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人民导演”蔡楚生与“红色间谍”陈曼云

( 初到京城的蔡楚生 )

口述◎蔡明

从学徒到导演

1927年冬天，21岁的父亲瞒着爷爷和家人，离开家乡汕头，只身到上海，寻求他的电影梦。

一年前，上海一家电影公司来汕头拍戏，需要找既熟悉本地情况、能吃苦，又懂点文艺的青年人当助手，父亲由此被介绍给了导演陈天。那时父亲正在汕头一家商铺当学徒，他喜欢文艺，业余时间还组织小剧团演话剧。这次被陈天选中，在影片拍摄现场，他眼界大开，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跃跃欲试。拍摄结束后，他赶写了一出以汕头时弊——赌博——为题材的剧本《呆运》，在陈天的帮助下，拍成了电影并在汕头上映。这是他与电影终生结缘的开始。

说起来上海是父亲的出生地，早期我的爷爷在上海做小生意，后来带着全家回到广东。潮汕那边风气比较保守，爷爷比较封建，性子暴烈。所以我父亲读了4年私塾后，爷爷送他到汕头的一家商铺当学徒，希望他继承点小家业。可是摄制组的到来，点燃了他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

(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首映情景（摄于1947年） )

可是等他真的到了上海后，才发现这偌大的城市，让他四顾茫然。父亲起初尝足了失业苦味。他后来找到了陈天，在陈天介绍下，进华剧影片公司打杂。从最底层的勤杂工做起，字幕、置景、场记、剧务、美工、临时演员……什么都干过，但他对待每一件事情都非常认真。父亲只有4年私塾的书法底子，第一次让他做字幕时，他到小摊上买来笔、砚，临时抱佛脚练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天两夜没出来；最后人家觉得他的字写得还不错，就让他留下继续打杂。有一次，为了扮演一个黑人，他用墨灰把自己涂个精黑，等片子拍完，深更半夜，别人都回家酣睡了，他还在一遍又一遍地用刷子擦洗身上的黑灰。可是父亲是个有心人，这样的经历使他对电影生产的各种技术和技能了如指掌。

像父亲这样“出身卑微”的人，起初肯定被人看不起，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对电影艺术的追求。虽然月薪仅仅12块钱，连起码的日常开销都不够，但他仍然要挤出一点“学费”，购买文艺书刊和电影票。每次边看电影边细心揣摩导演手法，遇有自己认为好的，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因为没上过几年学，父亲后来在从艺生涯中，身边随时都带着两本大《辞源》，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查。抗战期间从桂林逃到重庆时，衣服没了，人差点都没命了，最后唯一留下的就是这两本《辞源》。这两本《辞源》一直跟随着他，至今还保存在我姐姐手里。他总是说：它们是我一辈子的老师。

( 1933年，蔡楚生（左一）与联华影业公司的同事在上海附近的高桥游泳场 )

父亲渐渐在电影圈里赢得了一些承认。可是他后来却对电影界的一些现状越来越不满，1929年冬季的一个夜晚，他鼓足勇气冒昧去拜访大导演郑正秋。郑正秋有“中国第一代导演”之称，也是潮汕人。为了赢得机会和信任，父亲向郑正秋提出：愿意不计任何酬劳，做他6部影片的副导演。郑正秋被我父亲的真诚所打动，最终力排众议，让父亲做了他的副导演。

遇到郑正秋，是父亲一生事业的转折点。爸爸后来常回忆，有时候，郑正秋要他写对白，爸爸费尽脑汁、字斟句酌地写好了，郑正秋一看，不是说老百姓看不懂，就是说老百姓不喜欢。爸爸后来学着写电影剧本，送给郑正秋看，他还是那两句话。爸爸最后从郑正秋那里学了一招——经常到剧场电影院和老百姓一块看戏和电影，研究观众的反应，散场后跟在观众屁股后边听议论。回来后仔细琢磨，渐渐就摸着了各个阶层观众的心理。

( 1941年，蔡楚生与陈曼云合影 )

因为知道自己的起点低，所以父亲比别人多付出几倍努力。在工作上，父亲是个完美主义者，喜欢亲力亲为。他擅长绘画，常将自己的构想随手绘成草图，使合作伙伴一目了然，在摄影、置景、场面调度等环节及时领会他的意图。他常常是熬了十几个通宵写就剧本，接下去分镜头、设计布景、挑选演员……所以王人美、黎莉莉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夜妖精”，因为他熬夜工作的劲头太令人吃惊了。每回剪辑电影片子，爸爸总要抱一摞香烟，一整夜一整夜地蹲在片场边，直到剪出满意的片子。也是事事都要亲力亲为的行事作风，他很快就把身体搞垮了。可是他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一直到后来他做了领导，只要身体允许，他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从不要秘书代劳。到外地出差时，临走前，他总是自己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1931年，父亲受聘于刚成立不久的联华影业公司，从此成为正式的编剧和导演。不久爆发的“九一八”和“一·二八”抗战，影响了他的艺术道路。后来在左翼电影评论的影响下，他的思想经历了一次重要转变，开始关注下层百姓。1933年，他完成了《都会的早晨》，在上海首映时，连映18天，轰动一时。一年后，又拍摄了《渔光曲》，更创造了他事业的一个高峰。首映时正值上海少有的盛夏酷暑，这部片子仍连映84天，创下上世纪30年代中国影片卖座最高纪录。父亲有生活来源，对渔民、渔霸的生活都非常熟悉，所以他拍出的作品才可信并能引起广泛共鸣。1935年，《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故事片。评语说，这部电影“以其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生活”。

