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西方相遇时

皮尔斯·玮致活（Piers Wedgwood）爵士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了。“估计我来北京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那是1985年。”玮致活爵士很得意地向我描述当时的北京，“你根本不会记得当时什么样子，但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去天安门广场，汽车不多，自行车很多，感觉有上百万辆自行车在天安门穿过。我们在摄像，可是很困难，因为需要不停地躲避那些穿梭的自行车。我们还在早上5点的时候进入到故宫拍摄，那个景致太棒了！”当年皮尔斯·玮致活为了一个宣传活动来中国拍电影。在欧洲瓷器行业中，皮尔斯知名度很高，大家称他“China life”可谓一语双关。

皮尔斯·玮致活出生于1954年，是18世纪“英国陶瓷之父”约舒亚·玮致活（Josiah Wedgwood）的直系后裔。约舒亚·玮致活1730年出生于英国伯斯乐姆（Burslem Staffordshire）的陶工世家，父母都在当地一所教堂庭院内的陶器厂工作。当时，与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相同，英国的陶瓷技术相对落后，而且，生产出来的大部分是棕色陶器，经不住磕碰，图案也仅是一些简单的纹路。当时较好的陶瓷来自荷兰的代尔夫特，水杯来自德国科隆。

1759年，学徒出师的约舒亚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玮致活陶瓷公司，创烧出独有的“乳白瓷器”。1765 年玮致活瓷器获英国皇家选用，并受到英国乔治国王的皇后——夏绿蒂皇后的青睐，特许以“皇后御用瓷器”（Queen's Ware）命名。皮尔斯说：“约舒亚·玮致活非常聪明，他利用夏绿蒂皇后的喜欢，扩大品牌影响，使我们的业务变得非常成功。当时也是第一次有皇家专门定制御用瓷器，对我们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夏绿蒂皇后及我们所无法想象得到的。此后，全欧洲皇家贵族竞相以拥有一套玮致活餐具宴请宾客为荣。”

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就对中国瓷器的生产工艺心驰神往。他们一心想烧造出真正的硬瓷，但始终未能如愿，于是产生了许多神秘怪诞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马可·波罗在游历福建泉州时，说当地人将某种土堆起来，任其风吹雨打三四十年，然后制成的瓷器就能产生美丽的光泽。另有说法是，在胎土中加入贝壳粉，或掺入骨灰，瓷器就能变得坚硬。更有人声称瓷器的秘诀在于烧成后要深埋地下几十年。

16至18世纪末，欧洲所接触到的中国瓷器主要来自江西景德镇，在中国的传教士对这里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法国传教士殷弘绪（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神父在景德镇传教期间，特别考察了制瓷工艺。他将每一道工序、每一种材料都详细记录下来，并以书信的方式报告给耶稣会总部。信中提到：“中国瓷器以高岭土和白墩子土为主要成分，被中国瓷工称为瓷器的‘骨与肉’，瓷器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种材料。”殷弘绪神父还寄回瓷土的样本，供国内参考。

皮尔斯·玮致活说，尽管玮致活有250年历史，但是我们在陶瓷业还是新手。中国早期的一些陶瓷作品品质非常优良，我们从中受益匪浅。在开始玮致活的业务之前就已经有了关于中国陶瓷的很多贸易了，在我们的历史档案库及博物馆里，存有不少中国元素的图案或设计。在不同时期，都会选取其中的一些和当代的设计理念结合，制造出赋有时代感的产品。在18世纪，玮致活的一些陶瓷制品里就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中国元素的一种兴趣。我们还有一个花色称为“皇朝系列”，能体现出那个朝代特定的特点。英国在这个时期非常迷恋中国的陶瓷设计。

在17至18世纪中后期，整个欧洲产生了一种东方情调的装饰艺术风格，被称为“中国风格”。所波及的范围涵盖多个领域，但尤以艺术品中的陶瓷最为突出，这与它的输入量最大有直接关系。最初瓷器只是作为出口欧洲的香料与丝绸的压仓货，但最终以其晶莹的质地、高雅的色泽吸引了上流社会的关注，人们开始争相追逐。在百余年里，据最保守估算，出口到欧洲的瓷器最少在6000万件以上。

