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革命路径

(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柩由北京碧云寺移往南京中山陵 )

孙中山及其力量之源

1895年（乙未年），孙中山先生发动广州起义，这是他的革命生涯的第一次起义。很遗憾，失败了。

广州起义的失败，颇多令人扼腕叹息之处。

在准备起义的当天凌晨（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接到了他在香港的伙伴杨衢云的电报，报告“货物”不能按时到达，要推迟一天，即27日晚上运到。可是，头一天晚上参与起义的各路人马已在广州聚集，准备从香港的早班渡船“接货”。离早班渡船到来还有几个小时，电报来了，说要推迟。这时候，孙中山决定，无限期推迟起义时间。他发电报给杨衢云，让他取消“装运”，另等通知。在付给广州起义战士费用后，遣散各路豪杰，让他们各自回家。

事情不是就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杨衢云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要求“接货”。

( 一群中国学生聚在一起查看世界地图（摄于1910年） )

事实上，几周前，香港警察即已获悉三合会在为广西起义招兵买马消息。27日，香港警察终于在码头发现600名苦力，他们宣称：是准备去广西梧州当“官军”的，每月10港元；这两天他们每天得到5分钱的饭钱，雇用方还答应给他们每人1港元作船费。因为没有查获他们有任何武器，警察只能放行。当晚，香港警察终于知道杨衢云将大批军火装上了“保安号”轮上，这个情报迅速通过电报传递至广州衙门。

事情败露，清官兵开始追捕孙中山。

( 1912年，一名新军官员在军乐队的陪同下走村串巷招募新兵 )

若论败露，实际上，这次起义在两天前，即被告发。当时广州兴中会成员朱淇，要为此次起事起草“檄文”，他哥哥发现了，担心被株连，假借弟弟的名字，向县丞写了份自供状。消息迅速传至广东总督谭钟麟那里。据说，谭钟麟听说孙中山是谋反者时，不仅不惊慌，反而大笑，他认为孙中山是个无害的“疯子”，“岂敢造反”。这事就算过去了。但接获香港方面的电报，广东方面不敢再轻慢，布置官兵截船。600多个准备去广西当“官军”的，哪里截得住，跑了大半，只捉获四五十个人。最后在7个标有“波特兰士敏土”的木桶里，因为没有人来认领，才发现装运的“货物”——200多支左轮手枪。

这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没有启动，即告结束。这次事件，颇值解剖与细思的是孙中山“革命”的模式：会党加华侨。这是他的力量之源。孙中山先生后来自述中国革命能够成功：会党出力，华侨出钱，留学生宣传。只是这时，留学生这支力量，尚未登场。

( 康有为 )

单取广东观察，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曾在此地做了5年总督，直至1895年4月才由谭钟麟替换。他为李鸿章招集了大量兵源，战争结束，他将3/4的士兵遣散，这显然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这些被遣士兵返乡亦难，最主要的出路，即为加入当地会党——三合会。长江中下游，则主要为哥老会控制。退伍士兵成为会党成员，清末之际，是其潮流。在乡间与城市，中国的底层社会，会党组织虽然秘密，却无处不在。

在广州起义的计划里，孙中山设计了约3000名三合会会员，包括从广东沿海招募的新兵，在香港集合，乘船于10月26日凌晨抵达广州。他们作为“决死队”成员分四路，向衙署进攻。除了香港的突击队外，广东珠江流域还有各路支援纵队，基本也是三合会会员，聚集广州，以伏击和牵制清廷军队。如何理解这种武装结构，孙中山研究权威史扶邻在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里论及：“有证据表明，许多普通士兵只是受雇而来，并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然而那些领导者却有理由相信，一旦战斗开始并夺取首批目标后，内地的绿林和会党自发的起义就会马上爆发。”

( 进入民国后，政府教育民众讲卫生，并积极治理主要干道的环境，派遣专人每天为街道洒水降尘 )

率领或者说雇用这样一支由会党成员构成的“军队”，自然需要大量至少是足够的经费，而这正可对应广东所具有的特殊优势：熟悉西方的中国人与华侨。

广东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省份，日积月累，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内陆地区的新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类型，史扶邻概而论之：“西方的渗透为非儒教的民族主义创造了新的焦点。在香港和各个通商口岸，中国的商人对欧洲的制度，诸如法治和契约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已渐渐习以为常。职员和有专门职业的人，多半是教会的信徒，都夸耀自己比儒家名流受到更多的新式教育，作为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更优越。还有华侨，这些被忽视的移民，经常受到本国政府的轻蔑，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动。在国外，他们像少数民族一样，受到迫害和歧视，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至于在海外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在国内得到相应的机会和声望，也使他们欢迎变革。”

( 1911年11月上海起义成功后，南京路上五色旗迎风招展 )

只是，在那个年代，无论是能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广东人，还是华侨，在中国传统等级结构里，基本上属于边缘集团。孙中山即为这一集团里的人物。但是，他天才地发现了华侨的钱与会党的力——两者能够缔结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与后来我们一般理解的“革命军队”不一样，它更类似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孙中山希望凭此力量按欧洲人的方式改造中国。

华侨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情感关系结构。

( 宫崎滔天 )

19世纪下半叶开始，每年约有12万广东人前往东南亚和美洲各地充当苦力。一般的规律：若以25岁去到美洲算起，要苦干10年才有足够的积蓄回家乡娶亲；再过10年才可能在其出生的村庄建造房屋，只有过了最后10年，才可能再购置一些田亩，重返故乡安度晚年。当然，更多的苦力也就居留在外国，成为华侨。他们在外的生存，相当艰难。孙中山曾谈及他的爪哇富翁朋友的一次耻辱的经历。这位富翁外出拜访朋友，耽搁得有点晚了，而且还忘了带通行证和灯笼。根据荷兰人的规定，没有这些东西，华人晚上不准到离家二三公里远的地方，但日本人却可以。因此，他不得已雇用一个日本妓女陪他回家。孙中山的结论是：“在爪哇，一位华人富翁比一个日本妓女还不如。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太软弱，不能保护住在国外的华人。”一方面，华侨因为居住国外，比一般中国人更理解世界大势；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清政府太弱而备感屈辱。他们有着更强烈的变革之心。孙中山是他们中的一员，更是其中的卓越之士，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兴中会。

