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坑村：千年董家的现代生活

穿越千年古村

经过一个简陋的指示牌不到半公里，汽车就毫无预兆地到达了流坑村。村口的标志是一棵几百年树龄的香樟树，伸张的枝叶投射下来能形成一个小广场，树下立着流坑村的石碑。这是村里最平坦开阔的地方，周围是村民的现代房屋。最干净和显眼的房子是村里唯一的冲水厕所。村民告诉记者，看厕所的老人因为父亲成分不好一辈子没有结婚，如果是从前董家会过继儿子给他养老，现在的办法是修一个收费厕所，每次一块钱，营业额就是老人的生活费。退休的村支书斜挎了一个小包在广场上转悠，有陌生人进村就拦住收门票，每人30元，董家媳妇则聚在小卖店门口充当导游。这里看不到古建筑，要从广场东面的斜坡走到明代挖掘的龙湖边上，董家列祖列宗的祠堂多分布在龙湖的两岸。

1636年徐霞客曾经拜访过流坑村，他的路线与我们不同。在古代可以从陆路和水路两条线进村。走羊肠小道穿过大片肥沃的农田首先看见的是1164年为了庆贺董德元高中状元所建的状元楼。虽然后来董德元因为依附秦桧不能入乡贤祠，但他是董家千年来科举考试成绩最好、做官最高的子孙，他的牌位被供奉在状元楼里，同北宋太子太保董淳、御史大夫董敦逸、武状元董藻和明代的刑部尚书董裕一起显示董家科宦之盛，也激励后代发奋读书、光宗耀祖。阁楼上最显眼的是楷书“状元楼”三个字的大匾，乐安县人大副主任、中国书画艺术家协会会员黄更昌告诉记者，这是董德元的同榜进士朱熹所题，南宋的原物已经散失，现在挂的是后代子孙临摹的作品。状元楼也是太平军破坏之后重修的建筑。它建成以来历经战祸，不断被重修是因为这是董家在文化上最重要的标志。

从状元楼的拱门入村，再走几步就是一个四方广场。广场西侧是建于南宋、万历年间重修的五王庙，按照族规由董氏房派镜山公房世代看管。如今每天早饭之后，住在五王庙对面古戏台里的镜山公房子孙董启贤都会开庙门、点蜡烛，敲铜盆三次之后焚香祷告，他告诉记者，每次烧四支香，一支天香，一支烧给李世民，一支烧给狄仁杰，一支烧给财神、土地神和何杨神。广场沿龙湖西岸的蜿蜒小街是入村的主要通道，北侧的五桂坊被徐霞客写在游记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这又是一座董家科举纪念碑，北宋景佑元年，董家父子、叔侄、兄弟五人同中进士，这在江西科举史上不常见，文天祥也在文章里写过这个典故，“然乃我朝科目之盛者，甲于江右，未若庐陵。名耀帖金，以一门而五董”。

穿过五桂坊就是形成于明朝中后期的流坑村主体部分。嘉靖四十二年，南京刑部郎中董燧辞官回乡，开始了对流坑村的改造。他把村子调整为七条东西向的巷子和一条南北向的巷子。东西向的巷子在东端向乌江开口，有瞭望楼把关，每个瞭望楼正对的是江边的码头，这是水路进村的要道，在西端被南北向的巷子截断，像一把梳子的形状。这八条巷子分别聚居着当时董家的八大房派，各房的房祠在巷子里或者西端的龙湖边。巷子里是鹅卵石铺地，一侧有排水沟，雨水和生活污水都由这里流入村西人工挖掘的龙湖里，龙湖又与乌江相连，整个村庄被水环绕，这些改造让子孙受惠至今。

( 棋盘街西侧的五王庙建于南宋，重修于万历年间，由董氏家族镜山公房世代看守 )

