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成长的快乐与成熟的烦恼

( 2004年8月22日，在奥运会网球女双决赛前，孙甜甜（左）、李婷与教练余丽桥合影 )

退役

2002年，李娜20岁，是中国女子网球第一女单，而且与同为湖北队友的李婷搭档，也是中国第一女双。这一年，世界排名仅列第308位的李娜在美国米德兰德的ITF比赛中8战全胜夺冠，其中包括击败资格赛中位列头号种子的选手，以及在正选赛中接连击败5位世界排名高于自己的选手，赢得了她的第13个ITF女单冠军。但就在这年韩国釜山亚运会前，李娜宣布退役，进入家乡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学习新闻传播。

退役是有征兆的。“退役前，她讲话少了。在广州训练的时候，跟她谈话，她抵触情绪很大，要么不做声，要么就闭眼睛。”李娜当年的主管教练余丽桥向本刊记者回忆说，“走过一次，被我拦回来了。这一次，她写了个东西，就走了。她翻挑子，把我也搞烦了。再说，想去读书总是个好事。”“翻挑子”是武汉话，意思是“发飙”。在余丽桥看来，导致李娜最终“翻挑子”的原因是：当时李娜成绩很好，总局极为重视，想让她参加亚运会。李娜因为常年大运动量训练和比赛导致例假紊乱，心理压力过大。

这次退役甚至可以追溯到两年前。“2000年悉尼奥运会决定李娜和李婷都能打之后，两个人都跟我闹意见，都不想练。我说，正好我也不想带你们了，我也蛮辛苦。在天津，当时的网管中心主任张小宁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也烦了。”

为了化解师徒之间的矛盾，张小宁让李娜和李婷写纸条，列举对余丽桥的不满。“大概列举了我的三条罪状：一是不想干的事非要让她们做。比如出国比赛，我们3个人都不会英语。李婷的阅读理解能力强一些，不认识的单词可以查字典，李娜口语好点，我平时就逼她们学英语，她们觉得烦；二是无法沟通。第三条我忘了。中心当时看了纸条，还是比较支持我的。”

( 2011法国网球公开赛，李娜与教练莫滕森进行赛前训练 )

事隔多年，李婷将这种对立理解为性格和教育方式的冲突。“余教练是个不爱替自己辩解的人。她跟李娜一样，个性都很要强。当我们长大成人，会有自己的思想、异议，有冲动的举动，表情不耐烦。她属于灌压式，感觉自己全是对的，即使错了，因为顾及面子，也不会承认。”2004年奥运会前，李婷因膝盖韧带撕裂休息了一个月，紧接着参加法网、温网，全是第一轮出局，到了六七月份参加奥运会集训，李婷一点信心都没有。“训练时，她老批评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我不打，她也不会给我道歉。”2010年10月份，在一次慈善活动中李娜也曾向媒体提道：“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成绩是在提高，但是心里一直有阴影。余教练不懂得表扬队员，9年她没有表扬过我一次，永远在骂我和李婷。”

但这种对教育模式的认同差异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余丽桥为李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 李娜与丈夫姜山（摄于2006年） )

李娜8岁以前练的是羽毛球。“李娜从小打球，是爷爷李龙立的想法，他当时是宝善街小学的体育老师，一门心思把李娜送到了新华路体校的羽毛球班。”李艳萍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李娜不到1.2米，还在幼儿园，练了两年多，羽毛球队林教练就问我：‘你们家李娜是不是摔断过膀子？’我当时吓了一跳，连忙说没有呀，结果人家林教练说了句：‘那为什么她不晓得用手腕发力，总是用个膀子死打？干脆练网球算了！’”

1989年，李娜被送到了夏溪瑶的面前。看着这个小不点，夏教练并不放心。“我们当时重点班只有4个名额，我就让李娜和其他几个大孩子赛跑，跑赢了才能进队，没想到她还真赢了，我当时心里就觉得，这孩子真是好胜！后来她倒蛮傲的，跟我们大人说，怎么不问问她想不想打网球呢。”

( 2011澳网比赛结束后，李娜的母亲李艳萍（左）接受媒体采访 )