广州起义之前，兴中会注册会员有153名（夏威夷入会的为112名），如果按行业与职业划分，他们分别为商人（69人）、工人（39）、会党活动分子（13）、白领（10）、军事人员（5）、农民（4）、教师（4）、医生（3）、学生（2）、基督教牧师（2）、银行家（1）、记者（1）。从外国研究者的角度观察，史扶邻解释这一人群构成：“这些成员，不但代表了中国社会里传统的地位低下的阶层，而且也表明了有相当数量的职业是需要受过现代欧化教育和职业训练的。”那么，当这一新的阶层，即使是一小部分在政治上被激发起来，也具有重大意义。尤其他们或许只是5元、10元的资助积累，终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可以运转。而这对当事人，也是极需勇气的举动，因为与革命者孙中山的联系，可能会使他们家人受到牵连。

( 张之洞 )

回到历史现场，1894年的孙中山与兴中会，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才会被意识到他们的价值。重要的是，他们为拯救中国的奋斗开始了。

百年后，我们来重新检视那段历史，套用当下的词语，“体制外”的孙中山以及他所在的阶层，在边缘，从社会底层开始推动的中国变革、由此进入现代化轨道，确需种种时势变化相助，才可能最终成功。换言之，研究中国如何现代化，辛亥何以革命，不理解英雄与时势之关系，无从索解。而所谓“时势”，对于后世读史者而言，在乎能否发现历史动力及其演变。这才是关键。

( 隶属于孙中山革命军的童子军战士（摄于1922年） )

康有为的思想动员

逃至日本的孙中山，处境并不轻松。甲午战争已经结束，中日两国复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即将到任，华侨自然恐惧被清廷悬赏1000元的逃犯孙中山所牵连。冯镜如与冯紫珊拿出500元，资助孙中山再次跑路。孙中山分给同伴陈少白与郑弼臣各100元后，拿着300元钱赴美。抵美不久，孙即将500元钱寄还日本冯氏兄弟。冯紫珊感慨：“初时以此500元作救国牺牲。不料中山迨后寄回，此乃中山之忠厚处也。”

( 191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成立5周年，新上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决定隆重庆祝。图为黎元洪准备上马前往阅兵场 )

革命并不为个人谋财，即如史扶邻评价亦甚高：“我要特别指出孙中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从不贪财，不论他得到多少钱都全部用在事业上，从不忘记自己同志的需要。”

清廷1000元悬赏缉拿的要犯，当然是重犯。孙中山从夏威夷到旧金山即被清廷密探跟踪盯梢，即使此时孙中山已经“易容”剪辫留须，“愚蠢地摆好架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就到了公使馆手里，这样一来，曾给他不少愉快和信心的伪装也就不起作用了”。孙中山从美国去到英国，他的行程，甚至船号以及登陆地点，悉数传至英国的中国公使馆。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公使馆秘密逮捕。经过14天关押，才得以脱险。随后，孙中山将此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一般史论，这是孙中山成为世界性领袖的开始。对中国之外的人而言，此论成立。但是，对中国人，这还是需要时间才可能被认可的。而回到中国当年的历史现场，孙中山因英国人干预而脱难，甚至是一种耻辱。比如康有为的弟子麦孟华即直接指斥孙中山：“盗匪、会党分子，使中国丢尽了脸的人，因为他是通过沙士勃雷伯爵（英国首相兼外务相）干预才从中国使馆获释的。”

正当孙中山密谋广州起义之际，康有为殿试以二甲四十八名取入。相比于孙中山在边远地区的起义，康有为已经踏上传统中国权力舞台的康庄大道。在中国近乎僵化的等级结构里，两者的距离，冷酷却真实的评论是：“当孙中山不得不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走向李鸿章的衙门时（而且还失败了），康有为却能够大胆地向皇帝本人上书。这就是一个在信徒中宣讲的文人学士与一个设法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没有地位的人之间的差别。”只是，中国历史此际到了“变”之时刻，跌宕之间，传统等级迅速瓦解。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暴得大名的显赫事件，但似乎这也成为康氏的宿命，鼓动舆论而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叙述康有为的思想来源，综其要点：一是以晚清的今文学派为出发点，宗《春秋》的公羊家说；二是由公羊家所谓“张三世（据乱、升平、太平）”之义，衍为专制立宪共和政治进化的理论。以《孔子改制考》为例，历史学家李剑农论及：“这部书的作用，就是想把陈旧古典的封面，粘上一纸‘维新变法事例’的签条，借大成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镇服反抗变法的人。这便是他维新运动思想上的基础。”

“变”，是康有为思想的关键词。特殊之处在于，当康有为获得上书皇帝机会之际，史扶邻的评论是：“康有为就挑起了两副担子：他不仅想要改造中国，而且还想改造儒家学说。孙中山想通过将政权授予他那样有才干的新人和西方专家来拯救国家，而康有为的目的则在于使包括皇帝在内的传统知识界皈依一种新的、革命的、变革的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修正者就承担起一项巨大的任务，它与崛起的革命党人的任务相比，并不容易。”

所谓时势，甲午战争的结果，孙中山开始用“革命”的行动来寻找古老中国变革之道，对应“体制内”的康有为，他掀起的是“变法”之舆论。历史之变迁，当然有明流与潜流，循此以观，康有为梁启超一路不仅是明流，而且是焦灯下的明星。若将后来形成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竞争作为观察中国近代演变的脉络之一，双方起步之始，落差甚大。

将康有为的努力视为体制内人士尝试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思想动员，似无不妥。作为康氏弟子，梁启超对“变法”的阐述直接明朗：“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变法通议》）

