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不落帝国与太阳王

（文 / 王星）

( 特拉法加海战是英国与拿破仑指挥的法－西联军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海战。拿破仑在此次海战中败北，英国的海上霸权从此确立。图为1816年的水彩画，画面右前方为英国著名的“胜利号”战舰 )

百年战争的肥皂剧

英法之间最早的肥皂剧是百年战争。这场自1337年持续到1453年的战争为英法两地的通俗文化产业造就了额外几百年的机遇，派生出无数类似中国的清宫戏的通俗演义与舞台剧。

最初这其实是一场法国人打法国人的家庭伦理剧。北欧维京海盗骚扰法国北海岸由来已久，卡洛林王朝时期，法兰克的查理三世同意北欧人在法国北海岸的诺曼底定居，这些“法国化”的海盗后来建立了诺曼底公国。1066年，诺曼底人在征服者威廉的统率下成功地入侵英格兰，从此以后的150年间，法语成为英国宫廷的官方语言，诺曼底公爵也因同时掌控了海峡两岸而成为法国诸侯中实力最强的一支。

诺曼底人的实力达到巅峰是在1154年。当年在欧洲盛行贵族间通婚，这种做法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贵族自身血缘的高贵性，但往往出现几轮轮空后大权集于一人之手的情形。1154年新继任的安茹伯爵就是这样一个怪胎。安茹（Anjou）位于今天法国西部卢瓦尔河下游。中世纪时安茹是一个伯爵领地，后来成为公爵领地，当时是法国最大的行省之一。征服英格兰的威廉一世死后，相继由两个儿子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继位。在独生子溺毙后，亨利一世立女儿马蒂尔达公主为继承人。但亨利一世死后，威廉一世的外孙斯蒂芬却继承了王位。安茹伯爵杰弗里·普朗塔热内（Geoffroy Plantagenêt）找准时机，将马蒂尔达皇后娶入门中并支持她争夺王位。1153年，双方达成合约，规定斯蒂芬死后王位须由马蒂尔达的儿子继承。第二年，斯蒂芬去世。马蒂尔达的儿子、出生于法国勒曼的安茹伯爵亨利即位，史称亨利二世，从此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取代了诺曼底王朝。

亨利二世迎娶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埃莉诺（Aliénor），并因此获得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Aquitaine）领地。当时还曾经有人嘲笑埃莉诺：放弃法国王后的头衔，充当一个岛国的王后。随着亨利二世逐渐将法国西海岸自己的领地统一为一体，路易七世才嗅出了不祥的味道：作为国王，亨利二世是英国的统治者；作为公爵和伯爵，他是法王的臣民，而亨利二世拒绝向交还他作为法国贵族所继承的比整个英格兰还要富庶的大片法国领土。更要命的是，无论作为与法国王室历代通婚的姻亲，还是作为法国最强大的封建领主，一旦法兰西王位出现空缺，海峡那边的金雀花王朝的君主也毋庸置疑地拥有王位继承权。英法的世仇由此结下。

( 英国国王亨利二世 )

当时还很少能有人预见到，这样两块隔着海洋的领地对于日后英国颇有别于欧洲大陆的行政司法体系的形成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当金雀花的国王去料理自家在法国境内的领土时，海峡这边英格兰的各项日常事务也必须正常运行，于是发展出代表王权的委员会和税务法庭来处理英格兰的司法及财务工作，使“政府”这一概念很早便确立。这种自给自足的政府构造在数百年后的欧洲大陆造就英国出的一种幻象：正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从远山之巅望去宛若平静如镜的湖水，从欧洲这一侧望去，英国仿佛永远是一个和谐融洽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将造就19世纪末以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n Huxley）为代表的英国世家子弟理念：“我是在一种不受怀疑干扰的信念中成长的。”哈佛大学的劳伦斯·洛厄尔在他1908年出版的《英国政府》一书中说：“典型的英国人认为他的政府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佳者。”

不过，在14世纪百年战争爆发的前夜，英格兰这边的政务还远不能让它的子民如此放心。此时金雀花王朝的几个败家后代已经将家族历史上在大洋彼岸的领地几乎丢失殆尽，唯独剩下阿基坦一处。在百年战争结束200年后，阿基坦将崛起一个名叫波尔多的城市，这座城市的葡萄酒之所以总能在英法之间实现某种微妙的调节功能，归其根结也正在于此。

( 诺曼底公爵、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法国诺曼底巴约挂毯,公元11世纪) )

弗兰德斯地区（现比利时和荷兰）的商人将是未来波尔多重要的合作伙伴。在百年战争爆发的前夕，起了关键的煽风点火作用的也是弗兰德斯人。当时的弗兰德斯是欧洲著名的工业发达地区，羊毛纺织业尤其先进，据说全欧洲国王的衣料都产自这里，这里也因而成为整个欧洲最富有的地方。1328年，法国卡佩王朝绝嗣。于是法国人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英王爱德华三世自称是前国王腓力四世的外孙，以此争夺法国王位的继承权。1328年，法国占领弗兰德地区，英王爱德华三世遂下令禁止羊毛向该地出口。对于法国来说，弗兰德斯是不能轻易放弃的利税大户，而对于没有纺织技术的英国来说，这里也是最重要的出口地。弗兰德斯的商人希望脱离法国国王的支配，但是教皇的契约书上规定，背叛法国国王会被要处罚200万法郎的。在这种情形下，精明的弗拉德斯商人转而支持英国，尊奉爱德华三世为法国国王和弗兰德斯的最高领主。英法百年战争就此爆发。

