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古城复兴记

( 等待拆迁的大同古城里的老住户 )

记者 付晓英

独特的城市化节奏

一栋形似鸟巢的体育馆初现雏形，沿城市中轴线往西，还陈列着日本设计大师矶崎新设计的大剧院，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教授科恩设计的图书馆，英国福斯特设计的美术馆，中国设计大师崔恺设计的博物馆……这些宏大建筑的附近，有一片比杭州西湖面积更大的水域。湖边的草坪上，工人正在安装以锈迹斑斑的钢材为材料的现代景观雕塑。

这是“煤都”大同御东新区的景象，欣欣向荣又似曾相识。中国目前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据说到2025年将达到200多个。这些城市正在通过改变城市面貌的方式，美化并让城市的资产升值。很多地方的变化或多或少都能看到美国华盛顿广场的一些影子——那是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一个代表作：大规模的绿化，大面积的市民公共空间，城市中轴线位置的景观大道，密集陈列着地标性建筑。

( 古城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已完成80% )

但是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堆建筑物的聚集，它的基础也并非千篇一律的挖土机混凝土。城市的历史、管理者的抱负和地理因素，使每个城市的现代化节奏形成各种变化。大同是晋、冀、蒙三省交界处，是兵家以及商贸重地。这里值得一提的历史源自1600多年前，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并留下了举世闻名的皇家寺院云冈石窟。云冈博物馆前的石碑上刻着余秋雨的一句话：中国从这里走向大唐。煤炭是这个城市源远流长的另一部历史，大同被称为“煤都”，如今市建成区面积约200多平方公里，但境内含煤面积632平方公里。这里自古就是全国的煤炭原料基地。云冈石窟前还保留着一段元代的石板路，上面有运煤车通往京城所留下的马车辙。1277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的第二卷第三十七章《太原府王国》中形容大同是“一座宏伟而又美丽的城市”。“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更加出名。这些军械，专供皇家的军队使用，十分便利。”

这些历史让大同城市化的节奏也变得独特。城市中有另一个庞大的在建工程——从2008年开始，大同在城中心约3.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护修复一座古城。大同人强调这是保护修复而非建造，因为“这里是北魏首都平城的原址，城内能点出来的重量级文物有十几个”，仅国家级文物就有5处——华严寺的大雄宝殿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九龙壁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建筑年代最早的一座九龙壁，善化寺是全国现存辽金时期寺院中布局最完整的一座。原市委副书记安大钧告诉本刊记者：“古城东南隅的民居保留了里坊棋盘格局，是国内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北魏民居群。”大同是1982年国家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结构性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城墙为表，这是城市的肤色；街巷为血管，四合院是基本构架。大同的明代城墙残存70%，四合院和街巷还保留了3/5，是一个有大量历史遗存的古城。古城修复保护不仅可以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探索出一条道路，还可以与一河之隔的御东新区形成强烈的文化对比。传统加现代的城市格局，会呈现出一种文化的张力。这是城市的品牌。”市长耿彦波对本刊记者说。

( 已完成修缮的古城中轴线外，还有大片尚待拆迁的破旧民居 )

古城让大同在鳞次栉比的城市美化运动中拥有了自己的辨识度。它不仅包含着一个古老的城市如何复兴的振奋人心的故事，还引申出很多普遍性的疑问：技术上，在一个肌理尚存的古城内大兴土木，是保护还是破坏？操作上，古城的细节因多年工业社会生活的侵蚀已面目全非，修复工作面临着不破不立的格局。几乎古城中的每个家庭都被逐次卷入这场巨变中，是否能平安地完成近5万老住户生活场所的转移？在经营城市的思路下，所有的修复、建设都隐含着经济上的功能——通过调整这个城市商业、民居、企业的位置，为城市腾挪出更具经济价值的土地。因此，大同面临的下一个疑问是：谁能分享这些利益？保护和修复的是谁的古城？

