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砸碑事件”背后：“开拓团”，殖民东北的“锹部队”

( 伪满时期，在中国东北土地上耕种的日本开拓团成员 )

“满洲移民”

没有机场和铁路，公路是进入方正的唯一路径。从哈尔滨向东沿哈同高速行驶两个半小时左右，就到了方正县。处于佳木斯和哈尔滨之间的方正县并不大，只有26万人口。在沸沸扬扬的“砸碑”事件前，方正被外界认知度最高的，应该是它的大米。

“中日友好园林”正门紧闭，背后的小山包已经用铁丝网里外围了两圈，因为无人看管，很轻易就可进到里面。曾引起轩然大波的那面“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已经荡然无存，方正县政府也撤走了相应工作人员，这里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在网络上，很多人口诛笔伐表达完自己的愤怒后，又迫不及待地追逐着下一轮热点而去。方正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以及其背后缠绕的复杂历史，却少有人真正去探究清楚。

发生在方正的故事，其实正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华渗透以及侵略的一个缩影。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渗透是从日俄战争开始的，最终获胜的日本获得了两项至关重要的权益：一是攫取了对中国辽宁旅顺和大连地区的租借权，其二原来由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被沙俄转让给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为了经营南满铁道，也为了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日本专门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部从日本东京迁往大连。

( 1946年7月，由中国东北登船回国的日本侨民 )

其实，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上层便滋生了“大陆移民”的思潮，日俄战争结束后，1906年，日本设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和关东都督府（以后军政两部分为关东军司令部和关东厅），具体实施殖民统治。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出任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很早就提出，应效法英国统治印度，采取东印度公司的形式，即“借贸易商业之名，实际上实行对印度大陆的征服，掠夺其无尽宝藏的金银财宝，运回本国”。

后藤新平在其就职演讲中毫不掩饰地提出，“经营满蒙的诀窍就是：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发展畜牧业”，“其中尤以移民为最”。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开始零散地向中国东北移民。

( 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农村中日本开拓团成员的生活场景 )

1915年，日本在大连金州的大魏家屯建立了第一个日本移民村——“爱川村”，来自山口县的19户农民进住“爱川村”。

学者们习惯将日俄战争后到“九一 八”事变前的早期移民行为，称作“经济移民时期”或“试探移民时期”。可是这一时期的日本的“满洲移民”计划并不成功，很多日本人因不适应在东北生活而出现移民回流。另外，在日本人眼里，张作霖也在暗中“阻碍邦人安居”。资料显示：当时官方组织的农业移民能够留在中国东北的还不足1000人。

( 1939年，伪满洲国学校里听课做笔记的日本移民 )

武装移民

在“满洲移民”的论调背后，有两位关键性人物——加藤完治与东宫铁男。

( 东宫铁男 )

出生于1884年的加藤完治是日本东京都人，1926年在茨城县友部町创立国民高等学校，自任校长。加藤完治提出“农业移民”的方案，通过向广阔的满洲地区大量移民，摆脱当时日本农村严重的经济萧条，解决日本国内的矛盾，把满洲建成日本的粮仓。加藤认为，“满蒙的原野”，是日本人民“天赐的土地”，声称：“我确信，把勤劳的日本农民移居到满蒙的天地，让他们开垦荒地，把匪贼横行的满蒙变成世界上的和平之乡，这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使命。”

加藤的论调吸引了一批支持者，从而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加藤集团”，他们纷纷游说于日本政界、军界和学界，大力宣传向中国东北移民是大和民族的“民族膨胀运动”，“是解决起因于‘土地饥饿’的日本农村问题的唯一道路”。1932年初，加藤集团制定了一份《满蒙殖民计划事业书》，对未来的移民满洲做了详尽规划。他的主张也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极力赞赏。

( 加藤完治 )

与加藤完治“农业移民”思想相对应的，是东宫铁男的“武装移民”思想。军人出身的东宫铁男更有“日本满洲开拓团之父”之称。东宫铁男是个中国通，曾经自费到中国留学学习汉语。1928年6月4日，正是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在皇姑屯亲自按下炸弹按钮，将由北京返回东北的张作霖炸成重伤最终死亡。而东宫铁男本人则于1937年11月14日，在浙江省平湖县被中国军队击毙。日本NHK电视台几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满洲拓殖移民的真相》的纪录片，全片以东宫铁男遗留下来的日记为基本出发点，对张作霖之死以及日本有计划地向中国大规模移民等问题，做了重新梳理。原本日本战败时，日本军方曾经要求东宫的家属，将他所有的文字资料全部销毁，但家属并未遵照执行。因此NHK得以引用了东宫日记。虽然日记中1928年5月底至6月初的关键部分早已被撕毁，但依旧可以读出东宫密谋杀害张作霖的种种迹象。日记中记述，张作霖未回东北前，东宫曾先后多次前往起爆点周围进行踩点，因为他无法确定张返回东北的确切时间；日记中对当时的心情用了“忐忑不安”4字来形容。

