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生》，大船之外另一种大众娱乐的可能

（文 / 李东然）

“吃馆子赖账，借人钱不还，对癞子骂疮，对秃子骂光，拆人一座屋，自得一条梁，夜踢寡妇门，日扒绝户坟，总之凡是人所不齿的事情没有他不干的。”这人名叫牛结实，是陈铁军小说《儿戏杀人》中的主人公，小说写的是一村人如何不动一刀一枪地杀了这个泼皮无赖。

管虎最初在一本文学杂志上读到这个故事，当下就喜欢上牛结实这个角色，因他想起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而管虎自言是深受鲁迅影响的，从中学时代喜欢鲁迅文章的与众不同，喜欢鲁迅的直言不讳、爽利骂人，跟全世界宣战是少年心里朝夕憧憬着的人生态度，到大学学电影，虽认识的大师渐渐多了起来，只鲁迅还是在反复地读，亲切以外，又读出些伟岸襟怀，勇于直面、心怀天下，“尤其是那种想要给历史抽上一鞭子的担当”。

这意义上的喜欢是颇有些分量的，甚至成了心理责任。2005年管虎已经在着手改编《儿戏杀人》，那一年他完成了《民工之生存》和《卧薪尝胆》两部电视剧，总共73集，产量惊人。也是拍起电视剧的第10个年头，《民工之生存》成了自己最满意的电视剧作品之一，至今骄傲地说是没有把手练臭的佐证。科班出身的导演埋在心底的噩梦莫过于从胶片创作的艺术神坛，堕落到电视剧的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管虎从不掩饰当年为生计入行的无奈，但也不否认这条路对自己的意义，人慢慢有谱了，懂得如何水到渠成，心智也相对成熟了一点。

但心里实际全等着回来拍电影的这一天，不过是等得越久越发拎得清爽。“电视剧像是吃饭，电影像是喝酒。饭得不停地吃，那是为了生存，喝酒却是尽心尽兴，因此不能指着它吃饭。”

所以给一个剧本七八年的准备时间也不在乎，自说就像真正好一口的人在自酿一壶好酒的过程。管虎希望给剧本自然生长的时间，一条流淌的溪水，一位女子的形象，甚至一条小路的质地，都要一点点在脑子里丰满起来。常常改编一部小说，到最后除了最基本的情节走向，故事早已面目全非。“比如从杀人到杀生，杀的不只是牛结实，更是牛结实的勃勃生气。也有相当一部分剧本好几年的时间之后什么都不是，但经过这么长时间留下来的肯定是照应着当下成长起来，能装下我想要说的话。”

反而《杀生》的故事不是越拉越近而是越推越远，故事背景由原著中城乡结合部的村镇幻化至深山老林里的古寨，故事主人也成了生活在苍翠壮美自然中的人们，世世代代遵从着老一辈的规矩教化，又毫无抵抗地被现代文明浸染。导演铺陈大量魔幻主义趣味在残酷的新旧交替之间，大到悬疑中的因果、丧嫁祭扫，小到衣履琐碎。

管虎翻山越岭了大半年，找到四川腹地一处名为桃坪的羌寨，至今仿佛千年以前，一丝不苟地照着最传统的方式搭起布景，着意抹去一切有标识意义的民族符号、时间符号，做出一个没有昨日不见明朝的封闭时空，而放入其中的也都是一些渊源亘古的存在，清亮湍流的溪水，男欢女爱的愉悦，长生不老的渴求。

“电影的趣味在于往人心里走的那一条路，这条路是需要一点间离感，可以慢慢滑翔，一点点往心里走，到最后观众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这节奏是从小说到电影最大的改动。然后整个的调子荒诞魔幻，实际上是为了配合故事里的寓言色彩，事实上这个古寨是个小世界，是个浓缩的社会，寨里的每个人都更像一个符号，表意的不仅是一种社会角色，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一个侧面。”

这就成了一部难以用类型片界定的电影，管虎说，在他的心里《杀生》像一只鸟，站在电线杆子上，离人群不远，它能看得到人群，但人群看不到它。“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但是你仔细看它又不是真的，似乎发生地都存在，这种寓言感肯定是比较风格化，开始它是很新鲜，跟以往故事形态不同，这对我而言是吸引力，后来就变成深深的命题需要，装得下整个5000年文明、精神的繁荣磨灭，我看重这个，故事需要精神价值。”

管虎出生在演艺世家，因为“文革”，直到12岁时家里人平反搬回北影厂，他才知道父母亲原来都是演员。管虎觉得自己始终没享受入行的优越感，甚至曾经有意远离去考了医科，实在不是那块料，才兜兜转转地回到电影。

