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詹菊英和她的原创电影

( 51岁的詹菊英从小就爱好文艺，擅长花灯戏的表演 )

拍片缘起

2009年5月，昆明市东北郊的波罗村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内容是在未来3年内，这个市里最大的城中村将进行改造。到时，超过1000年历史、占地700余亩的波罗古村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盛唐城”的商业住宅区。拆迁工作将在2010年11月20日启动，所涉及的1331户人家都要与负责改造项目的凯华房地产公司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改造完成后，村民将搬入盛唐城中几座40层的回迁楼里。

51岁的波罗村村民詹菊英一下子并不能领会城中村改造意味着什么。她家是一幢6层半的楼房，年初才花46万元装修过。长期从事房屋中介，詹菊英很懂得现在房屋装修的流行趋势。房子的1～4层用来出租，楼上的两层半才是她花心思的重点。她将5层和6层打通改为复式结构，顶层的楼板上还镶嵌了长条的玻璃砖来增强采光。楼顶的天台一半辟作花园，另一半则搭建了洗衣房和专门用来拜佛的香堂。就在村民大会后的几天，詹菊英在家里摆了宴席，庆祝小孙女两岁生日的同时，也让亲朋好友看看装修完的成果。詹菊英告诉本刊记者：“宴席吃到一半，测量房子面积的人就来了。我央求他们能不能改天再量，要不人家看到我们的房子马上要拆，多不喜庆。他们就说，房子是编好了号码一路测量下去的，资料等着要归档。结果量了半天，明明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登记能进行补偿的只有900平方米。我又说，房屋装修得很好，你们拍两张照片吧。领头的小伙子说，到时候赔偿是按建筑面积赔的，哪里管得了你装修花了多少钱？”

詹菊英当即就掉下了眼泪。朋友安慰她，干脆找个懂摄像的人过来给房子拍段视频，刻成光盘也算留念了。她打听了一下，拍这样的东西，需要收800块钱。丈夫李成彬说了句牢骚话：“花那么多钱，就光拍个房子算什么？有本事编个故事出来拍啊。”詹菊英心里想，故事还用编么？自己家庭的经历，随便写两笔就是个精彩故事。在接下来的几天，那些辛酸往事就在詹菊英的脑海中翻腾起来。

往事的主角当然是詹菊英的父亲和母亲。母亲就是波罗村人。在母亲14岁那年，村里学校组织学生们欢送即将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欢送会上，母亲把一双连夜赶制的鞋垫送给了来自昭通市巧家县的战士罗振华。4年后，罗振华从战场归来回到了波罗村，向母亲家提亲。当时的波罗村还很贫穷，原则上不招入赘女婿增加村庄人口，但对转业军人的优待政策成全了这对年轻男女。3个女儿在婚后相继诞生，詹菊英是家中的老大。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罗振华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几句话：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不能搞内斗了，农民不种田，工人不上班，百姓的日子太凄苦了。信还没有寄出，罗振华就被抓起来带走，去了安宁县的五七农场接受劳改。1967年春节过后，母亲接到农场来信，说罗振华已经去世。原来是到达农场后不久，罗振华因为是“告密者”，遭到了造反派的毒打，之后就吐血身亡。母亲拿回了父亲的遗物。过了几年，母亲又带着3个女儿嫁给村里一个政治清白但智力残疾的“憨包”。养儿育女连带照顾丈夫，母亲就这样操劳着过完了下半生。

( 詹菊英的孙女小欣洳在电影中饰演罗绍芝的三女儿 )

光有父母的故事，詹菊英认为还不足以支撑起一个片子。詹菊英是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实际由于当时总要在家里帮忙，上起学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总共在学校的日子还不到100天，所以至今仍然不认识几个字。但是她从小就热爱唱歌和跳舞。“父亲走了以后，我就很少见母亲笑了。1969年，小学里排练舞蹈迎接中共‘九大’召开，我跪在地上举着一朵向日葵就那样摇啊摇，我看见台下的母亲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此我就决定多参加文艺表演，让母亲开心。”