从龙湖西岸走过上世纪80年代修的廊桥就是南北向的横巷，因为廊桥已经被充分利用成村里的街市，这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早上卖菜和早点，平时会有许多村里的老人聚集在这里打牌。横巷由北向南截断的隆巷、中巷、贤伯巷是三条保存最完好的古巷。明清古宅一栋挨着一栋，有明代的董燧旧居明善堂，前门廊上“理学名家”的牌匾是明代文学家、书法家，董燧的同僚兼好友曾同亨所赠，牌匾所对的石坊上“高明广大”四个字出自嘉靖八年状元、地图学家罗洪先之手。有明代万历年间富商董凤的旧宅怀德堂，照壁上雀鹿蜂猴的砖雕历经400多年保存完好，还有贤伯巷最东端的翰林楼，是纪念明初翰林编修、参加《永乐大典》编撰的董琰所建。每栋古宅里至今依旧住着村民，作为流坑村的旅游区这些人家白天都不关门，你可以随意参观房子的每个角落，在拥挤的厢房、厨房、厅堂里穿行，村民们则按部就班地砍柴、养鸡、做饭，双方虽然在同一空间却都当对方不存在。

三条巷子之外归于宁静的乡土生活，为了旅游而疏通裁直的龙湖在余下的四条巷子河段变得蜿蜒，岸上因为被村民们改造成菜地、猪圈和搭造了简易房而无法通行，巷子里也间隔着出现不少坪坝，地基都还看得见，上面却长着荒草堆着砖块，连依旧挺立的断壁残垣都不多见。因为太穷了，没有钱盖新房，这些在清末、民国被烧毁和倒塌的房子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都没有清理或者重建，成了董家衰败的历史陈列。

( 流坑村东端的乌江曾是水路进村的航道，如今只能满足洗衣洗菜的日常生活 )

宗族传统与新规则

距离清明节还有3天的时间，一部分董氏坦然公房的男丁就聚在35代孙董华源家看房谱。董华源郑重地把道光年间的房谱摆在桌子中央，由他翻给周围的人。房谱上除了历代子孙的名号、生辰、简历之外，还画有董氏大宗祠，房祠的平面图和祖坟的方位图。董华源告诉记者，按照族规拿到房谱的子孙要负责把房谱代代传下去。“文革”时他正在县里的建筑公司上班，赶回家里把房谱藏在了屋顶瓦片的夹层里直到1982年才拿下来。坦然公这一房经过“文革”保留下来的房谱没有几本，道光年间的房谱也不能在上面续写，1988年董华源与叔叔董文怀另起了新谱。叔叔去世之后，护谱有功又有文化的董华源就成了这一房的掌谱人。他为房谱专门制作了一个木箱子，外面工整地写着抚乐董氏坦然公房谱箱，平时房谱都收在箱子里，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和八月十五拿出来晒两次。清明节当天，他要提着箱子去流坑村所属的牛田镇上，为他20多个堂兄弟在这一年中新添的孙子上房谱。

( 董中环公后人清明上坟 )

我们等待的是清明节下午邵愚公祠的上谱仪式。邵愚公祠就在横巷里，邻近龙湖，因为处于村里最繁华的地段，它的门口是卖零食的小摊，厅堂里堆着许多木材，平时有木工在里面做手推车。午饭过后，这一房的妇女就抱着孩子等在祠堂门口聊天，谁也说不准上谱的具体时间，时辰都是房派的长辈们决定的。15点左右，负责写谱的小学校长董福华带着房谱径直走到靠近香案的桌子边坐下。要上谱的人家赶紧把准备的蜡烛、鞭炮、喜饼和糖果摆了出来。在地上点燃一排蜡烛之后，上谱正式开始。每一页最先写着董氏男丁的名字、生辰八字和他是谁的儿子，然后要写的是他妻子的籍贯、名字、生辰八字，接着就是他的子和女的名字。儿子在父亲这一页上并不写生辰，因为男丁在房谱上留了空白页，他娶妻生子之后再填满；女儿除了生辰八字之外，还要写上她嫁到了谁家。2010年11月15日未时出生的董明是董家福字辈的子孙，董福华手里的红纸上已经有人起名字了，他在房谱上把小董明改成了董福月，字以明。上谱之后，董明的妈妈递上了一个红包。她告诉记者，按照规矩红包要包12块钱或者16块钱。因为董明的出生证明上写的是董明的名字，她不打算给孩子改名，可是谱上的名字将来也要让孩子记住，这祖宗的传统，正式的名字。上谱仪式结束之后要放鞭炮来庆祝。