关于英法百年战争，另一个诱因来自语言。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后，大部分官员都由法国贵族担任，官方语言成为法语，本土的“原住民”的方言成了农夫或商人使用的语言。显然，这种将被称为“英语”的语言距离它嘲笑别人为“Yankee”，乃至自豪地声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语”的时候还远。渗透到英格兰日常生活各处的法国语言和习俗文化逐渐开始受到平民百姓的厌恶，就贵族阶层而言，尽管祖上曾经利用与法国的君臣关系占据了不少领地，但此时也已经足够“英国化”到了想用自己的语言与法国平等对话的时候。

( 圣女贞德进入奥尔良 )

直至圣女贞德解救法国之前，在这场百年战争中，英国可以说是百战百胜。原本就是法国贵族之间的王位继承战终于转回到法国本土展开。最后的逆转是几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正如后世很多史学家在评论法国的战争史时经常调侃的：每到绝境边缘，总有圣徒献身营救法兰西。在1429年，这位圣徒是圣女贞德。50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不止一次地严肃声明：“我就是圣女贞德。”

英国在百年战争后不但一无所获，还丧失了几乎所有在法国的领地，结果被迫放弃大陆制霸的企图，转而向海上发展，从而走上了海上帝国的道路。法国在这场战争中阴差阳错地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民族统一，算是赢家。至于将英国完全赶到海上、为自己的后世子孙培育了一个纠葛至今的海上强敌，这是当时的法国人还顾不上考虑的。

( 英王爱德华三世 )

太阳王的梦想

所有生活在路易十四时代以后的法国人，都难免受到“太阳王”（le Roi Soleil）这个意象的诱惑。

( 被关押在巴士底狱的伏尔泰 )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过英雄与政治家，每个民族都经历过剧烈的变革，对只愿意记忆事实的人来说，所有的历史都彼此相似，但勤于思考和善于鉴别的人却认为，世界历史只有四个时代值得重视。”以上就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的开篇。伏尔泰划定四个时代是：菲力普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塞内卡和维吉尔的古罗马时代，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君士坦丁堡的时代，然后就是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甚至进一步赞誉道，路易十四时代“可能是四个时代中最接近尽善尽美的时代”。

每一个文明都有诱惑它臆想“梦回”的时代，在法国人心目中，路易十四时代无疑是其中一个。路易十四1638年出生，年方5岁即继承王位，由其母和路易十三的寡后安娜执政，但实权掌握在首相马扎然手中。1661年，首相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开始亲政。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大多让首相或亲信大臣代理执政。路易十四则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他称之为“国王的职业”：“构成国王的伟大和尊严的不是他的手中的权杖，而是他的手执权杖的方法。由臣民来决定一切，君主只是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就歪曲了事物的面貌。唯有君主才有权考虑和决策，其他人的职责只不过是执行君主的命令而已。”著名的“朕即国家”（l'etat，c'est moi）格言便脱胎于此，虽然也有学者建议，按照路易十四的外省土音，这句话翻译成“国家就是俺”更有韵味。“太阳王”的意象则诞生于一个古玩商的奉承。据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记载，有个叫杜里弗埃的古玩商为路易十四设计了一个徽记：一轮红日光芒四射，照耀地球，下面有一行小字：“Nee Pluribus impar”（堪与众太阳媲美）。这个徽记博得了路易十四的青睐，成为国王的“法定”徽章，一时间法国王宫的家具、雕刻上均使用这个徽记，“太阳王”因此成为路易十四的称号。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国力空前鼎盛，俨然有欧洲第一大国的姿态。16世纪末，蒙田在法国西南部阿基坦的乡下古堡里写下：“法国的光荣是世界上最高贵的装饰之一。”这一装饰意象终于在100多年后具象化为太阳王路易十四，并且如同所有世上罕有的宝石一样，天堂般灿烂的光芒将使它成为永恒的诱饵。

( 法王路易十四 )

伏尔泰诞生于1694年，时值英国“光荣革命”6年之后。路易十四驾崩于1725年，当时伏尔泰21岁，正因创作讽刺诗影射宫廷贵族而被关在巴士底狱。次年，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光荣革命”是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的非暴力政变，英国现代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即起源于这次革命，因为革命期间据说没有流血，所以被后世历史学家冠以“光荣”之名。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创作于l735至l756年，英国政坛的“光荣”显然还没有让他印象深到将它也列为一个重大时代的地步。然而，在1726至1728年流亡英国期间，伏尔泰颇留下了“亲英”的名声。

