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村庄里的“黑社会”

( 海产品和石材生意是当地人的重要经济来源。图为与龙西村一路之隔的大型石材厂 )

审判

2010年12月27日的一场判决后，龙西村出名了。这是厦门同安区内一个不足2000人的小村庄。即便公路已经修到了村口，从最近的城区同安到这里，即使坐最便利的“摩的”，也需要约20分钟的时间。在厦门市同安区法院的这场判决中，一共有15名村民受审。“龙西村这次所有被判人的刑期加起来有近200年。”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这成为周围村庄津津乐道的话题。

15名被告村民大致可以年龄分为村庄中的两派：年轻派和中年派。前者绝大多数是“80后”和“90后”，后者则以“60后”和“70后”为主。为了争夺村庄工地上的地材供应权，两派人马相互叫阵打斗。争斗从2009年夏天开始逐渐升级，到2010年初达到高峰。双方使用的武器包括水管焊刀、木制锄头柄，还有汽油弹（装满汽油的啤酒瓶）、猎枪、黑色短枪。规模最大的一次，双方对阵人数达好几十人。

因为被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年轻派的作为和命运更为引人关注。厦门市同安区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称：“2008年底以来，为控制同安区洪塘镇龙西村一带工地地材供应，被告人纪志恭先后笼络被告人纪水限、纪勤力等人……形成人数较多，结构、层次较为明晰，分工明确的较稳定的犯罪组织，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在洪塘镇龙西片区阻挠工地施工，强行提供地材，牟取经济利益。”

这可能是年龄最小的“黑社会”。除了纪勤力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其他都是“80”后，甚至还有3名是“90”后，最小的案犯在受审时刚刚成年。这也可能是规模最集中的“黑社会”。涉黑团伙的9名核心成员，都是龙西村一群初中毕业、赋闲在家的年轻人。在这个偏僻的福建村落中，宗族血亲仍然是这个村子最重要的人际枢纽。全村1700余人，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存在或远或疏的亲戚关系。逢年过节，村民们按照不同的谱系，分别前往村里5家祖屋祭祖。一位进入庭审现场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一审的旁听席1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全是村里涉案家庭的家属。

( 纪家一家人直到一审判决书拿到手都不敢相信会是这样的结果 )

他们控制的“地盘”，也还仅限于在自己村的土地上。自2006年，厦门市政府开始进行环东海域工业区开发。这一工业区规划陆域占地11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1平方公里，龙西村的1000多亩农地都被征用，为工地上的在建项目提供地材成为村庄失地后的一种谋生方式。但这并不是个机会均等的开放市场——获得工程的人脉、垫资地材的资金，还有摆平工地争端，维护正常施工的人手实力，都在增加着这个市场的准入门槛。在纪志恭和年轻的同伴们进入这一领域前，地材生意被村子里更具备传统权势的“中年派”分割。按照村主任纪奖励的说法，龙西村工地上的地材供应分为两类，一是沙石，一是土方。到纪志恭入狱前，“也就做三四个沙石生意，占整个龙溪村沙石的20%～30%。如果加上土方，他的作业面积就更小了”。

斗殴

( 一下子失去三个孙子（纪志恭、纪勤力、纪水限），80多岁的老奶奶悲痛不已 )

受审的导火索是由一系列群体斗殴引起的。让当地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2010年1月23日。

这天是龙西村村民纪聪立家迎父母神位的日子。中午纪聪立在家里大摆酒席。纪炳权，纪省福等人同坐一桌。他们算是村里有权势的中年人，年龄大多在35～50岁。纪炳权是村支书，同安区人大代表，还是唯一的村集体公司——龙西置业有限公司的直接管理者。

( 5年时间，龙西村民几乎失去了全部土地，其上盖起了工厂和住宅小区。 )