从结果看，梁启超之议似乎更具传播效力。而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引征先圣最有力之说以为奥援”，并不顺利。他的第一本著作《新学伪经考》（1891年）虽流行一时，3年后却迅速被禁，连印版也被焚毁。光绪皇帝的老师，支持康有为一派的权臣翁同龢也要将自己与康说划清界限，称之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时为张之洞幕僚的章炳麟评论康有为，更是道出根本：“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变”的潮流制造，康有为之策是“古为今用”，而“洋为中用”的严复却在推动这一思潮的形成上作用更巨。福建人严复，14岁至27岁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与英国海军学院受过8年的科学教育，有过5年的军舰实习经验。历史学家郭廷以称其“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能洞悉中国病源所在”。1896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刊行，这是第一次将西方近代重要学术著作比较完整地直接介绍到中国来。它震动了整个思想界，替当时求进步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同传统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新观念：进化论。历史学家金冲及评论：“严译《天演论》所宣扬的进化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没有任何其他书籍能同它相比。”

对于甲午战争耻辱的回应，“变法”遂成潮流。若欲寻历史动力，失去对思想史演进的观察，将会茫然无措。1898年，变法之潮，终由思想动员而推进至清廷实际行动，康有为也由此一跃而成“政改”的操盘手与政治明星。只是，无论时人还是后世读史者，多易被传播规则制约，康氏光芒之下，无论激进的革命派孙中山，还是保守的变革者张之洞，都已逸出视野之外。但是，历史动力并不只是明星演出。

个案：秀才用兵

百日维新，103天的时间，作为政治家的康有为即告终结。细观当年，康有为所处清廷之政治情势，殊为不易。既有慈禧与光绪脆弱的双权力结构，也有积弊甚久的满汉矛盾与中央地方矛盾，看起来，康氏如同一头意气风发的大象，毫不顾虑地冲进了瓷器铺，结果，当然失败。戊戌变法之败，政治运作的代际传承关系崩裂，由中央控制的变革，不是不可能，也将艰难异常。所以，严复批评康有为是亡清260年社稷的人，未必没有道理。当然，从乐观的角度看，这也为历史另开新面提供了机会。

有趣味的问题是，康有为甘心吗？或者说，他还有机会吗？

所谓机会，基于这样一种可能：只要光绪的皇帝身份不变，甚至只要他本人依然在世，那么康有为就有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希望。反过来说，康有为最重要的政治上的努力，即为保护光绪在位或者在世。这是康有为逃离中国后，两年多时间里的核心工作，史称“勤王”（臣下起兵救援君王或皇帝）。

孙中山在广州行医的时候，曾租左斗山书店一家铺子为诊所，而左斗山书店离康有为、梁启超的书院万木草堂不到1公里，左斗山书店有翻译书，所以康有为常来光顾。孙康距离之近，超乎想象。但这种近距离，只是地理上的。孙中山得知康有为对西方文献感兴趣后，打算安排一次见面，但康有为通过中间人拒绝了，如果要见，则需递上门生帖。在各自人生道路尚未展开之前，阶级落差，即阻拦了两个广东人可能的交往。

看起来，似乎孙中山更乐意寻找“统一战线”来完成自己的使命。1897年，孙中山离开英国，经加拿大再次回到日本横滨，开始参与建设新式华人学校，决定请梁启超来管理这所学校。康有为拒绝了梁启超到日本，另派学生徐勤主持，而且坚决要将孙中山提出的校名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而当戊戌年维新开始，康有为觉得按自己的身份而论，与孙中山交往实有不妥，虽然是孙中山发起并创办了大同学校，但这所学校门前还是挂起一块禁止孙中山入内的牌子。康有为的崛起实在耀眼，比较之下，孙中山于是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孙的革命同伴陈少白记录说：甚至像冯镜如这样忠实的追随者，兴中会分会的领导人，也准备改变其忠诚。

维新运动过于短暂，康有为被迫迅速地离开权力中心，他亦如当年孙中山，逃亡至日本。这个时候，事实上，康有为如同他曾诅咒那些领导起义的“叛徒”与“土匪”一样，“他自己也被推上这条卑贱的道路了”。只是，阶级意识未必那么容易去掉，在日本他坚持拒绝与孙中山见面，虽然双方的日本朋友，如宫崎滔天竭力撮合。

除了潜意识里的阶级因素，更直接的原因或许是，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才是他的王牌，而如孙中山所愿，一旦正统王朝被推翻，这张牌以及他这个人，当完全失去价值。

从上层变革中国，与从下层变革中国的两种动力系统，由此注定各走各道，难以融合。

1900年1月，清廷发布上谕，宣布立端王之子为皇子，史称“己亥建储”。此举在所有人看来，是废除光绪的前兆，其实际的目的，也可能确实如此。康有为以及他的“保皇会”不能再无所作为了。而且，此时，至少在对华侨的资金募集上，康氏一派完全超过孙中山。甚至孙中山的哥哥、全力支持弟弟革命的孙眉也将改变忠诚，他已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梁启超在日本的大同学校读书。

这一年确实是多事之秋，历史学家桑兵将其政局分析为“鼎足而三”：北方拳变、东南互保与勤王运动。细察这场由康有为领导的勤王运动，颇有价值。革命的手段——暴力，断非一般人可以采用。所以，纵有“时势”之便，也未必能够产生英雄。

庚子勤王，一般述史者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唐才常的起事。唐才常与谭嗣同、毕永年是挚友，谭嗣同遇害后，异常愤恨。逃至日本后，唐才常倡议勤王，成为康有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日本时，毕永年极想将唐才常拉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但唐仍然选择了康有为。唐才常之所以不从好友毕永年之请，李剑农分析：“此时唐不惟不忍与康梁立异，并且办事的经费，全恃康梁在海外接济，实有不能撇去康梁的苦衷。”

此时康有为的勤王策略，即如梁启超亦称之为“权术”——在海外借勤王鼓动捐款，对国内则号称财源充裕而招诱各方豪杰。比如康有为即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万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真实的情况哪有如此浮夸。圈内人梁启超还是看得明白，他劝告说：“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但即便如梁启超，也未能洁身自好，他让主持勤王的保皇会“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厉也”。