( 电影《渔光曲》拍摄现场。手持镜头本者为蔡楚生 )

《渔光曲》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里面的歌写得好。“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的歌声当时响遍上海大街小巷。《渔光曲》的词作者是后来成为田汉夫人的安娥，作曲是父亲的好朋友任光。任光当年受叶挺邀请，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机枪打中牺牲。父亲在日记里很沉重地记下了这一天，他说自己的那副墨镜还是任光送的。父亲在音乐界有两个好朋友，聂耳和任光，可惜都英年早逝。

阮玲玉是父亲的同乡，他们俩是非常好的朋友和搭档，可是生活经历完全不一样：阮玲玉的母亲在别人家做保姆，阮玲玉和东家的儿子好上了，结果那个人好赌，经常找她来讹钱。她后来又认识了唐季珊，也遭遇种种欺骗，内心逐渐变得绝望，那一晚她挨了唐季珊一个耳光，悲愤之下走上死亡之路。香港那部《阮玲玉》电影，把我父亲描绘成一个犹犹豫豫不肯接受阮玲玉感情的人，最终让失望的阮玲玉走上绝路，我觉得那么拍没什么道理。父亲的确是同情阮玲玉的，包括后来她的墓地和碑文，都是他写的，但他们两人之间只有友情没有爱情。退一步说，那时候两个人都没家没业的，即便有感情，也是无可厚非的。父亲和阮玲玉是两种类型的人，他们追求的志向也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会看上我妈妈这样的地下党员的原因。

( 电影《迷途的羔羊》剧照（1936年） )

香港大营救

很多熟识我父母的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没想到你爸爸身边是咱们共军的大间谍！”玩笑背后，是爸爸妈妈一段颇不寻常的婚姻。

( 50年代初，蔡楚生与昆仑影片公司的同事游北海公园，在“昆仑”石碑前留影 )

妈妈陈曼云是广东番禺人，和父亲同岁。我记得解放后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长征时期剩下的老党员没几个了，我就是其中一个。”妈妈早在1926年就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一批共产党员被派到日本留学，妈妈就是其中一位。她进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这一批学生后来组成“中共东京特别支部”。1929年，他们在东京组织“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结果国民党士官学校的学生来砸场子，引来了日本特高科，把他们这些人一个不漏地都抓了起来，最后当成外国留学生闹事处理，半年后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廖承志叔叔后来跟我讲这个故事时还感慨，那时候他们都是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经验，大张旗鼓地搞活动，结果把自己暴露出来。廖叔叔还告诉我：“那个时期在日本一同革命的同志，最后就只剩下司徒慧敏、黄鼎臣、你妈妈和我，我们4个人。”其他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中途逃跑，所以他们4个人一直到解放，都是最好的朋友。

从日本回国后，妈妈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潘汉年手下任“交通”。1931年，上海警察抓捕了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妈妈也是其中一个。所幸妈妈没有暴露身份，不久被我外公保了出来。后来这些人当中的23人被枪杀，包括著名的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

( 曹禺（前中）与蔡楚生（右二）谈笑甚欢 )

抗战爆发后，妈妈也撤到香港，她经常去电影公司看司徒慧敏拍戏，由此认识了爸爸。妈妈当年搞妇女运动时，也请爸爸去学校讲过几次课，他俩就这样慢慢走到一起。

爸爸只知道母亲是进步人士，但对她的具体身份和所从事的工作，应该不是很清楚。妈妈从日本回来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抗战时期转到香港，在廖承志手下工作。1939年，潘汉年到香港治病，因为潘汉年在香港的关系多，中共中央决定让他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原在香港的各系统情报班子。潘汉年向廖承志提出借我妈妈到他那里工作，妈妈便加入了这条秘密战线。我后来看《潘汉年》电视剧，里面还有这么一段：潘汉年问：“陈曼云哪儿去了？”别人回答：“正跟蔡楚生谈恋爱呢！”

( 1962年，蔡楚生在海南万宁水库留影 )