酒席吃了一半，这个酒桌上其他做工程的人，都分别接到了村里一群年轻人的电话。直接邀约对阵，以决定工地的地材供应权。

在这些“当权”的中年人看来，年轻人的行为是对经济利益和个人权威的双重冒犯。因此，1月23日中午，长辈“同行”们往村口的龙西天桥进发，拿了一个装啤酒的纸箱，里面装着近10个“汽油弹”。走到村口小学，开来一辆装载机，把汽油弹搬上装载机。

( 图为龙西村仅存的耕地没地可种又不愿意打工，一些年轻人宁愿天天混在龙西村街头 )

当这些中年人召集人手和武器赶往天桥时，这帮年轻人已经提着水管焊刀、木制锄头柄，站在桥头的另一端。他们要争夺的是桥边的一堆土方。龙西天桥下并行着福厦高速铁路和一条高速公路。两条高速路建成后，在中间留下一块长约百米、宽不到50米的土区。自从工地开发后，回填工地成为一项生财之道，所有的土地边角余料都成为可争夺的物资。据龙西村一位曾参与部分工程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泥土如果从外面市场上买进来，在需求量高峰期，一车土方可以卖到150～160元。红土的价值更高。龙西天桥下夹角区域就是红土。

龙西天桥一战似乎不可避免。据说“中年帮”曾在村内放话，说如果打输了，自己就搬出龙窟西。而在这些年轻人看来，龙西天桥的土方争夺也是孤注一掷的血战。“如果天桥土方被他们抢去了，说明我们的势力不如他们，以后也别想再做工地，天桥的土方虽然没有什么，但我们一定要抢夺，就算打到死人也要抢。不然以后我们也无法拿下地材的供应权了。”年轻人纪松鹤在口供中对警方说。

( 纪水限的母亲看着儿子从看守所寄来的信忍不住落泪 )

年轻人

在绝大部分对阵里，被定为“黑社会头目”的纪志恭都没有露面。和村庄里的其他年轻人比，他显得有些特别，不抽烟，不爱喝酒，也不喜欢赌博。身高近1.8米，即使是参与拘捕他的警察也对本刊记者强调他“长得很帅”。他算是村里年轻人中出外闯荡最早，也走得最远的人。他的父亲告诉本刊记者，纪志恭初中毕业后在本地当了一段时间工人，做香案的油漆工。19岁决定要出门闯荡，一个人去到厦门，进了一家工艺品公司，一个月后就被老板派去太原进货。“太原相距千里，而纪志恭此前根本没出过远门，就被派去进大批量的货。后来他也去过香港。”22岁时，纪志恭回到同安区开一个礼品加工厂。在乡村年轻人中，这个年纪就敢独立做企业的人并不多。但除了勇气外，纪志恭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经营才能。礼品加工厂约在一年多后倒闭。他后来又开了餐厅，和人合股做印刷、保健品，2004年又搞水泥店，但结果都是亏损。直到2006年回到村里做地材生意之前，纪志恭在外面闯荡的经历应该都不算成功。他的嫂子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回村重新创业，纪志恭曾经到同安向她借了2万元做启动资金。纪志恭也在对警方的供述中称：“我其实也不想从事地材行业，只是因为那时我经营的外贸公司和其他几个实业都亏损了，迫不得已才回龙西。”

相比纪志恭，“团伙”里其他年轻人在村庄外的经历和收获就更不值一提。他们闯荡过的地域几乎都没有离开厦门，大部分人还局限在同安区。直到2009年夏天之前，这些年轻人都陆续回到村庄。在外的淘金之旅都没什么结果，但他们回到的村庄也充满着危机。

失地村庄：平静的绝望

2006年，厦门市政府开始开发环东海域。仅龙西村所属的洪塘镇片区，就有8000亩土地被纳入开发范围，主要有3个毗邻的村子因此失去了绝大部分土地：龙西、龙东和石浔。按照政府的规划，这片区域的主要物业有翔安火炬园延伸而来的一部分工业区，还有用于村民未来生活保障的出租房，简称为“金包银”工程。最大面积的是刚刚开工的中洲滨海城。这是一个高档观海社区，工地外的广告纸牌上写着：150万平方米，社区规模相当于一个鼓浪屿。