离开学校后，詹菊英进入波罗村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年都要以花灯戏形式演出一些剧目，表现乡村百姓的生活或者宣传党的政策。因此詹菊英懂得如何来编戏。“只有一个主角，当然不如有几个人物命运相互交织在一起，容易出戏。”詹菊英接着开始在村子里和老人们闲聊，搜集父母那个年代的故事。有这样几个人物吸引了詹菊英。“一个是当年邻村的大队长。她带领村民开荒种田十分优秀，被大家推举去北京看毛主席。后来这位队长被批斗，被斗的原因也很古怪，因为她说见毛主席的时候人实在太多了，她只有机会看了主席两眼半，‘两眼半’被认为是对主席不够庄重。另一个人物是位‘红姑娘’，当时也不过十四五岁，家里很穷，一年学都没上过，却很上进，紧随政治斗争形势。她是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的第一批学员，整天在村子里疯疯癫癫，对待被打倒的人毫不客气，上去就是俩嘴巴。还有一位是个地富子女，人长得漂亮，因为讲究吃穿打扮而被整得很惨。”

( 波罗村最繁华的主街上还有店铺未搬走 )

有了这样的人物素材，詹菊英找来自己的小学语文老师、已经70多岁的徐志扬老人，自己边口述，边让徐老师写下一个完整的剧本。在电影剧本中，3个女主角分别是以母亲为原型的罗绍芝、以地富子女为原型的王玉兰和以“红姑娘”为原型的小翠。“影片开头，是王玉兰在扫地，罗绍芝走过来告诉她自己马上要去北京见毛主席，小翠挑着水经过，满怀妒意地把水桶撂倒在一旁。影片结尾，同样是王玉兰扫地，罗绍芝走过来告诉她去大队部参加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大会，小翠挑水过来，恭敬地叫‘阿姨好’。这和花灯戏的编剧是一个道理，都讲究一个首尾的照应。”詹菊英告诉本刊记者。

4个多月过去了。在2009年10月3日中秋节的家庭聚会上，詹菊英正式告诉了子女们自己决定拍电影的消息。“女儿一下子就急了，她站起来说：‘妈你真是异想天开，你知道拍电影是怎么回事么？’还好我丈夫把她按住，叫我慢慢来解释。我说一是波罗村要拆了，这里曾是父母生活过的地方，要拍个片子纪念他们。二是片子里的人物可以由孩子们和街坊邻里来扮演，将来再看，算是一份难得的记录。”

( 詹菊英的丈夫李成彬站在自家六层半楼房的房顶。这里可以俯瞰全村拆迁的情况 )

片子的名字叫《哭泣的桂花树》，这是詹菊英丈夫李成彬的主意，他也是村里同代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一直读书到高中毕业。“在母亲的一本书里，夹着几片干枯的桂花树叶子，这是我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的。那时我才想起来，父亲被带走前，最后一次母亲过生日，父亲摘下几片桂花树的叶子给母亲别在头上，说等到桂花树开花了，再送花给她。我突然意识到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有多深。”詹菊英说。而按照李成彬的想法，波罗村要进行改造，许多村民从情感上难以接受，也是“哭泣”的另一层含义。

戏里戏外

( 波罗村由传统村落逐渐变为“城中村”，如今大多数房子已经人去楼空 )

《哭泣的桂花树》第一次开机是在2009年11月6日。仅仅开机4天，詹菊英就和另外一位参与者出现了矛盾。“平时我在她组织的一个业余文工团里活动，所以认识。她原来是这部片子中女一号罗绍芝的扮演者，除此以外，她还要求做制片人。别人提醒我，制片人是要投资的，她需要出钱才可以做。”这位朋友并不愿意出资，詹菊英因此与她不欢而散。“摄制组和主要演员都是她张罗来的，她一走，这些人也就跟着走了。”詹菊英由此一下子就急得病倒了。

“前4天拍的都是群众戏，都是村里的乡亲过来义务当演员，还给我们烧饭吃。戏一停拍，他们天天都过来问，什么时候还需要他们？我的脸没处搁啊。”剧组里的化妆师给詹菊英介绍了本地的一个影视工作室。和第一次拍一天算一天的工钱不同，这次是一次性30万元的支付。最后儿子支援10万元，女儿出了12万元，詹菊英自己出8万元。女一号和女二号都从这家工作室的日常演员资源中来确定，女三号单纯又狂热的小翠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我看了看女儿，还有比她更合适的么？她小时候也爱唱歌跳舞，有表演的基础，人也长得胖乎乎的，很符合我们预想的小翠的形象。”

( 詹菊英的女儿李丽娟在影片中出演“红姑娘” )