妈妈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交通”，就是传送情报。有一次，她要送情报的那一家人被抓，妈妈不知情到了那里也被英国警察抓了进去。不管警察怎么盘问，她死死咬住一句话：“我走错地方了。”英国人找不到什么把柄，只好第二天把她放了。

1941年，爸爸、妈妈在香港《大公报》上登启事结婚，职业完全不是一回事的爸爸、妈妈却最终走到一起，这也许只能用缘分来解释吧。他们的感情非常好，一辈子没吵过架。

就在他们结婚半个月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开始轰炸香港启德机场，同时集结在深圳河沿岸一带的日军第38师团精锐1.5万人，兵分两路，沿青山公路和广九铁路南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那时候，香港聚集了一大批从内地转移至此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包括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有100多人，这批文化人处境非常危险。

12月18日，日军强占香港。日本文化特务久田幸助在电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田汉和郭沫若5人到日军司令部所在的半岛酒店“会面”，实际上是想拉拢这批文人。爸爸他们只好各自找地点隐蔽起来。司徒慧敏将香港中央电影院的地下室作为临时避难所，爸爸妈妈则躲到跑马地黄泥涌的防空洞。

当时周恩来给中共南方局发电，要动员一切力量，趁日军立足未稳、尚不熟悉情况之前，以最快速度把这批文化精英从香港抢救出来。廖承志、潘汉年与连贯具体负责此事。因为这个过程极其艰难危险，廖承志当时不得不做出这样一条指示：所有撤退人员遇险时需各人顾各人。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精心安排下，邹韬奋、茅盾等这批文化界人士，大部分都是沿着他们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再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廖承志觉得父亲和司徒慧敏已在香港拍了3年电影，好多人都认识他们，这样走太危险，于是决定换条线路。

受中共地下组织委托，帮助妈妈协助爸爸转移的是20多岁的香港姑娘巢湘玲。当时爸爸几经搬迁，躲在筲箕湾小巷中一家已停业的藤店里。为了稳妥起见，爸爸扮作一个失明的老人，身穿蓝灰色长衫，头戴一顶灰色旧毡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陈旧的太阳镜，妈妈和巢湘玲扮成他的两个外甥女，一大早有意识地夹在难民群中，往城外走。每过一个岗哨，他们都要停下来接受检查和盘问。妈妈在日本留过学，会说日语，所以她来打前站，每过一个岗哨，由她跟日本哨兵打招呼。日本人看她会说日语，检查得就松一些，也分散了对爸爸的注意。爸爸则做出老态龙钟的样子，一手拿着个包袱，一手扶着巢湘玲的肩膀，就这样通过一个又一个岗哨，终于到了指定的码头，乘船到达澳门。在这里爸爸与先期到达的夏衍、司徒慧敏、金山、王莹、谢和赓、郁风等人会合，这十几人，水陆兼程，经台山、开平、肇庆、梧州而到柳州。有趣的是，他们到达柳州时，正逢在这里驻扎的演剧四队、五队准备为司徒慧敏、蔡楚生开追悼会——因为小报说，他们二人在香港都被打死了。几个月间，800多位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从香港安全地转移到抗日大后方，茅盾后来称这场秘密大营救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秘密战线

爸爸撤退时，妈妈并没有跟他一同走。她把所有的事情料理完，带着我姨妈和刚出生才几个月的我，从香港先撤到北海，又到了桂林，和已转移到这里的父亲团聚了4个月后，妈妈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到日占区建一个敌后电台。于是妈妈再度起程，像广东女人那样，她用布把我绑在身上，背着我从桂林出发，经过韶关到湖南、江西、福建、浙江，辗转几个月，1943年左右在浙江淳安落脚。

跟妈妈同行的，还有一个发报员，叫陈建邦。陈叔叔也是位传奇式人物，他出生于台湾，后来到日本留学，学电气工程。“七七事变”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受到严密监视，有一次陈叔叔也被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了起来。陈叔叔非常愤怒，被释放后一气之下决定回国。他从香港进入内地，直接就进了东江纵队。像陈叔叔这种背景的人肯定成了宝贝。陈叔叔作风洋派，会打棒球、橄榄球，英语、日语都很好。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没有经费，陈叔叔应聘到美联社做报务员的工作，美联社薪水高，他把挣的钱当做经费给大家花。

妈妈接到建电台的任务后，因为缺人手，就到东江纵队去挑人，一眼就挑上了陈叔叔。

妈妈带着陈叔叔到了淳安后，开始建立电台向延安发电报，主要是日本方面的一些动态。陈叔叔是员福将，一辈子没有被抓过。因为他懂技术，调动工作地点时他从来不需要带无线电器材，每次都是到了新地方就地取材，自己重新建一套设备，所以敌人从来抓不住他的什么把柄。

