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节奏是一种语言

( 凯尔文领鼓（中），与谢驭飞（左）的“魔人布欧”俱乐部合奏 )

谢驭飞给自己的非洲鼓俱乐部取名为“魔人布欧”，这个人物来自日本鸟山明的漫画《七龙珠》，布欧是一个魔法生命体，“不死之身”使他的智慧与力量都到达了峰值。7月，谢驭飞把新加坡的凯尔文（Kelvin Kew）老师请到北京授课，他是世界顶级的非洲鼓大师马爷（Mamady Keita）的四大门徒之一。此时的北京已是盛夏，在拥挤的“微薄之盐”，来自各地的数十名非洲鼓爱好者汇聚于此。当晚，凯尔文领鼓，与他合奏的“魔人布欧”俱乐部在经历了数日的“魔鬼训练”后，为此次“鼓聚”呈现了一场曼丁“金字塔”。

简单地说，曼丁“金字塔”就是“非洲鼓（Djembe，也被译作金贝鼓）金曲大串烧”，类似于晚会上的民歌大联唱。马爷的金字塔通常会把五首左右的曲子用大段鼓点和成员的Solo串在一起，除了最开始的“信号”和每首曲子结尾的“过渡”，曲与曲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停顿，整个表演一气呵成，这就需表演者对整首歌曲烂熟于心并步调一致。

曼丁“金字塔”的压轴表演是一曲名为“Kuku”的曲子，这是非洲妇女们在捕鱼后休息时唱的歌。表演过程中，凯尔文要求每名学员在“基本节拍”的伴奏下站在人群中央，打出一套自己的即兴Solo，这或许是整个演出中最为精彩的一段。当每人面带微笑走近人群，“啪啪”地拍打着鼓面的时候，凯尔文似乎都能听见一种对话。

表演时，鼓手大多穿着红、黄、绿三色条纹的衣裤。事实上，这三种颜色源自牙买加的“雷鬼”（Reggae）音乐，而这组颜色又是几内亚国旗的颜色，因此它亦被称为“泛非三原色”，是非洲人对抗西方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自由，黑人民权运动的象征——红色代表鲜血，黄色代表被掠夺的黄金，绿色代表非洲大陆。在谢驭飞看来，“雷鬼”也代表了一种嬉皮情结，他喜欢嬉皮精神中追求自由、自然、和平非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

打击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而手鼓则又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打击乐器，非洲手鼓起源于13世纪曼丁人建立的马利王朝，最早出现可以回溯到公元500年。它的雏形是由铁匠们手工制成的，彼时的“沙漏外型”源自于捣碎杂粮的臼，两端开口，部落居民用山羊皮包住较大的开口端，用双手演奏。非洲鼓的兴起，起源于非洲西部的部落，这种鼓通常被挂在脖子上边走边打，作为最原始的部落乐器，鼓手至今沿用着用手击打的形式。当一只手敲击时，另一只手通过盖住鼓面的不同部位，来控制音调高低。

( 非洲鼓大师“马爷” )

曾经，非洲鼓是用来传递信息的语言，这一传统，至今还保留在非洲的遗留部落中。鼓手用不同的力度、音色，发出不同的声响，用或急或缓的节奏，形成不同的鼓点，作为语言信号，传递和发布消息。在寂静的清晨或是深夜，鼓声可以传达到15公里以外的地区，当地部落用此方法便可以精准地传“话”至任何有人的地方。一度，非洲鼓曾被用于抵御入侵的敌人，在“黑奴贸易”时期，非洲人曾用急促的鼓语来通知人们逃跑、躲避、对抗；作为日常交流，鼓声也常常用来号召人们参加劳动、聚会。在加纳，阿肯人习惯在舞会上用鼓语赞美自己的妻子，鼓语还可用来宣布一个人的出生、死亡和婚姻。

“在几内亚，传统的歌曲都是早先的村民创造出来的，几内亚的首都有不少打鼓的团体，他们大多会演奏传统的曲子。但是今天的曲子会有些不同，打法虽然还是以前的打法，但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听觉口味，节奏快慢是最明显的变化，甚至几内亚国家的表演团体曲目，都开始有所更改。”凯尔文觉得这些改变也是必要的，“因为在村里打鼓是为了某种仪式，而今天的听众只是想听到好音乐”。