1993年11月，李娜被父亲送进余丽桥的集训队。在湖北省网球界，余丽桥是有名的“把网球当成全部生命的人”。余丽桥当运动员时取得了很多冠军头衔，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国际网球赛女单冠军和９个全国女子网球单打冠军，在当了教练员后，她“把别人的小孩当自己的小孩一样培养”。1992年10月，余丽桥在公安局工作的丈夫因公去世，那时他们的孩子只有4岁。伤心欲绝的余丽桥本打算换一个环境，但在领导的挽留下她还是留在了武汉，她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在球场上她说了算。从1993年起，余丽桥开始接手湖北省女网一线队伍。她的孩子先是给爷爷、奶奶带，然后是姥姥、姥爷带，后来又去班主任家住了一年，再后来转到北京的军校住校，最后又转回武汉让弟弟带。孩子从小就见不到妈妈，有的年头，一年只能见到3次。

在余丽桥看来，湖北选手扎实的基本功是她们能常有作为的法宝，而李娜就是个很好的证明。她告诉本刊记者：“她在初始阶段的基本功就打得比较扎实，这在一个选手形成技术风格的阶段起了关键作用。”

“我在当运动员时期，国家制订的训练计划里强调的是‘快、准、狠、变’，后来改为‘准、变’这是从乒乓球那里受到的启发，我后来总结为‘快、准、变’，快，是要打上升球，准是准度，变是球路和落点。在大小威和库兹涅佐娃成名后，中国网球界曾经提倡‘女子网球男子化打法’，我是反对的，毕竟人种不同。但有一点我同意，要有自己的杀手锏，在平均速度、力量上要能压制住对手，同时离不开准确的落点。”

余丽桥特别强调打球的理念。“要有时间概念，海宁球速为什么那么快？要迎着球上去打。”为了让李婷和李娜养成迎球打的习惯，训练时，余丽桥自制了一根长杆子在她们后面拦着，不许退。如果她发现谁在场上不积极跑动，手中的拍子一挥，一个球就直接打在了那名队员的身上。

李娜的进攻型打法在青少年时期曾经饱受争议。“我记得小时候打青少年比赛的时候，其他人都是在练挑高球，就我一个人在那打打打，然后很多教练就说：‘傻子，别人挑，她不会挑，就只会打，失误怎么怎么的’。”李娜谈起十几年前自己经历过的成长环境，曾经极为感慨：“在青少年时期，很多人就会说，我打球不好啊，不太会转换或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路去走，可能刚开始不被人认可，但是努力之后，就会得到认同了。”

“小时候打球，谁不失误谁能赢。如果一味进攻，容易导致非受迫性失误。运动员都在乎输赢，有的偏好进攻的选手可能就会改变打法。其实，小时候赢得多未必对发展有利。但是如果你不赢球，不拿冠军，国家又怎么会培养你呢？”李婷告诉本刊记者，“李娜属于‘我觉得这样对就不愿意妥协的人’。这时候，余教练会说，你怎么去变化一下，光进攻不赢球也不行，要提高稳定性。”

在李娜成长的至少两个关键时期，余丽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6年李娜进省队时，只有一个名额，包括李娜在内有3个候选人。李娜家境不好，父亲又刚刚去世，另外两个人家里都是做生意的，而且个人身体条件也很好，但余指导就是很公平地选了李娜，觉得她有前途。”一直跟随湖北女子网球队采访的《武汉晨报》记者曾晶告诉本刊记者，“1997年，李娜有一个去美国尼克网球学校打球的机会，耐克公司赞助一部分，但奖学金有限。余丽桥特意跑到队里帮她申请了1000美元。”

“李娜和余丽桥很像，大大咧咧，很‘嘎’（武汉话，不好接触的意思），不太顾忌别人感受，但没什么坏心眼。可是，她又并不是很喜欢余丽桥。余丽桥是那种特别‘嘎’的人，说翻脸就能翻脸，说不高兴就可以跟领导拍桌子，我不占你便宜，你也别占我便宜。李娜的外表和内心深处是很矛盾的，球场上六亲不认，球场下平易近人。表面上看着无所谓，其实与人为善。”曾晶说，父亲去世，母亲后来再婚，李娜心里难免会有一些抱怨。因为父亲去世，家里欠了很多债，再加上在运动队的各种经历，个性要强的李娜见多了世态炎凉，后来变得很现实。“2002年她退役，我问她原因，她说：‘打低级别赛事没出路，打了这么长时间，领导可以争奖金、分房子，我也就这样了。而且姜山也退役了。’”