大同一直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在回应这些问题。在一位颇具个性的市长的推动下，大同从2008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古城和文物景点修复。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2008年全年征收房屋总量2600户，2009年房屋征收总量6600户，2010年房屋征收总量9000户，2011年房屋征收总量7600户，到今年将达到至少1.3万户的历史高峰和顶点”。它修建了400多公里的道路和桥梁，相当于从大同到北京的距离，安装了5.1万盏古色古香的路灯，在垃圾场上建起了180多处街头绿化公共空间。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告诉本刊记者，古城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已经完成80%，最艰难的部分已经渡过。

( 大同的四合院和街巷保留了五分之三，受损比较严重，修缮的工作量很大 )

站在宽阔的城墙上俯瞰古城，古城中轴线的修复已基本完成，楼阁精巧，檐角巍峨，显出威严齐整的气象。但同样醒目的，还有一大片满布烟尘的红瓦屋顶，杂草丛生，竖着密集的残破烟囱。古城内尚存大面积低矮破旧的平房，三两只流浪狗在已成废墟待建的荒地上游荡，等待植入地下管网的街道被翻开。大同要回答的疑问也没有结束。

耿彦波其人

( 古城中的老四合院多已破败，不再适合居住 )

2012年9月6日晚上，大同云冈旅游节的开幕式在修复成的南城墙瓮城内举行。这次晚会可以算是大同古城修复工程的一次成果展示和利用。司仪文清站在搭建在城楼下的舞台上惊叹，“像是站在紫禁城内”。市长耿彦波没有出席，他在三个小时车程外的北京学习，闲暇时看一本民间史学家写王阳明的著作。从2008年起，他在大同摆开战场，鏖战至今，“现在刚好有点看书的时间”。

耿彦波是挑起所有对大同疑问的人，也是必须回答这些疑问的人。他出生于山西晋中一户农家，皮肤黝黑，身材瘦削，声音平静低沉，大部分时候面色严肃。多年奔波于工地，腰椎落下毛病，走路时身形略微僵硬前倾。下属们评价他在大同时不像市长更像包工头，一年四季在工地上，皮鞋从没干净过，但内心实际是个文化人，喜欢看书，能背诵全本《论语》。大同模式是他对以往执政经历的一次延续和拓展。上世纪90年代，他在山西灵石县担任县长时，修缮开发了王家大院；2000年被任命为晋中市榆次市委书记，又修复了另一座晋商宅群常家庄园及榆次老城。

( 大同善化寺是全国现存辽、金时期寺院中布局最完整的一座 )

他在文物保护上颇有心得。王家大院被评为“国保”，常家庄园与前者并称“晋中双宝”。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孙锦波在大同古城修复中负责修复古建筑中的壁画，他对本刊记者说：“耿彦波现在恢复的古建筑，都是严格按照中国古代建筑的那一套营造法式在做，应该是目前在全国我们见到的最地道的。比如说他完全用那种卯榫式的结构方式，不打钉子，只用木头，做出来的式样和质量都是目前我所见过的很好的，而且越来越好。”

2012年9月7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耿彦波一开始就用近半小时谈他对古建保护的理解：“保护古建一定是要整体保护……文化如果没有整体性，就没有地位。”“外国的建筑以单体的雄伟取胜，中国古建筑靠群体的神韵取胜，靠无限的视觉空间来体现传统的美。故宫如果就留下个太和殿还叫故宫吗？”整体保护的意思，就是除了文物本身，还要营造出一个文物存在的环境和生态，但一个现实问题是会增加拆迁量，当他第一次对灵石古城进行改造时遭遇到沸腾的民意反对。“几千人跟我辩论，拖家带口全来了，围着不让走，说怪话的多得很。我说你们要尊重人，你不尊重我，我就不跟你对话，我当县长是民意产生的，你讽刺挖苦我就是对灵石人民的挑战。”

( 修缮后的古城部分街景 )