秀才权术演化成的江湖之道，由此便成为：大肆鼓吹之下，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各路豪杰的贪欲之心同步增长，其增长之快，又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毕永年为孙中山先生所招募的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洪钧等一干人马，为康有为的金钱所诱，也舍兴中会而改投唐才常旗下。毕永年受此种种刺激，愤而削发为僧，去往浙江普陀寺出家。

这段勤王历史因其隐秘，长期未有清晰描述，历史学家桑兵耗10年之力，逐渐揭其面目。其中颇有能展示康有为实际行动能力的种种可乐之处。康氏屡次告诫弟子：“今日办事，非读书时可比。”“办事与论学不同。汝等落吾卷，尚可他年再考，今若落吾卷，无再考之日。”希望弟子们抹掉头巾气，可他自己却难去迂腐。他指示总局建全文书制度，“各种部箱皆宜备”，理由之一居然是“今日军谋即为它日考据”，三句话不离本行。

头巾气之外，最麻烦的是康有为毫无军事常识。桑兵在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里记录：“保皇会在日本订购旧枪，他只图引诱群豪，指示多购价廉质次者。甚至听信陈翼亭别有用心的胡说，认为‘不如土货之善矣’，要少购洋枪，多购土制抬枪线枪以省费用……更有甚者，他极力举荐侄子康同富办理广东军务，理由之一，竟是后者‘且能熟《三国演义》’。”

更重要的战略选择，一般人注意到唐才常的失败，以为长江流域是勤王之战略要点所在，但实则康有为的重点在两广（广东、广西）。1900年，义和团事发，广东总督李鸿章征调入京，这看似广东有了机会，但康有为又犹豫于广东还是广西。迟疑之间，康氏海外所募30万元，用支无章，耗去大半。而被宣称为战略重点的长江方面，只分到4万元，其中3万元还是最大的资助者邱菽园直接赠与唐才常，而保皇会仅分拨1万元。唐才常和他的自立军苦等经费不至，失败就义。而两广起义，事未举，财已尽，当然失败。被财源诱惑而改投康有为的哥老会首领李云彪、杨洪钧几年后去到香港寻康索钱，被康有为直接告发，一怒之下，借来手枪，意欲杀死康有为，后来被阻未遂。由此江湖广泛传言，康有为借勤王敛财自支。而这与孙中山借用500元尚能迅速还款对比，格调高低，判若云泥。

简而言之，秀才用兵的康有为算是彻底失败了。经此一役，“自后不敢言兵”。保皇会一党，此后的将光绪复辟之宏业付诸卦象，自欺欺人。

游学日本与历史潜流

与康有为大事张扬而最终不举的勤王对应，1900年10月，极其艰难境况之下，孙中山领导下的惠州起义却爆发，而且坚持时间不短，虽然仍告失败，但取与康有为竞争的角度观察，孙中山领导革命，无论意志还是能力，康氏完全无可比拟。

在当时的粤督德寿的奏折与文告上，康孙并列，“康孙各逆勾结土匪”——据此以观，李剑农先生分析：把“（传说里）红眼睛绿眉毛”的孙中山，公然放在“帝师”一列，却承他过于抬举了。显然，有此比较，传统的阶级等级并非霄壤之别。所谓“变”，此亦为一例。而孙中山也说：“当初次之失败也（1895年），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惟庚子（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以恶声相加。”情势已变。

体制内的康有为，只能依仗体制供给的资源以助变革，而当体制撤销对他的支持，事将不成。勤王运动，是一明证。

庚子勤王运动，其背景是义和团运动与东南自保，即中国北方处于战争状态，而东南各省却“另立中央”，就时势而言，无论勤王还是起义，最为有利。后来的辛亥年间，也未有如此大势相助；而且康有为无论募集华侨资金之丰富，还是鼓动海内外社会舆论之沸腾，以及动员会党人马之众多，都为之前之后各次起义所不及，但为什么仍然失败？这才是值得思索之处。单以康不知兵以论，自是原因之一。但社会转型，只是简单认定英雄所造时势，未免单薄。所以，以历史动力形成的方法论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之途，无论结果以“革命”为标志，还是以“变革”为标志，都有赖各种力量的形成与相互作用，所谓“时势”造就。这断非单一因素可以促成，更非政治明星一呼而立。公允而言，此际中国，新旧过渡之际，面对变局，各方力量，尚未准备就绪。

那么，经此一役，康有为领导中国无论变革还是革命，已失去可能。仍取历史动力观察，他们的作用将一如“公车上书”之路径，为宣传与鼓动，进行社会动员，并尝试再次被政府吸纳，重入体制。康有为们没有再造制度的能力，这或者是传统读书人之命运悲剧？

戊戌年间，康有为即将上位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了他的《劝学篇》，历史学家徐廷以简约地概括为：（张之洞）使国人深刻意识到“五知”的重要性：（1）知耻，知道落后日本、土耳其、暹罗和古巴的耻辱；（2）知惧，知道越南、缅甸、朝鲜、埃及和波兰的可怕命运；（3）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4）知要，知道中学和西学的要点——前者是实用的而不是思古的研究，而后者是政治体制而不是技术；（5）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中体西用”，实为张之洞思想之核心，即复兴儒家为国家道德基础，采用西方的器械以备实用。徐廷以评论：“张之洞聪明但不正确的原则，是抵抗保守派攻击的有效盾牌；即使是顽固派，也不能责备他背叛儒家和中国传统。站在这个无懈可击立场上，他继续为变革的必要性辩护。”

一般史论，张之洞为温和或者说保守的改革家。在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他当然也是康有为的竞争者，只不过相当长的时间里，他被遗忘。

历史自有其逻辑，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未必正确与成立，但《劝学篇》里提供的一种理解日本现代成功之路径，及其中国可仿效之道，却铸造历史另一动力来源。在《劝学篇》中《游学·第二》一章论称：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扬）、陆奥（宗光）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在这一章节里，张之洞还非常实际地提出了一些理由，解释到日本学习胜于到西方，而这些朴素之论，反而得到异乎寻常的认同与响应——“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日本）。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日）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康有为其在上书里，也有变法三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俄”指彼得变法，“日”指明治维新）、大集群臣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虽然甲午战争仅过去4年，日本为仿效与学习之国，已渐为潮流。只是康有为所论，过于宏大，反不及张之洞具体而微更具说服力。