冲突

运动员时期，余丽桥对于职业网坛是完全陌生的。

“1976年第一次出国到澳大利亚互访，待了一个月。之后参加了第八届和第九届亚运会，那时韩国和日本的网球水平在亚洲是最高的，中国处在中上游的位置。1979年，我被选拔到美国训练，看到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训练，第一次知道有四大满贯赛。打职业比赛能够赚钱，是当教练后才知道的。那时也有国际比赛，只是在亚洲打，打完也不能拿奖金。”

余丽桥亲身经历了1982年在美国打联合会杯时发生的“胡娜出走”事件，她的思想还停留在“为国争光”的集体荣誉时代，还不能理解胡娜渴望成为职业网球选手，实现个人价值的想法。表现在李娜身上，同样如此。

1996年，余丽桥偶尔能带李娜打一些世界青年网球赛事。1999年，17岁的李娜获得了3个ITF单打冠军和8个双打冠军，首次入选国家集训队。“那时候，国内一年就一两次比赛，起点低，高水平选手少。要想出去打职业赛事，必须靠拿外卡打比排位赛，拿积分。”余丽桥说，那是中国网球最艰难的时候，关注低，投入少，国家集训队没有外教，11堂训练课，她要带9堂。

“1998年在青岛的一次比赛，当时的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江秀云找我谈话，希望‘以双打为突破口’，让我带着女队冲击2000年悉尼奥运会，给的任务是前八。我想让李娜和李婷配双打，李娜不干，后来就换上了孙甜甜。”

这一时期，余丽桥、李娜和李婷的三人组合矛盾日益尖锐。李娜的上升势头让正处于技术低潮期的李婷心里很不舒服，觉得余丽桥偏向李娜。而在ITF赛场连续获胜，见识到外面精彩世界的李娜已经不满足于只参加这些低级别的赛事，也有自己的想法。

于是，在悉尼奥运会前的泰国芭堤雅公开赛期间，三人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余丽桥指望“用一种激烈的方式启发她们”。“她们说，蛮辛苦，没有童年。我说，我们还没有青年，甚至老年呢。你们虽然觉得失去童年，青春期奉献给了太阳，但和同龄人比起来，你们有公费出国的机会，住五星级酒店，人不要贪心。毛主席说过，要热爱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努力了不出成绩，没遗憾，还可骂一下教练能力不行。如果有能力，为什么不发挥出来呢？”余丽桥说，李婷的反应强烈一些，李娜也说，但很平静，说得少。

2000年悉尼奥运会，虽然最终李娜和李婷配对双打，但首轮即出局。2001年，九运会报名期间发生的事情，让余丽桥觉得，李娜不那么大气了。

“定好了9月30日要交参赛名单，原本混双定的是李娜和朱本强搭档，李婷和姜山搭档。结果8月青岛的比赛结束后，李娜提出要跟姜山打混双。湖北体育局的领导来找我，认为李娜和姜山的性格躁，不能配。我说我只能做工作，他们是初恋，想留下美好的回忆，你们这一弄，责任全在教练员了。”余丽桥说，最后，体育局还是按原来的决定报了名，她只能给李娜做工作：“我说，不打是不可能了，我帮你想个办法，看体育局能否给你补偿点经济损失。她脱口而出，‘那我要10万’。我说，这还只是我的想法，我还要去做工作，10万元是不可能的。最终体育局给了李娜适当的经济补偿。”

这次九运会，湖北女网很风光，团体和个人都拿了冠军。不过，打团体赛时出了点意外，“与天津打半决赛，前两场单打1比1平，第三场双打前，天津队一个大个子私下找李娜谈，愿意出10万元，让李娜输球。李娜跟我说了这件事，我问了一句，‘李娜，你觉得呢？’她说：‘我才不让。’我说：‘这不是钱的事，是人格的问题。’”余丽桥说，后来在听到李娜为玉树灾区捐款时，她一点也不吃惊，“那就是李娜的本色”。