90年代初科班出身的导演相当稀罕，当身边的同学忙着拍广告发财的时候，管虎东拼西凑了20多万元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头发乱了》，在万元就标榜财富身份的年代，那绝对不是小数目。当时的管虎长发披肩，正为披头士和崔健疯狂，不仅影片贯穿着他们的音乐，故事讲述的也是一条胡同里长大的几个年轻人，在市场经济、西方文化（摇滚）冲击下，面对爱情与生活或者缅怀或者逃避的态度和体验。

不言而喻的自传色彩之外，影片本身也有很强的自觉意识，不仅跳脱了常用的象征符号（尤其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仪式和色彩绚丽的视觉元素）、表现主义构成的第五代美学，用流畅写实的镜头语言，如其他“第六代”作品表达了青春期焦躁和迷惘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它企图从历史的视角给这种焦躁和迷惘找出原因以及解决之道。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叶彤看着郑卫东姐姐的新生婴儿说：“萍姐，这孩子长大了，肯定不知道毛主席是谁了吧？”管虎记录了这样一代年轻人的诞生，他们不再为民族的、集体的方向而焦虑，而是为自己的前程、生活和爱情感到迷失。

也就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管虎明确了自己的电影要求，从个人出发，但务必也连着当下的现实相生相关。《浪漫街头》（1996）、《再见，我们的1948》（1999）、《西施眼》（2002）确实贯彻着这样的态度，《斗牛》是等足7个年头苦心套拍而来（《沂蒙》），而如今的《杀生》，管虎坦言是第一次面对商业操作，压力方方面面，甚至要远甚于当年，一人做事一人当地拿钱拍片来得爽利。

《杀生》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剪辑周期，不仅得抗争制片方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创作者和大众需求之间的挣扎。管虎早就想写一个混蛋的故事，他喜欢奥利弗·斯通的《不准掉头》，还有《红高粱》，“往酒里撒泡尿，酒就成了佳酿，牛×”。所以最早的结尾是黄渤（牛结实）拿着刀把村里人全砍了，管虎难以割舍这虚构中的决绝激昂，并且也是对整个社会步伐的影射，在他看来，牛结实的故事里根本上来讲没有对错两分价值观，就像精神病院，一个疯子关在透明玻璃屋里，外面的人参观觉得他疯了，但他看到外面的我们还觉得我们疯了。

事实上那个结尾管虎早一五一十地拍了出来，直到剪辑台上，几经权衡挣扎又回归了如今自绝于天涯的结尾，不仅放弃了热血奔放，反而充实了哑女和婴儿的线索，牛结实最终是为了妻儿的生存而自我了断。管虎说，这也是自己从结婚生子、从男孩长成男人的最重要人生感悟。

也不否认这选择之间对社会主流道德取向的充分妥协。“我这个人极其晚熟，20岁以后还要再花整整20年时间，才学会给自己设一条界线，或者渐渐学会收敛，明白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么尝试看看，反而发觉如何把内心的激情表达得更为宽厚博大却是另一种功力。”

《杀生》选择了4月底、5月初的档期，是发行方的强令要求，一方面是借小长假的东风，另一方面造几部国产电影迎战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战舰》）的阵仗，而管虎似乎对这样的局面毫无兴趣，甚至被媒体问及，也要顾左右而言他。

“好多话不想说明，但其实自己很明白，我是做好成为牺牲者的准备，而且心甘情愿成为牺牲者。市场要成长和生命要成长一样，都要经历阵痛的过程，阵痛过后观众会成熟起来、挑剔起来。《泰坦尼克号》这种电影如果独霸银幕一年，观众就开始期待有所选择了，这也就是为何如法国、德国，他们也有自己的民族电影存在的原因。”

而促使观众和市场走向成熟的前提，在管虎看来是自始至终给他们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就需要有一些人坚持，我乐于做这样一些人，虽然我的毛病是做事情必须得自己喜欢，但我也有很用心卖力讲好故事的诚意，有本身的天性使然，也有电视剧训练的成果。并且我如此享受把作品与观众分享的过程，今天的观众，事实上远比行内人想象的要好很多，只要你真实地从心底往外拨了，他们就能有所体会。当然《杀生》这样的电影，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层面的观影趣味，有的人哈哈一笑而过，有些人愿意琢磨很久，甚至我有时学习‘豆瓣’的影评，感叹他们想的比我深刻好多，所以我真心不低估观众并且热爱观众，愿意尽自己能力为他们提供另一种大众娱乐的可能。”

（实习生朱婵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杀生大船之外娱乐可能大众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