为什么“敌国”日本，此际反成中国追随之国？从日本的角度观察，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任达（Douglas R.Reynolds）检索日本国内档案，认为：1898年1月升任为参谋总长的川上操六基于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久利益的原则，提出战胜中国后，日本战略思想需要弹性，主动与中国友善。史称“川上主动”。

从当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看，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日本还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上，日俄冲突上升为主体，与中国友善则为一种回应俄国挑战的策略。为着日本的本国利益，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由此变化。川上迅速派出自己的下属进行一连串的关键性会晤，分别拜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择长江流域的权臣作为日本的政府公关的重点对象，其意在“为长江沿岸各省训练现代化军队，作为抗衡北方俄国的砝码”。

而当时出任日本驻华公使的谷野文雄，在1898年间，不仅在口头，而且写信给中国官员，表示日本政府承诺支付2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的费用。由于事前未获授权，他马上受到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申斥，认为承诺过多。不过，西德二郎虽然申斥，但仍确认日本（谷野文雄）既已作为承诺，便有责任如数支付。

效法日本，遂由此而兴。留学却是最方便彼此的一种选择，而且，日本之门已经打开。

在张之洞撰写《劝学篇》的两年前，中国总理衙门派出13名年龄由18～32岁的学生到日本学习，其中4人不适——不适应日本食物，不能忍受日本孩子以至成年人“猪尾巴”一类的辱骂……而返国，留下来9人。这是一个开始。两年后，各省继续派出留学生去到日本学习。留学日本之潮，开始启动。地方比中央更为积极。

1900年很关键，这是康有为勤王的年份，也是孙中山革命有所转折的年代。对清廷而言，作为对戊戌变法的一种曲折回应，他们鼓励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事情不可收拾。晚清此际，正是大起大落，作为挽回颜面的一种选择，这年底，慈禧也决定变法，后世称之为“新政”。而这一变法上谕的主旨，完全依托张之洞《劝学篇》为蓝本。如果说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与光绪的合作，康为推动人，那么，此次则为张之洞与慈禧的合作，张系推动人。张之洞的政策要点，简而言之：废科举、兴学堂、奖游学。

在张之洞暮年，各种机缘巧合相聚，这位依据传统的学优而仕路径的读书人，终于轻轻开启了现代化中国的一种关键要素，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由此而兴。这才是更为持续而恒久的历史力量来源。只是，它虽然关键却过于“基础”，远远不如康有为在权力中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样为人注目，因而长期不彰。这应当算为历史潜流的一种。

近代知识分子

无论按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还是按中国学者李喜所的统计，留日的中国学生曲线都呈一种陡峭形状：1896年入学日本13人；1899年过百达202人，1903年超过千人，而1906年则超过万人。10年之间，增长百倍。早期的留学日本学生中，有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为了明显地表示友好与关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和日本外务省说服近卫公爵，同意张厚琨进入近卫掌管的贵族学校，并作为这个十六七岁少年的监护人。同时，京师大学堂辅佐总教习吴汝纶的儿子，鼓吹改革的黄遵宪的儿子、孙子以及表弟、侄儿都进入日本学习。

粗略估计，1898～1911年，至少有2.5万中国学生跨越东海去到日本求学，寻求现代教育。这一数据比之“二战”之后世界性的留学潮，当然不足自耀，但回到世纪初，其意义确需重新评估。更为认真的研究者马里乌斯·詹森提出了他的判断：“（中国的留学日本运动）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民潮……到那时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海外学生群众运动。”

既此，那么，我们研究现代中国之演进，岂可忽视这一历史运动？

留学日本，以图中国富强，这当然是力促此事者的初衷。那么，回到具体的留学生，或者说中国所形成的近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呢？史扶邻的观察是：“在东京，学生们更感到中国所处地位的卑微，而且不愿接受这一事实。”

最早能够接续这一即将形成新型社会力量的，仍是梁启超。“武装斗争”以及“勤王”不是康梁之长，但鼓荡舆论，其时却难有超越梁启超者。同样以媒体从业者的角度来观察梁氏办报，他自己说得清楚明白：“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新民丛报》所刊《敬告我同业诸君》）简单来看，“以极端之议论出之”，是为梁氏办报的关键理念。当时的读者评价梁启超，多用“笔端恒带情感”——这与极端之论配合，梁启超当然迅速成为“言论界骄子”。如果我们取梁氏文章的受众角度观察呢？显然，正是兴起并且快速扩张的留日学生是其重要的读者来源；而到晚清中国，1901年（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应考的秀才失去了揣摩的工具，康梁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成为他们模仿与学习的榜样了，虽然清廷禁止，但国内却依然畅销。有此两端作底，梁启超自是声名大振。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兴起，其思想根基的培植，梁启超功莫大焉，这是实情。

将思想史的演变，简单成思想的响应与潮流来观察，或许更能理解那个时代。甲午战争之后，“变”成为潮流，而此际，梁启超另创新面，提出“国民”概念：“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由国民概念之起，导向的是“民权”概念的兴起与深入人心。那么，再往前推导：国家与统治者（清政府）并不天然是一体。忠于国家，未必必须忠于朝廷，甚至相反。

“救亡”中国，必须变法，必须兴民权，这是一种递进。其影响，金冲及论述：“爱国首先要从兴民权开始。他们还把‘国民’同‘奴隶’鲜明地对立起来，作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宣传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五四期间的《新青年》中还可以看到：他们处处以‘国民’自许，反对形形色色的‘奴隶’道德。”由此可观，“民权”已深植近代知识分子根基。

