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板”的电影人生

作者:李东然

“徐老板”的电影人生0( 2010年11月20日,徐立功获得第47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

推手

可能对于绝大多数的电影观众而言,这一切是让人费解存疑至今的。比如,徐立功之前的那三届金马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分别是杨德昌、常枫、明骥,无不是名号响当当的电影人,而如今这个年过六旬、面黑身壮的男子走上台去,慢言细语,毫无导演的作风,又把妻儿时刻挂在嘴边,亦了无资深职业演员的心机,身份着实可疑。

但是在所谓的圈内,无论台湾还是大陆,人人对徐立功都有一声敬意由衷的“徐老板”,而他自己却这么告诉本刊:“在台湾电影界也没有这个习惯,更没什么王老板李老板,为何偏我徐老板一个,我常常也在问自己,觉得自己剧作家出身啊,从小就喜欢写来写去,爱电影才扑在这一行。当演员吧,人肥不漂亮,做导演,却在辅仁念了个哲学硕士,错过了导演专业的训练,小试身手,也自愧不如,即便如此,老板和我当初的心意差得太远啊。后来我安慰自己,名头只是个符号,大家说我做老板能做出名声,恰恰因为我不老板呢。”

投身电影界之前,徐立功本来是在做一个科长,任职于“行政院新闻局广电处”。楼上“电影处”有个检查电影的房间,他一有空就上楼和人家一起检查电影,话还很多,这戏该这样剪,那戏的精神该这般表达,全“电影处”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很啰嗦,时不时来干预他们的工作。后来“电影处”要成立个电影资料馆,索性就把他暂调去帮忙,谁知道徐立功在电影资料馆一待就是9年。本来的清闲官差,给他经营得风生水起,办起金马奖国际影展,把当时大家看不到的欧美电影,通过电影资料馆影展的方式引进台湾,又把电影学者、专家、导演、编剧、明星齐聚一堂,周周都是高朋满座,好不热闹。

真正施展开对台湾电影的“推手”之力,要从被(台湾)“中央电影公司”“挖角”以后算起,而起头的影片恰就是《推手》。早在主持资料馆工作期间,徐立功就知道有个叫李安的年轻人在纽约大学读电影,因为那时李安常拍些短片寄回资料馆,又什么片子可以放映,什么片子只是拿来请教,很有自己的原则,因此徐立功对他留下几分赏识。后来,李安的两个剧本寄回了台北参加剧本征选,结果都得了奖,《推手》是首奖,《喜宴》是优良剧本奖,当时的李安已经足足6年没有任何工作机会,直到台湾给李安支付了回台领奖的机票,才谋得个和徐立功见面的机会。

“徐老板”的电影人生1( 徐立功与电影《夜奔》演员合影 )

徐立功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的点点滴滴。“我和往常一样正在办公室里上班,突然有人敲门,开门看是李安,很害羞,站在门口不肯进来,招呼了几回才进门。他脸上是非常腼腆的笑容,身上是最普通的牛仔裤和棉T恤,虽是说不上破烂,但也磨得差不多。我们坐在那里聊起来就一两个钟头过去,那感觉很特别,虽然第一面相见,却毫无陌生的感觉,我当时的职位刚刚升为‘中影’的副总经理,主管的也就是制片部门,所以头一面就说,你来做导演,我们拍《推手》!”

倒是把李安吓了一跳,怯怯问,能有人看么?徐立功只顾着为这一见如故高兴,只顾着玩笑。“又不是‘二百五’,自然要拍第一名的片子!我给你1200万元的台币,看看能不能拍得成。”

“徐老板”的电影人生2( 电影《喜宴》剧照 )

实际上,这话本全出自徐立功心里对《推手》的那一番喜爱。“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性,比如片子里郎雄和王莱的黄昏之恋,我觉得那种爱是不可以用任何语言来形容的。确实也有别的制片经理跟我讲,拜托,现在很多年轻人谈情说爱上床都没人要看的,你还去拍老头子和老太婆的恋爱?我总会很认真地和他们解释,那情感倒有一种微妙的韵味。拍得露骨的片子常常只是图一时之快,我看中的反而是人与人之间最细最微妙的一瞬间的感觉。”