于是女儿李丽娟从母亲拍电影的反对者变为了片中的一个角色。“有什么办法，我妈说如果这次不演戏，以后碰到任何困难，都不会帮我了。”李丽娟笑着说。李丽娟告诉本刊记者，第一次看到剧本，感觉很滑稽。“就是那段吃饭前要向毛主席汇报，说‘敬爱的毛主席老人家，我们今天吃点萝卜干，喝点南瓜汤，吃点炕粑粑’，不但小翠要求自己的家人顿顿饭前要请示，还要到别人家里去检查。”詹菊英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记忆来安排这段情节的：“那是在父亲去世后，母亲从地里下工回来，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母亲打发我们姐妹们睡觉。我问母亲，还要不要向毛主席请示了？母亲一下大怒，她说：‘你怎么这样憨，都没有东西吃了，还请示什么？你这样说，外面有人监听到，又要去说我们家的坏话了。’那天晚上母亲给我们一人冲了碗盐水，又在我们的肚子上绑上一条宽宽的带子，这样饿起来能觉得好受些。我就在一肚子委屈中睡着了。”

参加演出的村里老人都觉得剧本中的情节再熟悉不过。执行导演龙海浪告诉本刊记者：“有几位老人都是花灯戏的演员，他们身上的舞台戏痕迹太重，需要纠正。除此之外，他们表演得都很自然，拍一两条就能通过。”饰演小翠母亲的老人完琼珍告诉本刊记者，贫下中农背诵毛主席语录那场戏中的笑料，来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生产队每天下地干活，中午收工的时候，就有小学生手里拿着竹竿挡在队伍面前，要求每人都背一条毛主席语录，背出来才能放行吃午饭。于是就有年纪很大，又没有文化的农民在学习的时候就没有听准确，背诵的时候又说错。像‘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有力量’，后面错背成‘八个篮子有一两’，就是当时闹出的笑话。”

( 执行导演龙海浪在片中客串了罗绍芝第二任丈夫“憨包” )

老人们不需要启发就能表演得很好，而让年轻演员入戏就很难，需要詹菊英和龙海浪两人在现场反复讲解来培养演员情绪。母亲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带着詹菊英一起去五七农场，詹菊英因此目睹了母亲精神状态的变化。“到了农场，接待我们的干部说，罗振华3个月前就走了。我不明白‘走了’是什么意思，以为是父亲被人毒打，逃走了。接着干部端来一大盆米饭，一碟韭菜炒鸡蛋，一碟豆腐，还有一碗豆豉，招呼我们吃晚饭。我吃了一碗饭，还添了一碗，母亲一粒米都没有动。吃完我扭头就睡了，母亲一直坐在我旁边。后来母亲才告诉我，门外就有一塘水，那天晚上她看看我，又看看门外，心里想着寻死，又舍不得我们几个孩子。第二天我起床，母亲点着我的头说：‘你啊，憨吃憨睡的，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接着，干部说带我们去看父亲，这个时候我都还以为是哪个好心人把逃跑的父亲收留了，他们要带我们去找。直到走到一片坟岗，我才渐渐觉得不好了，是不是父亲出事了。母亲‘咣当’一声在一个土包面前跪下来。我一看，是一个大大的木牌，上面写着‘罗振华之墓’，于是眼前一黑，也跟着跪了下来。”龙海浪告诉本刊记者，饰演罗绍芝的朱雨诺这场戏拍得最为艰难，“在坟前哭不出撕心裂肺的感觉，我只好躲在土包后面，不断用生活中的伤心事来刺激她”。龙海浪最满意的反而是站在罗绍芝身后两位干部，他们由詹菊英的两位朋友扮演。“虽然镜头只在他们脸上停留了一秒钟，但他们哀戚的表情非常到位。”这场戏反复拍了几遍，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没有不耐烦，“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的气氛里”。

让詹菊英感到遗憾的是，回忆里的东西，有的拍出来能够更加真实和打动人心，碍于资金的限制，却无法在戏里还原出来。“本来是外公和我们母女一起去农场的，等到公共汽车一来，几百个人逃命似的就往车上涌，老人根本就上不来车。外公有白内障，眼睛看不清楚，他就在车底下，拄着拐棍，哆哆嗦嗦地喊着母亲，‘路上要小心啊！大的孩子你要看好，我和两个小的在家里等着你啊！’明明公共汽车就在这边，外公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喊，母亲在车里看着就捂着嘴哭。”这些和公共汽车有关的情节，在戏中全部都省略了，因为詹菊英觉得一部私人的低成本电影，无法租用公共汽车。片中只表现了罗绍芝母女路途中跋山涉水的艰辛。“汽车走到马街的时候，正碰上昆明汽车厂两派真枪实弹地搞武斗，驾驶员跳下车来跑掉了。我和母亲后来只得步行，7天才走到农场。”