他鼓励大家抢时间，因为“古建保护是说不清楚的，必须要做出来给大家看”。他甚至在政府工作报告上鼓励“干部要善于犯一点可爱的错误”。“我们要提倡敢闯敢冒的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说，创新就有‘违规’的成分。”2009年，云冈石窟大景区的建设曾因为程序和保护是否规范的问题被国家文物总局叫停。国家文物局调查组认为，云冈大景区建设项目中，人工湖、仿古商业一条街、窟前道路和广场等项目，均在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建设工程。尤其是人工湖项目，被认为对石窟保护有破坏。因为云冈石窟的岩体极为脆弱，最怕水，尤其怕干湿交替，一吸收一蒸发，岩体就容易剥落。但2011年，耿彦波被选为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媒体表示，官员很少被评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杰出人物，耿彦波对大同市的保护令其佩服。

耿彦波今年54岁，不管是经验上还是资源上，他正进入一个官员的成熟期。他有一支合作多次、被称为中国技术最好的古建队伍，有长期给他提供贷款资金的合作银行，有处理城市动荡危机时的经验。他对自己古建保护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的思考充满自信，但受制于官员的任期约束，缺乏时间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去证明它。2004年，他从榆次履新太原，榆次老城保护尚未完成。2006年6月，他担任太原市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管理、国土、规划等方面。上任之初，他就致力于太原城市规划调整修编，长风商务区设计招标，铺开太原历史上规模最大、一年投资70多亿的城市改造工程。但一年多之后，他又受命来到大同。

( 古城东门的和阳美术馆是古城新旧对比精神的体现 )

因此，他在大同的古城修复上表现出一种性情。“这是大同的机会，也是我的机会。”耿彦波说，“最起码是个选择的问题。我一路遇到很多风波，好事多磨。很多规划都是我定的，包括云冈石窟，都是按我的意见定的，我完全承担责任。”

大同往事

( 市长耿彦波是大同古城修复的灵魂人物 )

大同历史悠久，关于这个古老的城市如何丢掉自己的光荣，大同人的讲述里充满了委屈。“大同是一个奉献型的城市。这里的年降水量是300～400毫升，仅相当于一个东部大城市的1/4，虽然自己水资源紧缺，但大同还每年向北京供水，官厅水库的部分水就来自大同。亚运会时北京人看开幕式，大同人看电线杆。每根电线杆下，都有几个大同人守着，免得有人搞破坏，影响大同向北京供电。”一位当地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煤炭是城市的支柱产业，至今仍占大同市财政收入的60%。大同曾是全球产煤量最大的城市，侏罗纪优质动力煤发热量达到7500大卡/吨。但大同从煤炭里得到的并不多。大同的煤炭开采时间早，大部分煤在计划经济时代以极低的计划价格供应市场。目前侏罗纪煤的储量大约只够开采20年。现在大同每年的煤炭产量约为8000万吨，还不到临近城市朔州煤炭产量的一半。剩下的石炭二叠纪煤虽然储量很大，但发热量只有侏罗纪煤的一半，而且深藏地下，开采难度极大。

总之，过去的大同就像一个运气很背的老好人，在计划往市场的转型过程中时运不济，散尽家财。李万龙是生于70年代的大同人，他告诉本刊记者：“80年代的时候，我大约10岁左右，记得大同本土有很多算名牌的产品。小时候吃的冰棍和水果糖来自综合食品厂，当时刚起步的伊利和蒙牛来我们这里的蛋厂取经学习雪糕冰激凌的制作技术。还有啤酒厂、洗涤剂厂，但到后来，感觉只有煤。”