清明节的下午邵愚公祠的房谱上新添了6名男丁，董福华的工作没有结束，他要把这些毛笔手写的内容输入电脑，存到U盘上，交给董氏宗族联谊会。联谊会其实是个半官方的组织，成立的初衷一个是寻找董家历代外迁的子孙里是否有人功成名就能给国家级贫困县乐安带来投资和项目，一个是在古村的保护和开发时有一个同董氏家族沟通的桥梁。会长就是用“雀鹿蜂猴”的砖雕来寄托后代能出官员的董凤的后裔、已经退居二线的县人大副主任董科旺。5年过去了，虽然招商引资没有眉目，董科旺却联络到了董氏近代最显赫的子孙、秘阁校书祠的后裔董必武家族。“我到北京给董必武的女儿打电话，她不明白，自己是湖北人怎么祖籍成江西了。我就拿董氏的族谱和湖北麻城这一支的房谱一对照，她就知道了来龙去脉。董必武这一支是明代迁到湖北的，他是董氏的30代，湖北支派的27代，族谱上的名字是董贤琮。”

( 邵愚公房的董福华最爱在文馆里讲述董氏科宦之盛的历史  )

现在用的董氏家谱是万历十年所修，按照百家姓的顺序印刷了99本，历经战乱、“文革”之后只剩下两个残本。联谊会最重要的工作是续写400多年来的家谱。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董科旺告诉记者，他最开始的设想是修成一个总谱，但是各地很难协调，时间和费用都不够，所以现在分成各地方的分谱再汇总一起。修家谱的费用同古代一样是由董家族人分担，不同的是按照现代的学历和行政级别订立了不同的标准。“第一部分费用是人头费，男丁每人30元，女丁每人15元。第二部分是高中学历60元，大专以上学历100元，博士以上学历200元。副科级100元，科级200元，副处级300元，处级以上400元，地级以上600元。学历和行政级别两者结合取最高的那项。”董科旺告诉记者。

随着时代变化的还有上族谱的标准。全族都能同意女孩子进家谱了。董科旺告诉记者，因为很多女孩子有事业或者嫁了很成功的老公，能光耀门楣，有资格进家谱。同姓通婚的处理却很棘手。我们所住餐馆的老板董洪浩娶的就是本村姑娘。他告诉记者，这是违反族规的，如果是从前就要跪到大宗祠去挨打。他的经历首先是父母反对，然后是全房派的人都来劝说。等到他爷爷去世和妻子的父亲去世，两个人在厦门结婚生子之后才回到流坑。这样都没有逃过惩罚，家族在董洪浩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墨点，表示他违反族规。他的儿子没有写进房谱。董科旺告诉记者，如果按照《婚姻法》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同姓通婚很可能出现嫁了爷爷辈或者娶了孙女辈，乱了辈分村里是不允许的。董科旺只能把同姓通婚的50多户暂时搁置。他想到一个处理的办法，女方改母姓并且交1200块钱的罚款就可以进族谱。可能否让村民接受，他也没有信心。

( 坦然公房35代孙董华源负责这一支房谱的保存和续写，清明节前他向房派的男丁展示修于道光年间的房谱 )