在淳安工作一段时间后，妈妈又受命进入上海。陈叔叔的太太陈阿姨是位译电员，陈阿姨生前曾告诉过我，他们两口子当时为了办地下电台以假办夫妻身份做掩护，后来结成真夫妻。陈阿姨的父亲是老中国银行的一个处长，妈妈平时以房客身份租住在他们家。陈阿姨说，出于安全考虑，平时妈妈和她很少说话，装作不太熟识的样子，只有偶尔妈妈出去时，托她照看我时才说几句话。

妈妈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表面上这是一家科研单位，实际是日本外交部系统的情报机构。妈妈生前很少谈及她的工作，我也知之甚少，只是这些年从曾与她共事过的叔叔、阿姨口中，以及见诸于报端的零零散散的文字中，才对这背后复杂的故事略知一二。

当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叫岩井英一，是个中国通。岩井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直属外务省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1939年，潘汉年指示袁殊打入“岩井机关”。不久，潘汉年自己则以“胡越明”的化名，通过袁殊的具体安排，与岩井有了直接联系。潘汉年提出：在香港办一个公开刊物，作为活动据点，定期搜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井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2000元和办刊经费。岩井同意了这个计划。不久，一家名为《二十世纪》的杂志在香港创刊。以后岩井英一的代表小泉清一每月提供2000元经费。而中共方面则每过半月，向他们提供一份情报。至于向岩井机关提供的情报内容，经潘汉年与廖承志、张唯一等商定，由徐明诚和张唯一每半月起草一份有关大后方及国共合作的情况，有时增编一些英、美、苏在香港的动态。它们都是经过筛选的一般性情报。我的妈妈，就是执行这一计划的中间联络人。

应该说明的是，潘汉年的行动完全是经过上级同意的，而且后来也证明，通过这种合作，中共方面从日方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情报，比如日本外务省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东条英机的战略意图是南进与英美交战而不是北进打苏联。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时，还对潘汉年的工作提出了表扬。

岩井英一的代表小泉清一在上世纪80年代还访问过中国。我听说他还向中方人员打听妈妈的下落，得知妈妈去世后，他又提出能否见一下第二代，被我们安全部门拒绝。

可是这段地下工作的经历也埋下了妈妈日后在“文革”遭受冲击的祸根。

离乱岁月

妈妈带着我离开桂林之后，爸爸独自待在大后方，后来他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逃亡生涯。这也成为以后爸爸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生活源泉和情感体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从衡阳入侵广西，火烧桂林。黔桂铁路十几万民众开始大流亡。爸爸在友人的帮助下转到了柳州，那时候他因为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咳嗽、咯血，病情加重。不久，战火又烧到了柳州，爸爸的老友孟君谋设法帮助他搭火车离开柳州，去了贵州独山。那时候火车里甚至车厢上面都挤满了逃难的难民，父亲被裹挟在这些人中，身体不好，卫生条件又不好，他的病更重了。

可是到了独山后，前方的铁路被炸断，火车无法继续前行，难民们四散离去，各寻出路。身体孱弱的爸爸举目无亲，随身的衣物也几乎都丢光，一个人孤苦地守在火车站台上。幸而遇到导演张客，扶他一起慢慢撤离。他们在难民群里走了一段路，父亲渐渐体力不支。张客看到不远处有辆卡车停在那儿，他赶紧跑去向司机说情，却遭拒绝。张客看到司机身边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像是有点文化，他就游说这位戴眼镜的人：“这位是中国最好的导演蔡楚生，现在他病得很厉害，请求你们给他带到贵阳吧！”对方问张客：“是拍《渔光曲》、《迷途的羔羊》的蔡楚生？”张客赶紧说：“对，对，就是他！”一边趁机把父亲拖过来推上车，可是张客也要上去时，却被拒绝了，说是“只能上一个”。张客这一举动几乎救了父亲一命，为此他也对张客感激一辈子。

父亲独自一人上了汽车，没走多远，车子又坏了，司机要车上的人都下去推，父亲也只好拖着病体下去，车子推动了，他却掉在了后边，只好使出全身力气追车，累得气喘吁吁……父亲在贵阳停了一段时间，后来终于挣扎着到重庆，借住在老朋友孟君谋和吴茵两口子家里，此时的他几乎身无分文。

父亲在黔桂铁路大撤退中死里逃生，可是到了重庆后，他看到的却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另一番景象。他后来说：“有人说，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这话的含义我体会到了，我天天在难民生活的铁流里滚，受到血的教育，这比我在上海十里洋场受的教育不知深刻多少倍！这要拍成电影多么震撼人！这十万难民像铁锤一样老捣着我的心，我吃不下，睡不安，想了几夜……”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他有了创作冲动。他开始构思《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他才把这部片子的上集命名为《八年离乱》。

1946年初父亲回到上海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写剧本。那时候，周恩来通过阳翰笙找史东山谈话，希望上海能有一个拍进步电影的阵地。他们便开始创建“联华影艺社”，一年后又改组成立了昆仑影业公司。

