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梅科：印花乌托邦

( 芬兰国民品牌玛丽梅科以独特的印花和色彩著称 )

在赫尔辛基的那段时间里，我不止一次在商店里见到玛丽梅科（Marimekko）最著名的“Unikko罂粟花”图案，那是白色底上大朵不对称的鲜红色、粉红色罂粟花朵，中间点缀着浓黑的花蕊，怒放在布料、包袋、餐盘等各种产品上。这幅图案给人印象如此深刻，见过之后像被镌刻在头脑中，以至于后来只要一提到玛丽梅科，被戏剧化放大的白底红色罂粟花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

Marimekko意为“玛丽的裙子”，一家1951年在赫尔辛基创立的服饰和面料公司，以它独特的印花和色彩著称，如今已经成为芬兰现代设计文化的一部分。2011年，玛丽梅科在全球40个国家的90家商店出售它的时装、纺织品和家居用品，全球总销售额1.7亿欧元，净销售额约7700万欧元。尽管如此，它的最大市场还是在芬兰本国。

大部分时候，它被定义为芬兰的国民品牌，它的产品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既受设计爱好者的尊敬，又是家庭主妇的心爱。可能每个芬兰人都有他们的玛丽梅科故事，对夏天度假屋里那条印着罂粟花图案窗帘的美好回忆，或者在漫漫冬日长夜中，因为具有温暖色彩和图案的织物而获得的幸福感。不仅仅是认同，芬兰人确实需要玛丽梅科。

“我们的冬天是如此寒冷黑暗，你需要一些令人愉悦的东西。”赫尔辛基的独立平面设计师曼索拉对我说，“我们有很多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所以我们像打扮自己一样打扮我们的房子。冬天改变窗帘和桌布，或者为圣诞节准备的特殊桌布，我们芬兰人相信，这是美好生活的基础。”

如果玛丽梅科的创始人艾米·瑞塔（Armi Ratia）还活着，她今年应该100岁了，从现存的照片上看，她是那种极其自信又有决断力的女人。1951年她和她的丈夫威尔·瑞塔（Viljo Ratia）成立玛丽梅科服装纺织公司，当时的芬兰作为“二战”战败国加上天然资源贫乏，挣扎于匮乏与乏味之中。

( 玛丽梅科的创始人 )

艾米·瑞塔看到了一家由设计师主导的面料公司的潜力，决定把战后配给造成的匮乏转变成优势，用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和图案，制造低价的丝网印刷棉布面料。她相信玛丽梅科应该用饱和缤纷的颜色，来欢庆日常生活的快乐与美妙。

芬兰是欧洲国家中女性最早获得选举权的，这奠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基础。玛丽梅科最初也可以被视为一家“女性的公司”，女性的经营管理者加上女性设计师，为女人而生产。“我想作为共同创业的夫妇，艾米负责艺术设计部分，而我负责生产和管理。”威尔·瑞塔后来回忆说，“但是一旦艾米站到聚光灯下，很快就完全变成了她的个人表演。”

1960年，正在帮助她的丈夫竞选美国总统的杰奎琳·肯尼迪被媒体指责过于偏爱昂贵的巴黎高级时装，作为公关策略之一，她在麻省科德角一家商店买了七条廉价的玛丽梅科棉布裙。1960年12月那期美国《体育画报》杂志的封面照片上，杰奎琳·肯尼迪就穿了一件宽松的粉红色玛丽梅科棉布裙，与她的丈夫一起站在游艇上。杰奎琳身上的廉价夏日连衣裙让那个时代的新女性获得了一个清新的形象，玛丽梅科这个当时的芬兰小品牌也第一次赢得了全世界的注意。

玛丽梅科的办公楼位于赫尔辛基郊外，里面是白色的开放式空间，也许是包围在众多色彩与图案里的缘故，那里始终有种欢快惬意的氛围。二楼展厅里，一些印着玛丽梅科标志性图案的大幅布料从天花板悬挂下来，除了易于辨认的“罂粟花”和“甜瓜”之外，还有赫尔辛基郊外的小木屋，森林里的松树、白桦树、蓝莓和可爱的小精灵，充满魔幻与童话的色彩。

( 艾米·瑞塔玛丽梅科的家居产品设计 )

“典型的玛丽梅科面料是大量的色彩和图案，通常灵感来自大自然和芬兰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出，芬兰四季分明的转换，尤其是漫长幽暗的冬天，如何启发了我们的设计师。”玛丽梅科的公关经理玛丽·海克拉（Maarit Heikkila）在那些布料前告诉我说。

办公楼后面就是工厂车间，那里生产和印制品牌所有的纯棉面料。他们以粉状加液体的染料加强饱和度，用高温蒸法使其附着，再冲洗来保证使用期限，艺术工作室的“色彩厨房”可以实现设计师需要的任何色彩。

“玛丽梅科的印花不仅是受过去的启发，也是扎根在传统的印花技术上的，比如对叠加色彩的使用，在五六十年代手工印刷的时代是很普遍的，如今仍然是玛丽梅科标志性的印花技术。”艺术工作室负责人帕特里·加斯林（Petri Juslin）说，“通过叠加两种色彩，能够形成独特的第三色彩，让我们的印花脱颖而出。有趣的是，如今大部分公司都忽视这一技术，甚至把它视为一种失误。”

