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埃及外交纠纷为何阴转晴？

（文 / 徐菁菁）

( 4月28日，埃及首都开罗，抗议者在沙特大使馆前与军警发生冲突 )

危机

5月5日，持续一周的沙特、埃及外交纠纷峰回路转。约一周前被召回的沙特驻埃及大使艾哈迈德·卡坦已于当天下午返回开罗。根据埃及官方中东社报道，卡坦当天下午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后发表简短声明称，他根据沙特国王的命令重返埃及，将于6日开始工作。卡坦将此次召回事件形容为“一朵飘过的云”，起初看似有害，但最后带来有益结果。“它加强了双边关系，反映了亲爱的埃及人民对他们亲兄弟般的沙特人民的感情。”他强调类似事件不会再发生。当天早些时候，埃及外长阿姆鲁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了电话。

4月24日至27日期间，千余名埃及民众在沙特大使馆前示威，高呼反对沙特王室的口号，一些人一度试图翻越使馆围墙。在北部城市苏伊士，示威者还封堵了领事馆出入口，阻碍外交人员出行。沙特阿拉伯政府28日宣布，由于其驻埃及使领馆安全受到埃及抗议者的威胁，沙特决定关闭驻开罗大使馆及驻苏伊士和亚历山大的领事馆，同时召回驻埃及大使并暂时停止对埃及民众的服务，包括签发赴沙特工作和参加宗教活动的签证。1987年埃及和沙特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两国进入蜜月期。此次纠纷被视为近20年来最严重的双边外交纠纷。

这一切皆源于埃及律师吉扎维17日遭沙特方面逮捕。吉扎维抵达沙特城市吉达，打算前往麦加和麦地那参加宗教活动。沙特方面称他随身携带了大约2.1万片赞安诺，把药片装在奶瓶和盛放《古兰经》的盒子内，试图偷运进沙特。赞安诺一般常用来治疗恐慌症，是一种抗焦虑的药物。沙特将其列为违禁药品。但吉扎维的家人和一些维权人士说，吉扎维遭捕的真实原因是沙特一家法院先前缺席审理吉扎维，认定他“侮辱沙特王室”，并被判处一年监禁和并罚100鞭刑。

吉扎维一案只是触动了埃及人长久以来的敏感神经。沙特是埃及的最大投资国，大约有50万沙特人长期生活在开罗。而在沙特，埃及人构成了最庞大的侨民群体。这意味着任何发生在开罗或者利雅得的微小事故都能够对两国关系形成羁绊。而两国民众之间的交往却频出事端。

( 4月28日，埃及士兵和防暴警察在位于开罗的沙特驻埃及大使馆外列队警戒 )

《穆巴拉克之后的埃及：阿拉伯世界的自由主义、伊斯兰与民主》一书作者，美国科尔盖特大学副教授布鲁斯·鲁斯福德告诉本刊：“过去，曾屡有消息说埃及人去沙特朝觐受到不公待遇。此外，许多在埃及在沙特工作的侨民也不断传出消息，说他们受到沙特当局的苛待。处于此事件中心的律师吉扎维曾经在埃及提起诉讼，关注那些在沙特未经适当司法程序即遭关押的埃及人。这使得他被埃及人视为维护埃及侨民的先锋人物。”

从去年初埃及国内的政治变动开始，埃及就弥漫着一种传言：沙特想方设法企图将穆巴拉克留在总统宝座上；之后，沙特又尽力游说，试图终止对穆巴拉克的审判。埃及人认为沙特不但扶持旧政权的残将，还扶持伊斯兰教强硬派别，鼓吹绝对遵守教法，拒绝一切“革新”沙拉菲政治力量。在埃及民众间，对沙特的怀疑和猜忌日嚣尘上。

( 5月6日，返回开罗的沙特驻埃及大使艾哈迈德·卡坦召开新闻发布会 )

根据埃及对外事务理事会常务董事埃尔-赛义德·萨拉比的说法：“在过去的60年中，埃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总统和外交精英掌控的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做出的。”“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将建立一个民主系统和立宪制度提上了日程，以此来推进公民自由和对来自不同背景阶层的人们意愿的尊重。”这迫使埃及对过去的外交政策做出调整。过去的一年里，埃及和美国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疏远以色列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去年4月，埃及外交部提出埃及并不认为伊朗是敌对国家。对与伊朗关系密切的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埃及乐意翻开与其关系的新一页。埃及高级情报官员还造访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重归于好成为新政府发出的首批信号之一。德黑兰方面反应积极。伊朗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说，能够和埃及恢复关系是伊朗的“重要机遇”。伊朗驻埃及利益照管处还表示，双方正在进行接触，加快恢复全面外交关系的进程。这些改变都足以让沙特感到危机四伏。