拍《一江春水向东流》时父亲的肺结核已经很重，那时候治肺结核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打空气针——这是白求恩自己发明的，用很粗一根针管往胸部打针，使受到结核菌浸染的病肺收缩，抑制它发展。父亲于是请郑君里来做执行导演，把自己设想的拍摄图画下来，交给郑君里。郑君里非常谦逊，每天拍摄一结束，不管多晚，他都从徐家汇的片场骑自行车到我们在四川北路的家里，跟我父亲汇报进展，再商量第二天的拍摄。

昆仑电影公司是家民营公司，资金不充裕。而父亲又是个做起事来一丝不苟、极其认真的人，有时他会因执著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无缺，不惜工本，不问时间进度。为了艺术花钱再多，他都不会吝惜。所以电影拍拍停停，好多胶片都是过期的，电影公司老板也很着急，怕破产。他们催我父亲加快进度，父亲回答：我就负责拍电影，钱的事，你们找老板！

拍《一江春水向东流》时，我跟父亲到过片场，记得摄影棚破破烂烂的，那天正好是后期录音，工作人员在棚上吊了个大铁板，然后在下面摇，制造出“轰隆隆”打雷的声音。病重的父亲站在台桌上，指挥若定。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都很客气，别人也很尊敬他。《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之初，并没有计划拍上下集的打算。可是他们在拍摄过程中边拍边改，细节越拍越丰富，而且内容非常生动，他们舍不得割舍，于是干脆将影片剪辑成上下两集。

1947年10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一公映即造成轰动，竟出现了“成千上万的人引颈翘望，成千上万的人涌进了戏院的大门”的沸腾景象，许多群众即使生活再拮据，也争相解囊买票。连映3个月，观众达71万人，继《渔光曲》之后，再次创造了中国电影卖座的最高纪录。那时候搞左翼进步电影的人不少，但父亲来自底层，同情弱者，对社会种种不公内心有愤懑，所以他拍出来的电影和经历离乱的那一代中国人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能代表大部分中国人内心的情绪。《一江春水向东流》能有那么多观众，也是这个原因。

地下电波

爸爸从香港回来后，妈妈的公开身份是家庭主妇，照顾爸爸还有我和小姐姐的生活。实际上她在“导演妻子”身份的掩护下，还在继续做地下情报工作。

1948年底，国民党特务机关抓人特别厉害。为安全起见，中共地下党组织敦促一批文化界人士离开上海到香港躲避。一直在周恩来、李克农直接领导下做情报工作的张唯一具体负责安排此事。新中国成立后张唯一做过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后来又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他一再通过我妈妈告诉爸爸：上海很危险，希望他赶快离开这里。那时候机票已经非常难买，爸爸通过昆仑电影公司设法买到两张机票。妈妈让爸爸带我先走，她要留下来一直等到上海解放。

可是在起飞前两天爸爸突然胃病发作，吐得很厉害，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机票退掉。爸爸思来想去，一跺脚，说了句：“要走就全家人一起走！”于是，爸爸、妈妈、小姨、两个姐姐和我，全家6口人一起坐上了民生22号轮船，从上海去香港。我们是1948年12月28日离开上海的，结果1949年1月1日下午，国民党特务就突击搜查了我们家，抓走了替我们看房子的张客。几天后，一些陆续上门的亲戚、朋友也遭到拘审、盘查。

我们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妈妈负责的地下电台也出了问题，报务员李白被抓。李白叔叔原来是李克农的手下，后来隐蔽下来，从事情报工作。抗战期间，他进入上海，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往延安发报。我后来听在安全部工作的一位叔叔告诉我，李白的电台在1942年被日本人追踪到，当时日本人对他施了很多酷刑，但李白一口咬定是“私人电台”，日本人找不到什么证据，最后只好把他放了。李白叔叔留了下来继续工作。

1948年我们全家离开上海去香港的时候，就是他到码头送我们的，他站在楼梯上与我们告别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李白叔叔是很淳朴的一个人，当然不像电影里孙道临演的那个李侠那么帅气。

其实我们从上海撤退前，妈妈已经跟李白叔叔说：这个电台不能再用，敌人已经开始注意到它，开始追踪了。但是李白叔叔着急把绝密的国民党江防计划发出去，没想到，这最后一次就暴露了自己。李白叔叔是1948年12月29日被捕的。解放后，李克农派人去上海调查李白的下落，才知道李白是在上海解放前20天被枪杀的。李克农建议将他的事迹搬上银幕，于是有了后来那部《永不消逝的电波》。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解放后第一次拍谍报战线工作的电影。现在反映这些隐蔽战线英雄事迹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也越编越离奇，实际上这些工作说起来是传奇，但平时的工作和那些影视作品里说的相去甚远，越平常、越普通才越安全。妈妈生前对自己的工作很少提及，但我记得有一次她曾经说过：英国的谍报工作是最出色的。他们可能十几年潜伏在一个机构里没有任何动作，也不被“启用”，所以可能这个人一直到死了，其他人都不知道他是特务。可是一旦要用，就只用一次，而这一次就是致命的。