既有民权思想引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是必然。这个时候的国家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义和团运动后遗症正在爆发。俄国作为八国联军的一部分，趁义和团运动之际侵入东北，之后在谈判处理时，却又别有居心提出单独解决。俄人先是挟制毫无权力的盛京将军私订一暂时协定，将奉天置于俄军控制之下；遭到反对后，俄方反而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不仅剥夺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且涉及华北、蒙古、新疆。消息传来，列强大为震动，警告清廷权臣不可接受，而清廷李鸿章倾向接受，张之洞等则断然拒绝……朝廷摇摆不定，将决定权交给中国驻俄公使杨儒全权处理。杨儒回电称，朝廷若无明确指示，他决不会签订。这种种纠缠，是义和团善后谈判最为棘手的事情。而清廷谈判代表李鸿章，被俄方代表威逼：如不签约，重贿将不支付（中俄密约谈判时许诺而未付之贿款）。直至李鸿章辞世当天，俄方仍来逼迫。

之后，因为国际形势不利俄国，俄方终于允许恢复中国在东北的权利，并决定俄军于18个月内分三期撤离。但是，条约仍似一纸虚文，第一期撤兵，俄军仅将奉天辽河以西部队退集南满铁路附近；而第二期撤兵，根本不理，又于1903年4月对中国提出新的要求。后世读史者阅读近代史，每每绕不开的就是俄国谋我国土，既急且狠。令人悲愤莫名，心痛不已。

东京报纸迅速报道了俄国的非分要求，其中俄国公使对记者的谈话直接而明确：“今宁断然取之，归入俄国之版图。”这个消息在留日学生里引发强烈震撼，纷纷集会，要求拒俄。这当然是出自本能的情感。拒俄学生组织了一个有130名学生参加的学生军，自愿回国充当驱俄先锋。学生们还派出两位代表回国，准备游说袁世凯出兵抗俄。结果学生们大失所望。当年上海章炳麟等主持的《苏报》揭露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文：“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这份报纸还载有清廷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

这是中国近代史里外交导内政的典型案例。清廷面对事实上基于朴素国家情感“反帝”的留学生，以“革命本义”度之，并采用“严防死守”之策，结果对学生刺激之巨，倒真使原本没有“革命本心”的留学生们逆转，由“反帝”而“反满”。

当年7月出版的留学生刊物《江苏》，在一篇名为《革命其可免乎》里，揭示了这种逆转：

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忠于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抚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谂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有民权为根基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经此一变，国家与清朝廷概念两分，不再一体，民族主义观念迅速上升。

在接近10年之后，孙中山先生以革命行动来完成的“民族主义”，开始在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悄然形成。边缘集团的反抗，时势相助，遭遇更具社会资源与社会动员能力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兴起，他们能否以及如何达成合流，遂成关键。

激荡与演变

民权与民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之变，仅仅只是留学海外若干学生的觉悟？当然不是。拒俄事件刚刚爆发，18岁的留日学生邹容回到上海，出版了他所撰的《革命军》。这本小书，将民权民族等种种观念与思考，直接演化为两个字：革命。开头即论：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金冲及评论此书：“充满着炽热的革命感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有力，使人读了就像触到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很迅速，此书被广泛翻印。香港、新加坡、横滨都出了《革命军》，孙中山还将它拿到美国重印出版；而黄兴在湖北把它秘密散发给学生和陆军士官生。有统计说：这本书总共出了20版，达100多万册。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忆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革命，由此渐成潮流。再回到思想史演化的脉络，10年之间，“变”之思潮，经民权与民族主义观念启蒙，此际，终于进展到“革命”一途。

曾经的“启蒙者”，“尊皇”而决不将国家与清廷分离的康有为梁启超，此刻遭遇挑战。章炳麟在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以论战方式阐述了革命的意义。康有为称人民道德低下，不配革命；章炳麟则用具体历史事实来论证：“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恃革命以开之。”康有为认为革命会引发社会紊乱；章则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康有为将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所未有的“圣明之主”，而章炳麟对此，颇为挑衅，直斥“载湉小丑”——这实在过于戏剧性。传统中国的戒律之一，即皇帝名讳不可讲，可章氏竟直称小丑，无论顽固派、中间派还是革命派，无不震撼，传播因此广泛。也由于如此大不敬，章炳麟与邹容入狱。而这一事件更加大了章邹两人言论的传播广度。欧洲报纸不仅报道此事，还将《革命军》节录刊载。

这种论战，后来一直持续，而名目变得简单，“革命党”与“立宪派”之争。

拒俄事件另一后果，则为中国内地革命团体风起。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在湖南建立了华兴会；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了科学补习所；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柏文蔚、陈独秀等在芜湖成立了岳王会；杨庶堪等在四川成立了公强会。

“革命”风潮下，这些革命团体创立后，其所循路径，竟一如当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后的起义——直接行动。史扶邻描述说：“他们不是把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不实用的言论变为实际的政治方案，创立一个组织去争取群众对这些口号的支持，而是遵循早期兴中会的更加冲动的榜样。他们甚至在自己所写的动人宣言墨汁未干之时，就开始制造炸弹了。”

离拒俄事件仅仅过去一年，黄兴在湖南成立华兴会后，即着手准备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寿辰当天起义。黄兴是秀才家庭出生，据说他幼年除读古书之外，还学了乌家拳，有一手好功夫。后来在湖北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颇受重视；他还曾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未被当局发现；1901年被官府派去日本“考察学务”。他是因拒俄运动而被推派回湖南做“运动员”，这时他成立反满的华兴会。可惜，由于起义前，两个会党成员被捕，事情败露，黄兴逃亡日本。稍后，华兴会的会党成员马福益计划在湘西发动另一次起义，黄兴和刘揆一又返回大陆。结果，起义军在长江厘卡同卡弁相遇，引发枪战，马福益被捕；黄兴再次逃亡日本。按薛君度所著《黄兴》里记录，为着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借了5万元以应付开支，起义未成，而这一债务却使他们破产了。

显然，充满激情的留日学生革命团体，比如黄兴，迅速发现激烈的革命行动，意欲达成结果，并不容易。如果与早期广州起义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当年孙中山起义，有华侨的钱（虽然不多）与会党的力两者集合，即便如此，成功却总是无望。而后来的革命者，其实连这两者资源都不充分。革命，空有热情，无可成事。