艾米·瑞塔最初把玛丽梅科定义为“引导生活品质的文化现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形成品牌简单鲜明的风格，目的是寻找和发现日常生活的美，不追随所谓的时尚去做无意义的逢迎。它的服装是轻松随意、非正式的，几乎适合任何年龄、身材的女人。

当艾米·瑞塔曾经被批评出售“性冷淡”服装时，她回答说：“性感的是女人，而不是一件裙子。”如今，玛丽梅科每年推出四个系列来展示季节的特殊性，以它自己的方式创造自己的流行趋势，仍然是干净简洁的中性线条和自由的风格，传递出平等社会的乌托邦观念。它相信人们应该始终忠实于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他人装模作样。

早在1962年，艾米·瑞塔受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启发，计划建立一个名为“玛丽村”的乌托邦，除了为员工提供住所，也是产品设计和新生活方式的实验室。今年为了赫尔辛基世界设计之都年，玛丽梅科公司复活了她的想法，在数码空间中重建一个虚拟的村庄。在那里，生活的情感质量比物质更重要。

与欧洲那部分所谓的精英主义世界相比，包括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在内的北欧国家有一种不铺张矫饰的设计方法，知道如何制造好的产品，家具和日用品通常用自然朴素的材料，简洁而凝练。它们混合实用性和传统手工艺，也许是冬日无尽黑夜的缘故，尤其具有把光线和轻盈感注入其中的才能。在斯堪的那维亚传统中，设计的目的是提供情感上的惬意舒适，丰富日常生活，而不是风格大于实质或者成为身份财富的象征。基于强调理性和诚实工作的路德教根源，对炫耀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

1979年艾米·瑞塔去世后，她的儿子把公司出售给芬兰Amer产业集团。玛丽梅科不断衰退濒临破产，直到被另一个女强人基尔斯蒂·帕卡仁（Kirsti Paakkanen）所拯救。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玛丽梅科已经拥有超过3000种不同图案的档案库，帕卡仁的成功策略是把新设计与五六十年代的怀旧面料结合在一起，每年选择一些旧有的图案结合新的配色，用在不同类别的新产品上。

与其说玛丽梅科是超越时代的，不如说它代表了一个真正特殊的时代——理想化的、充满活力的60年代。才华横溢的玛雅·伊索拉（Maija Isola）是它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女性设计师，她一生为玛丽梅科设计了超过500种不同图案，其中一些最著名的图案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的，像1962年的“西班牙舞”、“菠萝”，1963年的“甜瓜”或者1974年的“春”。

从19世纪末的威廉·莫里斯到伦敦利比提精品百货（Liberty of London），印花图案一直是欧洲家用面料的主旋律。1964年，艾米·瑞塔发出玛丽梅科面料中不准再出现花朵图案的禁令。作为一种对抗性的回应，玛雅·伊索拉完成了那幅著名的罂粟花图案，表达的正是20世纪60年代那种无拘无束的设计自信。

( 玛丽梅科已经拥有超过3000种图案的档案库 )

玛雅·伊索拉那些一度激进的印花图案从来没有过时，而且始终给人新鲜的感觉。她从大自然、民间工艺、现代视觉艺术和无数次世界各地的旅行中获得不同的主题和灵感，在极简风格的几何、低调的自然主义和色彩爆发之间游移。

1970年，她从巴黎给她的孩子写信：“我的眼前有一大堆花朵植物的静物画，潮湿地摊在地板上，等着被卷起来。酸奶罐里装着油彩，地板上的花瓶里插着鲜花，我买了那些黄色、橙色和白色的罂粟花，不同浓淡的紫色樱草，黑色郁金香，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花朵。”

“我们对玛丽梅科风格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玛雅·伊索拉作品之上的。”赫尔辛基设计博物馆馆长玛丽安·艾芙（Marianne Aav）评价说。

在450年的历史中，赫尔辛基摇摆在东方和西方的影响之间，无论传统、文化、建筑、饮食还是生活方式都充满东西方的特征，就像作为赫尔辛基城市标志的白色大教堂与不远处俄罗斯拜占庭式乌斯本斯基大教堂之间的对比，红砖砌成的乌斯本斯基是西欧最大的东正教教堂。独特的芬兰语也处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边界，它既不属于西方拉丁语系，也不属于东方斯拉夫语系，而是基于自身的芬诺－乌戈尔遗产。

“玛丽梅科总是与强烈的情感、明亮的色彩和大胆的对比相关，然后用安静的色调形成微妙的反差。喜悦、平静、活力、放松，我们把这些看似矛盾的情感结合在一起，让玛丽梅科与众不同。”

当玛丽梅科创意总监米娜·库特沃娜（Minna Kemell-Kutvonen）向我解释品牌的设计文化时，她强调的也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特征：“所以说，玛丽梅科非常的芬兰，表达了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会聚——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明澈和功能性，以及来自东方的情感和丰富的装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