湮没与传承

同生息繁衍紧密相连的族谱传统是维系董家最坚韧的纽带，可是除此之外，随着时代更迭这个曾经风光的旺族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流坑村最大的废墟是7000平方米的董氏大宗祠。1927年，董家女儿董春女被战败逃窜的孙传芳部下邢玉堂掳去做妾。一女嫁二夫而且嫁给土匪让家族蒙羞，族长董灿九召集族人开会，把董春女的母亲绑上石头沉进乌江。邢玉堂为了报复带领人马烧了大宗祠和长老们的房子，只剩下6根6米高的大石柱屹立到今天。“大宗祠被烧了之后，董家的宗族势力、传统都散了，开始走下坡路。”黄更昌告诉记者。

( 江西抚州流坑村 )

1968年趁着“文革”的混乱，董家的老人们曾经重修过大宗祠。全村的生产队都以出义务工的形式参加了劳动。董福华回忆，一部分人上山去砍曾经是董家祖产现在归了公的树林，用卖木材的钱请工匠。一部分人在村里搬砖干杂活。最后一批木材被林业站扣下，几百立方米的巨大数量让工作人员很震惊，顺着这些木材追查才知道村里偷偷地进行了这么大的工程。“县里没收了所有的材料，用这些材料在遗址上建了村小学，因为学校是不能随便拆的，彻底断了建祠堂的想法。”董福华说。

大宗祠的焚毁和重修是董家最后的传奇与挣扎，这个从清朝之后依靠做木材生意和水路运输富甲一方的村落沿着乌江岸修起了公路，上游又陆续建了许多水库，乌江水位下降航运功能完全废除，流坑村也走向衰落和贫穷。“村里2000多亩地、六七千人，许多年都是靠国家的返销粮过活的。”董福华说。

( 流坑村每家的外墙都有一个竹筒或者鱼形雕塑，每月初一、十五要给祖宗上香 )

为吃饭奔波的流坑村民不再有把玩祖先文化的闲情逸致，文盲半文盲居多的流坑村民说不出祖先的显赫。记者在去流坑村之前，流坑村后人、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董建辉告诉记者，村里的事只有老秀才董兆荣清楚。可是1919年出生的老人家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能从老人栖身的存仁堂一窥这一支的来龙去脉。这个看起来上百年都没人打理过的房子是村里少见的三进式豪宅。传到董兆荣这代，他分到一间只能放张床的厢房。天气好的时候，老人家靠着清代的院墙晒太阳，下雨天就在自己黑黢黢还泛着馊味的小屋里烤火。与存仁堂相连的是爵先祠，堆满了柴火和包括董兆荣在内的这一支派老人的棺材。与祠堂相连的是一个完全见不到阳光的黑棚子。存仁堂的主人是乾隆年间的富豪董学文，他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这个黑棚子是董学文特意建造的3间书房，后代为了能住更多人才把天井盖上了瓦片。最外面的一间书房是两层楼，只有知己拜访才会被引上二楼对谈。经过200多年的时光，我们从已经破损的楼板的破洞往上看，六宜楼的牌匾好好地挂在上面。住客把黑棚子的侧门推开，豁然开朗。外面是曾经让县令倾倒还写了文章赞扬的小花园，现在是一个巨大的鸡圈，鸡毛乱飞的上方是斑驳的“留青”二字，显示着花园的痕迹。

存仁堂外面是古戏台，现在改成了傩戏剧场。作为富绅望族，流坑村有骁勇的乡兵，他们打过太平天国，也能跟孙传芳的部队对峙3天。因此傩戏在村里不仅是一种风俗，也是董氏男丁练武的一种形式。每个房派都有傩具，平时存放在巷子东头的瞭望楼里，过年的时候从初二演到正月十四。为了吸引游客，村里重新组建了傩戏班，领衔的是76岁的董丕龙。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十几岁就跟着大伯玩傩戏，“文革”开始的时候8副傩具都烧掉了，直到1972年才重新做出来。婚丧、嫁娶、生儿子、考功名都请他们去，最开始不要钱请吃饭，后来才拿红包。傩戏班现在有12个人，最年轻的也将近60岁。董丕龙说，开始组建的时候有十几个年轻人在这里学，可是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他们就打工去了。傩戏班号称有游客就演出，可是住在村里的这几天除了记者鲜有游客，老人不把我们当游客。他们每天都来剧场上班，中午还躺在长椅上睡午觉，一到15点，即使谈话还没完，也会准时锁门走人。清明假期游客终于多了起来，可是董丕龙告诉记者，他们要去扫墓还要休假，也不能演。