玮致活家族一直都有收藏中国瓷器。皮尔斯·玮致活本人也收藏了不少，大部分都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出口到英国的外销瓷，尤其以餐具、茶具为主。皮尔斯仍然印象深刻地记得，他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去逛古玩市场，看到两个非常大的被欧洲人称为东方大罐的瓷器，把它们买下，并一路细心呵护从北京带回了英国。他说：“整个过程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这两个东方大罐一直摆放在我们的起居室里，这是最能吸引人们眼球的地方，因为我们常会招待很多朋友，他们每次见到我们收集的中国瓷器，都会惊叹和赞美。”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17世纪后期，欧洲各国纷纷开始仿制中国瓷器，但制瓷工业极为复杂，要想成功绝非易事。很多人声称烧造出接近中国瓷器的产品，其实仍然是釉陶或软质瓷器。欧洲第一件真正的硬质瓷器，是1709年德国人伯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ottger）在萨克森公国首府德累斯顿烧制成功的，英国烧制硬瓷也比较晚。1812年，英国瓷工斯波德（Josiah Spode）将动物骨灰与高岭土混合，发明了所谓的骨瓷（Bone China），使英国在硬瓷生产历史上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此后，英国与美国高档餐具大量采用精美的骨瓷。其实，当伯特格尔发明出硬瓷并进入工厂化生产后，欧洲瓷器终于取得了与中国瓷器抗衡的所有条件，不但在装饰与造型上，而且在品质上也不再输给中国瓷器。皮尔斯说，约舒亚·玮致活非常喜欢试验，他愿意拿各种各样的黏土和不同的釉料做试验，生产不同的作品。他也钻研装饰技术，除了借鉴中国元素外，也会吸取希腊、罗马、印度的装饰艺术特点。正是由于约舒亚对技术的热爱，才创造出不同于中国和欧洲的陶瓷。

在玮致活的瓷器中，总能发现一些熟悉的元素，印度传统服饰纱丽上经常出现的花纹、古希腊的人物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等。其中Wedgwood & Bentley 系列极为有趣，灵感来源于18世纪对古董的追求。18世纪末期，意大利有很多挖古墓的行为，从中挖掘出很多古老的陶瓷作品，但毕竟古董有限，并非人人都能拥有。约舒亚·玮致活于是开始对那些古董重新复制创造。贝佳斯饰瓶创作于1790年，深受卢浮宫内典藏珍品贝佳斯瓶的形状与雕饰的启发。

皮尔斯·玮致活说，我们会把设计团队分成几个不同的群体，给他们设定特定任务。他们需要把那些不同的装饰元素完美结合在一起。我们会让他们去各地旅游，寻找灵感，但是，在保证作品美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些瓷器需要具备很强的功用性。就像你面前的这只茶杯，非常适用于手指纤细的女性。

1930年，约舒亚·玮致活五世在巴拉斯顿（Barlaston）镇购置了382英亩土地，用来建设一个设备全新、地方宽敞、全电动化的现代工厂。当东西方相遇时，年轻的欧洲瓷器借鉴东方外销艺术品以及欧洲东方游记类出版物中的插图，从模仿中国陶瓷到自我创造的过程中，不断融入欧洲对中国的理解，完成了二次发明，发展出自成体系的欧洲制瓷工艺。■17~18世纪流行的外销瓷

粉彩花鸟纹剃须盘

约1740年

这种盘子是欧洲人过去剃须用的，搁在脖子下面。欧洲贵族对剃须极为讲究。

纹章瓷将军罐

费城约翰·巴里船长定制，约1795年

约翰·巴里（1745～1803），1789年在往返亚洲与美洲的过程中，带回不少外销瓷，并传给其后人。

将军罐，一种罐式，因宝珠顶盖形似将军盔帽而得名，出现于明末，康熙时期是将军罐广为流行的时期。在17至18世纪末期是较受欢迎的外销瓷品种之一，在玮致活18世纪的作品里，可见此造型。

青花“菲茨休”圆篮

约1812年

“菲茨休”可能是一个古老的爱尔兰名字，从1785到1850年，“菲茨休”成为中国出口瓷器的名称。在外销瓷中，它属于相对最稀有和最昂贵的品种之一。

据记载，这只盘子约在1812年为一项婚礼特别定制。新娘的父亲托马斯·汉达斯·珀金斯（Thomas Handasyd Perkins）是波士顿的一个贸易商，由他从中国定制。此后，玮致活公司以“乳白瓷”进行过创作。

广作铜胎画珐琅纹章瓷茶叶罐

约1750年

清乾隆二十二年，“一口通商”御旨的颁布，广州十三行成为清政府特许的唯一经营管理海路贸易的商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政策，广州垄断中国海路贸易近一个世纪，广州成为清朝全盛时期中西贸易的中心、中国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基地与中转基地。

外销纹章瓷

1815～1820年

纹章瓷是我国古代外销瓷的一种，它的烧制始于16世纪的明代。大约在17世纪后期，法国宰相马扎兰按照国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中国公司”。这个公司在广东定制了大批带了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此后，纹章瓷便在欧洲盛行起来。

这只盘子中心位置绘制航海帆船，盘沿开光部分绘制中国人物、花鸟图案，目前仅见两件。玮致活公司曾在20世纪中期仿制过此盘。 陶瓷东西方陶瓷行业中国瓷器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