2011年4月5日，失去土地后的村庄很安静，楼房林立但行人稀少，石浔村村主任陈福寿和几位村民在门窗紧闭的家中喝茶。自从失去了大部分的土地和所有虾池后，白天喝茶聚会就成为村里的成年人越来越多的聚集方式。村主任陈福寿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毗邻大海，石浔村曾经有近千亩土地属于海边滩涂，因此海水可以自由进退，村民们只需用网将土地围起来，就成为每年收获颇丰的虾池。陈福寿曾是村子最大的养殖户，拥有面积约100亩的虾池，年收入可以有30万元。在征地前，虾池最多的石浔村是洪塘片区最富裕的村落，一个明证是，“龙西村的村主任曾经是为我家打工的”。一位石浔村的养虾池大户告诉本刊记者。但现在村庄的稳定性已经发生动摇。“2007年发放征地赔偿款时，政府规定只发放70%，剩下的转为村集体资产，作为村民未来生活的保障。但到2009年，村民们要求把剩余的征地赔偿款都分完，不然就不进行选举。”

而另一个相邻村庄龙东村在环东海域开发的过程中失去了1700亩土地，约占全村土地总量的5/6。村民们也要求将土地赔偿款全部分完，人均获得了4.95万元后，村庄至今还没有找到未来长久的生计。村主任纪在望觉得失地后“最致命的”，是村里老人的养老问题。他们失去了传统的生计来源，但又无法进入外部世界。

两个相邻村庄主任的担忧，在龙西村同时存在着。2006年，龙西村被征地1000多亩，全村现剩余210亩种植蔬菜水稻的农田，人均仅约0.12亩。而且相比其他两个村庄，龙西村本来就是个危险指数更高的村庄。因为既不邻近城市，也不毗邻大海，龙西村传统的生计来源以种地为主，倚靠人均1亩多的土地，征地前也仅能维持温饱，缺乏石浔村丰厚的物质基础。体现在受教育水准上，石浔村的年轻人几乎都上高中，虽然大学的升学率也不高，但不少家庭都自费让孩子读完大专。但在龙西村，初中毕业后能继续升学的仅占一半。村子里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更低，因此村庄维持稳定的抗风险能力更弱小。而环东海域洪塘片区的开发从龙西村的土地上开始，这个村庄要更早面临着经济利益的争夺。

做工程的空间和规则

龙西村内绝大部分宅基地上的建筑，都已经由传统的平房变成了3层，甚至5层的楼房。但大部分楼房仍处于“在建”状态——外墙和内墙都是红砖，甚至连水泥都没有敷上，没有楼梯扶手，地面和天花板都是裸露的水泥板。实际上，这些半成品状的楼房在2008年就已建成。2007年征地赔偿款下发后，除了村庄里盛行的赌博、买六合彩、喝酒之外，修建新房是最主流、也最有远见的使用法。村民们一个乐观的想象是工业园区建成后，企业进驻会带来大批工人，出租房屋将取代土地种植，成为新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大部分村民在建筑主体上就花光了所有的赔偿款，只能草草装上铝合金门窗，就在毛坯形态的新房内住下来。

这些毛坯房就是纪志恭回村创业的起点。2006年，征地后，临海的大片农地被平整待建，出现了一些暂时无主的荒地。纪志恭约上初中同学纪凯旋，在临海的荒地上开了一个沙场，一开始的主要客源就是龙西和邻近几个村的新房建设。

为了拓展生意，他们还在镇上市场设了一个经销点，堆放一点沙子作为样品。市场就在洪塘派出所边，旁边是一群外地人开的水果摊。买卖的果皮经常随手扔进他们的沙子里，他们去叫别乱扔果皮，不然沙子不好卖，结果被外地人拿着刀在市场里追。“一位亲见此事的村民有些纳闷地对本刊记者说：“一般说‘黑社会’是打别人吧，怎么会是被人打呢？”

