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长高记

北京大兴火灾中消失的18条鲜活的生命再次彰显了城中村之恶：拥挤脏乱，治安恶劣，生命安全的基本保障也是缺失的。但这样严重的火灾发生在北方的城中村还是令人惊讶，在北方，尤其是北京郊区，印象中和南方“握手楼”、“一线天”的景观有着天壤之别。这里的环境尽管脏乱，却罕有两层以上的楼房。关心这次火灾的读者一定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该违建四层楼建于2010年，正是国家对小产权房实行最严厉打击的时候。

北方农民在盖房子的时候有着一种相互制约的机制，不必政府部门监管也能保证村庄的平面化格局。这里，或许是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或许是因为邻里多有着亲缘上的关系，相邻两家盖房时一般是伙山伙墙，院墙共用。更由于传统的中庸思想，各家各户房屋的高度和宽度也要保持一致，尤其是房屋高度不能高于相邻房屋，否则邻居就会认为被压住了“龙头”，对自家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盖屋时往往因屋高屋低引发纠纷，甚至会大动干戈。也正是因为北方农民这种顽强的传统习俗，南方农村高楼林立，北方的农村仍然是千篇一律的格局，一个村庄分为几个区域，一区域又分为几排房子，一排房子并排着几户人家。庄庄相似，院院相同。千村一面的特征甚至使北方农村成为乏味和单调的代名词。

乏味和单调对管理者却未必是坏事。对于农村宅基地上的“私搭乱建”，城管部门的管理难度可想而知。法不责众是常识，对村民全部人口“握手楼”样式的村庄格局，城管也无能为力，否则深圳也不会创造一半房屋为城中村的“奇迹”。可面对着求同不求异的村民，政府的管理却要容易得多。纠纷闹到管理者那里，虽没有相关法规规定，地方政府也没有明文条例，但民意基础倾向于高度上的绝对平等，只有这样的解决方式才是各方阻力最小的方式。多方合力下，个体必定妥协，单一的村庄格局很难打破。有了这样的民意基础，政府无需多少人力物力，便可确保村庄不长高，城中村土地的利益不因村民兴建“握手楼”而流失。而平面格局下村民再“私搭乱建”，土地上获取的利益也有限。正因为这个因素，小产权房四处开花，村干部从中获益远多于村民。村民却因街坊邻居的“互攀互比”，死守着宅基地，致富无门。

北方农村何以会出现高楼，甚至成片出现？打破村民长期形成的习俗和惯性显然需要契机，这契机，不妨推测出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个体的力量，若村民足够强悍，一意孤行而获得成功，其行为即可能成为效法的对象。第二种可能性则是渐变式的，一所建于自己院子里的房子，楼的前后左右均与院墙有一段距离，这样就避免了邻里对采光权的指责，另外也避了“窥视”的嫌疑，邻居没有反对，房屋得以顺利建成。而在村口的路边，与四邻无碍的楼房也可能悄悄长高。第三种可能性则是当村民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达成了一致，再无反对的声音，这个时候，城管再难控制。北京的唐家岭，这个著名的城中村可视为北方少有的“握手楼”城中村的典型。2000年后，随着中关村产业园规模的扩大，唐家岭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求租者，为了挣租金，村民纷纷在自家宅基地盖起了二层小楼。随后村干部在自家盖起四层楼，村民们效法，也开始把二层小楼改成四层，以容纳更多租户。2005年前后，加盖楼房的村民收到村委会的停工通知。几番博弈楼房仍在一点点变高。3000多本地村民容纳5万多外来人口。该村私搭乱建严重，违建房面积是合法手续房的5倍。但毕竟，唐家岭这样的个案在北京少之又少。

北京城中村集中长高出现在2010年，和大兴火灾发案楼的建设时间一致。当其时，深圳的几个城中村改造方案集中出台，拆迁补偿动辄亿万元的报道不绝于耳。非法变为合法，并获得巨额奖励，远在北京的失地农民不可能不受触动。而以唐家岭为代表的北京城中村改造启动，政府对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进行集中改造。在唐家岭，所谓“腾退”方案两易其稿，最终被通过的方案也受到普遍质疑。表面看，非法建筑在补偿方案上并没有得到鼓励，难以获得补偿，但经历了十余年拆迁，普遍了解拆迁者心机和策略的村民们知道，双方的博弈已经开始。在农村，天然的血缘关系加上集体建制形成的相对牢固社会结构，村民在博弈上远比城里人更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也正是在最后的一份，也是最重要的财产即将被拿出交换的紧迫关头，村民们开始长高他们的房子。传统的建房禁忌在共同利益面前变成了相互间的默契。你很难再看到为房檐高矮闹别扭的邻居，而是建房信息的共享。

当以安全为名大拆城中村的时候，另一边的大兴大建却被漠视。本来，北方农民墨守成规的性格给管理者留下了认识、解决农民宅基地问题充裕的时间，结果却仍是败笔。■（文 / 邢海洋） 三农农村农民城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