另外一项花灯传统更消失得无影无踪。董家风光的时候，每逢元宵节各房都要请房中最有文化的人把对联写在灯上，来比赛房派之间文化水平高低，费用从各房放贷的利息和房产里支付。后来村里越来越穷，花灯就看不见了。董福华告诉记者，按照现在的标准办一次花灯也要1万块钱。他推荐我们去找会扎花灯的董舞龙采访，可是董舞龙年事已高瘫痪在床不方便说很多话了。

小学校长董福华是乡村文化精英，每次专家来考察他都跟在旁边学习，也找老人聊过去的事，许多老人去世了，他就成了村历史的权威。去年，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学校开了村历史课，所以许多宅子的墙上除了政府挂的文保单位牌，还有某年某班活动基地的牌子。董福华带着孩子们打扫这些宅子，顺便讲解每间宅子、每副牌匾的故事。但是董福华快退休了，孩子太小基本不懂他讲的东西，这让董福华很着急。另外一件心疼的事情是村里读书传统的丧失，“改革开放之前全村只有3个高中生”。董福华把记者带到大宗祠废墟边的文馆里，从前最好的学生才有资格在这栋庄严肃穆的文馆准备科举考试，现在文馆的两面墙上是从北宋到清末考取功名的董家子弟的名字。在他看来，农家子弟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只有读书一条路，古代这样现代也是如此。

包袱还是宝贝？

所谓旅游区的流坑村一点旅游氛围都没有。全村只有两家餐馆，虽然牌子上说标间住宿，也只是在仓库里摆两张床而已。每天吃饭的客人不是村里人就是来办事的乡镇公务员，因为客人少，我们的行踪就看在了全村人的眼里。我们住在风味餐馆，采访归来顺路在状元饭店吃一顿晚饭就掀起了风波，风味餐馆的老板认为状元饭店一定会在村里造谣他家的饭难吃和贵。除了两家餐馆，村里从事旅游业的还有老书记售票员、媳妇导游班、老人傩戏班和具有养老功能的冲水厕所。没有村民羡慕这个听起来很有前途的村集体事业，所有收支大家心里都明白，董福华告诉记者，每年的门票就1000张，去掉这几十人的工资和清洁费根本也没钱。

惨淡的流坑村也风光过一段。80年代末历史学家周銮书造访流坑村。周銮书的朋友黄更昌告诉记者，周对古建筑不以为然，当时全国发现了不少古村落，不稀奇。但是他对古匾非常动心，因为古匾保存下来很难。村里派出最有文化的董兆荣陪同周銮书。“董兆荣就拿着万历十年的那两个半本的家谱给周銮书看。周銮书一看就觉得不得了，他看不了了，要请更多的专家来。”董福华回忆。陆续而来的有著名文物、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郑孝燮，国家文物局长张文彬，周銮书也让自己的学生、南昌大学历史系主任邵鸿带着硕士生、本科生住在村里搜集资料，清华大学古建专家李秋香、陈志华教授也来这里入户调查。