虽然创业之路有些艰难，但纪凯旋告诉本刊记者，沙场还是赚钱的，尤其2008年是沙场经营的高峰期。沙场也是纪志恭参与地材供应的开端，工作的内容主要是物流，而赚取的利润也仅是一点差价。随着此后工业园区的进驻，地材供应的业务范围有所扩大，但村民们能参与的链条环节和利润空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目前在洪塘片区，土地价值的传递至少包括了4个环节：第一环节的参与方是政府。“他们5万元左右1亩的价格征用了我们的地，然后以200万元1亩卖给开发商。中洲滨海城就主要占用我们村的土地，据说开发商金帝集团用40亿元买下了这块地。”石浔村的村民如此向本刊记者计算这一环节的土地增值。征用后的土地建设，则由有实力，或者有官方背景的大公司在厦门市进行招投标。比如参与了洪塘片区工地建设的企业有中交集团厦门三航公司和中铁集团下的项目部，这些公司再将项目转包给更小的施工队。纪志恭与纪添寿他们争夺的天桥土方，只是工地建设最末梢的部分——向这些施工队提供地材。通过纪添寿与施工方签订的有关龙西天桥土方的合同，可以大致了解村民们分享土地开发价值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本刊记者看到，作为乙方的村民，主要负责以15立方米容量的卡车向工地运输土方，1公里范围内人民币为40元，每增加1公里运费增加人民币10元。当甲方需要海沙和混合碎石时，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价格为海沙30元/立方米，混合碎石45元/立方米，土方12元/立方米。“沙石1立方米的毛利也就2元到5元。判决书里讲到纪志恭后来做的洪塘围墙工程，地材总价54万多元，扣掉运费，也就能挣个十万八万。”村主任纪奖励说。

合同的最后一条是：如果有当地人员闹事、敲诈等阻碍施工，乙方必须负责出面解决好。这是当地做工地最重要的规则。在这片新开发区，虽然土地被彻底地廉价征用，但村民们与自己传统生活资源的心理联系并没有被割断。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分享土地的地租。在当地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哪个村的土地上开发，这个村的村民就有提供地材的优先权。但如何在村庄内分配这种优先权，并没有也很难达成一套规则。是否有实力争夺工地和保卫工地，成为当地村民能否获得地材生意最重要的标准。

“黑社会”之路

与同村的其他年轻人相比，纪志恭应该是更早了解到这个规则的。据一位同安警察向本刊记者转述从专案组听到的信息，他在刚回村不久，就曾经单枪匹马挑衅过一帮也在附近区域抢夺工程的河南人。“他打电话约这帮河南人对阵，等这些河南人聚集人马到了约定的地点，发现没人，再给他打电话，他却在家里睡觉，根本没去。”这位警察认为，纪志恭这样做的原因是“当时还不具备争夺工地的实力，但是想靠这样的挑衅打出一点名声”。

2009年，纪志恭的沙场所在的区域开建城市绿化带。荒地被填高，并做了斜切坡，比海平面高出好几米。高度落差让从海路运来的沙子无法再卸到岸上。“除非有抽沙机，沙场还可以维持运营。但我们是小本经营，抽沙机成本太高，我们想都没那么想。”纪凯旋对本刊记者说。沙场就此停业，但纪志恭从2008年开始，主要精力就已经放到了村子工地的开发上。

32层大楼工地是他进军地材市场上的标志性工程。这栋建筑是目前在龙西村的工地上唯一的一栋高层建筑，也是纪志恭做的第三个工程。按照纪志恭的供述，前两笔生意都是自己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单枪匹马和施工老板谈下来的，并倚靠和这两位老板不错的合作关系，被推荐成为32层高楼的地材供应商。