新生活

1949年，北平解放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包括父亲在内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我们一家搭乘“华北轮”，一路北上，同船的还有其他70多位文化界人士。船经过长江口时正好上海解放，到了北京后我们暂住在北京饭店。几天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晚会，席间他还特地询问父亲的健康状况。10月1日那天，父亲还到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那一段，他和妈妈心情格外舒畅，他们觉得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出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他的主要工作是审片子：一个放映室后面有张小桌子，桌子上面亮着一盏灯，父亲一边看电影一边记录他的意见。看完后，他就跟导演讲：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合理，应该怎么改，镜头怎么接才合理……父亲从来不是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他都是从业务角度来和导演做探讨。周围的人对他都很尊敬，大家喊他“蔡老”——那时电影界有二“老”，一是“蔡老”，二是“东老”史东山。父亲对这个称呼哭笑不得：“哎，我才40多岁呢！”他还是很怀念上海，每次有上海朋友到北京来，爸爸都很高兴，把他们召集到家里，海阔天空畅聊一番，他的房间总是烟雾缭绕。

到了北京后，妈妈曾经的地下工作的身份就公开了。我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李克农还专门请爸爸、妈妈吃了顿饭。解放后，妈妈在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任办公厅负责人，她工作非常忙，经常出差安排华侨来访接待等。妈妈的工作单位在北新桥，我们家在西单。妈妈她一周回两次家，他们俩的工资都很高，爸爸每月有300多块钱，妈妈200多块。妈妈把她的工资全部交给阿姨，让她照顾好我们父子两人的生活。

爸爸是一位艺术家，外向、热情、奔放；而妈妈18岁入党，特殊的经历造就了她冷静、坚强的性格。记得1948年我们全家从上海坐船撤到香港的时候，船上有卖馄饨的，我和小姐姐馋了，嚷嚷着要吃。爸爸就拿上钱带着我们去甲板吃馄饨，吃完了，发现钱袋子不见了——那里面装的是我们一家人的全部财产，全是美元。爸爸一下子急得不行，在船上到处找。妈妈安慰爸爸：没关系，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这也是她最常说的一句话。钱袋子最终也没有找到，妈妈也没有慌，到了香港后找她的朋友借了些钱，很快应对过去。

爸爸性格温和，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他爱逛公园，又喜欢拍照，周末如果妈妈没有回来，他经常招呼院子里六七个小孩子，坐上三轮车，带大家去公园游玩、拍照，所以院子里的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我父亲。从1949到1966年“文革”之前，是我们家最安宁的一段岁月。

从表面上看，父亲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地位、名誉和待遇：50年代初，他的工资就有300多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是在他内心深处，他真正希望的，还是能回到片场，踏踏实实地拍他喜欢的电影，这是他最热爱也最擅长的。父亲不喜欢当官，也不是当官的人。可是那时候他已经身不由己：作为中国电影界的领导人物，他经常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布拉格、戛纳、巴黎、威尼斯等地的电影节，考察苏联东欧的电影业；他还要经常出席一些社会活动。我想爸爸的处境，也是当时很多著名文化人，比如曹禺、老舍的共同经历。他们表面上都被尊重，但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创作的土壤和自由。

1958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成立，仍眷恋着创作的父亲和陈残云、王为一合作，把当年在香港创作的剧本《南海风云》补充、改写后再投入拍摄。影片改名为《南海潮》，分上下两集，但是父亲一会儿要回北京搞运动、一会儿要开会，断断续续，1962年拍完了上集，下集还没来得及拍，他就于1968年去世了。

英雄无名

1966年1月12日这一天，是爸爸的60岁生日。那一天爸爸还在日记里给自己写了首诗自勉，对未来的岁月充满期待。爸爸肯定没料到，一场风暴很快袭来，把他和我们整个家庭带入一场灾难。

十年“文革”，文化界是首当其冲，最早受冲击的。4月19日，正在广东出差的爸爸被召“回京学习”，到中国影协参加政治学习，进行自我检查和批判；形势越来越恶化，8月，他被关进“牛棚”，实行“群众专政”。不久，他每天要劳动4小时，即便是扫地、擦玻璃，爸爸都会大汗淋漓，而铲煤、运煤这样的重活更是让他狂咳不已，本来就虚弱的身体更加支撑不住。