在转型过程中衰败的重工业城市并不少见，但大同拥有一些极端性。它曾是1984年全国确定的13个较大城市之一，1996年原煤产量曾达到8606万吨，几近全国总量的1/10。大同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卖方市场把这座‘老大黑粗’的城市拍得高入云天。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市长，亲自带领慰问团来到百里煤都。”但2000年以后，工业衰败让城市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城市面貌萎缩成一个小县城。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是“精神、气质上的变化，人们可能更颓废、更务实了，没人去做虚头巴脑的事情”。李万龙说，“比如，以前居委会会去真正搞卫生总动员，把每一个路边花坛打扫得像自己家的院子，像我所在的城墙根下的居委会，非常注重卫生管理，还办板报什么的。以后会有吗？人们的信仰没了，他们不认为这个地方能承载梦想和希望，他们觉得再干净也赚不来钱。”

古城是城市物质和精神极端衰败的一个载体，到2008年，古城3.29平方公里内拥挤了5万户。人们各自随形就势，在城内寻得一个蔽身之地。古城墙被扒掉，泥土做地基，城砖做围墙。残存的墙体则作为天然的房壁，沿墙根搭建起一长串民房。耿彦波说起一个城墙的“经典破坏”——一户人在城墙上凿出两层窑洞，做成复式住宅。市民张克刚（化名）告诉本刊记者，他在城墙北门边生活了近30年，但在违章修建的民房被拆迁前，居然不知道那里有古城墙。最传统的居住地四合院更是被密集的人口切割成户均居住面积不到20平方米，没有煤气暖气供应，没有上下水，没有消防设施，上千人共用一个公厕。2008年耿彦波到大同时，城市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地下管网图。管理阶层也多年没有更新换代，有千名员工的市政管理集团，只有一个大学生，没有学给排水、桥梁的专业人员。

我们来到大同的第二天，就看到一场大雨如何让这座古城表现出最丑陋的一面：排水口暴露在道路正中，但似乎不起作用。街巷污水横流，积成一个个不得不趟水而过的脏水坑。居民的生活垃圾、拆迁留下的砖石碎木沉淀其中，散发出腐烂的臭味。极端的荣耀和衰败成就了大同独特的戏剧感。2001年，贾樟柯跟随“大同矿竭城衰，即将整体搬迁到新疆”的谣言来到这里，拍摄了描写当地失业工人子弟的影片《任逍遥》。影片铺陈出了大同的末世情绪——这个城市丧失了改变的力量。

资金

“2008年春节，我到大同第二天就上了城墙，第三天去了云冈。我对规划部门的人说，战场要拉开了。”耿彦波对本刊记者说。根据公开报道的资料，大同目前的投资大约有300多亿元，其中古城保护约100个亿，道路和绿化建设150个亿。而大同一年的财政收入才130多亿元，一个吃财政饭的城市如何能支付如此多的建设项目呢？

耿彦波曾在山西省委刊物《前进》杂志上发表文章，阐释他对经营城市的理解：“用计划经济的眼光看城建，看到的是投入，头疼的是缺钱，道路越走越窄；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城建，看到的是产业回报，得到的是保值增值，天地越来越宽；用经营的眼光看，土地是资本，道路是资本，一切可经营的城市元素都是资本。”

经营城市的一个常规思路是土地财政，大同也不例外。“过去政府想卖地，但手上无地可卖。”大同市国土局局长潘志中告诉本刊记者，其原因一是部门之间扯皮，“比如规划局不给你出这块地的相关手续，你就很难办”；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城市规划，不清楚哪些土地是可以收回的。耿彦波把规划、土地、房管、城建都抓在手心里面，“同时他请国内外最好的规划设计单位对大同做了一次重新规划，什么地方该拆，什么地方该做什么，他都胸有成竹”。潘志中说，耿市长还将国土局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由一个正科级单位升格为正处级，并要求所有的土地都归拢到土地储备中心。收储的土地很多来自大同破产的国有企业。“耿彦波加大了这些企业的破产力度。”拿到土地后，耿彦波对土地价格进行了严格的规定：“2008年房地产开发每亩不低于200万元，商业用地每亩不低于300万元，这比2006、2007年提高了80%左右。”