“这个工地老板是王总，福清人。时间是2008年底。”纪志恭对警方回忆，“和王总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发现他做人太差，没什么原则。我对建筑也懂一些，自己也承包过一些建筑工程，所以我想这么高的建筑肯定要用河沙比较多才对，没想到他还是全用海沙。”据纪凯旋告诉本刊记者，与海沙相比，河沙价格更高，利润也高。“买进的时候，海沙15元/立方米，河沙40元/立方米。卖的时候，海沙28～32元/立方米，河沙68元/立方米，所以海沙的利润只有15～17元/立方米，河沙28元/立方米。”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提到32层大楼工程的人，都认为纪志恭在这个200万元的项目中赚到了钱，尝到了地材供应的甜头。但因为与王总的交恶，靠老板推荐的口碑之路就此断绝。他要想在这片区域继续有所作为，就必须寻找新的获得工程的路径。

从2009年初开始，纪志恭与这些年轻人走到了一起。这看起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堂弟家在拆迁，借住在纪志恭家中。而他那些赋闲在家的同学，也经常到这里来喝茶，练举重。如果要总结这个夏天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争夺工地和保护自己的工地。按照年轻人纪松鹤的口供：“抢做工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工地还没有签下合同，就组织人手到工地，让施工方知道谁的势力大，势力大的一方签合同。另一种是已经签了合同的，叫人去叫工人停工，留下电话号码，让对方和我们联系，有条件的就争过来做。”

在警方的起诉书中，这些行为被认为是“黑社会”组织成型的标志：有固定成员，有明确分工，涉及经济利益，而且称霸一方。

成功者的路径

环东海域建设所涉及的区域被同安警界称为新开发区。相比成熟的城区，新开发区是案件多发带。以龙西村所在的洪塘片区为例，“从2009年7月至今，案件量翻了一番”。一位当地警察告诉本刊记者，“但洪塘派出所一共只有12个民警，管辖范围是16个自然村和新开发区的8000亩地”。仅以这点人力维持辖区安定显然不现实，这位警察说，村集体是协助维持村庄治安的重要基层工具。从这个角度看，龙西村的治安约束力也是最低的。因为“这个村的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在洪塘片区算是最多的”。一位当地警察告诉本刊记者，这次与纪志恭因为争抢工地而站在对立面的“中年帮”，年轻时也都是争强斗狠之人，都曾因争夺石矿或是工地，以“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罪名入狱。甚至村支书纪炳权也曾在1983年“严打”的时候入狱7年。

年近50岁的纪炳权算是村子里最有权势的人。据说他在村外有石矿，城里有房产，还刚把村里宅基地上的楼房重新内外装修了一遍。在院子临村路的两个角落，还装上了6个摄像头。他在当地的声名主要来自两件事。一是村路建设。这是政府工程，也算是一项政治任务。按照标准，村路建设要将村庄道路拓宽为5～7米，而且要形成大致横平竖直的规整路网。这涉及很多村民旧居的拆迁问题。“纪炳权自己构想了大致的路网，然后拿去请规划院按他的思路设计。对方问他能按这个思路修起来吗。纪炳权说，给他半年时间。”龙东村村主任纪在望对本刊记者说。在龙西村的村路的拆迁和修建过程中，纪炳权也留了不少恶名，比如对不愿拆迁的村民威胁说“把你也埋进去”。但铁腕的结果是，“整个洪塘片区16个自然村，龙西村的村路是修得最好的。机动车能通到每家每户的门口”。纪在望对本刊记者说。

纪炳权能力的第二次体现是在征地拆迁的时候，政府规定只发放70%的赔偿款，但洪塘片区的3个村里，只有龙西村才真正做到了。龙西村民每人收到的赔偿款是3万多元，剩下的一部分，以5000元一股的方式，成为村集体公司——龙西置业公司的一部分资本金。在纪在望看来，这也体现了纪炳权的铁腕和远见。“在和外面开发企业或者和政府部门谈判时候，以村集体公司的名义，肯定更容易获得工程。”

