公司有十来个斯坦福毕业的雇员，“但都是做法律方面的，工程院毕业生很少不自己去创业，在公司待不住”。谢青曾在1999年离开了Netscreen，那天，CEO罗伯特·托马斯铁青着脸，陪他收拾好个人物品；员工们有些突然地收到邮件，说谢青已经离开。

面对谢青，会不禁想，他谦和的外表下，到底有多大的抱负？人们爱用鸭子来形容斯坦福的学生，那平静的水面下，鸭掌在不停地奋力划水。遥想1999年，具雏形的Netscreen引入巨额风投，强势资本要行使对公司的掌控权。谢青轻描淡写地说：“当时风投任命擅常销售的CEO罗伯特，关心的是华尔街资本的短期利润，不愿投钱做长期研发，所以和我有矛盾。他们想把公司卖掉。所以我想去做另一个公司，想实现很多想法，而不是卖掉它。第三个公司的天使投资人还是原来那些。”直到今天，他虽已是若干风投基金的投资人，却仍对财大气粗的风投资本咄咄逼人的控制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抗，“风投追逐的是短期利益，随时可以变现走掉的”。他现在还是100多个公司的天使投资人，他对“天使”这个词明显有更多好感。“投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天使投资人拿的是自己做生意的钱给你，钱有温度，有耐心，有远见，作为策略投资人，还会介绍很多关系给你，对我的销售渠道和市场帮助很大。风投拿的是别人的钱，急功近利，想的就是套现。”第三个公司拿到了100个天使投资人1亿多美元的投资，没有风投再一家独大，耀武扬威了。

谢青显然是憋着一口气离开Nets-creen的。他做了些投资，没成功；再战，重新创办Fortinet，十年终于磨成一剑。2009年11月，谢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敲响Fortinet上市钟声，由此被写入历史。金融风暴后的21个月里，Fortinet是硅谷上市的第一家公司。也许有件轶事，可以佐证他离开Netscreen再次创业的心态。那一年，有一天，斯坦福毕业的金海平找到他，跟他谈一个想法。金海平在斯坦福读书时就梦想，要做基于手机的个人定位服务，也就是手机上的导航软件。他和谢青一起吃了午饭。谢青鼓励他说，“憋不住了，就跳出来干，别总犹豫”。据说，这句话决定性地促成了金海平离开劳伦斯公司，同年在硅谷Sunnyvale成立TeleNav。记得一位曾在甲骨文、微软和通用公司工作过的印度高管曾说过：在别的地方，你很有才，大公司会给你份工作，想方设法把你留住，免得你自立门户。但在硅谷，你有很才，公司的人会对你说：“哪天你若自立门户，能带我一起干吗？”世界上大概只有硅谷这个地方，“人们都坚信，伟大的想法必会产生伟大的价值”。

谢青指向俱乐部餐厅落地窗外的景色，缓缓起伏的山丘上撒落着密密匝匝的红瓦房。“从地理上说，硅谷就是圣鲁克兹山脉和旧金山湾所夹的这片谷地。”这小小地带聚集了全美40%的风险资本，高强密度下，资本相互挤压、碰撞、变热，像喷吐的蒸汽一样有活力。平均每个月，硅谷上空都游荡着7亿美元的资本幽灵，在寻找着与聪明绝顶的头脑相结合。资本聚集的原因，有一种解释是，风投有个“20分钟法则”，即所投公司距风投办公室车程不超过20分钟，这样才能随时开碰头会。谢青说：“新开的公司能拿到风投的比例大概是一半，而其中大部分风投是不赚钱的，能做到上市的概率更小，只有1%或者2%，但这1%到2%的回报率极高，足以让风投赚钱。”由于硅谷资本密度惊人，概率似乎都被巨大的磁场所扭曲，传奇频频发生，资本的冒险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在此相得益彰。很大程度上，创新资本塑造了斯坦福与硅谷人的气质，也塑造了谢青。

此岸，彼岸

今年，谢青是“华源会”的会长。这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大陆企业家和工程师学会，很多熟悉的名字曾与它相联：陈宏、邓锋、邵亦波、李彦宏、朱敏、张朝阳、丁磊、杨元庆、吴鹰、杨致远，等等。如果没有意外，“今年李彦宏、李东升和吴鹰会来主讲”。上世纪90年代，华人圈里都是“我们坐台下，听台湾和香港人讲话”，“美国资本最初也看不上我们”，要组织起来，相互帮忙，才更有力量。