廉租房是大同建设的一个特色项目，不仅为拆迁后极端贫困户提供住房缓冲，而且还为城市争取到更多资金。“他刚来就开始建设廉租房，当时我们还不理解，直到2009年，国家出台政策补贴地方的廉租房建设，当时有说法，这部分资金到底是平均分配给各个城市还是以廉租房修建的数额来分配？最后是按照廉租房已建设的份额来给钱，大同获得了当年山西廉租房建设资金的70%。”一位当地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大同的古城和文物景点保护修复以及拆迁和建设创造了一个极大的市场，让他有能力和全国最好的公司谈判。“所有的安置房都是用的三菱电梯，这是我去谈的，用最低的价钱，买了最好的产品。”耿彦波说。绿化集团则必须种树成活，三年后才结清账款。

大同并不贫穷。与颓败街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城市有着北方城市并不多见的非常精良的美食，说明有充沛的资金在滋养这里的餐饮业。耿彦波的做法是要挤出暗箱操作的资金量。他压缩各单位的“三公”经费，把签字权集中到他的手里。这些举措，既是经济手段，也是利益博弈，传统利益格局被打破。“有人跟他作对。”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他很难对阻力妥协，不管是来自官员内部还是民间。太阳能十项全能大赛是城市新区的一个重点工程，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签下的项目，相当于太阳能的“世博会”。大同在和一些国内一些大城市的争夺中，凭借优厚的日照条件和正在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获得了这个项目。“耿彦波确定建场馆的位置后，明令那里不要再建任何建筑。可一年后再去，当地百姓已经闻风建起了一大片窝棚，想蹭一点拆迁费。他大发雷霆，立即责令乡政府全部依法拆除。”

他手里的好牌并不多，但他尽力将它们用到极致。“银行贷款是资金来源之一。”耿彦波对本刊记者说，“2008年宏观调控前，我从工商银行那里拿到第一笔贷款，那是我以前有过合作的一家银行。”随后的经济调控紧缩银根，他在谈判时将建筑企业的利润压缩了约一成。

参与大同古城修复都是国内最好的技术队伍，对这些行业的领先者来说，钱反而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孙锦波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给大同的报价是比较低的，甚至是最低的。我们壁画系承接的壁画最高是1万元/平方米，这次我们初期谈的时候才5000元/平方米，这么廉价的报酬我们还要接，里面有个义大于利的问题。就像战士有了一个打仗的机会，这个机会只要不损兵折将，在过程中队伍得到锻炼，就是我们的成果。”

一个可沟通的领导和具备实验价值的工程，可以让这些项目不是锱铢必较的买卖，而是最好的专业人才保持学术尊严的平台。“在我们做壁画这三年的过程中，其实每一个步骤他（耿彦波）本人都要亲自去看。这个人精力过人，他所抓的工程各个环节、各个步骤都要亲自过问。渐渐的我们注意到他还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分得出好歹。当我们的第一幅壁画完成的时候，刚勾完线，他就过来说了一句话：‘哎呀，你们不输于古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表扬，因为他研究过很多山西地域古建、壁画，是个有学养的人。”孙锦波对本刊记者说。

2012年9月，当我们来到大同时，采访的市民或者官员似乎都没有人为资金担心，但前提是耿彦波操控大局。“他把钱用活了。”一位当地官员对本刊记者说，“现在我们储备的土地已经不少了，大同不会破产。”

和市民的联盟

在古城东南角的一处门楼塌掉一半的四合院内，住户们正在准备搬家。他们大多不是这个院落内的老住户，这也不是他们近年来第一次搬家了。他们或者因为城墙外修建护城河和绿化带，或者因为原来企业破产后土地被收回搬来古城内。安置房还没有建好，但上个月拆迁通知又贴到这栋四合院外，他们必须找新的房子。拆迁周转期导致城内租房户大增，上涨的租金可能是城市动荡的一个代表指数。一位经营房屋出租生意的市民告诉本刊记者，他租下了近10套房，隔断成上百间只容下一张床的格子间，租金从前两年的不到百元一个月，上涨到今年的200多元一个月。