一位龙西村民告诉本刊记者：“纪炳权在成立公司时给我们承诺，半年每股可以分红5000块，至今几年过去了，才分红3次，每股一共只分了5560块。”村民们相信，纪炳权利用龙西置业公司的名义承包工程，然后再分配给自己的朋友和亲戚，自己也从中获利。虽然失去了村庄的信任，但一位当地警察告诉本刊记者，纪炳权在落实上级政策过程中表现出的执行力，仍然为他在同安政界获得很多好评，也成为村庄里年轻人的标杆。

在2009年下半年，龙西村呈现出两个自相矛盾的面貌：警方因为龙西村工地上频繁出现的争斗和滋扰事件，已经成立了专案组。但同时，因为官方对纪炳权的良好印象和个人能力的信任，龙西村在2009年10月获得了治安模范村的称号。“整个片区16个自然村，只有3个村获得这个称号。”村主任纪奖励说。

但实际上，村庄对这些年轻人的欲望和行为的约束力已经全然崩溃，只剩下村庄老一辈“成功者”的路径指引。纪水限在口供中说：“在我们这一辈，我们这些人没有文化，没有技术，而环东海域开发这种事情，我们一辈子也只能碰上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我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在我们村子里正正规规地来，我们哪里做得过纪炳权他们。而且工地就那么多，大家都来做，我们又能赚到多少钱呢？所以要翻身，就一定得把纪炳权他们打下去，让别人不敢和我们抢工地。”

“我没有犯罪”

沿着龙西村的工地走一圈，会发现这帮年轻人的“地盘”其实还局限于龙西村界一隅。按照纪志恭的供述：“火炬园中总共好像七八个标，其中两个标是我在做，纪省福和纪添寿也有做到其中几个标的地材。纪炳权主要在做滨海大道和我们村路的地材供应。”但因这一点点地盘的扩张引发的无数次打斗、口角，却让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已经占了上风。

1月23日这天的斗殴看起来也是这样。虽然警察在双方会面前就赶到了现场，但仅仅是阻止了双方的近身打斗。战斗在桥上相距约十来米的距离进行，中年派也并没有占到上风，其他人跟在装载机后面扔石头。纪添寿和纪省福站在装载机上，用打火机点燃汽油弹后扔向对方，却不小心引火烧身，并点燃了装载机的车头。中年派不得不慌忙下车灭火。直到派出所民警鸣枪，才终结了这个荒诞的打斗场面。

最让这些年轻人产生胜利幻觉的是2009年和村支书纪炳权的一场冲突。虽然纪炳权先带人打到纪志恭家，并导致纪志恭奶奶下跪求情。但很快，纪炳权就带着茶叶去纪志恭家赔罪，甚至给纪志恭奶奶下跪。在这些年轻人看来，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

而纪志恭的想法和他的同伴们并不一样。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未来全部维系在这片村庄的工地上。与他关系比较亲近的堂妹纪丽娜告诉本刊记者：“他知道村里的土地有限，希望以后去做贸易，也想跑运输，并让我帮忙打听行情。”

纪志恭的房间里，床头凌乱堆放着几本书，据说《毛泽东传》是他最近才开始看的书籍，还有《商界》、《麦肯锡的企业经营战略》以及《经商中的人际关系》等。他喜欢看碟，尤其是关于商战的。“他看过一套古装的商人戏，讲卖盐的人，如何成就大业，还买了一套送给我。”纪丽娜对本刊记者说。他行走在一条规则紊乱的路上。对于这个初中就辍学，单枪匹马靠实战在摸索生存之道的乡村年轻人来说，他搞不清楚乡村规则和法律界限的区别。他拒绝在自己的部分口供上签字，因为觉得“我没有犯罪”。■

（文 / 陈晓） 村庄规划村庄失地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