妈妈毕竟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人，她经验很丰富。1966年的一个周六，我回到家里，发现家中一片狼藉。老阿姨惊慌地告诉我：“下午有人来抄家了！”过了一会儿，我妈妈也下班回了家。她看了看家里的情况，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嘱咐我们一句：“今天晚上谁也不要在家里住，都出去吧。”那时候我的表姐、表姐夫刚结婚住在我们家，他们不愿意离开，我也留下来陪他们，结果当天晚上20点多，影协的那帮“造反派”果然又杀了回来，把我们仨全抓走了，拿皮带暴打一顿，关了一夜才把我们放回来。

第二天，妈妈回到家，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后，她也很平静，一边给我伤口擦油，一边开玩笑：“我从来没打过你，先让别人教训教训你也好，没关系的！”淡淡的一句就把这个事情化解掉了。

对我们家庭来说，风暴的最初是来自爸爸的电影界。但其实更凶险的，还隐蔽在妈妈那一端。“文革”一来，妈妈当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那段经历，成了最大的“祸源”。很多人不了解情报工作的复杂性，他们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听说她曾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就觉得挖出一个惊天秘密。我后来听说，在潘汉年1955年被逮捕后，有人就想来抓我妈妈，后来还是周恩来把事情压了下来。

我后来想，妈妈肯定知道，最坏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发生。没多久，妈妈就发现她已经被人注意了——很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妈妈在自己宿舍的抽屉里别了根头发，有一天她回到宿舍，突然发现那根头发没了，她知道有人趁她不在时进来翻过东西。回到家里妈妈并没有提这件事，只是跟我们说：“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回来，你们不要急，不要慌，就当我是出去休息了。”在妈妈工作的全国侨委，火已经烧到了廖承志身上。妈妈从运动的架势上，已经有预感。果然，一周后，她就出事了。

那段时间，影协的“造反派”经常要把爸爸提去揪斗。爸爸的健康每况愈下，甚至出现了十几年都没有的咯血，所以每次揪斗他的时候我都陪着他去，在机关门口也进不去，只能在路边等他。1967年6月10日那天，我又在外面等爸爸的时候，大院里的小朋友骑自行车过来：“蔡明！坏了！你妈妈被抓了！”

我一时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等爸爸从机关里出来，我告诉了爸爸这个消息。爸爸点点头，原来他今天被叫到这里来就是通知他，妈妈以“日本特务嫌疑”的罪名被捕。抓她的人，是中央专案组一办，可见她“级别”之高。

爸爸是个文化人，妈妈被抓，他非常伤心，感情上接受不了，但也没别的办法，只能让我和大姐去公安部门问人关在哪儿。可是上哪儿打听得到？每月月初，爸爸总是让大姐写张纸条送到公安部，纸条上以姐姐的口吻写：“妈妈：送上两片硝酸甘油，多保重！我们都好，请勿念！”

那一年的中秋节，没了妈妈，我们过得格外凄凉。

天气越来越冷，妈妈是夏天被抓的，爸爸担心她的衣服不够，让大姐找出妈妈的冬衣送到公安部。接待人员说告之：“不知道有此事，衣物不能收；有需要时会去找你们的。”我们一家只好回来继续等。爸爸不甘心，有一次，他亲自写了一封嘱咐妈妈保重身体的短信，让姐姐送到公安部，姐姐送了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怕爸爸伤心，姐姐没敢告诉他实情。

本来安宁幸福的家里突然起了这样的变故，我起初是震惊，之后也好像渐渐习惯了，我也知道那个时代泥沙俱下，个人无能为力，只能等待。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的遭遇。王若飞的儿子王兴比我大一些，他们家住在西单。有一天我骑自行车路过他家楼下，看到窗帘在动，我就上楼敲门，门“吱”的一声开了一条缝，王兴小心翼翼从里面往外看，一见到是我，一把把我揪进来：“老伙计你还敢来！我们家出大事了，我妈妈被抓了！”王若飞的夫人李培芝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被抓了起来。我说：“我们家也出事了，我妈妈也被抓了！”中调部部长孔原被抓后，他的夫人许明自杀，许明曾任总理秘书、国务院副秘书长。孙原的两个儿子孔丹、孔栋是我的朋友，他们俩还在上学，情况比我还惨——那时候真是乱，这些干部子弟的境遇也都很惨，不过都惨也就不惨了。我和王震的儿子王军是高中同学，我们这些人经常跑到他家里，只有他家还相对安全些。

爸爸本来身体就不好，没了妈妈这个精神支柱，他更是一下子就垮了。1968年6月的一天睡午觉的时候，爸爸开始出现呼吸困难，我赶紧背着他赶到复兴医院急诊室。我知道爸爸是缺氧，刚准备去给他买个氧气枕头，可是“造反派”说他是反动权威，不能给他氧气。爸爸于是病得越来越厉害，而且只能躺在走廊里。这时，又有一些有良心的“造反派”给周恩来办公室打电话说明情况，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电话：要给病人看病，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爸爸这才进了病房，可是已经晚了，没几天爸爸就离开了人世，此时距离妈妈被抓只有一年。

