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期

( 刘世锦 )

增长速度下台阶，无需悲观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有的经济学家预言中国将在2013年以后遭遇一场硬着陆，有的认为中国经济会迎来一场地震式的大崩溃。你怎么看中国经济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增长态势？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如果再考虑到1950～1978年从全球比较角度看并不低的增长率，中国经济较快增长已经保持了60年左右。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还能延续多长时间，增长速度放缓将可能在何种背景和时点出现，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增长速度放缓带来的挑战？这些问题不仅为国内外所关注，更是中国中长期发展必须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战略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即使是那些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也会出现增长率的回落。中国经济增长也将有很大可能呈现出同样的规律。当中国经济触到高增长的边界，增长速度下台阶并伴随大幅度结构变动，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既有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下台阶时，中国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

这并不是一个悲观的话题，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考虑，如果中国增长速度降低了，通过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增长的质量反而提高了，中国经济仍然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充满活力、总体上还是令人满意甚至令人振奋的可持续的发展阶段。

( 5月6日，香港黄金海岸游艇展开幕，来自世界各大游艇厂商的数十艘游艇集体亮相，而来自中国内地的富豪则成为各大厂商竞相争夺的最大潜在客户 )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国际金融危机表面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我们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谈了很多年，为什么效果并不理想？

刘世锦：发展方式也称增长方式、增长模式，它的转变在中国已经提出20年左右的时间了。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经历如此长的时间还没有转过来？除了体制惯性、“认识”问题外，一个基础性原因是既有的增长模式与经济增长还有一定的适应性。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个“不好”的增长模式下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在年均增长10%的背景下，要求大幅度地改变增长模式，事实上是很困难的。然而，一旦增长速度常态性而非短期性地回落，以往维持高速增长的基本面因素发生重要变化，需要重新组合，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的转变将势在必行。

由此可引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一定的发展方式与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匹配，或者说，某种发展方式都具有阶段性，我们需要历史地看待某一特定的发展方式。由此可以引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增长速度自然回落“时间窗口”的临近，是既有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

这个条件的出现，对“转方式”形成了直接压力，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要求，即在经济潜在增速回落之前，发展方式转变应有实质性进展。但要成功实现转型，更重要的是形成“迎接挑战”的机制，明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并实施“转方式”的路线图乃至时间表。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经济现在总体上还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很多人担心一旦速度降下来了，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就暴露出来了。

刘世锦：我认为在经济增速下台阶时，中国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归纳起来可以说有两大方面。一是，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了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然而，一旦速度降低，与低效率相关的各种问题将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第二，在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后，由于在市场开放和竞争、民营大企业发展、大学教育和科研体系、金融支持等方面的缺陷和问题，能否形成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将会面临较大困难和不确定性。

经济减速的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的经济增速下台阶，具体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现？

刘世锦：根据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初步结论是，中国会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

如何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研究发现，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台阶是一个规律性现象。根据麦迪森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数据，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战后高速增长的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国家表现得较为典型，并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特性。

第一，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

第二，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下台阶以前的高速增长期，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下台阶后往往伴随着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相应上升。

第三，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总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动。下台阶之前的高速增长期，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下台阶后投资比重随之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

第四，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会相应变化。

成功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

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经济增速的减缓，对中国宏观经济将是一种怎样的影响？它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激烈震荡，还是说会以温和的方式完成这种转变？

刘世锦：在增长速度下台阶后，能否成功转入以创新启动为特征的新的中速增长阶段，对我们来说仍然面临着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预见到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在此前有限的时间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转型中的重大问题，在防控风险的同时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将来速度回落，但降幅不大。比如由10%左右降到7%左右，尤其是避免大的起伏，在新的增长平台上，争取一个较长时间，如10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的稳定而质量较高的发展。根据成功追赶型国家的历史经验，这种前景是有可能争取到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对高增长仍有过于乐观的估计，比如以为“中国的高增长仍会持续30年”，不重视未来可能出现的增速回落；或者认可增长将会回落，但以为回落中问题不大，将会平稳转入中速增长；或者虽认为回落中会有大的问题，但“走一步、看一步”，“到时候再说”。

事实上，我们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对增速下滑冲击的抵御能力是相当脆弱的。以2008年二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为例，当GDP同比增速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从10.7%降至6.5%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同比增速就从2008年二季度的31.4%和22.4%，分别骤降至-8.3%和-37.1%，非农就业也减少了2000万人左右。可以设想，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一两个季度而是常态性地回落，由于准备不足很可能陷入严重困境，而且速度回落幅度可能较大，比如降幅达一半以上，并引发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动荡，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