后世认为，英国的经验学派对伏尔泰的启蒙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对于爱正义同样爱财的伏尔泰来说，当时的英国显然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令他终身难忘。1733年，伏尔泰根据《奥赛罗》的剧情演绎出《扎伊尔》，并把它题赠给曾在英国招待过他的英国商人福克纳。伏尔泰在献辞上写道：“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和知交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地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国家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这位福克纳后来成为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确实可以证明当时商人在英国的地位。伏尔泰同年出版的《哲学通信》中另一封信专论商业：“商业已使英国的公民富裕起来了，而且还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转过来扩张了商业；国家的威望就从这些方面形成壮大了。”在1771年的《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中，伏尔泰进一步将英国的法律规章比拟为推荐在全世界试种的“椰子”。两个世纪后便有英国学者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以此为标题，写下一本《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Voltaire's Coconuts：or Anglomania in Europe），专论欧洲大陆迷恋“英范儿”的大人物。

( 拿破仑在1806年10月14日的依耶纳战场上。赢得这场与普鲁士的决定性战役后，拿破仑发布《柏林敕令》，开始实施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策略 )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英国文学专家陆建德博士在关于《伏尔泰的椰子》的书评中指出：“盛赞商业的好处确实是18世纪初英国的特色。那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时代，笛福本人和他小说里那些充满活力的‘创业者’不愧为时代的镜子。海外的机会展示了美好的新世界，文雅的绅士在咖啡馆里洽谈生意也是常事。爱迪生1711年在《旁观者》日刊的一篇文章里把伦敦交易所描写成‘世界公民’友好交往的场所，他说英国不必扩展疆域就能凭贸易‘增添一个帝国’。”然而，“不同的人在发明不同的英国。伏尔泰赞赏的英国是斯威夫特、蒲伯和菲尔丁嘲骂的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看重的英国是卡莱尔、纽曼、罗斯金、阿诺德和莫里斯等维多利亚时期文化巨人痛斥的英国。”

后世评论普遍认为，伏尔泰如此投入地赞誉路易十四时代，是为借古讽今、贬损他所在的路易十五时代。但就伏尔泰所重视的商业、外交而言，路易十四实在为郁闷的十五与更倒霉的十六埋下了一堆祸根。16世纪法国外交的政策是从亨利四世开始制定的，其核心内容是：打破哈布斯堡家族独霸欧洲的局面，建立起对法国有利的欧洲大陆新的均势体系，为此联合欧洲一切对哈布斯堡有所不满的力量，包括英国。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主要分布在西班牙、勃艮第、奥地利、波希米亚，使法国总感到一种生存在夹缝里的危机感。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经过30年战争，终于击败哈布斯堡王朝，使法国成为新的欧陆霸主。路易十四继位后延续了父辈的“安全堡垒”理念，但在手法上过于咄咄逼人，以至于失去英国这一盟友。

( 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溃败，巴黎被围。图为普鲁士军队炮击巴黎 )

对于法国来说，英国作为盟友未必是绝对可靠的，但作为敌手确实是绝对有威胁的。几场围绕西班牙王位的徒劳无功的大战后，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英国、瑞典、丹麦、荷兰等组成了奥格斯堡反法大同盟，虽然没有让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彻底伤筋动骨，但成功地遏制住了法国继续在欧洲扩张的势头，尤其是牵扯了法国开拓海外殖民地的精力。时任英国首相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说得很露骨：“英国应该不遗余力地支持我们在欧洲大陆上的盟友，来反对法国获取欧洲大陆霸权的野心，因为一旦我们的盟友在欧洲大陆上被法国彻底击败，法国就可以集中它的所有力量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与海外殖民地。这是英国无法招架的。所以，我一贯主张，要想方设法把法国的力量牵制欧洲大陆上。”就后来的实际效果看，反倒是太阳王的梦想协助造就了对岸的日不落帝国。

帝国套子里的帝国

(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奥斯曼伯爵（右四）主持了巴黎的市政重建，奠定了今日巴黎下水道、主街区乃至道边建筑的基本样式。拿破仑三世（左四）为此授予他十字勋章 )

路易十四的欧洲战略还为80年后的另一个法国“太阳王”的梦想破灭留下了祸根。仍是路易十四的那句名言“朕即国家”，有较真的翻译家说过，路易十四只是国王，所以只能自称“寡人”，真正有资格自称为“朕”的是建立了法兰西帝国的拿破仑。依然以“安全堡垒”为出发点，为战胜英国，从1806年起拿破仑开始实施大陆封锁政策。

早在1798年2月，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督政府将军的拿破仑就受命视察敦刻尔克和弗兰德海峡，拟定对英作战方案。1798年2月23日，拿破仑在给督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战胜英国，可供采用的军事方案只有三种：一是在漫长的冬夜对英国来一次偷袭；二是派一支远征军到地中海东岸诸国，威胁英国在印度的贸易；三是把注意力和资源全部转向莱茵地区，以便从英国人手里夺取汉诺威和汉堡。”随后的战事颇像中国围棋的布局。拿破仑依照自己的战略层层推进，1806年取得对普鲁士的胜利后算是完成了合围。虽然以微弱兵力占据的意大利以及因赶回国内夺权半途而废的埃及战役都是这张大网上暗藏的漏洞，拿破仑已经等不及了。当年他颁布《柏林敕令》，宣布：“不列颠群岛处在封锁状态，与不列颠群岛的任何贸易，任何往来一概禁止；凡在我军和盟军占领地区内发现的任何英国臣民，不问身份和社会地位如何，一律宣布为战俘；凡归英国臣民所有的任何商店、任何商品、任何财产，不问种类，概予没收；自本法令公布之日起，直接驶往英国或由英国殖民地驶来，或顺路往英国殖民地的任何船只，任何港口将不予接纳；用伪声明书来破坏前条规则的任何船只，概予捕捉，船及货与英国船只同样予以没收。”这项敕令成为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基础。