1919年，曾参与西伯利亚军事干预的东宫铁男对哥萨克骑兵以及农民武装印象深刻，在1926年任奉天（沈阳）独立守备队中队长的时候，东宫铁男就提出了向满洲移民的初步设想。“九一八”事变后，他任吉林铁道守备司令部顾问，来到长春，再次向关东军作战课长石原莞尔提出了移民方案，认为实行“军事的长期镇压，不如移来武装移民团体永久地定居更为彻底”。他提出，让武装的复员军人以及日本控制下的朝鲜人前往满洲定居，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为日本关东军提供后援，维持当地治安，“抵挡苏联可能的南进”。东宫铁男声称：“大和民族现如盆中之竹，如此下去，不仅不得繁茂，而且只有衰老下去。如将此竹移植大地，则会获得新的生命而复活，并日益繁茂。故我民族必须移民大陆，以期皇国的发展。”石原对“意见书”称赞不已。

( 伪满时期，“建国大学”的学生接受日本军队的军事训练 )

1932年6月，加藤完治在石原莞尔的介绍下，与东宫铁男在奉天会面，具体确定了第一批日本在乡军人移民团的人数、移民时间、组织形式和移民地区等，双方还对实施第一批移民的准备工作做了分工。两人共同向议会提出“满洲移民案”，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一年，日本内阁负责移民的“拓务省”提出“第一次试验移民案”，被临时议会通过。

吸取了爱川村移民的经验教训，日本将以前的“普通移民”改为“特别农业移民”。“特别农业移民是退伍军人为主体，在警备上相当于屯田兵制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关东军方面更明确说，“特别农业移民”，就是要“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的国防、维持满洲国治安”。

( 1945年12月，遣返过渡期在沈阳街头卖香烟的两个日本女孩 )

有关东军和拓务省做后盾，野心勃勃的移民计划很快便付诸实施。从1932年9月1日开始，日本以东北地区的11个县为主，招募有农业经验，受过教育，身体强壮，30岁以下的“在乡军人”。经过短期培训后，第一次“武装移民”为492人，编为佳木斯屯第一大队，设大队长、警备指导员、农业指导员和预备役军医。该团于10月2日离开东京，10月5日从神户出港，8日从大连登陆。在“满洲国”高级军事顾问多田骏少将护送下，于10月14日到达佳木斯。由于受到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袭击，未敢上岸。翌日，在依兰日军掩护下进入佳木斯。

由于抗日游击队的抵抗，该团一直在佳木斯滞留到第二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完成了向永丰镇的“入殖”（殖民定居）。他们组建的第一个定居点叫“弥荣村”，“弥荣”在日语里是“繁荣昌盛”之意。“弥荣村”于是成为日本在满洲的第一个移民村。

( 1946年12月，由中国东北返日的日侨孤儿团抵达东京品川车站 )

由于殖民者掠夺东北人民的大量财产和资源，剥夺了他们祖辈赖以生存的家园和土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东北人民的抵抗。自从日本移民踏上东北的第一天起，就不断遭到袭击，日本移民侵略者也更疯狂地对中国抗日军民进行报复和屠杀。日本移民团最初在建造自己居所时，也加强警备。据哈尔滨师范大学李淑娟的研究，一些集中居住处，往往都在周围筑起围墙，“前后有大门，墙高三米，宽两米，墙外侧挖有两米深的水壕，土堤上边设有铁丝网，成为坚固的堡垒”。而在“弥荣村”内部，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从学校、医院、商店、粮油加工厂、兽医室……各种组织一应俱备，并有自己的武装，俨然一日本小社会。

以“弥荣村”为开端，日本开始持续向满洲输送成批的“武装移民”。第二批武装移民称之为“千振开拓团”，由455人组成，于1933年7月经永丰镇进驻湖南营。1934年第三批移民在“北安省”王荣庙地区的北大沟，组建“绥棱开拓组合”，后定名为“瑞穗村”。1935年又向“东安省”的城子河及哈达河进行了第四次移民。1936年6月，第五次武装移民正式定名为“集团移民”，共1000户，进入密山县。

