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的舰艇到底有多少？

（文 / 宋晓军）

( 5月23日，第25届纽约舰队周拉开帷幕，图为美国海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 )

6月7日，在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结束了他的亚洲行程时，由“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的一群前议员和退役军官组成的特别小组发布报告称：若两党在削减财政赤字上无法达成共识，从2013年1月起由“超级委员会”通过的10年内自动削减1.2万亿财政支出的方案一旦启动，美国国防开支的削减面临将不是10%的下降而是15%。届时奥巴马的国家安全战略将难以推进。那么，几天前帕内塔高调宣布的2020年将在亚太部署的60%舰艇到底有多少呢？

2012年4月，美国海军根据201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再次提交了《2013财年海军舰艇长期建造计划》。对比11月前的《2012财年海军舰艇长期建造计划》，虽然30年内将舰艇数量从328艘降低为310～316艘，但是报告特别强调，若大型舰艇的建造计划拖期，未来海军的舰艇数量很可能无法实现300艘的目标。很显然，有关202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海军舰艇中的60%到底有多少？是很难马上得出结论的。但是如果了解一下6月5日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发布的长期预算展望报告（25年），或许能得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因为CBO每次也负责对海军提交的“长期造舰计划”进行评估。在CBO这份“长期预算展望报告”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到2022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国债的利息将超过医疗补助计划支出，相当于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国未来10年的国防开支总和。同时，CBO还预测2022年很可能是财政赤字的“爆发点”。而这正是6月7日“两党政策研究中心”特别小组发出国防预算将面临“毁灭性灾难”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在这其中有个悖论。毋庸置疑，美国海军是维持美元地位最重要的工具。但通过印钱发债建设强大的海军就一直能维持印钱发债的逻辑并不成立，这是因为有其他工业人口大国崛起这个变量的存在。这个变量有曾经的苏联和现在的中国。对于前者，美国通过与中国修复关系并进行低端产业转移，在投入600艘舰艇规模和“星球大战”概念加一些技术创新的同时，避免了快速滑入“债务陷阱”。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反弹”和中东的极端主义势力蔓延时，像是被程序驱动一样滑入了“债务陷阱”，不得不面对控制债务还是削减海军的“两难选择”之中。

如果再从CBO假设2022年难以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点来观察，会发现奥巴马政府面临的这种“两难选择”更加纠结。比如2012年1月6日由国防工业协会（NDIA）、航空航天工业协会（AIA）和专业服务委员会（PSC）召集的国防工业基础专家组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被问卷调查的28家大型军工企业普遍认为（其中21家为世界前50强），未来10年国防开支削减幅度在4600亿～4800亿美元是可承受的“临界点”（目前已定的是4870亿美元，若“自动削减”方案实施将再削减约5000亿美元）。同样在6月，排名前几位的军工巨型企业也发出了若启动“自动削减”方案他们将“裁员”的威胁。比如与舰艇建造关系最密切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订单有90%是来自国防部，雇员达7万人；再比如与舰艇建造关系同样密切的通用动力公司，有69%的订单是来自国防部，雇员达9.3万人。也就是说，奥巴马和民主党要在削减债务、削减国防开支、保证就业和医保及社保的投入上，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才能确保连任并落实国家安全战略。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麦凯恩提出了一个不太“靠谱”的削减农业补贴建议外，经济学家和议员们更多说的是“必要性”，而很少拿出可行性论证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让人怎么评估2020年后美国海军要在亚太部署多少艘舰艇呢？更何况舰艇的质量和功能也有所差别。比如将要部署在新加坡的濒海战斗舰造价只有5亿～6亿美元，而计划2016年开始采购的“宙斯盾”改型驱逐舰DDG-51-FlightⅢA型驱逐舰造价为21亿美元。

正因为如此，每当热衷于用“枪长炮短”吸引眼球的媒体追问我美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说的部署到亚太的60%舰艇到底有多少时，我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大概在180艘左右吧。但如果有时间我都会补上一句说：从相对数字上看，这比1840年后、比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时少多了。未来若干年内，中国面临更多的也许不是“坚船利炮”的围堵，而是舆论造势的“围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