而那个时期的李安,用李安日后回忆录中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心碎无数,若有日本丈夫的气节,早该切腹”。但让徐立功吃惊的是,自己的激情澎湃竟只换来这样的答复:“请给我3天时间考虑看看。”

徐立功一方面感慨面前这个羞涩困顿的年轻人,胸中竟这般沉着大气,一方面很快懊恼于自己的冒失,身在言必称全台最大的制片公司,如此轻易定下一个导演,既不规范,也是对其余同事的失礼。

事实上,决定拍《推手》的过程真是一波三折,不仅有来自外界的怀疑,徐立功自己的决心也同样是起起伏伏。先是自感一腔热情被泼进冷水,又很快得知李安其实早与别家也商谈过合作的意向,却在自己面前只字未提,当时也年轻气盛的徐立功就多少积了些怨气在心上。谁知李安再次拜访,只用一句“电影我只和您合作,因为我觉得您对我的剧本是了解的”,前嫌往事一笔勾销,徐立功甚至二话没说就答应亲自去做电影的制片人,以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顺利准时到位,尽可能为《推手》创造拍摄条件。

电影拍在美国,徐立功却全程忙在台湾。选演员,郎雄、王莱都是徐立功奔走找来,拍摄期间,笔笔资金都没丝毫怠慢,直到成片出来,他才登上赴美的飞机。3个小时的胶片还未精剪,已经叫徐立功看得津津有味,心情大好到李安家里吃饭,却发觉连个桌子也没有,竟要端着碟子坐在沙发上用餐。

“我很奇怪,玩笑他,美国吃饭都不用桌子吗?一张桌子要多少钱?李安不说话,就笑笑。后来别人告诉我,李安把桌子借给片场了。因为有砸破桌子的戏,导演觉得还是砸自己家的比较省。后来一起剪片,我看片子里的小朋友好熟悉,别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就是李安的儿子啊,也没有片酬的,导演是连骗再吓把石头(李安儿子的乳名)弄去的。这些看得我很不安,所以我跟李安讲,根据公司的规定,1200万元新台币的投资上下限有6%浮动,所以还可追加给你60万元新台币,去补不足。但他又怯怯说,可还是差了100万元。第二天我就回台去争取这100万元了,路上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好的导演,这么辛苦拍的片子,如果投资者都不能够受到感动,那我们还哪有做人的资格。”

不是伯乐是朋友

后来李安用1360万元新台币完成了他的《推手》,不仅让台湾观众眼前一亮,并且影片在海外也载誉归来。正如李安在自己的《十年电影梦》里也一遍遍诉说的那样,又被徐老板催促着,才从《喜宴》一直拍到《卧虎藏龙》。在他的电影生涯里,除却《色·戒》,每部华语电影背后都有徐立功的支持。而事实上,李安只是徐立功扶持起的那一批“新秀导演”中的一位,几乎同时,借力徐立功“推手”而初涉影坛的还有蔡明亮,他的《青少年哪吒》也有相当不凡的反响,另外也有万仁拍了电影《胭脂》,柯一正拍了《娃娃》。十几年过去,部部都是台湾影史上的经典佳作。

因此徐立功又落了“伯乐”的美名,他却否认自己有怎样独好的艺术眼光,自己所做的,只不过就是用心去了解别人,他说自己不是伯乐,是朋友。“比如我当时看好蔡明亮这个年轻人,因为我在资料馆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很认真的年轻人,整日泡在资料馆里看特吕弗,看安东尼奥尼。拍给我们的短片里,也已经可以看得到很实验前卫的思考,难得的是他认认真真去钻研那些别人听听都会觉得闷的问题,比如安东尼奥尼电影对现代人性中疏离的表达,句句都不是泛泛而谈。我就很喜欢和他聊天,虽然相比李安的谦逊有礼,蔡明亮是另一个极端,不爱理人,甚至有些孤芳自赏,但是实际上因为他很脆弱,也非常善良,你找不出比蔡明亮更像艺术工作者的人。可能你随便一句话,他会突然‘哇’一声,受了伤害,你可以完全体会到他的善良;也不会隐瞒,比如面上对你微笑,心里对你记恨得要死,他完全做不到,一点都不虚伪,非常真。”