从“移民团”到“开拓团”

伊汉通乡离方正县城并不远，这里的吉兴村就是当年方正县开拓团的总部，陪同本刊记者一起探访的方正县研究开拓团历史的民间研究者郭相声说，“但是村里保留下来的旧房子也没有几座”。在村里人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年开拓团卫生所所在的旧房子。房子的主人姓汪，家人介绍说，开拓团离开后，先是当地一姓董的人家搬进此屋，后来董家回到关里河北老家，房子空下来，汪家便搬了进来，一直住到现在。这座房子的外表仍是当年的土墙构造，内部因年久失修，墙体已明显倾斜下来。两扇木门也还是当年的，只是年代久远，已经推合不上。

女主人说，因为是卫生所所在地，所以几年前家里挖菜窖时候，还挖出来一些医疗器械。除此之外，还有手榴弹、钢盔和枪等，枪上面的刺刀锈迹斑斑。几年前日本一家电视台还找上门来，把家里各个角落仔细拍了个遍，还取走了地基的一块砖，说是要拿回去化验一下年份。与周围邻居的房屋比，这座土房实在过于落后。女主人说，他们计划马上拆掉，在此地基上重建新房。虽然之前也有人参观过后建言，应该留住这个房子作为开拓团的历史见证，可是没人正式地来和汪家人谈过。“眼看这房子不能再住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找谁问能不能拆。”女主人一脸茫然。

当地一位叫刘安发的老人亲身经历了开拓团进方正县的时期。“那是个用红砖打了地基的草房，周围拉着刺槐。开拓团的团长就在那儿，他有只狼狗，平时出来，就给他叼着公文包。”“开拓团进入方正县的时间比较晚，之前东北抗联在这里非常活跃，日本人站不住脚。1940年前后，抗联转移，开拓团在武力保护下才进入方正。”郭相声说。

回到日本移民中国的历史，进入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属于学者界定的第三个阶段，即“国策移民”时期——1936年3月，日本第31任首相冈田启介因“二二六事件”下台，完全由日本军部掌控的广田弘毅上台，标志着日本国内法西斯统治的确立，而广田弘毅则加紧实施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向东北大规模移民已上升到“国策”层面。

1936年4月，关东军在“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召开第二次移民会议，总结前5次武装移民的经验，认为小规模武装移民已获得成功，大规模向“满洲农业移民不是不可能的”。会议还出台了一份《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决定以逐年递增的方式，分别移民10万户、20万户、30万户、40万户，以便20年后，使日本的移民占那时的5000万人口的1/10，即500万。有学者认为，这“500万”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因为，除了日本移民，在当时的东北，还着相当数量的日本军人、政府职员、教师、商人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算上他们的家属，如果这个移民计划一旦成功，日本人在东北的总人口将达到1000万左右。实际上，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日本在东北移民人数达166万人，其中农业移民达32万人，约10.6万户。

一旦确立为国策之后，移民重点由“武装移民”转向所谓“农业移民”，由以前的在乡军人，转到了一般农民。

1939年，日本移民改称“开拓民”，移民团改称“开拓团”，“移民事业”改称“开拓事业”，在一片“开拓”声中，日本移民侵略活动达到高潮。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日本农民应征入伍，加上日本国内军事工业急需劳动力，所以，这时期日本“满洲移民”的户数锐减。到第二期“百万户移民”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开拓团实际到中国东北人数，只为预定计划的10.9%。为了解决农业移民来源不足的问题，日本还在国内招募16岁到19岁的日本青少年组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但实际上募集来的还有14岁到15岁的青少年，他们先是在加藤完治为所长的茨城县内原训练所接受3个月的“身心锻炼”后，再进入设在中国东北的训练所进行为期3年的实地训练，这些青少年过着严酷的军事化生活，被灌输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要将他们培养成“能够完成开拓协和之圣业的开拓民的中坚骨干”。后来8万多“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受训后编入开拓团，既是一般移民的补充力量，又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当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时，“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全部加入战斗部队，成为日本侵略的炮灰，其中近1/3以上青少年“义勇队”队员的生命徒然消失。

“锹部队”

从日俄战争之后到抗战胜利，日本向中国移民持续了40年左右。如果说最初时的移民经济诉求成分更多一些的话，那么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移民行动的军事色彩就更强烈。

