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风险“软着陆”

“双降”与“软肋”

今年上市银行的净利润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大行中，农行净利润增速达45.98%，其他大行也在26.3%～29.8%；股份制中小银行净利润增速介于39.4%～67.4%，除了深发展稍逊，仅增长了24.9%。良好的业绩增长，也反映在了银行股的走势上，从3月下旬开始，银行股打破前期低位盘整，走出了年内幅度最大的一波上涨。

与净利润增长相伴的是，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保持“双降”。据银监会2010年报显示，2010年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4336亿元，比上年减少了730亿元，不良贷款率1.1%，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

这个记录来之不易，比如兴业银行，其不良贷款率已降到了0.42%，能否维持，却存在不确定性。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公众一方，总希望能探查出过去两年信贷高增长所隐含的风险。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告诉本刊：“银行贷款急剧膨胀，往往可能成为当时经济过热的有效观察指标，随后由于银行信贷的剧烈抽紧，有可能成为一些领域泡沫破裂和坏账的诱因。所以2009年的信贷空前投放之后，至少不能忽视这个风险。”

4月12日，惠誉评级将中国主权的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的展望从稳定调整至负面，并确认中国的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AA-”。惠誉认为，信贷规模急剧扩大、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以及最近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都加剧了中国宏观金融稳定性所面临的风险，同时也导致银行业和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规模加大。将中国的本币评级前景调整为负面，反映了惠誉对中国银行业过度扩张的不安，而国内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首当其冲成为风险源头。

此前，惠誉就曾发出警示，其于2010年年中将中国银行业的“宏观审慎风险指数”（MPI）从1升为3，有些报道将这种调整解读为“在未来3年内，中国银行业有60%的概率发生危机”，并在近期引发了广泛争议。不过，惠誉评级中国联席董事、分析师温春岭告诉本刊：“这个指标是根据一个国家的信贷增长规模、资产价格增长速度以及股市的价格变动等数据动态监测而做出的自动调整，指标的范围从1到3，1代表较低的金融体系风险，3意味着较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惠誉监测的国家中有不少处于与中国相同的‘MPI 3’的水平。60%的概率是一个历史回归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过去MPI为3的国家中有60%发生了银行业危机。”

此外，在本刊记者参加的银行业绩发布会中，资产质量能否保持较好水平，也是记者提问的重点。其中，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调控政策之下的房地产贷款又是疑问最多的“软肋”。

工、农、中行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各自平台贷款不良率为0.3%、0.5%以及0.24%，都低于全行水平。工行的平台贷款上月末已降到5151亿元，其中63%的项目自身产生的现金流可全部或基本覆盖债务。中行的平台贷款2010年末余额为3800亿元，基本或全覆盖的贷款占80%以上，有抵押品的平台贷款达90%以上。建行的平台贷款去年末约为5400亿元，其中65%是全覆盖的贷款，基本覆盖的不足10%，半覆盖的为3%，其余的为信用贷款，而且到3月末余额进一步下降。

在中小股份制银行中，据国泰君安银行业资深分析师伍永刚对本刊表示：“这些银行的平台贷款不良率也非常低，只有千分之几的水平，有些接近于零。”兴业银行表示，50%以上的平台贷款因符合条件已纳入了一般贷款管理，剩下的贷款中70%为全覆盖，绝大部分都是正常贷款，关注类只有0.39%，无不良贷款（按五级分类法，不良包括次级、可疑和损失三类）。民生银行披露，其平台贷款在3月末后余额大幅减少，中长期贷款占比约为50%。

在房地产贷款上，各家上市银行的房地产企业贷款，在贷款总额中占比在5.53%～12.23%（城商行年报尚未全部披露，未计入），与2009年末相比，比重下降的有两家，比重上升的占多数，但上升幅度在一个百分点以内。如果与2007年高峰时比，大部分银行有所下降。

工行行长杨凯生透露：“工行的房地产对公贷款不良率在0.88%，个贷按揭不良率仅为0.43%，平均按揭成数为5.2成，平均余额是21万元，而且90%是首套房，三套房占比不到2%。”

兴业银行相关负责人也告诉本刊，2010年末，其对公房地产贷款和个人房产贷款占比分别为9.94%和20.87%，较2007年末分别下降了4.06和6.68个百分点。对公抵押率最高不超过70%，平均约为50%。个人近85%贷款的抵押率在七成以下，其余抵押率也均不超过八成，考虑到近年来全国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实际的抵押率还将进一步降低。目前，其对公贷款不良率仅约0.44%，个人按揭不良率仅约0.12%。

“熨平”风险

静态的数字固然良好，而我们面对的却是变动的环境。惠誉分析师温春岭说：“短期之内，我们认为银行业贷款质量不会有明显恶化，但中长期有些担心。自2009年，中国银行业信贷增长远远超出GDP和企业盈利增长的速度，这是一个危险信号，表明相当数量的低效益贷款的存在。当信贷增长在未来回归常态后，这些低效益贷款的偿付能力令人担忧。”

此外，中国当前面临的通胀压力，也可能影响银行业未来的经营利润和资产质量。温春岭说：“央行自2010年10月4次上调基准利率以控制通胀水平，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将会提高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其偿债能力面临更多压力。同时，银行收紧放贷，使得借款企业较难通过新的借款去偿还旧的借款。因此，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可能会导致某些不良贷款浮现出来。同时，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和拨备覆盖率的要求也会对银行业的盈利性造成压力。”