1971年“9·13”林彪事件之后，政治气氛有了些微妙的变化。那时候我在南苑的农场参加劳动改造，有一次我回城的时候，周围朋友告诉我，现在可以申请去探视被关的人了。他们告诉我一办法：打个申请报告，写上“周总理亲收”，然后送到中南海北门，就可以了，身边的朋友说，他们都是这样做的，我也依法炮制。

20多天后，两位军人到农场找我，说：“你的信总理收到了，你回家等消息吧！”在家里等了3天后，果然有人找上门来，拉我们坐车出北京城直往北去。直到这时，我这才知道妈妈被关在秦城监狱。妈妈是1967年被抓的，那一年是北京抓人抓得最多的一年，被抓的人主要被关在4个地方：一处是秦城监狱，一处是位于黄寺的北京卫戍区，一处是位于木樨地的公安大学，最后一处是彭德怀被关的西郊。但每个人具体被关在哪儿，谁也不清楚。

这是妈妈被抓后我们第一次相见。妈妈还是一如既往地平静，只是看见她从未谋面的、我3岁的儿子时有些激动。妈妈最关心的还是我爸爸，问我他怎么样，我只好骗她说：“爸爸挺好的，在茶淀农场放鸭子。”妈妈没有怀疑我的话。她写了首《寄楚生》的诗，让我带给爸爸：“别离经数载，心雄两地同。相期攻读好，报党矢精忠。”

从此之后，我们家人可以经常去探视妈妈。但每次去都需要打报告。每次见面，妈妈都会问起爸爸的情况，我就只好继续把这个谎撒下去。有一次去探视时，妈妈告诉我，她身体本来很好的，但几年的牢狱生活把她身体毁了。之前她在监狱犯了一次中风，也没什么药，硬是凭借顽强的毅力一直坚持走路，才恢复过来，没留什么后遗症。1974年国庆节前，我们一家、小姐姐一家还有小姨，一大家子人去看她，可能是情绪有点波动，我们离开的当晚她第二次发病，被送到复兴医院的特别看管病房。病床前的病历上，没有妈妈的名字，只是一个编号“6722”，也就是1967年第22个被抓的。专案组问我的意见，我说：“当然要全力抢救！人都关了8年了，没有罪名，没有审判，也没有结论，这实在是太荒唐了！我要求给个说法。”第二天专案组就通知说，已经请示过汪东兴、纪登奎，人可以放出来了。所谓放出来，就是穿过一道门，从复兴医院的特别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在复兴医院住了半年多，1975年五一节前，我们接到正式通知：妈妈可以回家了。这时候不能不对妈妈说真相了。但是怎么张口呢？正好我的三姨从广州到北京来，她是和我妈妈最亲密的姐妹。我们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让三姨出面跟她谈最合适。怕妈妈突然接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事先找好医生，在门外等着以免有意外发生。

妈妈听到爸爸早已去世的消息，在医院的公开场合还比较镇定，现在想起来，她可能心里已有所预感——爸爸身体本来就不好，这几年的大风大浪，肯定凶多吉少。后来我进了病房，把她背下楼，上了车回家。回到家，一进房间，妈妈立即捶胸顿足、放声痛哭，不能自已……不过，妈妈只哭过这一次，这也是我唯一见她流泪的一次。以后她再也不提爸爸的事。

妈妈一生中坐了4次牢：1929年在日本被抓过一次；1933年被国民党抓过一次，好在我外公找人把她保了出来；1941年在香港被英国警察抓过一晚上；最后一次秦城监狱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妈妈出狱的时候已经偏瘫，回家后经过一段治疗，她身体逐渐好转。没想到，1976年1月妈妈听说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后，一下子被击倒了。在那一代老干部心中，周总理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周总理去世，给他们打击特别大。虽然全力抢救，但是妈妈还是在这一年的3月离开了人世。这时她获得自由还不到一年。

可以说，妈妈一生所经历的，有一部分到现在还是个谜。和妈妈同时办电台的陈建邦叔叔最后是在外贸部退休的，直到80多岁的时候还帮别人修电视机。他是去年去世的，活到了94岁，一辈子再也没有回过台湾，因为台湾现在还在通缉他。可惜他一肚子的故事最终没有讲出来，去世的时候仪式也很简单，因为除了家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历的那些故事。当年奋斗在隐蔽战线上有很多像妈妈和陈叔叔这样的人，虽然他们的名字很少被外界所知，但是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他们沉甸甸的一笔。■

（文 / 李菁） 一江春水向东流红色电影张客间谍红色郑正秋蔡楚生渔光曲陈曼云人民父亲母亲娱乐八卦中国电影导演剧情片潘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