流坑村的第一个导游董春燕告诉记者，当时来的都是建筑、摄影、考古的专业人员，很多人在村里找不到路。村支书就让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当向导。村里不发工资，但是这些专业人员会付20块钱的向导费。1997年流坑村还打出了标语“迎回归，迎董归”，香港无线电视台派了摄制组来考察董建华是不是流坑人，又让流坑村的名气大了一步。随着流坑的出名，村里的导游也从2个增加到4个，后来通过熟人加入队伍的达到了十几个人。村里要求每个导游每月以20个团队为上限，超过的村委会就要抽成作为管理费。

为旅游做准备的还有董启贤。他告诉记者，原来的五王庙已经快倒了，而且进庙要爬上半米高的台子。他花3000块钱整修了庙宇，还给高台建了台阶，才能让我们今天拾级而上。他一直潦倒到40多岁还没房子没媳妇，拿出3000块钱很不容易，但是他不愿意跟别人募款，因为那样以后的香火钱就不好分了。除了投资景点建设，董启贤还钻研了竹编工艺，编织流坑村有代表性的古匾、对联和《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卖给游客。

可是到了2000年左右，游客就少了。董春燕告诉记者，游客看的不是历史价值而是可游性，流坑村的管理跟不上去，卫生条件不好，村民也没有最开始的时候淳朴。那时候对村民来讲矿泉水瓶还没见过，很新鲜，小孩子就直接跟游客要。除了这些直观感受，已经在抚州经营旅行社多年的董春燕还给了更专业的分析：流坑村距离抚州有2个多小时，距离南昌要3个多小时；流坑村周围没有其他的景点了，游客往返5～8个小时，在村里参观加吃饭2个半小时实在不现实。所以，无论在抚州还是南昌没有一家旅行社敢推这个路线。现在旅行社所接的流坑团都是单位开会的，因为不花自己的钱，所以要求不高。但是，每年又能有多少单位把会议安排在国家级贫困县乐安呢？

旅游没有起色，村民的现实利益就成了最大的矛盾。随着世代分家，明清老宅被一分再分，到了90年代每栋房子里都住了少则6户多则8户的人家。董科旺告诉记者，他家祖传的明朝老宅怀德堂就住了6户，那个著名的3组砖雕其中一组就在他婶婶隔出来的厨房里，里面砌了灶台烧火做饭。以前是没钱建新房，后来打工攒了些钱后流坑村又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让建新房。从90年代到2006年，村里不断有孩子出生和成年人结婚，房子拥挤得快要爆炸了。因为全国文保单位的招牌和旅游业都没有让村民受惠，2006年村里有几十户人家开工在村东端和北端的空地上盖新房，直属县里的流坑管理局开来挖掘机阻止建房同村民厮打起来，双方的僵持以两个村民趁夜烧了挖掘机结束。虽然那两个村民被抓进了监狱，可是管理局再也没法待在村里办公了。他们把办公室搬到镇上之后，除了古宅的维修不管其他事情。县里虽然辟出了两个新村，但是一共就300块宅基地，根本不够分。所以当记者到乌江对岸的山上，想在历代观测流坑村的地点拍摄古村“一横七竖”的全景时，发现村民新建的3层青砖仿古楼已把祖先的房子挡得严严实实。即使站在有名臣杨士奇题字的翰林楼下，紧贴着它建起的新楼、卫星天线接收器、建筑垃圾、公共厕所，也把这座文化建筑降格成了不起眼的废弃机器和手推车仓库。

今年的机遇是距离省道12公里的乐安县终于有高速公路过境了，县里争取到在流坑村附近开一个出口，然后把隔壁村有1万棵香樟树的樟树林和不远处的金竹瀑布捆绑开发。到那时，井冈山的游客坐大巴两个小时就能到流坑村，要想看完三个景点还得在乐安县住一晚。流坑村的旅游产业又看到了希望。可是主管旅游的张副县长告诉记者，要进行游客定位才能找到开发流坑品牌的方向，还要设计让村民受益才能减少保护和开发的阻力。这两部分现在没有成熟的思路。■

（文 / 杨璐） 状元楼千年董家流坑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