20年前，那代留学生在硅谷创业，10年前，他们很多归国投资。时代在变。硅谷最牛的风投——红杉资本，也来北京开设了办公室。根据“20分钟法则”，如果你想找投资，又不在硅谷，那就来北京，而不是去波士顿。但那批归国时年近40岁的中年人，青春岁月所接受的精神洗礼和思维准则，却无时无刻不与现实发生着冲突。斯坦福校友、大器晚成的著名投资人朱敏就曾感慨：“中国的土地种美国的庄稼，也能种出来，但是累啊。”邓锋也曾感慨，为重新学习商业文化，他交了高昂的学费。当时Instagram以10亿美元的价格被Facebook收购，他对外界说：“这要在中国，估计卖1000万美元就不错了。因为中国互联网大佬可能就说：我就这么多钱，你要不卖，我整死你。”在一次华源会晚宴上，在美国生活了将近30年的思科安全技术总监曾毅敏，与一位从中国飞去参会的客人聊天，后者说到了一个词：“国进民退”。曾毅敏犹豫了一下，歉意地问道：“抱歉，你刚才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重新学习商业与政治的边界，熟悉潜规则，明白销售客户比技术更重要，他们有时力不从心。2010年3月，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财务造假问题被曝光，所有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股价全都下来了，中国公司的诚信和契约精神受到了重大质疑。

谢青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回来过。在他的宝马跑车穿过茂密的林荫路下山那段时间里，我问他，他拿的中国和美国的政府合同多不多。他有些感慨。在北美、欧洲和日本，谢青的产品都拿到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但最终，涉及网络安全，还是会有个身份问题，“美国政府觉得你是华裔办的公司，中国政府又觉得你是美国公司，都不放心。即使我是美国国籍，但政府骨子里对你的那种不信任，很微妙。华裔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加州这边还不及拉美裔。政府合同还是更认白人公司，这就是所谓主流吧。不过，美国80%的订单来自市场，政府订单不大。”“但整个中国市场，只占了我们销售收入的3%。中国市场一大半客户和政府有关，有像启明星辰这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很多是做软件防火墙的，技术没我们的好，但政府关系我们搞不过，他们有人自己就是政协委员。”我问谢青，有没有想过像邓锋他们那样把重心移到国内？他说：“我的公司是生存在硅谷文化的公司，已经美国化了。它有全球性的业务，但它的心脏在硅谷。”

离开帕罗阿托的前一天，谢青开车带我们去斯坦福校园拍照。我们穿过宽阔的棕榈树大道，驶向斯坦福校园的正门。那儿没有校门和牌匾，没有疆界，而是一片由建筑师弗里德里克·奥尔姆斯特德设计的开放的四角广场。站在广场上，斯坦福最负盛名的电子工程学院一目了然。谢青对它再熟悉不过了。正是这个学院，孕育了硅谷的雏形，走出了大批工程师实业家。当年，惠普创始人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就是在他们的工程院院长的鼓励下创业的。

紧邻的，是以斯坦福校友、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和他的妻子山崎明子命名的能源与环境研究院。问谢青，你也打算捐赠一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楼吗？谢青说，他更关注的是人——一些涉及斯坦福中美学者的交流项目，他都慷慨捐助。他特意带我们去了广场内侧的纪念教堂。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照进19世纪西班牙建筑风格的穹隆，静谧庄重，仿若要在这科技与资本结合最紧密的现代时空里，召唤起对古老精神源头的追思。这个教堂对谢青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排队想在这里办婚礼的斯坦福校友特别多，我和我太太等了两年，才最终在这儿成婚。”他比画着当年车队驶进校园的路线，踏着《婚礼进行曲》的节奏走过教堂的场景历历在目，那也是一场将其一生与斯坦福构建起精神纽带的仪式。去年，也正是在这里，人们为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一个从未在斯坦福拿过任何学位的人——举办了纪念仪式。2005年，斯坦福邀请乔布斯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文 / 蒲实） 投资资本投资岁月美国硅谷硅谷创业公司创业中国创业公司风投斯坦福硅谷谢青邓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