当年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为遭到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成为其殖民统治的最大障碍。在这种背景下，利用日本武装移民团体对抗东北的抗日力量，维持殖民统治，是其移民活动的首要目的之一。这一点在日本第一次武装移民团体——“佳木斯屯垦军第一大队”上得到充分体现：它下设4个步兵中队、12个小队，还有炮兵1队、机关枪1队，充分显示其“武装移民”的本质。据方正县“开拓团”民间研究者郭相声介绍：“这个武装移民团体，在佳木斯市内全副武装地‘示威游行’，并接替外出围剿的日军承担佳木斯的警备，还多次参与日军对抗日武装的镇压。”

移民团址的选择，其实也有这一层面的考虑。“武装移民”时期，第一、第二次移民团均设在抗日武装活动频繁的地区；第三次移民团设在抗日队伍的主要通道；第四、第五次移民团分布在军事铁路沿线，负有护路任务。当日本从1937年起推行其百万户移民计划时，该计划的核心是在所谓“北满特殊地带”地行移民入殖，在沿苏联边境地区建立兵站据点。北满是抗日联军最活跃的地区，又是对苏的前沿，日本政府把移民作为对苏战略的潜在兵源。

按照日本军部的战略需要，日本当时把这些地区划分为三个地带。所谓“国防上特别重要”的“开拓第一线地带”，即与苏联交界地区，这一地带的移民占总数的40%；“在军事设施周围安排日本移民居住，使这一带日本化，用可信赖的地带把国境包围起来”。“开拓第二线地带”，是指长白山、巴尔巴岭、老爷岭、大小兴安岭、松辽平原的外侧等东北抗日武装活跃的地区，目的是利用移民切断抗日武装和东北人民的联系，这一线的移民达50%。“开拓第三线地带”是指“满铁”沿线、重要河川沿岸的经济交通比较先进的地区，目的主要是进行殖民经济掠夺，移民人数达10%。

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了860多个，33万多人，它们密布东北各地。日本1966年由“满洲开拓史刊行会”发行的《满蒙开拓史》上，把“开拓团”成员称为“锹的战士”。实际上，“开拓团”成员不但持锹，而且持枪，是个军民合一的类似民兵组织。他们的枪，既用于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也曾用以对付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不但男人如此，连妇女和儿童都敢拿起“三八大盖”枪和竹枪，对抗苏联的正规军。因而有学者将这些移民开拓团形象地比喻成“锹部队”。如果说日本关东军和财团盘踞的主要是城镇、港口和铁路沿线的话，那么作为“锹部队”的开拓团，则帮助日本军国主义者将侵略的范围延伸腹地、乡村。

相对于东北的其他地区，来方正县的“开拓团”时间较晚，人数也较少。根据《日本遗孤调查》一书的材料，1939年2月，来自日本九州的“开拓团”以“集团”方式，到达方正县的大罗勒密村。这个“开拓团”一共有110户、391人。次年2月，由鹿儿岛县218户、880人组成的“开拓团”到达伊汉通。

在日本以“百万户移民”为国策的移民计划中，其核心问题是“土地”。对日本来说，只有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日本移民才能有一个“永久安居之处”，实现“日本国土延长”。因此，在“百万户移民”出笼的前后，日本关东军、拓务省精心炮制了一系列土地掠夺政策，“满洲国”上下也不遗余力，成为日本掠夺中国土地的帮凶。为了化解民族矛盾，“满洲国”后来成立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由他们出面收购中国农民土地。但不言而喻，其背后都是日本在操纵。

对此，方正县年纪稍长一些的老人都有切身之痛。“日本人来前，‘满洲国’政府叫我们把地照都交了。先是说收了重分，后来说是一垧地给100块钱，实际上，能给十块八块钱就不错了。”“他们占了我们的地，连山林都分了，不让我们上山伐木头，谁敢伐木头，道口被截着，要挨打的。”刘安发回忆，“他们种的地是我们弄好的地，有垄，他们就顺着垄撒籽，然后耙平，就等它自己长大，之后再雇人割。”刘安发老人说，实际上直到“光复”后，日本人也没学会种旱田。

“开拓团以低廉的价格强行从中国农民那里收购土地，把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称为‘县内开拓团’。”方正县民间研究者郭相声告诉本刊记者。在方正的两个开拓团，掠夺了方正东部地区1.8万多亩水、旱田，3000多农民被赶出自己的家园。一份资料表明，日本开拓团几年内掠夺的中国土地，占东北土地总面积的近1/10。日本移民开拓团是把东北当做自己的国土进行“开发经营”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东北竟成了日本的“模范农村”。