“我们认为今年中国银行业运行状况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货币政策走向，而这又主要由国内的通胀形势所决定。另外，今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有很多不确定性。虽然历史上一年期贷款利率也曾达到7.5%，但是那时外部环境要比现在好一些，目前外部的影响也可能造成叠加效应。”她说。

当然，把握政策节奏始终是个难题。鲁政委表示：“这是一个短期和长期风险如何权衡的问题。如果优柔寡断，短期内问题不会暴露，但是在长期以后暴露时会更严重。所以在多快速度的收紧上，这个度的把握并不容易，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产质量和坏账最终会出现在什么水平，如果节奏把握得好，那么可以把风险尽量降到最低。”

不过以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紧缩恐怕还会继续。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告诉本刊：“对政策过度紧缩可能造成增长超调的担忧并无依据，因为目前的信贷增长速度仍足以支持9%的GDP增速。目前还未到决策层停止紧缩政策之时，由于地方政府对贷款仍有巨大需求，任何对于紧缩政策的过早放松都可能导致信贷迅速反弹，从而导致通胀压力重新回升。”

与经济学家们的看法不一，对地方平台和房地产风险，银行业人士多表示“风险可控”。农行风险总监宋先平认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体来看不会产生大的风险。因为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占GDP的比重，远未达到欧、美、日等地区和国家的水平，而且中国政府控制了大量的优质资产。银监会去年出台的一系列整治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平台贷款风险。”

地方融资平台尚有“解包还原”措施，房地产业受调控政策影响，相比压力似乎更大。今年初限购以来，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交易量有明显下降。房地产企业贷款比重较高的民生银行回答本刊提问时表示：“对于房地产贷款有两个方面的保障，一是在2007年成立房地产金融事业部，上收分支行业务，通过专业化的经营，把房地产风险集中控制起来。第二，从2009年后，房地产金融事业部已经在调整区域投向，转向在二线和三线城市中心做房地产的企业，这些城市基本没有什么水分，而且在市中心也很少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况。”

但是，在鲁政委看来：“在调控政策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下半年部分不能得到保障房建设工程、不能顺利出售资产的开发商可能需要面对资金链断裂的挑战，而这可能对银行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造成威胁。现在银行表示开发贷款和个人贷款占银行的贷款20%，那么如果把背后的抵押品挖出来将大大超过20%”。

温春岭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她说：“从去年开始，银监会也开始特别关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两类贷款的风险很高，且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事实上，为了应对前两年大规模放贷可能出现的问题，银监会结合国际的宏观审慎监管改革，在2009年将原本100%的拨备覆盖率要求提高到150%。去年底，银监会又提出新要求，银行要对所有贷款计提2.5%的拨备，系统重要性银行在2013年底前达标，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在2016年底前达标，并以拨备贷款比和拨备覆盖率中的高者为达标依据。此前，监管对一般贷款的拨备要求在1%。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指标。东北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唐亚韫对本刊指出：“贷款拨备率可以拨备覆盖率乘以不良率得出。一些银行的拨备贷款比率高，是因为它的不良率高。一些人认为这是不管贷款质量如何，一刀切，但监管层可能就是不想给银行人为调整利润的口子。”

例如农行不良率为2.03%，拨备覆盖率为168%，拨备贷款比为3.4%，已达到监管要求，无需额外计提拨备了。民生银行的不良率为0.69%，拨备覆盖率为270%，拨贷比为1.88%。民生管理层对本刊表示，要达到监管指标，未来5年，每年需要计提10亿元拨备。中信银行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如果被列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其需要在两年内计提40亿元左右的拨备。不过两家银行都表示，随着未来银行持续发展，这对其利润影响不大。

对此争议，银监会并未在本刊截稿前给予评价，不过，其意图在年报中有所体现。“结合拨备制度国际改革最新进展，银监会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质量差异和盈利状况的不同，对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进行动态调整：在经济上行期、盈利水平较高时期适度提高贷款损失准备要求；在经济下行期根据贷款核销情况适度调低，以达到‘以丰补歉’，实现熨平拨备波动的目的。”

然而，“以丰补歉”终归是一种缓冲垫的作用，如何分散化解风险？一些经济学家给出了建议。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本刊表示：“从中国来看，钱是有的，只是负债的期限不对。地方融资平台模式高度负债，期限非常之短，国家尽管投资情况不错，只是没有长期的资产负债，钱都是银行的，现在存款准备金率为19.5%，非常高。如果你用长期国债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下来，购买外汇储备，用于民生，至少负债期限会变长。中国还处在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将来是有用的，短期可能不挣钱，长期还是可以盈利的。那么，怎样把债务熨平、拉长，顶过这一阵，可能事就好办多了，要避免同步出现问题。”

高盛投行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在2月的“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也曾对本刊在内的记者们表示：“现在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很高，这个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通过资产证券化形式把一些银行资产卖到境外，或许可以帮助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未来的风险。境外对中国资产的投资需求还是非常强劲的。”■

（文 / 陈斯） 信贷风险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