“Soko”是非洲成人礼的暖场曲目，“Sa”是专门为割礼的非洲医生演奏的鼓点，“Soli”是割礼过程中的伴奏，“Toro”是专为某些仪式后的修炼而创作的。“还有些歌曲有些宗教意味，比如巫医的曲子‘Kakelanbe’。在非洲，有些巫师的面具每年只能戴一次，这个时候巫师就会听着‘Kakelanbe’走进森林中，将面具取出，当他戴上面具的时候，传说‘Kakelanbe’之神便会附身。”凯尔文说，“在过去，‘Kakelanbe’的节奏很慢，但是当它被传到其他地方时，速度几乎快了一倍，那些曾经用于仪式的音乐，已经变成了传递快乐的鼓点。”

凯尔文说他从小就喜欢玩各种音乐，1996年加入新加坡唯一的打击团体，一年后，他在团队内部发现了非洲鼓，带着一种对于节奏的天生敏感，年轻的凯尔文似乎在简单的“低、中、高”三个音色中找到了共鸣。后来，凯尔文来到美国洛杉矶音乐学院专攻古典音乐和打击乐，毕业后的又一次接触，让他对非洲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流行音乐中，电声乐器是主导，吉他、贝司、架子鼓……而非洲鼓原始而独特的音色，让人听起来有一种自然、神秘的力量，这种音色可以很好地融入到各类音乐中去。” 凯尔文觉得，似乎在这个充斥着“流行歌”的年代，让音乐回归到节奏本源，也是一种必然。

20多年前，在几内亚国家表演队工作的马爷，经历了底塞古·杜尔总统的逝世、政权交替、军人政变，表演队原本频繁的“国家级巡演”几乎停滞，个人的生计与非洲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迫使他离开几内亚。最终，马爷在比利时找到了立足之处，并将这门乐器和非洲鼓精神传向欧洲。数年后，马爷决定衣锦还乡，在村子里，他回想起从小就被抓去国家队表演的童年，不免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1991年，法国导演把马爷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Djembe Fola——让非洲鼓开口讲话的人》。

在凯尔文看来，马爷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打鼓的局限性。“过去人们觉得打鼓一定要找个排练房，或者什么安静的地方，与一些乐器一同演奏。”凯尔文说，最初把非洲鼓带到公园，也曾被街上的人看成“神经病”。“后来，人们逐渐发现了在街头打鼓的妙处，通过鼓声，可以随时随地表达快乐，不多时，便会有人参与到这场‘节奏聚会’中，与你分享欢乐。”

谢驭飞初识非洲鼓便是在德国街头。几年前的某个艺术展上，他见识了非洲鼓的“魅力”，回国后便开始在网上搜索同好。“那时在北京已经有人开始玩鼓了”，由此他结识了老K。2007年，谢驭飞觉得“围观”的人太多，很难凑齐一支鼓队，于是几个人决定搞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鼓聚”。在欧美国家，“鼓聚”早已成为以鼓会友的一种街头方式，只是叫法不一——“Drum Circle”（鼓圈），当鼓手们围成一个圈时，大家共同玩出一个节奏，甚至唱出一段旋律。“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手上拿的其实是一只埃及鼓，我就是抱着这个连乐器都算不上的工艺品，参加的第一次‘鼓聚’。后来我看见队友洪哥手里的鼓，才第一次看清楚非洲鼓的样子。”谢驭飞回忆道，“当时大家都是瞎打，一个简单的节奏也能打上半天，队里几乎没人知道‘曼丁’，只知道有高、低音的区分，多数人实际上是不会打的。那时候，我们没有教材，就靠自己琢磨，基本不知道西非鼓应该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只是觉得大家聚在一块，打出一定的节奏，已经是最大的乐趣了。”

“Kuku”几乎是鼓队成军后排练的第一首歌曲，在资源、教材相对匮乏的日子里，队员们凭借着有限的译文资料、YouTube视频照猫画虎，当所有人听到“Kuku”这首歌的时候，“真好听”是队员们的一致反应。不久，一首排练得“有模有样”的“Kuku”就这样诞生了，按谢驭飞的话，“至少有一首歌可以玩了”。不久，这支北京的非洲鼓队，将“Kuku”带进了2007年的迷笛音乐节。

从2007年迷笛音乐节的10人，到今天“魔人布欧”俱乐部的上百名成员，谢驭飞觉得，正是这种简单、易上手的节拍，把非洲鼓迷聚在了一起。“现在如果要排练一首可以拿出来表演的歌，程度好的话，花上一周就可以了。”谢驭飞说，人们可以在打鼓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情绪，就像老K他们早期一样。■

（文 / 黑麦） 非洲鼓节奏语言音乐如果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