沙特的担忧

( 4月13日，埃及民众在首都开罗解放广场聚集，反对穆巴拉克幕僚参加选举 )

多年来，尽管相比两国民众之间的冷淡甚至敌意，埃及、沙特上层关系密切，但远非无间。“两国之间的摩擦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纳赛尔总统主导阿拉伯国家的统一，触犯了沙特的利益，后者是与西方交好的保守派阿拉伯国家的领袖。1962年，埃及介入北也门的内战。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保皇党人的交战中，埃及失去了2.6万名士兵。许多埃及家庭至今仍在承受丧亲之痛。”美国罗斯福大学教授戴维·法里斯说，“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认为所有阿拉伯国家应当合并为一个国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退潮。萨达特将埃及的外交政策从亲苏转移到亲美、亲西方时，他同时也收回了纳赛尔所坚持的攻击沙特的言论，这使得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结束。1991年，萨达姆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对沙特造成威胁。穆巴拉克政府站在了沙特一边。90年代，穆巴拉克和沙特发现他们正站在打击伊斯兰暴力反叛者的统一战线上，在过去20年里，它们对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一线也选择了同样的强硬路线。”美国充当的两国关系的黏合剂。“在1979年伊朗革命后，埃及和沙特成为美国在中东除以色列之外的最重要盟友，这彼此联盟的关系使得两国关系的发展比想象中或期待中的更为紧密。”

现在，埃及和地区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沙特希望借此次事件提醒埃及：‘你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的游客、投资，也需要埃及在沙特侨民的汇款。’他们是在测试过渡军政府，看他们将如何处理这样的危机。”法里斯说。

“在整个20世纪，埃及和沙特都有许多引发矛盾的分歧。当这些分歧变得明显的时候，或者当局势充满变数时，双边关系就开始紧张。”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戴维·迈德尼科夫说，“现在变化不仅发生在埃及，在沙特国内，也有不少人在推动实现更大的公民权利、女性自由和政治改革。埃及律师吉扎维一案的本质是人权问题。其他阿拉伯国家对沙特国内政治施压的可能性令沙特异常敏感。利雅得在向开罗传达这样的信息：‘沙特的国家利益需要的是一个稳定且不会干预沙特内部事务的埃及政府。’”

2012年1月，埃及人民议会选举落下帷幕，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自由正义党获得近半数席位。“沙特显然感觉到事情已经起了变化。现在，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掌握权力，他们必须对两国关系进行重新评估。”沙特国王大学教授卡利迪·埃尔-达吉尔评价说。

外界对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沙特之间的关系说法不一。一些评论家相信，沙特长期以来都在暗中对穆斯林兄弟会提供资金支持。但沙特方面也一直指责说，9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了试图改变沙特政治体制的反对组织“逊尼觉醒派”。

一些观察家认为，对于穆斯林兄弟会从埃及政治的反对派转为当权者，沙特方面不无担心。根据美国知名学者佛蒙特大学教授格利戈里·高斯的说法，沙特今天在中东地区的至高影响力来源于两个方面：金钱和意识形态。

沙特的三次建国都是沙特王族与瓦哈比主义的谢赫家族之间互动完成的，这段历史经验造就了沙特将维护君主制和瓦哈比教义作为国家的核心信念。为维护君主制，沙特不惜与共和政体的伊拉克和神权政体的伊朗对抗；为维护瓦哈比教义则不惜与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和伊朗霍梅尼主义对抗。在现在的王国里，王室家族为瓦哈比教会人员提供资金，给予了他们影响国家政策的广泛权力。作为回报，教会拥护完全服从王室的政治主张。2011年，宗教成为维持沙特稳定的最重要社会网络力量。去年2月，沙特宗教领袖就公开指责那些发动示威和游行的人们让伊斯兰主义的敌人钻了空子。教会还下令禁止教徒参与示威。

去年10月，78岁的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被列为沙特王储。这位亲王与瓦哈比教派关系亲密，即使按沙特标准衡量他也算是保守派。