我们把第一种可能性可称之为“主动转型”，第二种可能性则可称之为“被动转型”。“被动转型”的代价很大，失败的概率较高。

三联生活周刊：在预见到经济转型可能带来的后果时，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控制风险？如果速度下来了，人们对经济的预期可能变得悲观，这样会不会加深泡沫的破裂？

刘世锦：显然，我们应当争取主动转型，避免被动转型。为此，应着力解决好防控风险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两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包括很多重要问题。

比如，能否在增速下台阶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长期以来，诸如产能过剩、政策性不良贷款等风险，依赖高速增长创造的高流动性与规模经济得以化解，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银行信贷扩张、资产价格泡沫等方面的隐患犹存。从拉美、东南亚乃至韩国的经验看，财政金融风险既是经济停滞的直接原因，也是经济发展方式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

又如，企业能否适应较低的增长速度环境，逐步改变“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企业在效率与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大企业在流动性过剩形成的金融支持中以规模扩张实现盈利，中小企业在高速流转的商品贸易中依赖快进快出的现金流谋求利润。高速增长带动的需求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乐观预期，在企业盈利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旦经济增速常态性地回落，整个社会的预期和投资意愿将发生逆转，企业的生产经营将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在增速回落的初期，社会预期往往会“过度逆转”，局面可能更为棘手。

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方面，应着重解决哪些问题？

刘世锦：最重要的是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高速增长和不充分竞争“呵护”下形成的产业，缺乏创新动力。能否形成竞争充分、激励有效、创新导向的市场环境，能否促使企业由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创新实现发展，能否培育出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而形成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经济转型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

还应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宽垄断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准入限制。目前电信、铁路、电力、石化、金融、教育、医疗以及文化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管制依然较多，垄断程度依然较高，投资主体依然较少。从产业角度说，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一种重要区别，是大部分服务业有较高程度的个性化，需要人对人、面对面的服务，从而对调动人的积极性、能动性比制造业有更高的要求。服务业市场开放不足，将会严重制约未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是我国“十二五”的开局年，各地方政府保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强，不少地方制订了增长翻番计划。

刘世锦：当潜在增长率下降后，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应顺势而为，而不可强制性地试图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期的目标，否则，增长目标超出潜力，将产生投资过度、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等问题。如果说以往一些年行政性增长冲动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可以被以后的高增长所吸收的话，“十二五”时期和以后这一条件很可能就不具备了。这是“十二五”时期与此前几个“五年计划”或规划时期的重要区别。有些地方即使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也应该看得远一些，步子稳一些，加强和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在这方面，需要研究和汲取日本上世纪80年代以后推行扩张性宏观政策，力图恢复以往的高增长速度，结果催生资产泡沫，并使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的历史教训。

三联生活周刊：解决经济转型中的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要靠改革的深化，在这方面有什么设想？

刘世锦：其实刚才我提到解决上述经济转型中的诸多问题，在深层次上看，可以观察到一条主要线索，即提高社会成员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有两个目前社会上关注程度很高、同时与以上转型中诸多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度较高的问题，一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实现创新驱动。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相对独立，关系并不很紧密，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它们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现阶段严峻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釜底抽薪之策仍然是改善一次分配。

就先天能力而言，不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人们之间的差距并不会像收入差距显示的那么大。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后天的环境、条件、制度和政策等因素。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为社会成员，特别是原来差距较大的不同阶层的成员，创造大体相同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提供大体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就业、创业和创新的机会，或者说，要给社会成员创造尽可能多的参与工业化、现代化的机会。而创新驱动问题，说到底也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特别是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也将会是一个收入增长较快而分配差距较小的社会。

所以说，围绕解决经济转型中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应当着力推动“参与促进型改革”。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它的含义是：以促进社会成员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质量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目标，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取得突破。其要点可概括为：扩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参与预期的法治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近期有关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增多，中国会避开这个陷阱吗？

刘世锦：我们的研究表明，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观察，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回落。

一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回落，典型的是拉美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另一种则是较完整地经过工业化高速增长期后的回落，典型的是上述日本、韩国、德国等“二战”后的增长经历。形态上看，二者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间长短不等的“挤压式”高速增长，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

但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首先，前者的增长回落大体出现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而后者则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其次，前者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后者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按照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864国际元。假定今后几年我国GDP还能延续过去一些年高速增长的态势，结合有关方面对我国人口增长的预测，那么再过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1万国际元，与国际上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长速度普遍下台阶时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中国落入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曾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中国的增长形态，看起来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更为接近或相似。不同的是，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的增长阶段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文 / 吴琪） 经济学宏观经济进入2015时间窗口增长速度刘世锦中国三联生活周刊国内宏观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