回望那个历史当口，后世读史者可以想象的是，分散而资源严重匮乏的各个革命团体，集合资源，由分散而集中，或是未来必须做的选择，也是各个革命者的向往所在。

孙中山的日本追随者宫崎滔天，在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颇为“烦闷而懊丧”，于是安静地回到日本写了一本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记录自己的浪人生涯。这是一本奇特而传奇的书，它于1902年在东京出版。这本书对早期孙中山革命生涯有较为具体的描述，这一切并不为中国人所知，而且，他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判定：孙中山是中国未来的杰出领袖。这个判断出自“有骑士气概的日本冒险家”之口，那些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很难不表示出钦佩。一年后，章炳麟在上海出版了《孙逸仙》的节译本，迅速销畅；稍后，又有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正是拒俄运动、留日学生民族主义勃发之际。那个过去在他们视野之外的，也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英雄，终于浮出水面。

同持民族主义的边缘集团与近代知识分子集团，有了融合的可能。

一年后，亦即黄兴计划起义时间的慈禧寿辰。清廷为了庆祝寿辰而大赦了造反者，但有3个人被排除在外，其中就有孙中山。清廷此举，不啻为孙中山提供了“著名革命者”的一种证明。孙中山终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让他的中国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集团知道了他的名字。清廷另外排除在外的两个人，分别是康有为与梁启超。

1905年，游历各国而重新回到日本的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见面；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分散的革命力量终于集结。这样，中国有了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政党一切特征的党——一个等级制的结构、一个纲领、一个宣传机构和一个行动计划。尤其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在同盟会会刊《民报》的发刊词上，孙中山将他的全部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并且强调“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孙中山颇有信心地写道：只要实行这三大主义，就可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中国臻于独立富强之境。

这一年，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战争结束，君主立宪国家日本战胜强大的俄国，清廷于是采“立宪”制度，康有为与梁启超多年的呼吁鼓荡，终于结出正果。很遗憾，只是他们仍为通缉犯，被排除在外，未被体制吸纳。

未来中国，两条道路，革命与立宪继续竞争。

另一种历史潜流

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里，史扶邻记录：“同盟会一成立，孙中山便在横滨印刷了200万票面1000港元的债券。他还在英国和法国印刷可望欧洲人认购的其他债券，但没有见到有人认购的记载。”很显然，资金一直是革命最为急需也最为缺乏的资源。

1903年9月底，正当孙中山的名字开始被传播声誉渐起之际，他向朋友借了200元的盘缠，离开横滨去往夏威夷。他的这次第二次环球之旅，一则为了收复被保皇会康梁夺走的夏威夷“阵地”，再就是寻找革命的资金。在夏威夷，面对被保皇会争取过去的信众，以及他们所拥护的“君方立宪”，孙中山言辞直接、铿锵。“痛骂汉人之无资格，不当享有民权。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矣。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字，决分两途……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孙中山的问题很有力：假如汉人没有资格成为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满人又为何有资格当皇帝？收复失地，不成问题。资金方面，虽然他也迅速还了在日本的朋友借给他的200元盘缠，但进展有限。

之后，孙中山去旧金山，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陪同下，开始全美旅行，寻找革命成员以及资金，但当他们跑了洛杉矶、新奥尔良、芝加哥、亚特兰大……几十个城市后，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到了纽约。这时已是1904年的冬天，黄兴的起义业已失败。在纽约，他接到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的邀请。这个时候，孙中山未必知道，他已经成为留学生们寻找的英雄了。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朱和中回忆说：“我辈至今群龙无首……正可乘机觅孙逸仙。”

边缘集团与新兴知识分子集团，打开了融合的通道。1904年12月，孙中山赴伦敦。

很显然，孙中山征服了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之前，他们更信任读书人出身的康有为与梁启超，而康梁将孙描述为目不识丁。结果，留学生们发现，“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穿着跟欧洲人一样，而且对西方最新的政治潮流是熟悉的”。但是，学生们与孙中山的聚谈进入深度沟通时，虽然对他在理论上的阐述明显地感到满意，但却未必同意他的策略。

这是一场超长时间的争执，史扶邻记录：朱和中坚持认为革命不能撇开知识分子（意思是学生）。他指出，策反新军（它的许多军官都是归国留学生）为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他的朋友吴禄贞成功的鼓动是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例证。但是孙中山坚持认为，有功名的人和军官搞不成革命。他为会党辩护，认为应当优先考虑他们，并把他们作为革命的骨干。朱和中以1900年唐才常汉口密谋的失败教训为例进行反驳。他和其他支持这个密谋的人们（包括梁启超在内）一样，认为哥老会在政治上完全不可靠，他们的兴趣仅仅在于抢劫。他还提醒孙中山，过去所以失败就在于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在争论了“三日三夜”后，孙才决定给予学生和会党以同等的地位。孙中山最后接受了学生们的意见，凡为留学生中全心全意献身于革命者，均可做领导人。

新军，更为隐秘的一种力量，此刻才被同持民族主义的孙中山与留学生们共同意识到其价值。但是，似乎他们仍只被当做如会党一样，可以借用的革命力量而已。

所谓历史动力，换言为历史条件，亦无不妥。但是，长期以来，以纯粹的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这一狭窄路口进入，由结果寻前因，甚至有“武昌首义”不过事发偶然之结论，因为它很难导入同盟会直接领导的名目之下。如果忽略新军这一历史动力，那么我们将无可理解袁世凯之篡权以及后来北洋军阀之混乱时期，他们当然是“革命”的动力与遗产；而同时，也正因为有后来的军阀混战，这一历史动力更难认定。新军价值由此沉为历史之潜流而未为人知，历史也由此失真。

有意思的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去寻找辛亥何以革命，其三种历史动力：起源于边缘集团的孙中山，发迹于权力中央的康有为及其文人集团，主导者为政府的新军（及其领导人袁世凯）——所谓军人集团，皆为回应甲午战争失败，寻找现代化中国出路的选择。动力既已隐伏，历史只需等待它们各自成型、演变以及最终的时势安排。后起的知识分子集团，当他们介入其间，社会动员则告开始。