( 1944年8月26日，自由法国领袖戴高乐（左）与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第二排留胡须者）在法国第二装甲师将军皮埃尔·科尼西（右）陪同下，在刚解放的巴黎检阅第二装甲师 )

《柏林敕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651年英国议会为遏制“海上马车夫”荷兰而通过的《大航海条例》，但拿破仑后来的大陆封锁政策远远超越了经济封锁的范畴，扩展到断绝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切政治、经济联系，甚至包括各种形式和内容的信件往来。拿破仑意图把英法之间的对抗扩大到法兰西帝国控制下的欧洲所有国家和地区，要求所有欧洲大陆的港口都对英国关闭，以此剥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市场，破坏英国全部对外贸易。然而，法国自百年战争年代就遗留的海洋劣势再次成为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尽管柏林敕令“宣布不列颠群岛处于封锁状态”，但是由于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拿破仑不可能对英国全部海岸线实施海上封锁，只有倚仗强大的陆军，以征服、威胁或强迫结盟的方式控制欧洲大陆，封锁各国对英的贸易往来。因此事实不是使“不列颠群岛处于封锁状态”，而是使大陆“处于封锁状态”。

拿破仑相信，只有“抵制英国商品的战争才能导致和平”，终归“大陆必须制服海洋”，而物产丰饶的欧洲大陆一定能战胜英国控制着的空荡无物的大海。然而，首先，英国控制的大海并非空荡无物、众多海外殖民地成为英国重要的物资补给地；其次，如同法国列位因陶醉于“太阳王”的荣耀而过于理想化的统治者一样，拿破仑夸大了自己对于欧洲大陆诸国的劣根性的掌控与压制能力。至少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说服自行其道的荷兰人不去重拾“海上马车夫”的旧行当，为大洋两岸提供种种黑市便利。拿破仑把自己的兄弟路易·波拿巴扶上荷兰王位也无济于事——据说他一登上王位“就忘了自己是一个法国人”，而“努力使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荷兰人'”。选择俄国作为镇守后方的盟友是更致命的冒险行为，拿破仑忽略了这头已经被彼得大帝用纯正欧洲文化开过眼界的北方大熊的胃口。大陆封锁使原本就缺乏出海口的俄国丧失了英国这个主要市场，俄国贵族地主、商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俄国财政也出现严重的困难。事实上，撕裂大陆封锁的第一道口子，并使之成为不可愈合的伤口的正是俄国。1811年，俄国公然破坏大陆封锁体系，怒不可遏的拿破仑认为现在只有“俄国是英国可以使用的最后手段，大地的和平必须在俄国决定”。于是有了拿破仑对俄国的远征。

( 1951年3月19日，欧洲统一运动“总设计师”让·莫内（桌边左二）率法国代表团在巴黎与西德、意大利、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签署“舒曼计划”。计划的起草者为时任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中坐者）。基于这一计划，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这是欧盟的最早雏形，当时英国拒绝加入 )

关于拿破仑对英国的这场经济对抗，后世有人将他的失败归结为“背离经济全球化趋势”。当年拿破仑曾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英国当时正盛行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亚当·斯密的头像至今还出现在新版的20英镑纸币上，可见其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然而，19世纪初德国历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亚当·斯密持激烈批判态度，他认为：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拿破仑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从没有研究过自由贸易理论，这对于拿破仑、对于法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中国以张文木为代表的安全战略学者还提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由英国资本冲击在法国产生的一场动乱；从这个层面上说，法国是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最早开拓的外围市场，法国也因此成为第一个遭受全球化危害的国家，能较深地理解法国大革命产生根源的拿破仑也因而成为较早对资本全球化有较深理解的前瞻者之一。

科西嘉是路易十四当年进行海外扩张时硕果仅存的几处领地之一。当年他自然不会想到，这个小岛上将会诞生一名新的法兰西帝王，而自己的波旁王朝也将被具有来自地中海的拿破仑家族替代，据现代DNA测试，这个家族还有点高加索血统。拿破仑一世在位时间为1804～1814年，其时他面对的英国国王是乔治三世。从家族血统论，乔治三世属汉诺威王朝（House of Hanover），距离最早结下英法世仇的安茹王朝已经间隔5个王朝。汉诺威王朝是德国布朗史维希－吕内堡王朝（Braunschweig-Lüneburg）的分支之一。1692年，为增加哈布斯堡王室成员当选皇帝的胜算机会，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委任布朗史维希－吕内堡公爵为第9位世袭选帝侯，也即“汉诺威选帝侯”。1688年的光荣革命使得原本位于王位继承序列第52名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继位，英格兰国王的名号此时也已改为“大不列颠国王及爱尔兰国王”。在乔治三世在位期间，国王的名号再度升级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