复出

2002年，李娜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就读，并与姜山确立了情侣关系。吃住在校园，除了学习和吃中药调养身体外，她还参加除网球外所有在学校开展的体育活动，跆拳道、乒乓球、羽毛球，甚至体育舞蹈和现代舞。回忆起大学生活，李娜说：“在学校的两年，我从不谈也不想知道网球的事，更不打网球。”

“她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曾晶还记得当时采访完李娜，他打车送李娜去汉口吃饭，两人谈了一路。“没谈职业网球，说的全是学校读书的事。她还说要来我们报社实习，反问我：‘怎么每个报纸做得都一样？没想过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李娜并不知道，与学校一墙之隔，中国网坛正在酝酿变革。“2002年釜山亚运会，中国队在网球项目上没有拿到一枚奖牌，这次惨败令我们有了深刻反省，闭门造车只能是死路一条。”时任釜山亚运会中国网球教练的湖北人马克勤回忆道。一些尝试职业化的地方队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以天津网球为例，他们不仅派队出国参赛，而且从2001年开始就派队员到美国国际网球学校训练，除了彭帅以外，受过培训的王钰等男队选手也是国内最好的球员。”

2002年底，时任国家女子网球队主教练的余丽桥找到李娜，话说得狠：“拍子是你手中的枪。你丢了它，别人就不会记得你。你什么都不是。”李娜“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说：“我钱够了，不想打。”“你先去读书，有朝一日我会领你回来打的。”余丽桥撂下这句话就走了。此时的余丽桥，执著地认为，以李娜的能力，如果和李婷继续配双打，冲击2004年奥运会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2003年“非典”期间，她以儿子要参加中考为名向国家队请了半年假，不停奔波在武昌和汉口之间，劝说李娜。

2004年，李婷、孙甜甜获奥运会双打冠军，让网球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虽然郑洁的单打成绩出众，但是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李娜依然是中国网球界最被看好的单打选手。总局新任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特意到武汉劝说李娜复出。回想那次谈话，李娜曾说：“其实当时她第一次跟我谈话的时候，我觉得她不像一般的领导那么死板，不像他们只会说‘你看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之类的话。我接触的领导里面，很少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会告诉你：‘你要为自己想。’”

李娜复出后的教练潘兵说：“其实，李娜心里根本离不开网球，孙主任当时承诺，以后中心会为球员提供更多的训练比赛经费，同时在教练、科研、生活等各方面都全力支持，这让李娜感觉前途很光明，她有机会打更高级别的WTA巡回赛了。”

不过，在真正决定复出前，李娜却犹豫了。“她当时跟我聊了一个晚上，就是怕复出后打不好。”李娜的母亲李艳萍告诉本刊记者，李娜一直很有主见，“但那次她的选择真的很艰难，我就跟她说，如果打不好最多就是再回学校读书，可如果不尝试，就真的要永远告别她最爱的网球了”。

复出之后的李娜势不可挡，相继在北京、通辽、乌兰浩特的3站ITF女单赛事中夺魁，并在广州国际女子公开赛上连胜8场，夺得单打冠军，成为第一个在WTA巡回赛中夺得单打冠军的中国选手。没有人注意到这背后的各种付出。“恢复性训练的一个半月里，大运动量让李娜浑身难受屁股疼，她都能坚持下来，非常刻苦。”余丽桥说，“她刚复出没积分，找国家体育总局申请的外卡从低级别赛事开始打积分。以前网球队只有中石油一家赞助商，孙晋芳上任后拉来了很多赞助，教练一个月有1万多元训练经费。”

重返国家队后，谁来带不断为中国网球创造历史的李娜一度曾成为争议的焦点。此时，李娜和余丽桥的矛盾基本上公开化，李娜对余丽桥爱理不理，心高气傲的余丽桥也不愿“热脸贴别人冷屁股”，新任国家女网主教练蒋宏伟带过李娜一段时间后也不了了之。2007年，国家队为李娜重新选择教练时提供了3个人的名单：余丽桥、潘兵、姜山。而李娜最终选择了自己的丈夫——姜山。