甲午战争前30年，重海防而轻陆防，结果北洋海军一败涂地，于是有了赶练新军之议。1895年，中央政府控制的胡燏棻练“定武军”，复将以能战知名的聂士成部改为“武毅军”，均驻天津附近。同年，张之洞创“自强军”及陆师学堂于江苏，次年立“护军营”及武备学堂于湖北。稍后，袁世凯上书论兵，于是获得督练定武军之职，名为“新建陆军”，戊戌政变后，袁的这支军队人数增至1万人。而日俄战争，再次促使新军扩张。面对在中国国土上进行战争的两个国家，清廷被迫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东北边疆的安全，部分北洋军移师长城以外，将袁世凯常备军第一镇（师）开拔到山海关附近的永平府。与此同时，清廷下令立即增设实力与编制相仿的两个镇。辛亥前夕，全国一共有14镇（不包括禁卫军）组建完毕，实际战斗兵力大约达19万人。

“军事教育和军事技术的剧烈变革往往是一场政治性的经历。”这已为政治学的基本共识，经常我们会以此来分析诸如中东国家剧变的军人集团作用，那么，为什么不可能以此来分析当年中国的革命？很显然，受过专门训练的新建陆军，将与正在形成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集团一样，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衰弱。他们会像知识分子集团一样做出反应吗？

回到中国的历史现场。那个年代，当兵未必值得夸耀，为吸引有出息的年轻人进入新军，清廷规定：新兵经过去3个月的见习，将被豁免30亩土地的地赋银。无地赋银可免者，则准予享受通常赏赐给有功名书生的免税权。而且，他们的家属还得到相应的保护，以免受到地方官与土匪无赖的骚扰。军人的家眷一旦卷进诉讼案件，将由代理人在公堂上为他们申辩。当然，当军人退伍或被开除，这些特权也将失效。而且，新军的俸饷也很丰厚。标统月给俸饷500两……正兵月饷4两5钱，副兵月饷4两2钱。若与清朝传统的荣誉军队比较，便可见其不菲，八旗马甲月饷3两，步甲月饷1两5钱；绿营马兵月饷2两，步兵月饷1两5钱。

经现代化训练的新军，作为一种集团，在晚清不多的岁月里，迅速崛起。

对这一集团，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1910年发出的报道描述：在近代中国可以觉察到的最大变化，或许是以往受到轻视的军事职业现在得到了尊敬……军人现在要求得到跟他权威地位相称的待遇。军官乘火车坐头等铺位，士兵不再愿意像牲口般地挤在无盖的货车里，他们现在要求坐进客车车厢。莫里循甚至断言：“文官与武官的相对官秩已经颠倒过来，现在武官的地位已经优于文官。”

但是，也正在莫里循发出报道的差不多时刻，美国来华的传教士W.J.卡尔奥在给国务卿的一份急件中概括了当时的局势：在难以获取陆军“士气”及军纪状况可靠情报时，有一点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即有朝一日土耳其的革命模式在这里重复的话，真正的革命将由中国下级官佐发动。

果然，卡尔奥言中。而且时间仅过一年。

辛亥到来

军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它不那么容易被外界认识，而这一集团自身的种种变化，又被当事人视为当然而内部消化。只是，在华的外国人，更敏感更希望知道点什么。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寄回国内的文件里最早记录了这一事实：“1907年，杭州许多军校生和教习割辫，但当地驻军的官兵还没割辫；在安徽，少数几个军人割去发辫，其他军人将发辫盘在帽子里，听任其他部位的头发生长，因此当他们戴上军帽时，看起来好像辫子已被割掉了。广州的陆军小学堂中有25%的学生割去了辫子。未曾听说过军校生和士兵因割弃辫子而受到严惩的事例，这表明军事当局同情割辫运动。”中国报纸也有注意这一事实的，《民立报》1911年1月3日报道说：黎元洪非但宽恕剪辫行为，而且还为某些士兵断然剪去辫子而感到高兴。

清朝中国人留辫，是民族臣服关系里至关紧要的象征所在。相比于清人入关后最初百年里的严厉控制，这个时刻，情势已经逆转。较早研究辛亥革命里的军人集团的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冯兆基，在其所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里论述：“在中国人看来，割去辫子的真正意义远远比这种行为本身来得重要。”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各地起义，但仍未有成功。1908年，方向转向运动新军。

回到首义之地湖北。1910年2月以来，整个长江下游地区雨水巨多，漫延至中游，这年武汉的水位“实际上已超出人们记忆”。之后，米价由每担5000文，一月之间涨到8000文。这个时候却传出武昌政府将削减新军费用的消息，果然，各级军官俸银减少40%。当年由吕大森、胡瑛、曹亚伯等在湖北建立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此刻，已演化成完全是新军系统内部的革命组织“文学社”，由蒋翊武领导。另一由孙武领导革命团体“共进会”，开始尝试并完成与“文学社”的联合。准备，已经就绪。历史条件，业已具备。

辛亥，1911年，终于到来。

1919年7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创办一份杂志。胡汉民原欲将其命名为《改造》，结果未获孙中山同意。他说：“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杂志遂定名为《建设》。革命是为了建设，知易却行难。

广州起义90年后，1985年，学者陈德仁与安井三吉研究当年孙中山逃亡行程，检索孙中山登陆日本时的所有报纸，并没有发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报道。这次起义只有《神户又新日报》报道，但称当事人为“广州暴徒”。那么，据此以观，中国“革命”一词，源自于此，未必准确——翻检日文报纸，“革命”与孙中山名字相连的，在1898年，宫崎滔天翻译并连载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其题即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当然，“革命”一词虽然未必源出神户，但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写照与志业，却是无疑。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他的遗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继续革命。成为革命者必须继承的遗志。■

（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张冉的帮助）（文 / 李鸿谷） 中国近代史张之洞梁启超路径现代革命历史政治湖北新军孙中山日本政治中国近代社会黄兴民族主义劝学篇日本中国华侨中国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