“开拓团”移民之初，日本政府对他们承诺：在满开拓民不征兵。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因为战线拉得太长，兵源枯竭，于是不得不违背诺言，把征兵对象扩大到东北的开拓民身上。从1942到1944年，凡年满16岁，年龄在45岁以下的，都在被征之列。失去了壮年劳动力的开拓团，使土地大量荒芜。“而开拓团又把抢来的土地租给中国农民，他们坐吃地租，三七分成或四六分成”，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土地上，这些开拓民倒成了“地主”。

更令中国农民不可容忍的是，不准中国人吃大米，大米是日本高等民族享用的，中国人吃了大米便被定为“经济犯”，日本人称大米为自己享用的“国食饭”。方正县一位叫孙玉清的老人回忆：有一农民给日本人做工，这日本人心地很好，让他食用了“国食饭”，并且还让他喝了酒。这位农民不胜酒量，大醉，回到镇里时酒醉于途中，吐出了饭食，被一伪政人员发现报告给日本人，结果这位农民便被以“经济犯”罪名抓到守备队一顿皮鞭加凉水，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还要加以罚款。

被日本人赶出家园的中国农民，被驱赶到另地“开拓”的地方是现在的方正县珠河乡。“县内开拓团”建立的开拓点，被称为“部落”。自1940到1943年，珠河一共建了7个部落。“这些部落建成后，全部用土筏筑了围墙，只留一个出入的大门，所以这些部落实际是看管中国农民的集中营。”郭相声说。每个部落都设有部落长，还设警察游击队，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部落内设保甲连坐制，对中国人实行奴化管理。

这年春天，雪还未化，史载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7摄氏度。大批被赶到这里的中国农民无处居住，只能藏身在山坡上的简易地窖子里。据方正县志记载，这一年瘟疫盛行，永安西屯一带山沟里的死亡率在50%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时达30多人，“挑灶”（方正土语，意指全家死光）者20多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2户没有死人。后来，这一带被当地人叫做“挑灶沟”。

天皇的“弃民”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三个方面军约150万人，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从东、北、西三个方向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进入东北，同时，苏联空军在哈尔滨、吉林和朝鲜咸兴等日军后方实施空降。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约75万人，外加伪蒙、伪满军17万人，武装的日本“开拓团”10万人，总兵力120万人左右。日军与中国军队相比武器装备是强的，而与欧洲战场相比，日军的武器装备又是落后的，苏军很快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东北。

日本战败的消息，对毫无思想准备的“开拓团”成员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松田千卫是日本山形县天童市高木人，1932年随丈夫来黑龙江依兰县。松田千卫后来将她的经历写成《开拓残留妻子的证言》一书，在日本刊发，引起很大轰动。关于这一时间的经历，松田有很详细的回忆：

“到了8月，战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本部下达了每户移民要赶制20个草袋子的任务。任务紧迫，我每天早晨出去割草，晚上回来手工纺织。8月15日这天中午我刚刚割草回来，部落长就通知我们全体移民集合，传达开拓团本部的重要指示。大致内容是：日本战败投降，要求全体开拓团移民立即撤离，前往哈尔滨，然后取道回日本。让我们回家快做准备，马上出发。当时，部落里除了部落长外，只有1个男人，剩下的全是妇女和儿童。我们这些妇女一听到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因为事出突然，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事情就发生在眼前，我们一个个全都傻了。一时间，恐惧和慌乱笼罩了整个部落，我同大家一样，匆忙回家，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带上3天的干粮、火柴，背起女儿，抛弃了家中的一切，赶到开拓团本部集合。当天下午，我们这群妇女和儿童。在开拓团长和部落长的带领下，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哈尔滨方向艰难地跋涉。”

突如其来的战败消息，使很多开拓团成员陷入绝望。此时，曾庇护他们的关东军早已形踪皆无，一些开拓团成员开始集体自杀。在桦川县，开拓团长和日军将1600余名的男女老幼集中于东板房开拓团本部的20多间大房子中，用汽油点着，外面用机枪扫射、手榴弹炸，只有少数人幸免于难。而一个惨烈的自焚故事至今还在方正县民间流传。一位叫王绍德的老人亲历了此事，据他回忆，在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他正在吃饭时，忽然听见隔壁永建乡赵炮屯的“鬼子营”里“噼噼啪啪”地响，过了多半个时辰，偷偷地到“鬼子营”里一看，各家窗户都关得死死的，窗外堆着易燃的松明子。他闯进第一家，看见两个女人穿戴得很整齐，一身和服，脸上都涂着脂粉，脑后的枕头上淤着一大摊血，王绍德意识到，她们是被自己的同胞用枪打死的。不一会儿“鬼子营”就起火了。火光烧红了半边天，除了一女子幸存外，包括男女老幼在内一共82口人全部被枪杀或自杀。