从“内心很多地方不坚定不确定”、打不好就要瞄一眼全运会看台上的余丽桥时期，到“冲着四大满贯赛看台上怒吼发泄”的姜山时期，不断感受着国际职业网球氛围的李娜日益坚信：“网球是一个个人项目。”而这种意识，也曾数次引发了她与孙晋芳代表的国家队、网管中心的矛盾。

“打职业赛，要提前做好计划，围绕四大满贯赛安排好比赛。”李婷告诉本刊记者，“澳网在年初，那就要在澳网之前选两三个天气和场地接近澳网的赛事热身，慢慢进入大赛状态。三四月份没什么比赛，我们往往选择参加西亚的迪拜、卡塔尔赛，一是离得近，二也是一级赛事，积分和奖金都比较高。选比赛是有讲究的，我在2004年奥运会前，成绩中上，每年会选三四个三级赛事，然后选一些二级赛事，少量的一级赛事。赛事级别高，分值也高。但没有小比赛的积累积分，打高级别赛事常常要从资格赛打起，如果首轮出局，不仅积分上不去，对自信心也是一个打击。‘单飞’之前，提前半年定比赛，交到中心那里批经费。能给的经费不一定，要根据国家经济状况定。然后由国家帮着办签证、联系酒店等后勤事务。问题在于，运动员之间是有能力和个体差异的，如果以保证团队行动为前提，在选择赛事上就会有局限，而这种局限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事实上，在了解了职业网球规律后，网管中心也开始思考“中国特色的职业化”的利弊。北京奥运会网球成绩不理想，让决策层联想到2005年广受关注的“彭帅单飞”风波。当时彭帅一方认为，中国女网和其他项目的国家队一样，选手们训练、参赛以及奖金分配，都由项目中心或国家队管理。这种“中国特色的职业化”虽然让“金花”们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却很难让她们成为世界顶尖选手。因为相比于国外以个人为单位，用比赛奖金和商业赞助来平摊训练、参赛费用的方式，“中国特色的职业化”对运动员的激励作用显然有限。

北京奥运会后，各方终于决定迈出职业化“最关键”的一步——放女网四朵“金花”单飞。对于四“金花”来说，真正单飞之后的路并非想象中的康庄大道。她们必须自己制订比赛计划，聘请教练、医生以及经纪人等。此外，虽然“金花”们上交网管中心的比赛奖金和出席商业活动所得的比例从原先的60%缩减到8%和12%，但要组建一个高质量的团队，并要在全世界不停地比赛，她们的资金并不算充裕。以彭帅为例，她当年聘请的外教周薪便高达3200美元，而李娜在打入2011年法网半决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她一天的训练支出在1万元到1.5万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单飞”现在仅适用于李娜、郑洁这些能够赢得比赛获得赞助的“金花”，对那些尚未成名的青少年球员，“单飞”的成本显然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承受的。

2008年，李娜肋伤痊愈复出后，立刻在黄金海岸用个人第二个单打冠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成为中国女网历史上第三个总奖金额超越100万元大关的球员（继郑洁、晏紫后）。北京奥运会上，27岁的李娜闯入女单四强，连胜库兹涅佐娃、大威廉姆斯等世界顶尖选手。

2011年，29岁的李娜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巅峰。年初的WTA顶级巡回赛澳大利亚悉尼站比赛，李娜在决赛中击败了前世界第一克里斯特尔斯，首次获得WTA顶级巡回赛冠军。在接下来的澳网，李娜与个人职业生涯的首个大满贯冠军擦肩而过。但李娜已经为中国网球开辟了新的篇章，这也是亚洲女子网球选手第一次杀入大满贯女单决赛。

2011年6月4日，作为赛会6号种子出战的李娜在法网决赛中击败卫冕冠军斯齐亚沃尼，终于成为第一位夺得大满贯的中国球员，站在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文 / 李翊） 烦恼网球赛事教练技术单飞李娜快乐余丽桥姜山网球网球培训成熟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