乔治三世之后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她将是第一个以“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名号称呼的英国君主，也是在她在位时，英国将进入最强盛的“日不落帝国”时期。与此同时，法兰西迎来了它的第二帝国，其间拿破仑的后代磕磕绊绊地延续了四世，倘若拿破仑一世泉下有知，或许会有些怨念，因为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正是当年拆自家兄弟台的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的儿子。法兰西第一帝国灭亡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早年随母亲住在瑞士，还曾加入瑞士国籍，后来一些法国历史学家曾以此调侃：拿破仑王朝的第一代说着科西嘉土语，末几代却是一口德语腔法语。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登上帝位的过程基本是一个更成功的刘皇叔的案例，但他还是低估了自己的堂侄、21岁便病故的拿破仑二世的感慨：“拿破仑家族留给我的政治使命实在是太重了。”

1870年的普法战争兵败使拿破仑家族的帝国梦彻底终结。都德的《最后一课》在中国太过出名，在人们慨叹法德这对拥有另一番纠葛史的冤家时，很容易忘记英国在拿破仑的子孙这一代帝国中的角色。提起英国，与拿破仑三世一生相伴的大多是“联合”二字：1854年，联合英国对俄国宣战，克里米亚战争开始；1857年，联合英国对中国宣战，“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除此以外，英国还多次扮演“避风港”的角色：1838年，拿破仑三世离开瑞士，流亡英国，次年出版《拿破仑思想》；1840年在法国布洛涅冒险发起暴动，失败后被判处终身监禁，1846年5月越狱潜逃英国。拿破仑三世的一生也终结在英国：1870年9月4日，巴黎发生革命，第二帝国覆灭，第二共和国建立，欧仁妮皇后逃至英国。1871年，拿破仑三世获释，赴伦敦与妻子、儿子会合；1873年1月9日，拿破仑三世病故于英国肯特郡的奇泽尔斯特。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在建筑师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的主持下实施了对整个巴黎的市容改造工程，改建了火车站、下水道、供水系统、路灯及民用煤气供应，还修建了巴黎东西两座森林公园——万森纳和布洛涅。今天的所谓“花都”巴黎在此时成型。历史学家们感慨：巴黎已经发展成全人类所梦想的城市，法国绘画、音乐、小说、诗歌、戏剧、服饰乃至精致的恋爱艺术，轻而易举地使整个欧洲目眩神迷。“时尚”开始成为法国生活至关重要的词，但问题是时尚膜拜的对象。

19世纪30年代以后，法国的贵族和名流放弃了历经数代的光滑绸衣或颜色明快的精纺织物，从英吉利海峡对岸传来的暗黑色毛料服装成为时尚。拿破仑三世年少时在伦敦虽然算是“流亡”，但在出手的阔绰与对服饰细节的讲究上完全学会了伦敦富有单身汉的精髓。伦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裁缝们的圣地。18世纪时，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贵族都设法在宫中养个法国哲学家当装点的门客、所有赶时髦的妇人也都一年一度按照由巴黎送来的玩偶的穿着打扮剪裁衣服。如今世道却反转过来，以前被欧洲大陆人嘲笑“一天吃五顿饭”的英国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值得仿效的绅士。英国人奥尔德斯·赫胥黎说：正是英国人的“自信、他们的悠闲、他们对其世界地位视为当然的样子、他们的显赫，这些其他人想否定而不能的东西，使他们成为受人钦佩的典范”。历史学家巴尔奇尼说：“当时欧洲大陆人当做美德而羡慕和妒忌的，正是他们害怕他们及其同胞所缺乏的，正是他们认为需要用以应付铁和煤的新时代、保护自己不受英国专横统治的能力。”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引起争议最多的还是法国的对外自由贸易政策。1860年1月，皇帝背着立法团和英国签订了《法英通商条约》，废除了自从法兰西第一帝国以来一直坚持的保护关税政策，宣布自由贸易，取消对某些商品的禁运规定，取消高关税，大幅度降低商品入境税，大量来自英国的原煤和纺织品因此而源源进入法国市场。这一政策一度遭到中小资产阶级，特别是采煤和纺织业资产阶级的反对，但最终算是刺激了工业家的竞争能力和技术革新，作为副产品也刺激出诸如巴尔扎克一批小说家。此后第二帝国又继续与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挪威、葡萄牙等国签订了同类条约。至此，拿破仑一世至死坚持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式经济对抗彻底瓦解。自由贸易政策的扩大，使法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了国际市场，但与此同时，法国也实际上被囊入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照耀范围内。