其实，早在1945年7月17日，美、苏、英、中等同盟国在波茨坦召开会议时，便达成协议：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后，包括家属和日本平民都将被允许返乡。日本当时滞留在海外的总人口达到660万。其中有330万是军人及军人家属，另外330万是平民——仅在中国就有日侨俘310万之多，可是日本政府的大船和火车只是把日本关东军以及“满蒙开拓团”中的大多数男性召回国。

苏军进入方正县后，守住了松花江边伊汉通码头，两千余日军被苏军缴械，他们也是从伊汉通码头被押运到哈尔滨。“先是集中在哈尔滨难民集中营，逗留到转年春天，大部分从辽宁葫芦岛登舰，被遣返回日本。”郭相声说。

在东北的1000多个开拓团的27万开拓民，在慌乱中开始了大逃亡。这时开拓团民绝大多数是妇孺老弱，他们害怕中国人的报复，因此在逃亡过程中，许多人不走大路走小路，白天不走夜间走，逃难过程中，很多老弱病残倒毙于路边，有些妇女直接将嗷嗷待哺的婴儿弃于沟壑……

很多幸存者的回忆，至今读起来，让人沉重无比。水野百合子是1942年来到依兰县天田村的开拓团民。丈夫在1945年6月被日本征兵入伍。日本宣布战败后，水野百合子领着一个4岁的女儿和一个2岁的儿子与附近开拓团的团民一共几百人从依兰翻山越岭经方正逃向哈尔滨。她后来向日本记者回忆，过了（方正）大罗勒密（地名），他们才上了公路。又累又饿，她再也走不动了。因为她的孩子多，拖累了大伙赶路，所以团长让水野把孩子扔了。水野起初坚决不同意，团长说：“影响大家赶路，上不了船，我们就都得死了。”无奈下，她只好把４岁的女儿放在路边。“可我一起身，女儿便伸着两只小手，拼命地喊着妈妈。我走了几步，心像刀绞似的难受，心疼得我又跑了回去把她抱起来。团长说什么也不许，我怕他再让我把儿子也扔了，就顺从了团长。我一边流泪一边对女儿说：‘孩子，别怪妈妈无情啊，我这是给你留一条活路，要不咱就都得死了。’”

水野百合子的儿子最终饿死在逃难的路上，而她本人在饿昏后，被方正县一个善良的中国男子救下，她于1953年返回日本。而她失去的女儿始终也没有找到。

松田千卫所在的“开拓团”，一路上疲于奔波，途中不断地有人倒下、死亡。经过近20天的艰难行走，终于来到了方正县城。此时，松江省佳木斯附近的桦南、桦川、汤原一带的开拓团民，昼伏夜行，跋山涉水，向西与林口、依兰等地的开拓团民会合，也陆续到达方正，聚集方正县的“开拓团”成员已超过1万人。他们集结在方正县城东门外的“兴农合作社”，准备从方正县去珠河县（即现在的黑龙江省尚志县）乘火车回国。当时天降大雨，交通断绝，无法行走。这批人集中于伊汉通码头，等待日本军舰接他们回国。

在此期间，距离方正县不远的勃利县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1945年8月25日，黑龙江省勃利及宝清十几个县的日本开拓团3000多人集中在勃利县佐渡开拓团所在地。此时，苏联红军的一支部队以为这些逃难的开拓民是一股化装流窜的日本关东军，便尾追过来包围了他们所在地。8月26日上午，当3辆苏军装甲车靠近移民村火力侦察时，几百名持枪的开拓民依着土墙，向苏军装甲车开火。晌午时分，一架苏军飞机飞临移民村上空，飞机飞得很低也很慢，众多的开拓民就集体向飞机开枪，飞机中弹后迫降在城堡外的空地上。开拓民冲出围墙活捉并残忍地杀害了两名飞行员。傍晚，被激怒的苏军迅速展开报复，700多日本人被打死，500多人集体自杀。

偶发的“残害飞行员事件”，使苏军封锁了伊汉通码头。水路断绝，1.5万余名日本人滞留方正。这些人被苏联红军集中到伊汉通开拓团本部吉兴村的临时搭建地和原开拓团的房舍内。而“地方维持会”又不准难民进城，把所有难民全部赶向吉兴村等地带集中。