母亲，心中永远的痛

“听说我要拍片子纪念我的父母，有的村民觉得奇怪。他们说，我和母亲的性格就好比钉子和板子，我直爽泼辣，母亲胆小内敛，两人从来都合不来。”詹菊英说，30岁之前，她甚至怨恨母亲。“离开五七农场时，那里的干部交给母亲一个的帆布箱，里面有8块1毛钱，2斤1两的粮票和4枚在抗美援朝归来后获得的军功章，那是父亲的全部遗物。我亲眼看到母亲在路上扔掉了军功章。等到‘文革’后要为父亲平反昭雪，组织上向母亲要这4枚军功章，母亲坚持说是我在路上拿着玩给弄丢的。我一直不解她为什么要让我来担这个责任。”

1990年，詹菊英30岁。那一年的除夕，已经嫁人的三姐妹照例回家过年，却发现一向俭朴的母亲准备了丰富的年货，桌上堆满了肉食、糕点和糖果。晚饭后，姐妹三人和母亲围坐在火塘边。詹菊英说：“原来母亲是预备那天和我们交心的。母亲说：‘我来到世上，一生不后悔，也不埋怨。我庆幸我能有你们三姐妹，这样懂事、听话。我说不好哪天就不在了，现在要嘱咐你们，做女人一定要“吃得下三碗面”：第一要撑得起门面，第二要懂体面，第三要顾情面。’”说到情面，詹菊英又拿出军功章的事情来质问母亲。“母亲就解释，从农场回来的路上，一路都有盘查，查到军功章她解释不清楚来源，把她带走怎么办？平反昭雪时，她如果告诉组织上军功章是她扔的，又被扣上一顶帽子怎么办？‘文革’刚刚过去，母亲还心有余悸，只能把这件事情推到一个小孩子的身上，让别人无法追究。”“母亲又继续嘱咐两个妹妹将来要孝敬我，她说，她活着就好比伞骨，一个人撑起全家，将来不在了，我就是她的替身。我是冷风冷雨里长大的，跟着她就没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次好觉。等老了，一定身体不好，要她们两个一定要照顾我。”詹菊英说，她当时意识到，母亲是在向她表示内疚之情。“父亲走后，家里没有一个男人，生活特别苦。母亲三四点钟就要上山砍柴，一定要带着我去。我一个孩子，什么都做不了，她也要我跟着一起。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母亲是要我陪伴壮胆的。她一个寡妇带着孩子，总是怕不怀好意的人欺负她。”

命运仿佛永远在捉弄詹菊英一家。2001年，二妹因为酗酒的丈夫酒后用言语辱骂她而服农药自杀。两个半月后，母亲选择了同样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母亲把菜地里吃不完的菜摆了个摊去卖，市场管理员让她交钱，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些人把菜给踩了，秤也给撅折了，母亲和那几个30多岁的男人厮打起来，我和养父生的弟弟也去帮忙，他们就连弟弟一起打。当晚，这些人又追到家门口要报复，母亲为了终止事端，喝了农药。”詹菊英想不通，为什么母亲那么多的苦难都熬过来了，偏偏最后的坎就迈不过去？她还记得母亲在嫁给“憨包”之前，抽噎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发现母亲怕哭出声音，嘴角都咬得青紫了。“母亲有超强的忍耐力。也许在那一刻，她想起二妹已经不在了，她感到一种彻头彻尾的绝望。”

詹菊英为母亲烧掉了那只帆布箱，还有那本夹着桂花枝叶的书。“淋上汽油烧的，我们这里讲究，烧不净在那个世界就收不到。”搬了几次家，母亲都是把那只箱子摆在床头的位置，陪着自己。“我出嫁的时候，母亲花钱给我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帆布箱做嫁妆。当时我就想，为什么要买这样没用的东西？我又不会出远门。结果这次拍戏就用到它当道具了。冥冥之中，这是母亲的意思吧。”