“二战”的灯塔与堡垒

1939至1940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刚摩擦出最初的火星时，一位年轻的意大利记者这样记录下他在英法两地的观感：从法国的火车车厢、小酒馆、报社、沙龙、中产阶级的餐桌、波旁王宫的游廊上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人们信心十足地反复说着一句话：“法国终究是法国。”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英国人在同样的月份里用几乎同样的词说着似乎同样的事情：“英国总会存在。”然而这位年轻的记者已经敏锐地留意到双方语气与潜台词中的微妙不同：“英国人的意思是，无论战争结果如何，无论他们伟大的国家到头来将会如何受到削弱变得贫困，无论要牺牲多少人力物力，无论这个老帝国将会付出多少代价，这个小岛以及岛上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执著的德行、亲密友好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勇气总会留下来。这句话中带有一种恪守职责的骄傲，但同时也含有对于为了保存自身以及欧洲的自由必须付出代价的觉悟、对于无法逃避的事只能面对的坦然，以及对于最终战败可能性的一种自我安慰。法国人则不然。他们对自己不变的命运绝无半点怀疑。无论发生了什么，那个昔日的‘伟大民族’总会存在，并把光明洒向全世界。”

法国人后来的表现颇应验了这位年轻记者的直觉。没有什么能拦住戴高乐在1940年6月法国溃败后依旧声言：“法国在欧洲的领先地位是理所当然的。”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役前夕，戴高乐从伦敦向法国发表广播演讲：“这是解放法国的战役，也是法国自己解放自己的战役。”在多次向盟军重申“法国的首都必须由法国自己的军队来解放”的立场后，8月23日，隶属于美军名将巴顿指挥的法军第2装甲师击败了巴黎城内一支为数不多的德军驻守部队。8月25日，戴高乐在巴黎市政府大厦发表演说：“被敌人蹂躏、横遭破坏和历尽千辛万苦的巴黎终于解放了。巴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它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协助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久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解放的。”

当年那位年轻记者后来成了意大利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家，他的名字是路易吉·巴尔奇尼（Luigi Barzini）。1984年，巴尔奇尼因癌症在意大利罗马的家中去世。《纽约时报》在讣告中称誉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复兴人”。巴尔奇尼1908年出生在米兰，令他垂名后世的是他那些有关欧洲文化的著作。1964年出版的《意大利人》被誉为迄今为止对意大利民族个性最全面也最深刻的写照；逝世前一年出版的《欧洲人》则堪称这位见多识广的现代“文艺复兴人”毕生见识与经历的集大成之作。有关“法国终究是法国”以及“英国总会存在”的回忆就出自《欧洲人》。

巴尔奇尼在《欧洲人》中提出，法国战败不是因为缺少调动部队的能力，或是士兵缺少英雄气概，除了对于法国陆军辉煌历史的过分自负外，更加深刻的古老根源在于法国人“对于政治争吵的根深蒂固的热爱”。与之相对，尽管日常生活会让英国人信念中的历史使命感有所削弱，当面临某种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英国人总是能再次获得其真正的性格，即《大英百科全书》上定义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者相信：“宇宙尽管有种种外表，但它是合理的；人可以努力学习宇宙的平静和有序、学会以坚定宁静的心情接受事变和达到崇高的道德价值，以此来控制他的生命。他们相信，人作为世界公民，必须在公共事务中起积极作用，因此，道德价值、责任、公正以及某种坚强的理智是禁欲主义所特有的，有道德的人既不仁慈也不表示同情，因为这两种做法都意味着偏离责任和偏离宿命。”

英国人的名言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堡垒”。法国人则将法国比做照耀宇宙的灯塔。戴高乐就喜欢重复说：“法国是世界的光明……她的命运是照亮宇宙。”反讽的是，恰是倚仗这种对于这种太阳王式的宏大光荣感的热爱，法国人成功地实现了对自己战败国和战胜国的定位转换。时任意大利外长卡尔洛·斯佛尔扎伯爵为“二战”后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不同下了精辟的定义：“很简单：意大利人必须忘掉一场败仗。法国人必须编造一场胜仗。”

相比起传统英国人的禁欲，至少在历史上，法国人显然更习惯被宠爱、关怀。《马赛曲》的词作者德·里尔（Claude Joseph Rouget de Lisle）认为，法国的至高无上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上帝本身的意志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啊！法兰西，上帝亲自守护你的命运。”戴高乐则经常将法国视作想象中的“神仙公主”，或是“画在壁画上的圣母，有着卓越非凡的命运”。直至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世界报》上还有这样的说法：“这么多的男人（他们不全是法国人）爱法国就如同爱一个女人，根据情况的不同，把它视为他们的母亲、情妇或是他们梦想的女人。”

毕竟还是拿破仑的想法与众不同。据法国19世纪历史学家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说，拿破仑喜爱法国“就像喜爱一匹马”。由拿破仑调教出的法国陆军确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欧洲享有盛名。但随着武器变得更加精确、杀伤力更大、射程更远，战争策略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纯华彩式的个人英雄主义逐渐失去用武之地。尽管有过普法战争与“一战”的检验，即便是法国以外的许多人甚至仍对这支军队的昔日神话抱有幻想，1940年6月，距离法国军队彻底崩溃前几天，丘吉尔还在英国下院重复他从巴黎当局得来的让人宽心的消息，狂热地宣称：“感谢上帝，有法国军队在！”