在一个多年没有变化的城市进行大拆迁是一次涉险。大同市民也在观望，政府是否有能力完成这个城市的蜕变。张克刚（化名）是该城市的一名普通公务员，也是大同贴吧中旗帜鲜明的“挺耿者”。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的立场是经过长时间观察后确立的。“从2008年开始，几乎每天下班后，还有每个周末、节假日，我都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笔记本，去各个工地上看。有一次下雨，工地上在埋管线，挖开1米多深的沟，我连人带车滑进泥坑，最后靠挖土机把我挖出来。”张克刚说，“绿化地、安置房小区、古建保护的工地我都去，我就想看他到底在做什么。我还去他以前做官的地方，去看王家大院、常家庄园，看他是不是在保护文物。”这样的工地义务巡查员还有很多。“我爸和我妈经常会在闲暇的时候像很多大同老住户一样，去各个工地看一看。大同太多年没有变化了。如果来了一个领导，事事亲为，几乎在哪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同时还恢复着这座城市几近黯淡的荣耀，他们当然感动了。你如果有空，可以在一些工地上待一会儿，肯定会有一些市民，尤其是老人，在那里一待待很久。”

大同已经多年没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个性官员，各个阶层的人都能讲出一大堆有关耿彦波的逸事。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省领导来大同检查工作，他为争取台商郭台铭对大同的投资，会议开到一半就退场去机场接郭台铭，当天晚上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回来。”“他不喜欢开长会或常开会，经常看到写着他名字的桌签空着。开会作风也不一样，发言很简洁，政府工作报告都自己写。一个市长可以问出一个主管局长都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说明他真的在想问题。”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他签字的文件不是放在桌子上，是在墙上，因为他总在工地上。他的腰椎不好，车里有一块毛毯，去北京和部委的司长局长约好见面，他总是提前几个小时到，等的时候他就拿出毛毯垫在身下。”

他的勤奋和严格也像被统一过口径一样在城市里流传。早上5点就能看到他在工地上，有时候是一个人和一辆自行车，有时候带着一个司机。他抓一把泥灰就能知道水泥和沙的比例是否合格。他对工地有严格的要求，建材分类堆放，也便于检查，至少有三个工程队因为建材不合格被清退。城市建设用了非常高的规格。“北京前门广场的道路可以在阅兵式时过坦克，是一层垫层，加一层水稳层，再加两层沥青。而大同修的道路用了三层沥青，每修200米就要用钻孔来检查用的材料是不是合规格。”

他们也看到了一个逐渐不一样的城市。城市的绿化增加了，而“以往大同是种不活树的”。遮天蔽日的煤灰也消失了。我们在大同的几天，多见蓝天绿树，颇有塞外城市天高云淡的气象。“以往的大同，每天都要换衬衣，不然领子很脏，但现在一个星期都不会脏。”

大同的拆迁是先拆迁、后补偿，从旧房到新房的周转期短则几个月，长则两年多，这需要强大的政府信用，让市民在居无定所时相信政府有能力且有诚信完成拆迁回迁的良性循环。鉴于大同衰败的过往，单靠政府信用无法给拆迁户一个确定的愿景，但耿彦波的个人信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信用的不足和拆迁的负面影响。他不害怕在城市处于动荡时和市民见面。历届政府的市长接待日取消了，因为他几乎很少在办公室，他总是去现场办公。“他去市里最大的一个安置房小区现场办公，一年就去了18次。甚至老百姓家的水表坏了也要让他去看。”他现在是这个城市的政治明星。“我的父母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大同新闻，看耿彦波的消息。”李万龙说。