松田千卫回忆道：“……在难民收容所里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人多房子少，每间房子里都挤得满满的，连马棚也住上了人。房屋的门窗早已被人拆去，四面透风，晚上睡觉冷风刺骨。吃的是原伊汉通开拓团种的还未成熟的玉米和大豆。”1000多难民，一个月就把地里的庄稼吃光了，天气也渐渐地变冷、穿不暖，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大多人都生了病，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收容所的上空。到了11月，已是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季节，很多开拓团难民还穿着薄薄的单衣。“此时，收容所里已经是粒米皆无，被饥饿和疾病夺去生命的人越来越多。”

“1945年12月，正是最寒冷的日子，这里经常是阴云密布，北风怒吼，大雪也时常呼啸着遮天盖地而来，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茫茫的雪海。我们不但衣服单薄，房子也没有门窗，在屋里生火，围坐在火堆旁取暖。”死亡人数于是与日俱增。“9月、10月每天死亡几个人，11月份以前，人死了还能在野外挖坑掩埋，11月份以后，天寒地冻，人死了只好扔进原开拓团储备冬菜的菜窖里。这个菜窖宽5米、长10米。到12月下旬，尸体竟将菜窖装得满满的，以致后来人死了，只好堆放在菜窖上边。”到了第二天春天，随着天气转暖，死亡在吉兴一带的数千具日本难民遗体也慢慢解冻，并发出阵阵腐臭。为清理和收敛这些掩埋在雪里、角落里、菜窖里的尸体，方正县人民政府组织了大批民工，把这些尸骨运到炮台山的杨二玄沟里，共堆放了三大堆，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大火3天3夜始熄，留下了三大堆森森白骨。

据统计，从1945到1946年，经陆路逃到方正县的日本开拓民约1万人，6个半月的时间因病、饥而死亡5000多人，另有散乱走失的一部分妇女和儿童无法统计。在整个东北，近30万日本移民中除了死亡和被苏军俘虏及下落不明者外，生还的只有11万人。所以日本移民除了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外，也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未完结的故事

在特殊的地理与时间交错下，开拓团民人数并不算多的方正县，却最终成了开拓团民滞留人数最多的地方。在很多开拓团民受困于收容所时，就有很多善良的当地百姓走进去，有的收养遗孤，有的把无依无靠的妇女带回家结为夫妻。“在方正县与中国人组建家庭的，有970多人，占全国的1/4。”郭相声说。其中就包括松田千卫，她与方正当地一农民组织了一个家庭，生儿育女，渐渐适应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1963年，嫁给方正本地农民的松田千卫与丈夫在吉兴水库附近垦荒的时候，刨出日本人的遗骨。松田找到政府说，当年因为打仗，什么都顾不上，但是希望现在能把死在方正的日本人找个地方“安葬”。这不是一个基层县政府敢决定的事情，县政府只能将松田等人写下的信件，“呈送省里”。省里也不能决定，再呈送国务院。

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省人民委员会拨款1万元，收殓回5000多具日本开拓团难民的遗骨，为死难者建立了“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1975年经省政府批准，将公墓迁到现在的炮台山北麓。1984年，9月18日，经过黑龙江省外事办领事处专家与日方商定，将鸡西市麻山西大坡约530名集体自杀的开拓团难民的遗骨，由日方护送到方正县。1986年6月5日，日本友好访问团又将海伦县开拓团难民的残骸迁到方正，至此，方正将北满地区所有客死异乡的难民残骸集中于此，这就是现在的中日友好园林的由来。

据方正县县志办的数据，当年遗留在方正，被中国家庭收养的日本孤儿有4000多人。“4000个孤儿背后就是4000个家庭，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郭相声说。在方正的日本遗孤故事也许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他们的处境有好有坏，对待中国养父母以及中国，心态也各异。