讨论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的《伏尔泰的椰子》一书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丘吉尔的雪茄”。可见丘吉尔作为英国的代表符号的影响力。丘吉尔在“二战”期间临危受命，他说：“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丘吉尔实施的头一批战略计划就显示出他牢记着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那句成为英国外交“立国之本”的名言：“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1940年7月3日，为避免法国签署停战和约后海军的战舰落入德国、意大利手中，英国政府制定了名为“抛石机”的行动计划，对法国舰队实施打击。计划执行过程中，英国海军共击沉、击伤并捕获法国海军7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和8艘潜艇，使刚努力爬到世界第四位置的法国海军再度受到重创，英国的海上优势则得以确保。

此时再回过头来看丘吉尔1940年6月18日的那场著名演讲，才更能理解什么是英国式的“最光荣美好的时刻”：“无论法国出现何种情况，当前的法国政府或其他法国政府会碰到什么问题，我们英国本土以及整个英帝国的一切人都绝不会失去对法国人民的同志情谊……待到我们的辛劳换来最后胜利，他们将和我们同享胜利之果……”

隔岸观火的欧洲梦

“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这是丘吉尔1945年7月辞职前在唐宁街发表的最后声明。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向学生们以《欧洲的悲剧》为标题进行演讲，提出“胜利者欢欣鼓舞，失败者绝望沉默，这就是我们聚集在众多古老国家和民族之中的所有欧洲人的处境，这就是日耳曼人各族在相互残杀使浩劫蔓延所得到的一切……我们必须创建一个类似欧洲合众国的组织。只有这样，千千万万辛辛苦苦劳作的人们才能够重新获得淳朴的快乐和希望。这个过程并不复杂，所需要的只是亿万男男女女的决心……所以我对你们说：让欧洲站起来。”

后来丘吉尔又多次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提到“欧洲合众国”这一概念，还特别点名提醒法国、提出欧洲联合的基础在于法德两国的和解：“创造欧洲家庭的第一步必须是法国和德国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只有这样法国才能恢复对欧洲的道义上的领导作用。”

从哈布斯堡到普鲁士，无论法国东邻的这片地区冠以什么名称，向来都会被英国用做抑制法国、调整欧洲大陆天平的一个砝码。这一点已经成为公开的游戏规则。尽管如此，丘吉尔的倡议未尝没有诱惑力。恰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热尔贝所说：“美国人和俄国人在易北河会师，这种相会意味着欧洲隐退消失了。”

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建立后，就有各种候选人前来竞争“欧洲概念”的首创权。1997年，英国国际事务学家劳夫兰德（John Laughland）出版专著《被污染的源泉》（The Tainted Source），副标题“欧洲概念的非民主根源”道出了全书的主旨。劳夫兰德提出，最初倡导欧洲统一的人物中甚至有希特勒这样的人物。1936年希特勒曾告诉帝国国会：“在窄小如欧洲的一栋房子里，幻想各个民族共处的社会可以长期保持不同的立法制度和法律概念，这真是不智之举。”

2003年，柏林历史博物馆关于欧洲统一史的特展以这样的定论拆除了这道“炸弹”：“希特勒的理论建立在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和征服的基础上，而现代欧洲则根基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即便如此，在欧洲过于刻意强调自己祖先的“大一统”理念还是危险的。但法国的学者们似乎不以为然。2002年，法国《历史》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拿破仑——真正的欧洲之父》，题图为拿破仑头戴饰有欧盟徽章的帽子，正横跨阿尔卑斯山。根据文章论证，诸如联邦法、共同市场、取消边境乃至鼓励人权等现在欧盟的许多特征都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在法国，这种想法甚至不只局限于流行的历史杂志。时任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也在当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说：“历史已经证明拿破仑关于未来欧洲大家庭的远见。”法国的历史学者们甚至提出：拿破仑自己毫无疑问认为他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欧洲人。因为拿破仑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无惋惜地说：如果他打赢了俄国战争，“欧洲很快就会是一个民族，任何人走到任何地方都将发现自己在同一祖国，而且巴黎将成为世界之都，法国人将成为各国人羡慕的对象”。

法国的历史学者之所以敢于如此直白地为拿破仑与欧洲统一的目标正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人一直认为拿破仑并非单纯的皇帝，而如同丘吉尔一样是国家的英雄。然而海峡那边的丘吉尔却是从一开始就把英国从欧洲统一的棋局中摘得干干净净。丘吉尔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名言是：“我们同欧洲在一起，但不是其组成部分。我们对它感兴趣，同其联系交往，但不能被并入或同化。”丘吉尔之所以把英国排除在欧盟之外，是因为在他看来，英国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版图遍及全世界的大英帝国的首脑。作为一个成员国参加欧盟，与英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1950年6月27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由于我们处于英帝国和英联邦的中心地位，并在英语世界里与美国有兄弟般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欧洲联邦制度中成员国的地位。”

对于欧盟来说，真正具决定性意义的务实事件发生在1950年。1950年5月9日《法国宣言》发布，宣言的起草人是法国人莫内（Jean Omer Marie Gabriel Monnet）。自17世纪起就延续下来的法国独有的“葡萄酒－干邑外交”模式再次在冥冥中发挥作用：莫内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省的科涅克市（Cognac），科涅克市以出产干邑白兰地著名，此地的白兰地商家大多为百年老店，血统多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与当地法国居民的混血，自古就扮演着为英吉利海峡两边在各种方便或不便的时候沟通有无的传统角色，而莫内正是出身于白兰地酒商家。莫内提出：以解决欧洲的煤与钢问题作为走向联合的突破口，把法德两国的煤炭、钢铁资源置于一个超越国家的管理机构下，对煤钢资源共同开发和使用，并且该机构也吸纳欧洲其他国家参加。