这种民意最集中的体现是2009年，当云冈石窟建设被叫停时，人们涌上街头签名支持耿彦波和大同的建设。签名从早上延续到下午，下起雨来人们也不愿意散去。直到现在，这块万人签名的红布还放在市政府的库房里。对于大同为何要如此大规模地做城市建设，市民的回答和耿彦波回答记者提问时如出一辙。“当一座城什么都没剩下的时候，它只能去闯了。大同人还能经历再坏的境遇吗？你不知道之前的大同破败成什么样，即使最后没做完，大同也有几座像样的楼留下来吧。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李万龙说。这是市民和市长联盟的一种体现——市民在像市长一样思考问题。在和本刊记者谈了一整个上午后，张克刚说：“不能给耿市长添麻烦了。大同工期很短，一停工三个月，这一年的建设期又过去了。”

新的公平问题

大同市规划局的总工程师杨迎旭建议我们去看看古城东门下的美术馆。“它能代表大同的一种精神。”正在北京从事旅游业的李万龙也特意提到，和阳美术馆很契合他经营国际旅游业的想法。“城墙上有一个肥胖的裸体人像，是雕塑双年展留下来的，像北京‘798’的行为艺术。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撞击，非常有张力。我当时看完之后，马上发图给挪威那边一家排前三位的旅游公司，老总是移民挪威30多年的北京人，他也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古城可以做这样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

杨迎旭说，政府做如此大规模建设的一个原因是，希望人们能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有尊严地活着。“身处大同，能感受到外部世界，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文化事件。”和阳美术馆部分地体现了这种意图。美术馆内正在举办徐悲鸿画展，大多观众是操着当地口音的中学生，他们聚集在徐悲鸿的素描和奔马图前，久久伫立。

古城正按照管理者的意愿，呈现出新的面貌，它的价值也在发生变化。这是对拆迁的挑战。在拆迁之初，大同没有出现大的民意动荡，耿彦波的经验是：“我订了一条就是公平。公平就是力量。”大同拆迁有一套相对简单的规则：实行1∶1以旧换新，然后给予每户20平方米成本价的购房优惠。在搬迁过程中，按每户原住房面积提供租房补贴费。规则的执行是“一把尺子量到底。不让开发商拆迁，全部由政府拆迁”。为了让规则易于实施，甚至故意忽视了产权的复杂，“比如过去的平房是公房，没有自己的产权。这次公房也给房改，几百块钱1平方米就把房产变成个人。然后再根据情况谈安置”。

但2011年，国务院发布《房屋拆迁条例》后，市民们对公平有了新的要求。《条例》第27条规定“先补偿、后征收”，第19条规定“对被征收的房产按照市场价进行评估”。古城土地的市场价已远非4年前可比。一个正在修缮的四合院，已经可以卖到400万元。民间对土地价值的想象更加膨胀。丁宁是一位正待拆迁的四合院户主，他非常笃定地说，古城中一栋修缮完全的四合院，可以卖到1800万元一栋。

以新的《房屋拆迁条例》作为参照物，市民们对公平的理解在产生变化。“我实事求是地说，2009年云冈风波的时候，我是支持他的。上面来调查的时候，我是说他好话的。”丁宁说，“但现在的拆迁补偿没按国务院的新条例办。”他们不再满足原来按照1∶1兑换房屋面积的做法，而要求政府在拆迁中兑现级差地租，或者让他们留下来。“让政府出标准，我们自己来改造。”丁宁说，“但政府不同意。”随着古城土地价值的上升，谁能留在古城也是一个牵涉公平的问题。按照每平方公里1万户的人口比例，古城只需要3万户人。“谁留下来，谁的资产就翻倍增加。这涉及一个公平的问题。”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相比所有的新问题，可能人们更担心的还是耿彦波个人。一座古城修复牵扯的规模如此之大，成功与否不是可以依靠经验得出判断的。耿彦波还是这个城市处理各种新问题的信心。“我们现在就担心两个问题，一是他不要调走了，二是他的身体不要出问题。”一位当地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文 / 陈晓） 大同大同城墙复兴北魏北京城墙古城建筑大同搬家大同房产耿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