最后的村民

2010年10月，由于得到昆明一家影院经理的支持，《哭泣的桂花树》连续公映了5天，共15场。这之后，有不少人找詹菊英来谈合作，有的是邀请她加入某民间导演协会，有的是恳求她能为其他一些独立电影来投资。希望与詹菊英合作的人中就有凯华房地产公司前期部的经理祝伟。按照他的设想，村门口可以搭建露天电影院，每周固定几天，《哭泣的桂花树》和另一部电影将一起播放。凯华公司还有赞助詹菊英拍一部纪录片的打算，记录城中村搬迁改造的过程。“村门口的一块广告牌你看见了吧。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改成一块屏幕，就滚动放映这部片子。”祝伟对本刊记者说。

詹菊英没有理会祝伟的好意。截至目前，全村1331户村民已有80%的人家和凯华公司签约，詹菊英家就在那未签约的20%户当中。“我们正准备签约的时候，拆迁公司的一辆挖掘机把楼房前的石阶给撞烂了，我丈夫和司机去理论，司机很蛮横地对众人说：‘记住他家的房子和门牌号，等到验房的时候再去整他。’”本来詹菊英家就对补偿方案颇有微词，这样一来，他们就彻底站到了抵制拆迁的阵营。詹菊英的丈夫李成彬告诉本刊记者，主要是因为拆迁补偿标准定得太低了：“有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式。补偿方案依照昆明市政府的53号文件制定，对于四层以下建筑按4000元/平方米来赔，四层以上是1200元/平方米。现在周边的小区已经达到8000元/平方米的房价，为什么不能按照国务院的590号令，按市场价来赔付？何况四层以上正是一般房主做精装修自己来居住的位置。”

走在波罗村中，便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房子都已经人去楼空。拆迁公司进行拆迁的顺序似乎也无章法可言。“他们要是看到哪户没有签协议，就专门从你旁边的房屋开始拆，用噪音搞得你家人心惶惶。”詹菊英和家人住在村中的另一处房子里，那是他和丈夫所在的波罗村六队在2003年时用征地得来的补偿款为本队村民建的公建房，并不在拆迁的范围之内。每天晚上，李成彬都要和儿子去那处6层半的楼房来看房，“因为附近的房子都拆光了，小偷很是猖獗”。祝伟就对本刊记者说，房地产开发商和拆迁公司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但是采用的方式并不相同。“拆迁公司用不当手段逼迫搬迁，我们知道以后会马上制止。”但是祝伟认为，仅仅抓住货币补偿低没有道理，“590号文件适用于国有土地而非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并且产权调换完全可以对货币补偿做弥补。四层以下面积按照1比1来置换新房，将来新房既可以出租也可以上市交易。而且回迁房就安排在商业区旁边，是盛唐城中最好的地块，这完全可以保证房主有不错的收益”。

20%户未签约的村民仍然在为自己的权益奔走，除了补偿款低，他们普遍认为协议中交房时间不够明确，在没有见到回迁房时无法信任开发商。詹菊英在此时此刻十分低调，和外界就拆迁的问题来商谈，都是由李成彬出面的。母亲一生都在以家庭的惨痛经历嘱咐詹菊英要远离政治。随着《哭泣的桂花树》的公映，詹菊英成为当地的公众人物。她也在一夜间蓦然发现，自己成为政府、开发商和村民几方都竞相拉拢争取的对象，深陷一场拆迁政治中。

詹菊英更愿意谈的是她对这个村庄的记忆。在她的印象中，波罗村由传统村落逐渐变为“城中村”的时间节点，正是在2001年母亲去世前后。对母亲的回忆，也就转变为对村庄昔日熟人社会景象的怀旧。“1999年，与村庄相隔咫尺的世博园开园，带动了周围的地价，之后出现了许多商业楼盘的建设，不仅村中大片土地被征去，还涌进来大量的建筑工人，有了租房的需要。”从那时起，本村村民之间的交往，就开始变淡了。“原来村子里，要是哪家失火，全村老少都会赶来救火的，就算没有水桶，用碗也要把水端过来灭火。可是2009年我们家门口的一家塑料厂失火，也就我家离得近，过去帮了帮忙。其他人家估计把房子租出去以后，待在顶层，都不知道着火的事情。”这次拍戏全村人给予的支持，让詹菊英再次感到了乡亲之间互相关爱的温暖。“虽然主要是我自己家的故事，但毕竟发生在波罗村的土地上，听起来是那样熟悉。大家也都意识到村子要没了，应该为这个世代生活的地方留下点什么。”

现在，参演的村民都已经陆续离开了村子。詹菊英叹道，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最后一个。■

（文 / 丘濂） 原创詹菊英农民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