所以徐立功觉得,与蔡明亮合作就不能像对待李安那样,处处逼迫催促着他前进,而是把尊重放在第一位。“我觉得我不能说他,比如蔡明亮拍片,演员只有李康生,我总想跟他讲李康生不错,拍特吕弗那个路子的时候,李康生是OK的,但李康生毕竟有他先天的限制。他不是个长得非常时髦的人,让李康生做出像梁朝伟的样子,是怎么努力都克服不了的。但后来我又看到李康生为了蔡明亮拍片把房子卖掉也就无话可说,原来自己算计的那一面,在很多时候渺小可笑。”

因此,蔡明亮也唯独爱和徐立功敞开心扉。“老板,我不在乎我的电影有多少人会看,我觉得我要累积,今年我累积100个人,明年我有200个观众。”但徐立功听了心里不是滋味:“我真恨不得跟他讲,你有没有想过今年100人,明年变50人,人有多么容易被淘汰在历史之外啊,但话终于没有出口。其实蔡明亮也常有突发奇想的做法,有他的生活乐趣,比如说去卖茶叶、开茶馆,他和李康生以及一个叫陆筱琳的女演员也是由着拍戏的机缘做了个茶馆。如今每次来大陆这边,我都会把李康生、蔡明亮、陆筱琳三个人的茶叶当做礼物,也算帮着推销。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同,但我觉得他们都是最真的朋友,不管他们怎么选择自己的道路,我都希望他们能好好的。”

既有“朋友”二字在先,虽然身为“老板”,日日和资金、商业搏斗,但徐立功往往比导演自己还谨慎地保护他们的艺术生涯。当年李安拍《喜宴》,中间有一条金素梅露了两点的镜头,拍得很不易,效果也不错,但是临成片,李安却想干脆剪去算了,说自己很怕,一方面是当局的审查,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因此给电影带来很过当的炒作和轻浮的判断。但是徐立功却这样告诉李安:“你第一次让人家脱了,第二次又把人家剪掉,这样子是不好的,拍了就不要剪,新闻要剪让他们剪,那是法令,你剪就是对工作者不尊敬。”

而李安真的就把徐立功这一番话听进去,把镜头留下来,原因就要归结于完完全全的信任,显然,徐立功从来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我就答应不会把金素梅露两点当做宣传,甚至因此绝不会让剧照片之类的流出去。那年《喜宴》入围柏林电影节,台湾影片能够去参加柏林电影节,这是第一部,显然是大新闻,所有的媒体记者都要到柏林去,但片子迟迟也没给他们看。直到出发前一天,我们打电话给每个媒体记者说,你们明天下午就要走了,我们早上给你们安排看片,但是我要大家看完片子,在台湾不能发稿,一定要到柏林以后才能发稿,还签了协议。所以看了之后他们很着急,这么重要的消息都不能写,所以真的是一直到柏林之后,这消息才回来。”

这些年,徐立功的电影事业也逐渐延展到了大陆——《橘子红了》、《人间四月》,虽然还是从电视剧开始试水,渐渐过渡到电影上来,但在他看来,多元地域性之间的取长补短,恰是华语电影最大的优势所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美丽的山川场景,经济实力又那么雄厚,香港是最接近好莱坞的,电影的专业性在三个地区中最强,台湾的创作者因为在艰苦的环境中搞创作,所以磨炼出来都很会用自己的智慧去克服财力上的不足。制片做到了这把年纪,我才明白术业有专攻,倒更自信满满,觉得自己是个好的制片人。如今我给自己的新题目就是怎么用这三个地区的长处结合,让华语电影成为欧美电影以外的半边天。”

而“有容乃大”4个字,不仅是徐立功对于整个华语电影未来的期待,也是他个人坚定的人生信条。“我学好多年西哲,反而越来越依赖最基本的中国智慧,比方说小时候记过一句‘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如今才慢慢在现实生活里体会出味道。比如李安誉满天下,很多人问我,会不会觉得不平衡,想没想过从李安身上讨回付给他的东西。但真心的,从没有。并不是我大方,因为它已经慢慢在回来。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回馈给我很多东西,包括智慧,也有金钱,相比付出,李安给我的更多,我得到的更多,他们丰富完整了我的人生梦想,因此我心里满满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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