丘吉尔自1946年起向法国人游说“欧洲联合的基础在于法德两国的和解”。时至1951年，真正体现对法德煤钢资源共同开发和使用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出台时，英国却拒绝加入。这还只是英法之间以欧盟为筹码的较量的开始。1954年，法国政府拒绝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英国人在对岸看得不无欣慰，因为在英国看来，欧洲其他国家发明欧洲防务共同体主要是为了取悦法国。据说，法国人希望德国军队可以一方面足以强大到击败苏联，另一方面又足以虚弱到受制于卢森堡。自1961年起，英国三次申请加入欧盟，但直至1969年戴高乐辞职后才经过3年的谈判于1973年进入欧盟。戴高乐在1963年1月不批准英国的申请时明确表示：如果让英国及其“外七国”伙伴加入，就意味着最终会出现“一个依赖美国并由美国领导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在戴高乐眼中，英国就是美国安插在欧洲共同体里的一匹“特洛伊木马”。

对于戴高乐的这点盘算，意大利史学家、政治家巴尔奇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给战后的法国“编造胜利”、为了用一个“共同的巨大威胁”让法国人暂时忘记他们骨子里对争吵的爱好，戴高乐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在其同胞心中恢复骄傲以及民族使命感。没有德国，戴高乐就得指定另一个目标来做敌对国家。他不能选择苏联，因为那里已经是北约和美国的竞技场，有悖戴高乐“欧洲人的欧洲”的底线。最终戴高乐选择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一措辞，不仅是因为它暗示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亲密的种族关系，甚至还暗示了两个国家在理想和希望方面的和谐。巴尔奇尼说：“戴高乐认为英国人背信弃义不可信……害怕英国会以无耻的间谍和狡猾的官员渗透进来，背着欧洲同美国搞‘特殊关系’，以他们的权威引导欧洲，最后悄悄把这个组织变成英国的领地。”“另外如意大利以及一些较小的国家……在一开始就非常想要英国加入。他们希望英国能够抗衡法国的影响……他们还认为英美‘特殊关系’根本不是戴高乐眼中的一种损害，而是大家的便利。欧洲的观点在用轻微踌躇的上等阶级英语口音加以表述时，可以在华盛顿解释得更清晰，同时有希望得到更尊重的对待。”

无论如何，在法国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策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如同法国政治学学者罗杰（Philippe Roger）2002年的著作《美利坚敌人》（L'Ennemi Americain）所言，成为法国执拗的反美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不过戴高乐倒也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威胁论的发明者，更早的警告来自法国地理学家德莫兰（Edmond Demolins）1879年出版的随笔集《盎格鲁－撒克逊人凭什么高人一等？》：1870～1889年，法国人发现继从历史典籍领域向人类学领域的转移后，“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再度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仅仅限于为美国内部的种族人群的区分和分级做担保，而是提供了一种全球性的角色重新分配方案，其中英美这一对显然将成为主角……法国将被排斥在这个共同体之外，继而成为它的牺牲品”。

戴高乐强调说，西欧的“自然的和道德的中心正是法国”，因此“只要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共同体就无法形成”。丘吉尔则始终强调：“英国是和欧洲在一起的但是并不属于它，英国同欧洲联结在一起但是并不包括在里面。英国与欧洲命运攸关和息息相通但是绝不能被吞掉……英国不只属于一个洲而是属于所有的洲，不只属于一个半球而是属于两个半球，既属于新世界也属于旧世界。”欧盟最后选定“蓝天金星旗”作为旗帜，圆桌式的布局看似是对两家都做了让步，其实却另有玄妙。由于旗帜的设计诞生于1955年，最初是由欧洲煤钢共同体设计，当时坚持置身于外的英国当然参与不了什么意见。事实上，当时该组织只有6个成员国，蓝底上之所以由12枚金星组成圆环，是因为灵感来自欧洲文艺复兴宗教画上圣母的“十二星冠”。“星冠”的构思象征欧洲民族的完美统一，1986年盟旗正式使用时，成员国恰好12个纯属偶然。“十二星冠”的出处源于《圣经·启示录》：“这时，天上出现一大异象：有一女子身披太阳，脚踩明月，头戴十二星辰的冠冕……”异象中的这个女子通常被解读为圣母，加上身披太阳，法国人显然又捡了个便宜。胸怀大志、远望五洲的英国直至1973年才接受苛刻的条件进入欧盟，最后只算得在旗子边上凑一颗星，颇令人想起“二战”期间英国驻柏林大使达伯农勋爵的自嘲：“英国人在智力发挥得最好的时候，往往总是为时过晚。” 欧洲人路易十四法国国王帝国法国历史巴黎太阳王拿破仑七世日不落拿破仑·波拿巴太阳英国伏尔泰英国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