“已经发生的根本改变是，埃及和沙特在地区重大事务上采取了不同立场。当埃及军队引导穆巴拉克下台，启动民主过渡的时候，沙特向邻国巴林派兵打压初生的反政府力量。”法里斯说，“至少公开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所选择的是支持人民权利，选举和伊斯兰民主形式的道路，而沙特则是强硬逊尼派伊斯坦政权的在这一地区的最重要代表和支持者。两者之间的利益并不在一条线上。”

“穆斯林兄弟会是逊尼派组织。而沙特王室一直将自己作为阿拉伯世界逊尼派政治的代表。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其影响早已超出了埃及一国，如果能够在埃及这个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占据政治舞台的核心地位，那么它就会成为替代沙特瓦哈比派别的选择。”迈德尼科夫说。在沙特宣布关闭大使馆后，穆斯林兄弟会方面表示，埃及人民的举动只不过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

阴转晴背后

沙特方面应该对这次“试探”的结果感到满意。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28日在沙特宣布关闭驻埃及使领馆并召回大使后，就致电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希望沙特能重新考虑此决定，并强调埃及与沙特之间的兄弟般关系。埃及外交部对埃及抗议者的行为予以谴责。外长阿姆鲁当天致电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埃及与沙特的战略关系能够帮助双方克服任何问题。就在沙特国王阿卜杜拉4日下令沙特驻埃及大使返回开罗，并重开沙特驻开罗大使馆和驻苏伊士、亚历山大的领事馆之前，3日，以埃及下院议长为首的高级代表团刚刚对沙特进行了访问，以修复两国关系。

埃及谦卑的态度与他们处理民众冲击以色列大使馆一事时大相径庭。去年8月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的突袭行动导致5名埃及边防部队士兵和警察丧生。9月，示威抗议者冲击了开罗的以色列大使馆，导致以色列驻开罗大使一度被迫撤离。尽管以色列方面不断让步，但埃及似乎并不买账：“以色列曾经把穆巴拉克总统当成一个‘珍宝’，而现在犹太国家随心所欲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除却其他原因，即使只考虑埃及脆弱的经济，埃及也不能失去沙特。”法里斯说。就在4月28日，沙特撤走大使的当天，埃及工业和贸易对外贸易部门主管侯赛因·奥兰告诉沙特一家报纸，2012年头3个月，两国之间贸易达到了12.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0%。2011年，埃及政治变动后的第一年，两国的贸易额比前一年还增长了16%，预期今年还将有大幅度的增长。沙特一直是埃及的最大投资国。目前，沙特在埃及的投资总额大约为120亿美元，在埃及开设了2355家公司。其中50%是在过去5年间建立起来的，涉及工业、农业、旅游、金融等各个部门。

埃及与沙特之间的外交纠纷能如此快阴转晴并非只是埃及单方面意愿的结果。在过去20年里，“温和”的独裁政体和与美国、以色列结盟的外交政策构成了整个中东的地区秩序。“阿拉伯之春”动摇了这一基本结构。尽管沙特一直指责于奥巴马政府放弃穆巴拉克就像“一张用过的卫生纸”，但他们也以最快的速度表示，愿意提供40亿美元援助，恢复与埃及军事政权的关系。

在地区战略上，“这两个国家共有两项核心利益：控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扩张；制约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这些利益足以让它们保持亲密的关系”。鲁斯福德教授说。

伊朗一直是沙特的最大敌人。近几年，在中东版图上，沙特在与伊朗的较量中频频失手。在伊拉克，沙特人支持的阿拉维没能击败由伊朗力挺的马利基当选伊拉克总理。为支持马利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哈什米·沙赫罗迪为伊拉克什叶派最高学者，并将在位于伊拉克南部的伊斯兰什叶派圣城纳杰夫设立沙赫罗迪办公室。由于沙特无法与马利基和解，目前沙特在巴格达尚没有大使。

在黎巴嫩，沙特支持了哈里里领导的“3·14”联盟，以对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尽管前者在2005和2009年两次赢得了议会大选，但真主党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我行我素，并在黎巴嫩握有相当大的实权。他们成功地将哈里里赶下台，换上较之更疏远沙特、亲真主党的纳吉布·米卡提为总理。现在，沙特已经无法承受失去埃及的代价。 沙特穆斯林兄弟会外交伊朗革命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阴转晴伊朗经济开罗伊朗政治纠纷为何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