这些遗孤中，远藤勇的故事，是被人提及最多的。远藤勇1940年生于日本岩手县，第二年全家老少三代一起来到方正县，加入开拓团。不久，远藤勇的父亲在开拓团被日本军队征召入伍。日本宣布投降后，远藤一家7口人挤进逃难队伍。“那是一个多雨的秋天，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浇得总是湿漉漉的。”在泥泞的路上，小远藤总是紧紧抓住大人衣襟，连滚带爬地走着，生怕掉队被扔在路上，因为他“曾亲眼见到有些狠心的母亲，亲手把自己赘脚的孩子推到河里淹死”。据远藤勇后来回忆，那时候，苏联红军的飞机天天飞来，瞄准难民队伍，低空轮番扫射，而山坡上集体自杀的尸体发出恶臭，筋疲力尽的老人倒在路边，满眼绝望的目光等待死亡……难民队伍所经之处，都留下大量尸体，远藤勇的爷爷、奶奶和临产的姑姑都死在路上，“没过多久，妈妈背上的3岁的妹妹也不见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远藤勇与母亲、叔叔进了方正县的日本难民收容所。不久，母亲也去世，只剩下14岁的叔叔和5岁的远藤勇。那时他冻得两腿已经麻木，气息奄奄。方正县庆丰村的农民夫妇刘振权、吕桂云从邻居那里听说此事后，来到收容所，收养了远藤勇。若干年后，远藤勇还很动情地回忆那一幕：“中国夫妇脱下身上的棉袍，把我包起来就抱走了，坐上爬犁后，把我已经冻得失去知觉的双脚，夹在腋窝里，用体温来温暖我。”

刘振权和吕桂云收养了远藤勇后，带着他四处求医找药，治好了他的伤病，又精心调养，让他恢复了体力。然后为他取了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刘长河”。远藤勇的叔叔也在这对养父母资助下去方正酒厂干零工，最终回到日本。远藤勇后来动情地说：“中国养父母救了我和叔叔两个人。”方正老百姓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善良和胸怀，在很多日本遗孤的回忆中屡次被提及。

郭相声介绍，刘振权是木匠出身，家境相对较好，所以刘长河也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后来考上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市第19中学任教。1974年，刘长河携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日本定居，并恢复原名“远藤勇”。远藤勇在日本创办了东京东商株式会社。他将养父母接到日本去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两位老人不习惯异国生活，又回到家乡。此后远藤勇每年都要回国看望养父母，他还先后几次给方正县的学校、政府捐款。1995年7月30日，远藤勇捐资人民币13万元，建成了“中国养父母公墓”，还亲手写下了“永世不忘养育之恩”几个字。

“早在1953起，日本人开始寻找在中国的亲属。当时因为中日尚未建交，这一活动大多是通过红十字会进行。但是因为很多妇女已组织家庭并生儿育女，回日本定居的人并不多。1972年中日建交后，中国政府开始介入，有组织地帮助遗留妇女和儿童寻找日本亲属，有一些人最终找到日本家庭。”郭相声说。1974年，找到亲人的一部分日本人回到日本，产生轰动效应，“因为日本当时没有相应政策，回去定居的日本遗孤并不多”。到了80年代，虽然寻亲工作因中日关系陷入低潮而中断一段，但是到了1985年之后又开始恢复。已经回去的一些人协助没找到亲属的人，除了官方系统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网络。而此时，日本的富庶和发达，也构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寻亲进入高潮。

这部分人中，也有一些单凭口述、找不到任何实际证明的遗孤。据郭相声说，日本方面对此还有一个特殊的辨别办法：看胳膊上种天花的形状。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梅花形的，而日本人则是井字形——有一些无法自证身份的人，如果胳膊上是这样的花纹，也会被以“身源未探明人”的方式留居。

近几年，随着日本NHK电视台有关日本遗孤的纪录片的拍摄，引发了日本民众对于侵华战争的激烈反思。伴随而来的是，此后方正的知名度极大提升，2008年至今，有近4000名日本人来方正考察，了解“满蒙开拓团在满洲的真实存在状况”。方正因为这段特殊的历史有了象征意义。不久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一行7人来方正祭拜“战争弃民遗冢”；2010年，日本外务省亚洲课课长助理町田穗高访问方正，代表日本政府来方正祭拜遭受“弃民政策”残害的遇害者墓地。

对方正来说，当年被中国人收养的4000个多日本遗孤和结成夫妇的近1000个家庭，已经无可避免地与日本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而交流频繁的纽带。方正县26万人口中，以华侨、华人身份定居在日本的有4.2万人，归侨和侨眷是6.8万人——也就是说，和日本相关联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占42.3%。日本海啸后，很多人又回到方正县居住，连出租车司机都抱怨他们的归来抬高了方正的物价。

对很多方正当地人来说，“日本人”的概念并不那么遥远和陌生，可能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经常在嬉闹间笑骂一句“小日本鬼子”的“隔壁刘家小三子”。“砸碑”事件发生后，很多方正人也在主动被动间被拉回到大历史中重新审视，比起外界来，他们的感受也许更复杂。于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他们正重新调整自己的视角。■

（文 / 李菁） 背后东北历史日本人开拓部队方正殖民事件武装移民欧洲移民东北欧洲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